小镇的清晨来得格外早，晓阳才刚刚爬上房头，汽车声和人声便将整个镇街唤醒。集贸市场天一亮即开张，各种店铺也在晨曦之中开门营业，以适应乡下人早起的习惯，养足了精神的狗子在街市当中来回地追逐蹦蹿。一切都显得那样闹腾与活气。
7点钟还不到，一些政府干部就已经早早地坐在街沿的小凳上消受着春日的阳光，他们起得早，也来得早，不改乡下人早睡早起的习惯。从早饭之后到8点半上班签到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们就坐在镇政府大院的门口外，打量着这喧腾的街市，将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悠然自得地融入其中。
也是应该好好地放松一下了，连续一个月的辛苦终于换来了税费改革迎检中的优异成绩，小镇以高分过关。对于这一次迎检的质量，上级政府给予小镇“完美”和“无懈可击”的评价，这还不值得让干部们陶醉在融融的朝阳之中吗？（参见附录1：13）
一切又都恢复了迎接检查之前惯常的工作节奏，经历了“中心工作”之后的乡镇又依循着它固有的惯性运行。
然而，严格的税改政策也确立起新的规则，“三提五统”被取消，农民负担不得反弹，涉农部门不得再擅自收费，这一切都不能不给乡镇的运转提出新的问题，农业和农民将不再是乡镇的钱袋子，乡镇的发展依靠什么？而像小镇这样的城郊镇，“农民财政”的萎缩对它又意味着什么？[1]
现在的小镇是在2001年的合乡并镇之后由原来的2个乡镇合并而成的。合并之后的小镇版图面积为224.41平方公里，人口近5万，其中，城镇人口近7000，农村人口近4万，分别为2个社区居委会和29个行政村所管辖。小镇是H市传统的农业和水产业大镇，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小麦、油菜、花生和黄豆等，其中尤以黄豆的品质优良而闻名。水产品则有各种鱼类和虾蟹，著名的团头鲂（武昌鱼）的正宗产地即在此。然而，由于近些年来农副产品连续价格低迷，传统农业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土地的大量抛荒。据统计，2002年小镇的计税面积为81339亩，但在这一次的税改迎检中，为政府所认可的抛荒和税赋悬空面积就达8429亩，占了计税面积的十分之一。在一些远离城镇中心的沿湖村庄，人们几乎是一家一家地迁出，只留下了空破的房屋和无人耕作的土地。无人的村庄失去了生机，显现出一片死寂。我每一次和干部们一起面对这些大片荒芜的废弃田地与空落无人的村庄时，他们都要告诉我那句据说是由林书记总结出来的顺口溜：“十里无炊烟，五里无人烟，屙尿不看人。”结果，在全国都是人多地少的总体状况下，小镇却呈现出相对的人少地多。在这里，人均耕地二三亩，一家人拥有一二十亩土地也并不是十分稀罕的事情。在这种背景下，干部们谈农业，往往就是在谈论维持和稳定，是在谈论如何减少因耕地抛荒所造成的税赋悬空，却不是在谈论发展和富民。[2]因此，“农民财政”的萎缩与否只是一个与总体上的农业萎缩和乡镇财政任务完成困难相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关小镇发展的根本问题。
发展和富民还得从小镇毗邻H市城区、拥有丰富的湖泊资源这一地理优势着眼。小镇位于大江区城区中心的东部，镇街距城区仅仅八九分钟的车程，镇的东部紧邻省级高速公路，南部与著名的楚湖相连，西部邻近京广铁路线和107国道，而京珠、沪蓉高速公路以及H市的南环公路则纵贯镇的东西，镇的北面临潭湖，与H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接壤。可以说，交通便捷、信息灵通、地处城郊和湖泊资源丰富是小镇区位上最具独特优势之处。随着大江区城中心周边毗邻H市更近的一些地区的先期开发，小镇的东部和北部近城区以及南部的沿湖地带便成为H市进一步扩张所必然要涉及的地带，一些工业、房地产和旅游开发商都先后将目光瞄准这里。小镇这一H市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镇，成为大江区下一步城镇建设与开发的重点地区。
林靖南正是在小镇的农业持续走低和工商业开发即将启动前夕的1999年年底走马上任，担任小镇党委书记的。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到小镇任职，既让这位文人书记面临个人所难以克服的困难，又给他施展才华、一试身手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舞台。林究竟能得到什么，他的仕途是暗淡、模糊和不可捉摸，还是中年得志，一片辉煌，如所有站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期望的那样不断进步，很大程度上就看他如何琢磨、选择和定夺当下小镇形势所面临的这些利弊得失了。林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这块土地，但他同时也已经在地方社会的政治舞台上磨砺了10多个年头，职业的经验告诉他，一定意义上，这一抉择不仅关系到小镇的发展，同时也可能影响到他自身的前途。
在我来小镇第二个月的一个晚上，林书记在他的寝室里向我描述了他关于小镇发展的一些想法。
谈话是在林书记首先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中开始的。他说我已经来了一段时间，对情况已有所了解——“如果你是镇党委书记，你应该如何开展工作？”面对林的设问，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如果是我，未必比他干得好。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虽然也读过不少有关乡镇研究的著述，不能说完全不知道乡镇的情况，也颇为认同学界对于目前我国乡镇运行之优劣得失的分析，但是，当我自己亲身面临乡镇运行的实际境况的时候，我还是发现自己对实际情况了解太少，看问题和做决策还真的是两种心态和境况。
林书记说：“组织上委派我来小镇牵头负责，管理人口近5万，版图面积224平方公里，一方面责任重大，另一方面权力也不小。按照老百姓的话来说，我是他们的‘父母官’；以自嘲的话来说，我这个书记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土皇帝’，许多事情可以充分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大胆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站在我这个位置上，一定要有全局观念，要有通盘考虑，而这个全局观念和通盘考虑，我把它概括为稳定、发展和进步。所谓稳定，主要是指要管好老百姓的吃喝拉撒，要抓农业。小镇是农业大镇，不抓农业，何以谈稳定？但是，农业又是弱质产业，抓农业只能保稳定，并不能促发展和带动富裕，而就政府来说，农业税收也早已不是小镇财政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只有引进资本，发展企业才能求得发展，也才能增强政府的财政实力。所谓进步，即社会进步，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镇的管理建设。这就决定了我们工作的思路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加工企业发展为抓手，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二是以盘活现有企业和引进民营企业为抓手，推动工业化进程；三是以加强镇区管理和扩展城镇规模为抓手，推动城镇化建设。这也就是人们目前经常提到的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通过这‘三化’才谈得上现代化。在此思路中，还要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与法制等因素也作统筹考虑，协调发展，力争将小镇建设成为大江区东部的一个明星乡镇。”
不愧是当过区委书记的秘书，林书记三言两语，几句话就把他的总体思路向我勾勒出来，也不愧在政坛上浸淫了多年，但凡涉及工作，即使是在私人之间介绍情况，林书记也仍然习惯用作报告的口气。
“这‘三化’具体到各个环节上又怎样体现呢？”我想听他更加详细的介绍。
林书记说：“在农业方面，这几年我们主要是抓结构调整。‘小镇豆’(1)是我们的特色产品，十分有名，为了重塑‘黄豆之乡’的地位，我们一方面通过干部的引导和带头，发动各村连片种植，面积达到2万亩；另一方面，我们在豆子的深加工方面投入资金和人力，由镇、村联办豆制品加工厂，生产各类豆制品，并对产品进行注册，争取进入H市的超市。”说到这里，林书记还专门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省报，上面刊有两幅介绍“小镇豆”的新闻图片，并配有文字说明。
“我们还在一些村的山林地带种植苗木花卉，满足城市绿化的需要。搞经济林木肯定要比种粮食划算，去年我们就搞了七八千亩。此外，我们还从外地引进种田能手，给予适当的扶持，发展农业种植示范基地。去年，政府就出了7万多块钱，搞引进扶持，通过老板的带动，抓精细农业，老板们建房子的钱都是我们出的。[3]我们还抓水产，这也是我们的特点。这两年，我们主要在水产品的深加工方面做文章，建了一个野生鱼加工基地，政府出钱盖厂房，然后找老板来经营。现在，这个企业做起来了，带动了水产养殖，而对于政府来说，它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60多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还提供了20多万元的税收。”
“总之，在农业方面，就是要引进种田能手；在产业化方面，就是要引进老板。政府的作用就是帮他们搭台，帮他们扫清各种障碍，为他们服务，让他们来唱戏。”
我总觉得林书记所讲的这些话好像在别的什么地方也都听到过。“那么，根据你所讲的，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明目前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呢？”我想证实我的这一想法。
“什么比喻？”林书记反问。
“培育‘地主’，引进‘资本家’？”
林书记微微一惊，似乎觉得这话有些出格，毕竟他不是学术中人，不太习惯以如此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但沉吟片刻，他又说道：“这种比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谓培育‘地主’，就是要鼓励种田能手，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逐步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所谓引进‘资本家’，也就是要引进资本，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总的目标和方向吧。像现在这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是没有前途的，只能混饱肚子，致富是不可能的。”
林书记的观点证实了我刚才的想法，让我感受到这些年来学术思想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天与乡镇干部的接触，也时常使我产生类似的联想。如果说，随着社会大转型的日益加深，当下的中国学界已经不再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从整体上被一种理想的自由主义话语所笼罩，而是被发展和转型中的种种问题撕扯为不同的理论流派的话（如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那么，这些工作在乡镇第一线的政府干部似乎并没有受到这些理论纷争的影响，这些东西离他们还太远，他们所要面临的主要还是如何摆脱现实中的贫困与加快发展的问题。所以，他们似乎是清一色的“自由派”，并且不懈地将他们所信奉的理念付诸实践。尽管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所持观点的理论源流，而是更多地将这些观点归结于上级政策宣传的结果。这种状况是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学术话语日益融合的趋势呢？我想大概是的，而之所以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又确实说明主流学术话语比反思性话语（如果可以这样划分的话）在当前的中国仍然具有更大的实践空间。
“农业结构调整中就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吗？”在稍稍有些走神之后，我又力图重新跟上林书记的谈话思路。
“结构调整是一柄双刃剑，搞好了益农，搞不好就坑农，对于那些明摆着不能搞的事情就要敢于顶。例如，有一年领导要我们种植红苕，给镇里下达的任务是5000亩。我当时就问一亩的产量是多少，上面说是5000斤左右。我说，如果搞5000亩，就是2500万斤，这样大的产量如何加工？他们说区里有一个加工厂，每天能加工8吨。我就算了一笔账，说，光小镇的红苕就得加工一年半以上，全区又怎么办？而红苕的存放期只有几十天，这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呀！结果，对方不吭声了。这就算是顶回去了。后来，谢世德书记说我是对的，他说又要顶，又要说出理由，不能让领导为难，这就是当好下级的艺术。”林书记说到这里，颇有些自得。
“像这种情况每一次都能够顶回去吗？”我率直地问。
“那就不一定了，有时候也顶不住，上面对那些非搞不可的任务，会说你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应付一下。”
“怎么个应付法？”我紧追不舍。
“少种一点儿，多报一点儿嘛，遇到这种情况一点儿不搞也不行。但搞多了就是在折腾农民。农业这一块，在没有更大发展空间的情况下，至少要设法使它稳定，不产生波动。农民不增收可以，但你不能让他们减收，至少要保本。不过，有的时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农民不愿意配合，上面又非要搞，遇到这种情况就只有乡镇吃点亏了，往往是我们自己拿钱出来补贴农民，确保他们在结构调整中只盈不亏。”
“这样搞符合经济规律吗？”
“这是政治，要讲政治规律。”
“…………？”
林书记很快地把话头转到其他方面，他显然并不愿意我在这方面做过多的纠缠。
“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城镇的发展程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镇的城镇人口化程度很低，还不到25％，这就使经济发展受影响，我们想通过改善市镇管理、美化市容来吸引外来人口和农民进镇居住。但目前这样做还要受到制约，因为农民进镇没有事情做，也就稳不下来，只有有了企业，又有就业的机会，才有城镇。近几年，我们引进了一些企业，例如，云宏铁业，有工人近300人，每年上缴的税收是50万元，从发展前景来看，这个企业还有进一步做大的潜力。为了引进企业，我们的招商力度很大，这是我们镇发展的重中之重，由我亲自抓。没有办法，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光靠农业这一块儿富不起来，甚至连政府的运转费都保证不了。例如，今年我们必须向财政上缴390万元农业税，但估计最多只能收到100来万元，一大半要悬空，要靠其他费用来填补，如果不搞招商引资，我们就死了，所以，只有招商。我们首先选择了洲头村，它的地理区位好，临潭湖，经过争取，区里把它列入‘两区五园’开发规划之中。为了吸引客商，镇政府在洲头村先期投入了800万元，修建洲头大桥和环绕洲头半岛的公路，打通连接市里的交通，改善基础设施，这样，就有老板来看地，每天都有两三批。此外，我们又设法改善镇村公路，设法做到村村通水泥路，这样，其他村也有来看地的老板，开发的机会就可能更大。”
林书记所反复强调的招商引资，其实也就是出卖和租赁土地，这是目前城郊镇发展和转型的主要途径。但林书记也坦言，目前这一发展趋势已经受到中央政策的强力阻遏，因为各地势头越来越猛的招商引资已经引起我国农地资源的大量流失，今年（2003年）以来，中央采取了种种措施，严格控制农地资源的非农用开发和利用，这就使得建设和开发性用地的报批越来越困难，而地方上凡是有未批先建的项目一旦被发现，就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对于国家，这一政策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小镇，其刚刚起步的招商引资却因此遭遇严冬。一方面，上面的政策必须执行；另一方面，开发还得加大力度，老板来看地，还得照样谈，而且还想要谈成。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如何去适应和驾驭这一新的形势，对于小镇的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我们的努力已经见到了成效。”林书记开始掰着手指头列举他到小镇之后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从经济上看，过去小镇在区里处于中下游，但这些年我们的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我们的可用财力去年是300万元，今年达到500万元，农业与工商税收之比，前年是6∶4，去年是5∶5，今年是4∶6，显然，工商业已经超过农业，占了大头。我们招商引资的力度在全区也是排名前列的。经济上去了，就容易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近几年我们的各项工作经常受到区里和市里的表彰，得先进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思路是符合小镇实际的，与全区发展的要求也一致。目前，我们的综合实力和经济总量已经排在街尾镇头，除了几个比我们更靠近市区的街道，在乡镇里面我们已经排第一了，我完成了谢书记交给我的任务。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镇现在已经很全面，但还要搞一个非常突出的项目，要冲出大江区，冲到市里去。’谢书记所指的突出项目是要我们搞好藠头生产。”(2)林书记对这四年来他在小镇工作的成绩充满着自豪和自信。（参见附录1：15）
开发的政治学在与林书记交谈以后，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小镇招商引资和开发的总体情况，我又专门请教了镇长武仁杰。
武镇长比林书记年长一岁，与林书记一样，他也有着在乡镇中学执教的经历，而且同样是由教转政之后从区里下派的干部。武镇长着重从政府财政运转的角度讲了招商引资和开发的重要性，他告诉我，如果不搞招商引资和开发，政府连正常的财政运转都无法维持。
“目前的乡镇财政哪里能称得上是一级财政？我们镇由政府负责发工资的有90多人，包括退休的20多人，每月的工资、补贴应该是13.2万元，但每月从区里拨下来的还不到4万元，这是按每个干部前四项工资之和的60％下拨的，不足的部分，上面只给政策，钱就要由我们自己想办法去筹，所以，我们每个月仅工资缺口就有9万多元，一年的缺口近百万元。”
“区里拨下来的钱勉强只够发退休人员的工资，在职干部的工资完全靠我们自己找。一是靠企业办公室上缴给政府的费用，(3)这一笔一年约有20万元；二是靠上面的转移支付，但区里往往向贫困乡镇倾斜，对我们这种条件较好的乡镇就给得少；三是扯其他的钱来补。所以，说起来我们算是吃财政饭的，实际上是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4]
“乡镇合并以后，乡镇的数目减少了，但区里的部门没有减少，各乡镇的婆婆相当于比过去多了一倍，来的人也多了一倍，来了就要接待，每个月不足4万元的财政拨款光用于办公、招待都不够。你说我们的压力大不大？还有，前些年上面政策失误所造成的种种亏损，如基金会、‘普九’达标等造成的债务等，现在也都要由乡镇政府来负担。基金会我们以前有300多万元的债，现在还得差不多了；‘普九’欠下的债务，到现在还有200多万元。这些都不是我们要搞的，但出了问题就要由我们背。不搞开发，我们哪里来的钱还？更不要说镇里还需要发展，也需要钱。所以，现在想办法搞钱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书记、镇长主要就是抓两件事，一是搞钱发工资，二是完成上级的财税任务，这样，开发就成了乡镇最大的政治。我们只有依靠开发来解决这些问题。”
“开发的途径主要有哪些？”
“卖土地。搞开发实质上就是卖土地，招商引资也就是要别人来圈土地。整个大江区都是这样，把土地卖出去，钱就回来了。我们这里，除了石头也没有更多的资源，不卖土地哪儿来的钱？”武镇长回答得很直率。
“卖土地是不是会涉及对农民和村里的补偿？政府能得多少？”武镇长的话引起了我对土地开发中官民利益分配的关心，这也是近年来为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正是目前乡镇工作中最头痛的一个问题。本来呢，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征用或占压的补偿，除了补给村里和农民，留下来的只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可如果真是这样，政府又怎么办？……嗯……”说到这里，武镇长突然感觉到不太好往下讲了，于是，直爽的武镇长决定打住话头，“算了吧，还是不谈这个问题为好。”
不过，武镇长最终还是忍不住又冒了一句：“说句不好听的话，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对农民也只有搞愚民政策。”（附录1：16）
武镇长的欲言又止让我明白了土地开发和招商引资在目前已经不仅仅关系到小镇的发展，也不仅仅关系到农民和村庄的利益，站在乡镇政府的角度，它甚至首先是关系到维持自身运转的利益交关的大事，所以，对于一些事情，可能还得站在一个更为复合和场景化的角度去思考，与武镇长这场未完的谈话算是给我做了一个开场的铺垫。
正如林书记和武镇长所介绍的那样，近几年来，小镇政府十分重视招商引资，镇政府专门成立了招商引资办公室，由一位正乡级的干部负责，而涉及开发项目的决策，更多的时候就是由书记或镇长亲自决定。正如一次在与秦家畈村的老罗谈到开发时他所说的那样：“现在的政府是一门心思搞开发，其他的工作与开发相比较，都退而求其次了。用官话来讲，开发是关系到发展的问题，而其他工作再怎么重要也只是稳定的问题，现在首先是要讲发展。”（附录1：17）
我知道学界素有“厂商理论”一说，（邱泽奇，2000）说的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乡镇政府直接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深度介入和参与乡镇企业的经济活动，其行为特征在某些方面越来越表现出“工业厂商”的特色（参见Andrew G．Walder，1995）[5]。在小镇的这些日子，我对这一点也有同感，虽然我的观察并不集中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是政府在地方开发中的作用，然而，政府通过开发来增强自身运作能力的动机却同样是充满企业理性精神的。我注意到，在小镇的招商引资和开发的整个过程中，镇政府始终都是真正的主角，他们不仅负责引进老板，亲自与他们谈判，讨价还价，签订协议，而且在相关的开发筹备、做群众工作、确定对农民的各种补偿标准等方面也都是亲自担纲主持，而作为法定意义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者的村级组织，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却仅仅是作为政府的助手而存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至少从既存理论上看似乎是越俎代庖的现象，即本来似乎应该发生于村庄和开发商之间的讨价还价，本来似乎应该出现在村庄和村民之间的商议和互动，都变成了一种实际上的政府内部决策，基层政府在事实上扮演起土地商人的角色来。
站在乡镇的角度看，这种政府扮演土地商人的角色除了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一公共性理由之外，最为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武镇长所提到的实现乡镇财政利益的考虑，也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政府成了地方开发中的真正主角，因为它必须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掌控利益实现机制来确保社区利益和政府利益的实现，确保开发能够促进乡镇的发展。这样，反映到开发收入的利益分配机制上，就形成了“政府得大头，农民得中头，村里得小头”的分配原则。
政府得大头，意味着镇政府在土地征用和占压的补偿款中将取得最大的份额。这初听起来让人有些费解，因为从我国现行农地的权属规定来看，土地毕竟属于村庄和村民，而非政府，所以，这“大头”与“小头”的利益配置似乎不应该如此。不过，在一次与招商办公室副主任老洪的座谈中，他却告诉我，政府这样做也有一定的理由。例如，土地买卖成交后，必须向上级职能部门缴纳各种规费，如耕地占用费、复垦费、有偿使用国家土地费以及各种办证的手续费，这些都必须从土地补偿款中扣除。又如，小镇政府财力不厚，开发只能走以园养园的路子，政府从土地款中预留一部分，用于开发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修路、架桥，实现“三通一平”（路通、电通、水通、地平），将开发区土地从原生态农业地貌改变为可直接供开发商进场施工的建设用地，即俗话说的将生地变为熟地，这些先期投入的开发费用也都得算在政府这个“大头”之中。
是的，站在政府的角度，政府得大头，包括政府对开发的深度介入，都自有其道理。如前所述，这种道理并不仅仅是如老洪所说的政府对地方发展的主持与投入，还包括武镇长所说的乡镇政府对自身财力严重不足的无奈诉求，而如果联系到政府在整个招商引资和开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地位与作用，那么，这些因主持、投入与诉求而要求得到开发利益的“大头”，就不仅仅只是一种道理上的彰显，更是一种能够轻易做到的事实。
但是，如若换一种思维，站在村庄和村民的角度，联系到我国法律对现行农村土地权属问题的规定，那么，政府所得的这个大头，又是否会引起村庄和农民的异议呢？在这次谈话中，我把自己的疑惑也向老洪提了出来。
老洪承认我这样看问题很有道理：“这的确是一对矛盾，一方面，政府的卷入和支配是为了地方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卷入和支配又的确没有法律依据，这就会造成麻烦，造成各方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政府与农民的矛盾，这其实就是目前开发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
老洪从乡镇的角度为我分析了矛盾的具体表现：“我们的农地制度存在缺陷，法律允许的，实际上缺乏可操作性。按规定土地属于村集体，只有村组织才有权代表村民与开发商打交道，但在农户分散经营的状况下，村一级实际上难以集中村民的意志，开发商对村里的权威性缺乏信任，也不愿意与村庄直接打交道，他们更愿意找政府。但政府对开发的卷入和土地的操纵缺乏法律依据，这就带来一个麻烦，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规定，尽管并不能够阻碍政府的进入与支配，却给农民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维权提供了武器，加之近年来中央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鼓励对农民权利的维护，这样，这种法律规定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却好像成了专门制造麻烦的武器。”
我读过好些对我国农地制度缺陷进行分析的理论，却还从来没有听过像老洪这样来解读和分析农地制度弊端的，这激起了我对他的观点的兴趣。
老洪接着讲：“村级组织虽然无法去扮演他们本来应该扮演的代表者角色，却可以借集体代表者的身份，设法扩大村一级在土地补偿款中应得的份额，形成与农民的争利。而政府做群众工作离不开村里的配合，自然会充分考虑村里的这种要求。
“从农民的角度看，他们认为自己是集体的一员，也把土地看成是自己的，至少认为自己对土地拥有一份权利，所以，他们希望了解每一亩土地的具体价格，希望争得尽可能多的补偿。这样，在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政府、村庄和农民三方争利的局面，其中，最主要的又形成了政府、村庄与农民争利的局面，这可以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哪一方更有道理呢？”
“各方都有各方的道理，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看了。”
老洪说：“作为政府，它要向上级缴纳各种规费，要垫钱出来搞基建，要养人，还不能不壮大自身的实力，否则，开发由谁来主持？经济靠谁来推动？靠村庄？村庄没有这个实力。村组织无力集合农民的意志，开发商也不放心与村里打交道，只能是靠政府，所以，政府是急需充实自己的财力的。作为村组织，它具有一种双重性，它既想维护农民的利益，又不愿意与政府对立，更想通过开发来改变村庄的面貌，改善干部自己的收入状况，所以，他们有时候是希望从政府和农民两边得利，而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更顺着政府，因为他们知道最后还是政府说了算。作为农民，他们很穷，一方面，他们踮着脚盼开发；另一方面，为了从政府手里多争得补偿，他们又会千方百计地在开发中设置障碍，刁难政府，让开发无法顺利进行。你说哪一方有理，哪一方又无理呢？现实就是这样明摆着，各方的利益有冲突，绕也绕不开，也不可能都满足，所以，就看你怎么去看了，而最后，肯定还是由政府说了算。”（附录1：18）
与老洪的这番谈话，着实让我体味到了一种发现真理般的兴奋，因为这些话不是那种仅仅从抽象的正义价值理念出发去进行的泛道德学术批判，而是一种出自乡村生活实践理性的分析。现实既定的政治社会结构和力量对比格局，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更不是依凭小镇之一地就能单独改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事情的发展逻辑和三方的博弈链条好像也只能如此建立。你要去批评政府的滥权吧，没有政府的介入，许多事情，包括开发本身都可能无从进行；你要去指责村级组织的自利，用“自治”与“当家人”之类的制度角色去苛责他们吧，（参见徐勇，1997）想想现实社会究竟又在多大程度上为这些东西的实现准备了条件呢？[6]还有，农民的表现也是够复杂的，总体上的贫困、弱势与局部和个案上的狡黠、强悍并存，既让人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却又同样地令人惊愕与诧异，至少已经无法让你简单地辨认出那已为世人所熟悉的经典受难者与维权者的形象，也让你无法仅仅从道德和情感的立场出发去对其动机与行为的复杂性做出评判。
与老洪的那次谈话，促使我想了许多。原来，乡镇的开发和招商引资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涉及政治和社会的行为，是一种政府、村庄和农民之间复杂而多面的利益互动与博弈。从那次谈话之后，我就想极力去揣摩在这一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乡镇政府—村庄—农民互动行为的复杂特征，去理解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乡镇政府—村庄—农民三者之间真实关系的多重样态，去推测这一博弈对各方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复杂影响。这样，在我还未身临小镇开发的第一线之前，我就让自己设法去体味开发背后所可能隐含着的种种政治角力因素，以及由这些因素所构建出来的乡村社会中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真实图像。后来，我把这一切都定名为“开发的政治学”，并总是想在实际的调研中去破解这一“开发的政治学”逻辑。我想，了解和把握这一逻辑，将有助于人们去理解目前在我国众多的乡镇开发的种种奇特现象背后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机理。（参见吴毅《农地征用中基层政府的角色》一文，2004）[7]
洲头的纷争洲头村是小镇招商引资的前沿阵地，在聆听林书记畅谈了他关于小镇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之后，洲头村这个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4月中旬的一天，在镇招商引资办公室，还是那位专门负责处理开发事务中群众纠纷工作的老洪，一边指着挂在墙上的小镇开发规划图，一边为我介绍洲头村的开发状况和目前所遇到的问题。
洲头村位于小镇北部，临潭湖，与大江区“两区五园”中的君山开发区和龙岛科技园区隔湖相望，它三面环水，一面连陆，呈半岛状，岛长5公里，平均宽度1.5公里，版图面积约7.5平方公里。洲头岛距离H市较近，与潭湖周边地区众多的开发园区隔湖相望，自然就成为小镇进行招商引资的首选地区。根据其靠近H市高科技产业群和高等院校区的核心地带，湖泊资源丰富和城郊农业型村落的人文与自然特点，小镇将洲头村的开发建设定位于旅游、度假和生态居住。将其列入大江区招商引资的“两区五园”规划序列，定名为“H市潭湖洲头岛休闲度假产业园”，为镇级园区，以引进和发展度假、教育和高级生态居住项目为主。近几年来，洲头村已先后与H市的鸿飞房地产、泰和房地产、洲头置业、威尔斯集团、省人民防空办以及春日文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和单位签订了开发协议，只是由于国家近年来严格控制各类用地的审批，除了省人民防空办训练基地项目已获批准，即将开工，春日文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省里某大学合作办学项目也有望获得批准之外，其他的项目能否立项，尚不得而知。但是，有了省人防办训练基地这第一个项目，洲头岛的园区开发算是正式启动了。
人防办训练基地占地300亩，计划建在洲头村四组的地界上，其中，涉及占压的土地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洲头四组的荒山、荒地、水面等公共地块；二是四组15家农户的部分承包地块；三是四组先期出租给一位海外华人的150亩土地。目前，开工在即，眼下就是要做好对被占压土地的统计和补偿工作。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却无法得到待施工区域的洲头四组村民的配合，或者说，它实际上遭遇到了来自整个小组的近乎是有组织的抵制，而涉及四组先期出租给海外华人的土地回收工作也遇到了麻烦，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和海外华人不能接受由政府单方面提出的土地补偿办法和标准。
话分两头，就洲头四组村民而言，他们与政府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矛盾之一是占压土地面积的确定问题。这里的难点主要是如何确定农户的承包土地面积和开发占压面积。矛盾的根源是“黑土地”的存在。即农户实际耕种土地面积与计税面积不符。农户实际向小组承包的土地面积是268亩，向上填报的计税面积却只有168亩，此外还有一些杂地。这些计税面积之外的土地即所谓“黑土地”。农村“黑土地”的存在是一个在全国都较为普遍的现象，并非仅见于洲头四组。这一问题的产生，从一个较近的历史看，也可以追溯到土地改革时期，即一些自然村向上填报的耕地面积是以土改时登记的数字为准的，土改之后的几十年间，因开荒而扩大的面积一般都隐匿未报，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时，生产队（包括后来的村民小组）沿袭习惯做法，一方面按自然村内的实际耕地面积将土地分到每家农户，另一方面却仍然沿用土改登记时的老数字向上填报计税面积，这样，农户实际承包土地与向政府纳税土地的面积数并不一致。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少缴（交）公粮和赋税。可见，无论在大集体时期还是分田单干时期，农民都以各种方式与国家博弈，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少缴公粮和赋税。对于“黑土地”的存在，大集体时期的生产大队以及现在的行政村一级都是知道的，而且也多出于自利考虑有意装糊涂。而政府对“黑土地”的存在其实也一直就清楚，只不过或者是出于治理期望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差距而无法杜绝这一现象，例如在农民和村庄不配合的情况下，政府实际上很难组织对土地的重新丈量；或者是出于怜惜和同情农民的疾苦而有意放农民一马，例如去年农村税费改革时，政府就强调不得重新丈量农民的耕地，而以其自报的数字为准。这样，双方也都真真假假地在维持着一个看起来很确定而其实却并不完全确定的耕地统计数字。[8]
“黑土地”问题可以说是反映农民躲避国家管控的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案例，但当临近开发之时，农民却可能就要为这种躲避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了，因为政府在土地的征用中也只会按照计税面积对征用土地的面积进行计量，以减少可能向农民支付的土地补偿。面对着这种利益损益的变化，四组的农民显然不甘心，他们提出要丈量土地，按实际耕种面积计量和补偿，显然，这个时候如果还不如实丈量，农民就要“转盈为亏”了。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政府手中。如果说因为农民的不配合使政府一直以来都无法得到准确的征税面积的话，那么，此时的政府却也为自己少支付农民的土地补偿款找到了合法合理的依据。因此，政府这边只同意以计税面积进行补偿，不同意重新丈量土地。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平时农民向政府缴税均以计税面积为准，此时镇政府向农民补偿自然也不可能另立标准，如果农民缴税时少报面积，要补偿时则多报面积，就镇政府方面而言，心理上自不平衡；二是如果丈量土地，据实补偿，镇里要拿出来给农民的钱会增加，政府的利益空间会相应减少；三是各地在开发补偿中究竟如何计量占压土地的面积并无定规，有据实丈量、据实补偿的，也有不据实丈量而以计税面积进行补偿的，各地情况不一。镇政府方面认为：你农户在完税时少报土地，占压补偿时多报土地，这天底下能有这样的好事？政府不丈量土地，并不违法违规。加之镇里财力不厚，于是决计不丈量土地，只以计税面积进行补偿。这就叫作利轮流沾，亏轮流吃，颇有些风水轮流转的意味。
可是，站在农民的角度，就觉得这镇政府是很不地道了。因为政府是为民服务而不是与民争利的，你政府本来就应该与民让利。因此，在得知镇里的态度后，农民们认为这是政府不体恤民情，有意让自己吃亏。农民们也自有他们的道理，“黑土地”的存在并非只是四组一家，各地都有，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农民对长期以来赋税过重的一种不得已的应对，政府不是不知道，过去从未深究，相当于是默认的。现在搞开发了，政府不丈量土地虽然不违规，却显然等于违背了长期以来彼此默认“黑土地”存在的潜规则，是要以表面循规而实际违规来让农民吃亏，政府把好处都占尽。所以，他们不服，感到受到了欺负，农民一致决定不配合政府和村里落实各家农户在占压区域内的被占压土地具体面积的决定。
农民的不配合给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让他们不好确定此次征用土地究竟占压了多少农户的计税面积。为了化解这个难题，政府先后想出两个办法：一是将涉及这15家农户的被占压土地画成图，做面积评估，然后张榜公布，由村民确认，但是，这种办法无法做到准确，村民不买账。二是公布四组在80年代第一轮承包时的老底子，以此为准。但第一轮承包迄今已经20多年，许多情况，包括承包户、承包地块和承包面积等均已发生了变化，这样做也不好办。最后，政府想出来的办法是，考虑到整个洲头岛都已经被列为开发园区，四组这一次尚未被占压的土地将来也要被征用，为工作方便，不留后患，索性这一次就将农民的所有耕地按计税面积全部征完，一次性给予补偿。这样就既克服了分片测算土地面积的困难，也给了农民一些实惠，因为暂时未被占压的土地农民不再完税，却允许他们继续耕种，等下一个项目占压时，需要多少再拿出多少，直至全部缴出。这样，农民就既多得了利息，免了税，又无偿使用了土地，在政府看来，这也就是在与民让利了。(4)
但是，四组的农民仍然不同意，他们认为实际耕地面积与计税面积相距较大，如果不丈量，农民吃亏太大。而且他们认为，坚持丈量的要求并不过分，因为隔湖相望的其他几个区级开发园区中，就有通过实际丈量耕地面积来确定补偿面积的先例。他们认为，同处一个区内，政策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
矛盾之二是土地补偿价的确定问题。政府答应给予农民的补偿价是每亩4500元，农民则要求参照相邻地区的标准，每亩补偿8000元。政府的定价有政府的考虑，农民的要价也有农民的理由。就政府方面而言，他们认为君山、龙岛等相邻园区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基础设施更好，已经具备三通一平的条件，所以，地价高，最低都在每亩7万元，给农民的补偿自然也高。而洲头园区是原始地貌，且目前批准开工的只有一家，地价涨不上去，目前只能卖到每亩4.5万元，如果按邻区的价格对农民进行补偿，在上缴了各种规费和手续费之后，政府手上就所剩无几了，既无力投资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无法充实自身的财力。(5)但是，农民不会站在政府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并不十分相信政府所说的地价差别，就是相信，站在自利的角度也不会轻易接受政府开出的补偿价格。所以，他们仍然坚持要求按照君山和龙岛开发区的标准进行补偿。政府为了争取农民的理解，向农民讲明了地价低于邻区的原因，并答应如果日后洲头岛的地价涨起来，政府将再向农民追补差价。但干部们说：“农民是现实主义者，见不着的事情他们并不全信，坚持不让步。”
矛盾之三是在占压土地中，原建有一个抽水机站，是抗旱时供洲头村6个小组农田抽水用的，现在需要毁掉，而由此造成的后遗症也需要由政府出面解决。但与第一、第二个问题相比，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相对容易。（参见附录1：19）
面对以上矛盾，尤其是第一、第二个矛盾，四组村民寸步不让，他们抱成团，通信息，统一意见，相互承诺，包括组长在内，谁也不能单独答应政府的条件，与政府签字。而四组这15户人家50多号人，显然又得到了洲头全村其余17个村民小组200多户人家的4000多村民的支持。对于这200多户村民来讲，四组的村民就是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排头兵，如果他们坚守住了阵地，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相对有利的补偿条件，也就为日后其他小组争取了同样的条件，那么，受益的将不仅仅是四组，同时也是洲头的全体村民，反之，受损害的也将不只是四组，而是全村。对于这一点，四组这15户村民清楚，政府也清楚。用四组村民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肩上背负着全体村民的利益，其他队的社员都希望我们争，所以，为自己争也就是为全体社员争”。(6)（附录1：20）而用政府的话来说则是：“只要四队接受了这个条件，也就等于其他队也得接受这个条件，而四队抬价，也就是在帮全村200多户、18个队抬价。”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做四组这15户农家的工作也就等于是在做整个洲头村的工作，做四组组长的工作也就等于是在做全村18个组长的工作。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15户人家相互制约、监督，要求谁也不能让步，政府的工作因此而面临着十分艰难的局面。（参见附录1：21）
老洪告诉我，迄今为止，政府已经与四组群众谈了一个多月，所有传统的工作方式，诸如宣传、教育、动员、劝说等都用过多次，但看来作用不大。“你反复地动员说明，他不听；你要去摸清面积，他不到场；开小组会，你这样讲，他那样讲；你一家一户地上门，他们也手跟手、脚跟脚地上门，实行人盯人的战术，搞得你无法有针对性地做每一家人的工作，甚至哪家有人上镇里来，谁跟干部有接触，他们相互之间也都搞得清清楚楚。显然，农民已经结成了一个攻守同盟，一致对付我们，在其他办法无效的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转而采取各个击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了。”
“这话怎么讲？”我好奇地问道。自下镇以来，许多干部在谈到现在做农民的工作，尤其是做“钉子户”的工作时，都提到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句话，我虽然能从这句话的字里行间去揣摩一个大致意思，但每欲深究，干部们却又都欲言又止，或转换话题。
老洪倒是不避讳：“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是针对某个农户的具体情况，制定特殊对策，背着其他农户，有针对性地做这一家人的工作。”
“都有哪些特殊对策呢？”
“等你在乡下住得久了，自然就体会到了。”老洪终究还是卖了个关子。
过了一会儿，他又笑着补充了一句：“农村工作很精彩，农村工作真无奈。”50多岁的老洪居然在这里冒出了一句流行歌曲里才有的语句，让你去独自体味。（附录1：22）
第二天上午，仍然是在招商引资办公室，我旁听了一场政府干部与洲头村四组组长的谈话，参加谈话的政府干部是镇党委副书记未理明和招商办的老洪。四组组长叫于祖安，男性，1954年出生，从1974年起就开始担任生产队长，后来又一直当村民小组长，算是一个老资格的农村干部了。
双方一阵寒暄之后，未书记对于祖安说：“想找你交换个意见，你们湾子，昨天我们下去转了一圈儿，没有人，好像都统一了思想，躲着我们，我觉得情况不妙，你这个当队长的，是个么样想法呢？”
祖安：“他们（村民）都认为，几万元搞开发（补偿太少），搞个鬼。”
老洪：“这事我们找你专门谈过，情况就是这样明摆着的，政府这边也没有退路，你作为队长，第一，思想要通；第二，要带头；第三，要做工作。刚才你没有来之前，我还专门对未书记说，于祖安你三步已经走了两步，这第三步就看你么样走了。你是个聪明人，其他的不多谈，这第三步走了，你就过了关，否则也过不了。当然，你的位置显眼，我们也不会在群众中说你已经签了字。你的思想通了就好办，至于祖顺的要求，我们来考虑。”
未书记：“你把你哥（祖顺）和侄儿的事情搞定，把他们弄到镇上来签字，他们的事情我们尽量想办法。”
接下来，三人开始谈祖安哥的事情，大意是小组内一农户于祖同，因长年在外务工，将自己的一块田地转让给祖安的哥哥于祖顺耕种，却一直没有变更手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仍然是祖同的名字。现在开发来了，就涉及这块土地的占压补偿如何分配的问题，祖同的意思是希望三七分或四六分，即自己得大头，祖顺得小头；祖顺则希望能对半分，各得五成。自然，祖安是站在自家兄弟一边的，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组长身份，通过政府来施加影响。而从老洪给他的暗示来看，他本人显然也已经在政府拟定的土地补偿协议上签了字，而现在政府则希望他能够配合做他哥哥的工作，这样一来，也就是互相有所求了。这是不是就属于老洪所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范畴呢？
只听未书记继续说道：
“你把你哥和你侄儿搞来签字，这边的事情跑不了。不过，事情的解决也要有个过程，你也不要把这件事当成拦路虎了。”
祖安不语。
老洪：“你把这个事情搞了，也是给了未书记和我一个面子。”
祖安不语。
未书记：“你现在思想上还有一个小疙瘩。”
老洪：“政府这边，这个账已经反复给你算过了，政府也确实是没有退路，你当队长的要带头。”
祖安欲言又止。
未书记和老洪看出祖安有些犹豫，便紧追不舍，继续施加“柔性”攻势，向祖安继续派送高帽子。
实在不好再沉默了，于是，祖安说：“这样，我当着群众的面签个字，么样？”祖安显然无法继续躲避，他干脆以进为退，表示自己就是当着群众的面签字也无所谓了。
未书记：“你还是要做通一两户人的工作，你现在站出来签字，我们怕你的压力太大。”
祖安苦笑：“我现在是天天挨通(7)，他们（群众）认为我是特务，天天盯着我，这真是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
众人一阵哄笑。
老洪又说：“开群众会，你带头签字当然好，但还要有几户配合，要先通通气。”老洪这是在说，你当队长的不能只保证自己，还要帮助做群众的工作。
未书记：“祖成怎么样？”
祖安：“他现在不会带头签的。”
老洪：“那今天你干脆来爽快点，把你哥哥和侄儿搞定。”
祖安：“我拿他们没有办法……”看来，在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诺之前，祖安并不情愿去做他哥、侄儿的工作。从整个谈话的气氛来看，他都并不是很配合政府干部。那么，他自己又为何已经签了字呢？莫非是另有隐情？
未书记继续动员：“除了你屋里的人，你还要搞一户。”
祖安两手一摊：“除了我屋里的，我一户也搞不动了。”
“这一步搞了，动工之前，再按乡里的盘子，你该如何到位再说。”老洪见继续劝说无效，就又向祖安暗示着什么。
祖安也不再老顺着说，他问起了另外一个问题：“整个洲头园区都是一个价？”显然，他知道硬顶着也未必顶得住，所以，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先期开发的四组不要吃亏，他自己不要挨骂。
未书记：“那肯定。”
祖安：“那要写一张条子给我。”
未书记：“那好说，我们就不紧谈了，条子我们写。中午我请你吃饭，就在镇贤酒楼。”
祖安掏出手机，开始给他哥打电话，要他来镇上签字。
谈话有了结果。（参见附录1：23）
显然，今天这场谈话是事先预约好的，目的就是要四组组长于祖安动员他哥于祖顺在土地补偿协议上签字，而祖安则以祖同与祖顺的土地纠纷解决作为筹码，决定是否采取配合的立场。这显然是一场双方都互有所求的谈判，政府方面希望组长多做群众的工作，而组长则借此机会提出家庭的要求，不过，组长的配合看来也就仅仅到此为止，对于未书记和老洪所提出的要他再争取多做一两户农家工作的要求，他显得并不积极，而是以自己已经与政府保持一致，而且还为此付出了挨骂的代价来搪塞。看来，祖安自己的确是已经在土地补偿协议上签了字，但从他所表露出来的情绪看，好像也并非心甘情愿，所以，他在面对未书记和老洪一个劲儿的“柔性”攻势，要他走出第三步，多做群众工作，为政府分忧时，就并不是很买账，而是以“我当着群众的面签个字，么样”之类的话作为回答。这一回答与其被理解成对政府工作的主动配合，还不如说是被视为“反正我也签了，也被群众骂了，我也就这样了，其他事情就不干我的事了”这样一种典型的撂挑子心理的流露——“除了我屋里的，我一户也搞不动了”，就是这位组长此时的态度。
作为一组之长，于祖安当然也知道这件事情硬顶也顶不过，所以，他最终所关心的还是四组会不会吃亏，不要四组现在是一个补偿价，以后其他组开发时又是另外一个补偿价，如果那样，他这个组长就真的里外不是人了。所以，他最后提出要未书记写一个条子给他，以求保险。
谈话结束后，我从未书记那里得知，于祖安的确已经签了字，除他之外，还有几家农户也有些动摇，政府显然是希望在时机成熟时开一个小组会，让祖安再当众签一次字，以影响其他农户。这明显是一种工作方法。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走进了洲头村党支部书记汪达海的家，同去的还是未书记和老洪。我曾经在未书记招待于祖安的酒桌上见过汪书记，这是一个长得白白净净、有几分斯文、穿着和气质都不大像农村干部的中年男人。当时我颇为好奇，误以为他是区里某部门下派的干部，后来得知，他其实是土生土长的洲头人，自1989年起就一直担任洲头村的党支部书记，迄今已经干了十几年。
不过，洲头的这位书记却不住在洲头村，他的家就在小镇的一条小街上，是一幢两层的小楼。汪说，他一家已经在镇上住了多年，老婆原来在供销社上班，后来下岗了，现在在商店里承包着一个柜台，做点儿小生意。我的好奇在这里算是有了答案，汪书记的生活其实早已经城镇化。
家在镇上，倒是方便了与政府的接触，政府干部有事情找他，多半也就直奔汪家而来。这些天为了开发补偿的事，汪家显然已经成了临时的前线指挥部，这不，今天又准备在这里召开一个镇村干部会，就“五一”节前的群众工作再一次做动员和部署。会议是由汪书记主持的，基调就是给村干部们打气鼓劲，要他们不要因为工作困难而气馁，咬着牙也要把四组这块硬骨头啃下来。汪首先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工作，说大家为了税改迎检的事，忙了好一阵子，现在总算圆满完成任务，林书记还专门奖励了村里300元钱，以资犒劳。现在离“五一”节还有七八天的时间，村里的工作就是要全力以赴地攻克四组这个堡垒。“如果能拿下来，‘五一’节都能过得愉快一些。”汪书记还特别建议未书记在“五一”节把大家（村干部）带到外面去玩一玩，放松一下，经济上该到位的也一定要到位。“工作完成了，各方面都主动，享受也是应该的”，所以，“从今天以后，工作重心转移，头等大事就是四组的工作，如果能拿下大部分农户，要他们签字，剩下的几户就是工作做不通，也不会影响整体”。
在会上，未书记也集中讲了他对做四组工作的两点意见：
第一是要发扬税改精神，继续作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民补偿上来。未书记说目前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小镇园区唯一批准的项目就是人防训练基地，如果洲头没有项目，园区就可能被取消，那样，开发就没有希望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振作精神，把工作做下来，务必确保工程按期开工。第二是现在的形势比较复杂，四组的群众互相盯着，都不签字，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难度大。他提醒干部们要注意工作方法，不要把水搅浑了，如果说对某一户有80％的把握，可以把他攻下来，就把他拉到镇上来签字，签了字就好说，也不怕他反悔，政府在法律上就立得住，但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就暂时不要把他拉到镇上来，否则还是一颗“定时炸弹”，他回去说我们如何地对待他，还会把事情搞复杂。
未书记讲完了这两点后，就说中午要接大家到镇贤酒楼去喝酒，说这也算是对干部们前段时间工作的慰问，对下一步工作的鼓励。
老洪也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并强调工作再困难也无路可退，只能按目前的这条路走下去。所以，明知其难也必须解其难。现在的目标就是5户，他建议在座的干部平均两个半人包一户。老洪还特地强调，任何事情，只要不违法，有利于工作的，就可以考虑去做。（参见附录1：24）
整个会议开得不长，也就是个把小时，会上，主要是未书记、老洪和洲头村的汪书记三个人轮番地给村干部们鼓劲儿，这显然是税改迎检之后洲头村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民土地补偿问题上来的一次战前动员会。这次会议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与秦家畈村的主职村干部相比，洲头村的汪书记显然具有更加明显的“国家化”立场，而前者却总好像与政府干部存在着某种若隐若现的距离感。如果撇开这两个村的主要领导在个人性格因素上的不同，这种立场上的差异显然是在提醒我去注意不同类型的任务与乡村利益连接的不同关系。相对于对征收的望而却步，无论政府还是村庄都对开发寄予着某种共同的利益期望，也许正是这种共同的利益期望促使汪书记采取了较陈、罗二人更加官方化的立场，也更为自觉和主动地扮演起基层政权代理人的角色。
在镇贤酒楼的聚餐之后，洲头村的干部便分头下到四组，一场新的较量在暗中拉开了序幕。
(1) 小镇以盛产黄豆而闻名，具有上千年的种植历史，当地人称这里的黄豆为“小镇豆”，其粒大味香，蛋白质含量高，远销海外。
(2) 我在小镇的一年半里，发展藠头种植是小镇农业结构调整的重头戏。详情见本书的相关部分。
(3) 企业办公室是小镇主管企业的机构，附属于镇政府。在每个乡镇都设有这样的机构，具体名称各有不同。
(4) 老洪告诉我，按这种办法，这一次就要多征农民的土地约100亩。按1亩土地4500元补偿价计算，100亩土地就要多补45万元。如果将这笔钱存到银行里，按现行利率，每年有利息8000元，再免缴约100亩土地的农业税，共少缴约5000元，这样一加一减，两笔钱约合1.3万元，四组15户农家共50多人，等于人均每年可多得200多元。
(5) 据介绍，上缴的规费包括土地有偿使用费每亩1.32万元，征用土地占用费每亩4000元，土地复垦费每亩8000元，征地管理费每亩3000元。
(6) 虽然大集体已经结束多年，但作为村落历史的一部分，它仍然深刻地留存在地方社会的集体记忆里，这表现在语言上，农民们仍然习惯以小队、大队、社员这样一些传统称谓来表示自己的地理和身份所属，而正如读者在下面的叙述中也要看到的那样，一些政府干部在说话时也有这种习惯。有意思的是，这一现象几乎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都能见到，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大集体对于中国农村的深刻影响。
(7) 当地土话，指挨骂的意思，通人亦即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