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迎检，迎检

一转眼，我在小镇已经住了一周，得益于林书记以行政方式所做的正式推介，很快我便对周围的人与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小镇的街区不大，坐落在一个叫作秦家畈村的地界上，沿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展开。公路的东头与大江区中心城区相通，西头连接其他乡镇。镇街上的民居、单位、商店、市场等，都沿街分布，绵延相拥，形成了约一公里长、一二百米宽的街区，再往外，便是四下的村庄和田野了。不过听人讲，镇街这种规制形成的时间不长，原来的街区更小，仅仅只是一条南北向的狭长小街，在现在这条主街的北面。20年前新街形成之后，建筑、商业和人气开始转移，而那历史悠久的老街便只剩下一些低矮陈旧的民居，日见萧条了。

政府大院设在镇街南面，占地约50亩，大门面向公路。门两边暗红色的大方立柱上，从左至右，依次悬挂着镇人民武装部、政协小镇联络委员会、镇人民政府、小镇人大主席团、中共大江区小镇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6块白底红字的牌子，一院之内，包括了小镇党政权力部门的全部机构，可以被视为乡镇权力的空间集装器，所以，一般人都统称这里为“政府”。走进大门，正向面对着一栋三层楼的政府办公楼，不新，也不宽大，却刚刚装修过不久，显现出几分粉色。大楼背后有食堂、礼堂和一个篮球场，接下来是几排已有些年头的红砖平房，是政府干部的宿舍，一些乡镇的站所也间设其中，政府办公室为我安排的寝室也在这里。

朴实、简洁、宽敞、冷清，这是小镇政府大院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这里离H市城区不远，但是，房屋的形制，人们的穿着和语言，甚至连那比城里约略低了几度的气温都在提醒我，这里已经是典型的乡镇了。

政府大院内很空，但真正让我感到空落寂寥的还是那整日里稀疏的人气。这里，除了在早上八九点钟的时候能够看到干部们聚在办公室签到、聊天之外，9点钟一过便难觅人影，干部们都各忙各的事，或上区、或下村去了。毕竟是农村工作，一般的干部几乎就没有养成坐办公室的习惯，即使人在政府，多半的时间也都窝在自己的寝室里，或谈天打牌，或看报休息。所以，人不熟悉，或者不事先约定，要找人访谈调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禁让我拿它与川东双村做比较，在那里，走到哪个院落，随便一坐，老乡们就会围拢过来，一聊上来，便有说不完的话，也于无形之中形构出一个村落场域的公共空间。于是，我初步体会到乡镇调查与村庄调查可能具有的不同特点。[1]

不过，这两天干部们在政府大院的消失却有着更为特殊的原因，他们全都下到村里，为马上就要到来的全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考核评估做准备了，除了镇党政一把手和办公室的留守人员，大院内几乎就看不到人。于是，我决定改变预先设计好的调查方案，跟随干部下村，从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开始我的观察。这样，按调查提纲进行结构性访谈的设想，就让位于不期而至的“故事”和“事件”的牵引，一下来，我就被卷入迎接税费改革检查这一特定的“事件”之中。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检查仿佛就像一个运动加速器，使整个乡村组织都围绕着它旋转起来，正是在这种旋转之中，乡镇政治与行政运作的一些基本流程，连同内含于这些流程背后的机制性因素都慢慢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使我在尚未适应一种新的调查方法的时候，就不得不去面对孙立平所说的“流动的社会事实”背后的流动的乡村关系。[2]

全省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是2002年下半年进行的，从该年的6月发通知，7月开始动员，到9月进入具体实施，历时约3个月。这场改革是经历了数年的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向全国进一步推开的一个结果，因此，它的一些基本精神、内容和做法，可以说都直接借鉴了安徽的经验。例如，由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农民发出公开信，向农民宣传税费改革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让农民掌握政策；向农民公布涉及农民生产、生活的主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标准，以利于农民掌握和监督等举措，都是直接取自于安徽的既有做法。[3]对于这次税费改革，省里非常重视，为了确保全省工作的规范，从省到市，再到区（县）和乡镇及村庄，都自上而下地层层布置，制定了内容详细、明确和操作性强的工作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两项改革”，即：

取消乡统筹费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涉及农民的政府性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相应费用改由政府财政预算安排或由村民根据“一事一议”的原则民主协商解决。调整农业税政策，确定改革后的农业税实行比例税率，全省统一执行7％；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改革共同生产费征收和使用方法等。[4]（附录2：1）

而针对农户，税改后新税的计税方法则可以简单地以下列公式来表示：

亩平产量×计税面积×1.1元／公斤×7％（税率）＝总税收

其中：总税收÷1.2＝正税

　　　正税×20％＝附加税

除正税和附加税之外的一切费用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到2005年全部取消。（附录1：1）

小镇距离H市区不远，经济条件不算太差，政策的监督相对容易，因此，与省内一些著名的产粮地区相比较，这里的农民负担不能算是太重，税费改革之前，就少有听说亩平负担超过100元的。尽管这样，从总体上看，税改之后小镇的农民负担还是进一步减少，全镇的亩平负担下降到50元左右。但是，这一次的考核评估并非单独针对小镇，而是为了对去年全省税费改革的效果进行检查验收，自然不可敷衍。加之此时在全国范围内“三农”问题已经日益凸显为一个为全社会所普遍关注的公共问题，缓解“三农”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就更使得自省以下的各级政府不能不高度重视此次检查评估。因此，上级政府自然不会因为小镇的农民负担问题不突出而放松对它的要求。

省里为考核评估制定了具体的方案，拟定了详细而周密的考评内容和评分标准，如规定每个县（市、区）抽查的乡镇原则上要达到乡镇总数的50％以上；每个乡镇抽查的村不少于3个，每个村抽查的组不少于2个，每个组抽查的农户不少于2个；考评采取自上而下、随机抽样、不打招呼、不要陪同、直接进村入户查看的办法；要求对涉及计税土地面积不实、税改后农民负担不降反增、每亩农业税正税及附加超过100元、结算清退表没有发放到户或结算清退内容违反结算清退政策等四项内容实行“关键事项一票否决”等一系列规定，都突出了此次考评的严肃性。考评又实行百分制，规定70至85分为合格，高于85分为优秀，不合格地区的税费改革工作推倒重来，合格单位进行整改；又规定凡没有考核评估的县（市、区）或考核评估不合格的县（市、区）在通过重新考核评估前，县、乡两级党政领导班子不得调动、提拔，全部这些都使得各级政府不能不对考评予以高度的重视。（参见附录2：2）为了确保考评过关，H市还如同对待防洪、防汛等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一样，专门以市农村税费改革领导机构的名义发文，规定要对影响检查的各级领导人和责任人予以追究和处分，从而更使基层迎检的紧张气氛进一步加剧。检查初定于4月中旬进行，如今时间已近，小镇政府从上到下开始进入临战状态。

全省2002年度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考核评估内容（七查七看）

（附录2：3）

来到小镇没几天，我就对乡镇政府一年到头为了应对和迎接各类评估、检查而耗费的时间、人力和物力略有体会。一次交谈中，林书记就这样对我说：“乡镇是最低一级政府，谁都可以检查你，你却不可以去检查人家，只有扛着。”这话里面有几许无奈，而等我大体上对小镇每年要经历的例行检查有所了解之后，我对林书记的这种复杂情绪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小镇每年必须应对的例行检查有：

计划生育类检查：区里2次，上、下半年各1次；市里2次，上、下半年各1次，上半年在5月份，下半年在10月份；省里检查1—2次。

农民负担类检查（包括近年来的农村税费改革检查）：每年最少1次。

围绕各种中心工作及达标、创建工作而进行的检查：内容不一，但几乎每个季度都有。

这样，各类检查加起来少说也在10次以上，也就是说，大的检查每个季度有，小的检查几乎是月月都有。难怪一些干部说，乡镇政府一年少说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应对各种检查。而每一次检查，上面一布置，下面就要忙不迭地准备。因此，应付检查也是乡镇“应酬政治”的重要内容，即“通常上边有什么部门就会有什么检查，或者上边安排了什么重要活动，也就有什么样的检查”。（赵树凯，2006）

要检查就离不开各类统计报表和数据，上级政府每一个职能部门为检查设计一张表格，到了基层就可能衍化成好几十张表格，一项检查5张表格、几十个数据，到了乡镇所要对付的就是数十张表格和数不清的数据，而电脑普及所带来的表格制作的方便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数字化管理的泛滥趋势。结果，检查一来，乡镇干部就得为对付和琢磨各类账、表、卡、册上的数据及各类宣传标牌费尽心力。看来，随着近代国家成长而兴盛起来的无所不包的“数字化管理”（参见安东尼·吉登斯，1998）在当下的乡镇政治中又进一步衍化为一种魔幻式膨胀的“数字化游戏”。

记得我第一次踏进镇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大门时，见大伙儿正伏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写写画画。我问他们在忙什么，他们笑答正在“做作业”。做什么“作业”？一时间我没有反应过来。他们便说，目前计划生育工作所要求的各项优质服务指标体系是如此复杂和精确，在农村几乎就没有可操作性，不要说许多农民根本不在家，统计无从做；就是在，人家也未必就会配合你。但上级机关不关心这些，他们所要求的是管理的系统和规范。在下发的各类账、表、卡、册中，要求填写的项目多，要求完成的时间短，于是，除了人口、孕妇数等最为紧要的数据不敢凭想象填写之外，其他数据是如何产生的便只能由你自己去揣度了。（参见附录1：2）这倒让我想起了双村肖书记讲过的一句话：“你要什么数字，我给你什么数字；你要多大的数字，我给你多大的数字。”（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02）

那么，能否不这样干呢？很难，因为乡镇政府不能不去适应各种自上而下的目标管理考核体系。[5]而在这些考核体系中，所谓“一票否决”的关键事项越来越多，例如，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通不过考核评估就要受到上级的通报批评，受到“进笼子管理”的处罚，一旦进了“笼子”，上级部门随之而来的考核检查会更多，无论你其他工作做得多么好，都不能享受评先评优、加官晋级的各种待遇，一直要等到再次通过考核评比，出了“笼子”，处罚才会停止。因此，在各乡镇普遍面临检查评比排名的压力之下，在各种行政压力和利益的驱动之下，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乡镇政府都是没有办法不去适应这种考核体制的。

住进政府，就常常听见干部们把“中心工作”这几个字挂在嘴边。渐渐地，我把中心工作的含义搞清楚了，乡镇的中心工作其实就是围绕上级部署的各种任务而展开的阶段性工作。对于这些工作，乡镇必须不计成本和代价地去完成，而但凡中心工作又都必辅之以相应的考核检查，所以，将各种中心工作化约地理解为围绕各种任务而展开的对乡镇工作的检查考核，以及乡镇对这些检查考核的积极应对，虽然并不完全准确，却也不会过于离谱，兴许倒是抓住了领悟乡镇政权运转的某些特征。

当下，对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的考核评估就是小镇政府上下所要面对的最大的中心工作。而且，从全国的大背景来看，进入2000年之后，减轻农民负担和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也已成为中央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前面引述的省考核评估方案中种种繁复的考评内容、精细的考评方法和严格的纪律约束来看，省、市两级政府也当然不会允许在这方面出现任何问题。因此，无奈也罢，抱怨也罢，面对着一种高压的行政，小镇政府是不敢有任何疏忽懈怠的。

政府在各种场合进行了反复的宣传动员，力图鼓动出一种临战气氛。自我下镇以来，在每个周一上午的例会和周一、四晚上的学习会上，(1)林靖南书记和武仁杰镇长都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税费改革迎检工作的重要性，并对迎检工作的各个环节做出具体周密的安排，上级有何新的精神和指示，必须迅速向干部们传达。而且，越是临近检查，主职领导强调的次数就越多，讲话的分量就越重。按照林书记的说法，就是“明知重复还不能不再重复，明知刚刚才讲过又不能不再讲”。因为“不讲不放心，讲了不落实也等于没有讲”。（附录1：3）对于这样一种战前动员的方式，干部自嘲为“猴子不上树，多打几遍锣”。反复讲，反复敲，就是想不重视也难。

按照考核评比的要求，从上到下，全体干部都投入各种考评资料的准备过程中。工作做过了，资料本来应该有的，但是，基层不像上级机关，政府以前下发过的资料不等于村里现在还有，更无法确保已经下发到农民手里的资料农民能够保存完好，因此，迎检工作往往就是一个繁重的重新准备与制作资料的过程。为了确保所有考评资料万无一失，不出差错，办公室会事先按照检查标准，列出详细的备检清单，然后按清单所列，对所有资料统一进行重新制作、发放、装袋和核对。例如，这一次考核评估中必须装入区里统一制作的“农村税费改革家庭档案袋”，发放到农户手中的资料就包括：土地经营权证、2002—2003年纳税通知书（已丢失的复印存根）、2002—2003年农民负担监督卡、省委省政府致全省农民的两封公开信、2002年的缴（交）税退税票据等；而村里必备的迎检材料则包括：任务测算表、2002年村到组和组到户农业税任务清册、2002年征收情况清册、2003年任务到组到户清册、村级债务清册、转移支付到村凭据、农业税附加返还凭据、农业税减免到户清册、结算清退清册、军烈属优抚款及五保户统筹款到户清册、村组干部工资清册，报刊征订收据、化债凭据、接待处理政策咨询及农户来访登记情况、村税费改革方案及工作总结、相关的说明材料、推进税费改革的会议记录、政府下发的税费改革文件（至少10份），2002—2003年两个年度各种数据的公示牌、标语、横幅等大大小小好几十件。（参见附录1：4及附录2：4）如此繁复的资料工作，如果没有预先的安排和重新制作，是很难保证备齐的。

此外，区里和镇里还结合考评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对有关事项做出了说明和要求，以统一标准，使干部们在资料和数据的制作、准备中不发生可能失分的情况。例如，在由区里印发的《农村税费改革迎检准备工作应注意的有关事项》中，就强调了对从农户到村、乡镇和区各级各类考评表填写中应该要注意和统一的问题，如在村考评表中，强调“农业税附加和转移支付资金按规定拨付到村是这次考评的关键事项，各地要高度重视。一是转移支付资金要按分配的指标数额、农业税附加按正税的20％足额拨付到村（乡镇会计服务中心）；二是要按规定的用途使用。凡未拨付和未按规定的用途使用的要立即纠正”。对于化解村级债务，强调“一是债权债务清理锁定的资料要齐全；二是已化债金额及化债渠道要有相关凭证；三是不准发生新的债务。少数地方由干部垫付的税费，决不能在村级债务上反映”。对于村组干部职数，规定“村组干部人数严格按规定人数配备，其中：村干部人数为3—5人，组干部1人。不论是否超员，一律由政府按标准人数发文到村，作为村组干部人数的依据”。“村组干部的工资要确保足额发放到位，对少数尚未足额发放的，要做好工作”。关于乡镇考评表中应注意的问题，强调“2003年的农业税，各乡镇街对区里已全部完成，农业税是向农民和负担有农业税任务的农业企业征收，不得反映乡村垫付情况”。对于涉农收费，规定“各乡镇街有关涉农收费部门要分别写出2003年涉农收费的工作总结，详细汇报收费的文件依据、收费项目标准和年度收费金额以及具体做法，特别是涉农收费公示和如何制止乱收费的做法”。（附录2：5）

在由镇里印发的内部掌握材料《税费改革考核评估准备工作的有关要求和主要安排》中，对计税面积落实、镇村组三级公布栏、负担卡及纳税通知书填写、农业税减免、结算清退、票据管理、“双优”落实、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档案准备、冻结乡村债务、涉农收费的清退等问题也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如对公布栏问题，规定“村级公布栏：由财政所统一制定栏目式样，镇挂村干部负责，专管员负责配合。2002年公布栏变更调整式样和内容，补充计税‘四要素’，只以‘底稿’的形式存档；2003年的公布栏要求用油漆书写上墙”。“组级公布栏：财政负责统一栏目，全面反映四个计税要素和改革前后负担对比，由镇村干部负责，将2003年到户情况用油漆书写公布”。对结算清退，要求“调查摸底，准确登记，不漏一户。由镇挂村干部负责填表并签字负责，如有遗漏，检查中被发现，将从严从重追究镇挂村干部的责任”。并要求“现金清退，不少分文。确有困难的村，由镇挂村干部个人在镇政府借款，并及时清退到户”。对票据管理，规定要“全面纠正税费混票、一税多票等现象。要求除农业税票外，农户手中不能留有其他收费条子，如仍有收费条子（教育附加、三提等）遗留在农户手中，追究挂村镇干部责任”。对涉农收费的清退，要求“由镇政府牵头，召集涉农收费部门专题会议”；“各涉农收费部门写出2002年度本单位涉农收费专题自查总结，并上报镇政府”；“发现问题，限期清退，及时整改”。该文还特地对镇村干部做出了“七个不准”的规定，即“不准存在对计税面积有争议的农户”；“不准出现改革后负担比2001年的亩平负担增加的农户”；“不准出现亩平负担超过100元的农户”；“不准忽视农户对税费改革政策和操作的抵触情绪的存在，务必做好重点队、重点户的工作”；“不准留有结算清退的死角，确保清退率100％”；“不准出现改革后村组干部擅自收税（费）的问题，如有发现，务必迅速纠正，办理换票”；“不准扯客观找原因违背政策和镇党委政府的统一安排，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遇有特殊问题难以解决时，必须及时请示，不得违规操作，影响大局”。（附录2：6）

有了这些细而又细的考虑、策划和要求，庞杂而繁重的迎检工作就转化成一系列整齐划一的文件制作的技术与程序。这一系列文件制作的技术和程序虽然十分复杂甚至于累赘，却可以通过不计成本的辛勤工作去达到。

这就是乡镇，这就是迎检，身为基层政府的干部，你就得去适应这种工作方式和工作要求。

下午，我到镇计划生育办公室查阅档案，与计生干部陈羽相约，想与他父亲陈志华见一面，陈羽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事先我已得知，陈羽的父亲陈志华是镇街所在地秦家畈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要在小镇做调研，这位“地主”是不能不结识的。况且，像秦家畈这种镇街村一定有着与传统农业型村庄极不相同的特点，这也是我有兴趣了解的。

约莫5点，等陈羽下班，我便跟着去他家。走出政府大院，斜穿过马路，向西走约100米，就是陈家。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小宅，房子看上去不错，外墙面嵌着白色的瓷砖，绿色的防盗大铁门打开，迎面走出来的正是陈羽的父亲陈志华。

陈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板壮实，不善言谈。他告诉我，他今年52岁，从1983年起就一直担任秦家畈村的党支部书记，迄今已有整整20年。听我讲明来意，他二话未说，拉着我就出了大门，说是要叫上村主任老罗一起为我接风。小镇不大，陈书记对我的到来显然已经耳闻。

村主任老罗的家就在陈书记的隔壁，他与陈书记同岁，但要胖一些。他说自己只读过小学，不像陈是高中毕业。罗此时正在改建他家的住房。原来，罗在担任村主任的同时，还租了镇粮站的房子经营着餐馆“稻香居”。随着生意的发展，粮站的房子不够用，他便决定撤掉住宅，再盖新楼，把生意做得更大。

进到稻香居的一个包间，老罗叫来四菜一汤。席间，老罗的健谈和博识使我感觉这是一个十分睿智的人。罗说：“农村调查不能只盯着政府，也不能只听干部怎么说，还要深入老百姓。”陈书记则补充道，他打算日后找一家群众基础较好的农户，让我住上个把星期，体验一下民间疾苦。他们俩虽然不一定知道什么叫作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但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做调研却是懂的，既存的政治话语体系为理解此类事情提供了现成的语汇，他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调研的意义，并表示支持的。这次相识，我们相谈甚洽，不知不觉中，窗外暮色已现。

第二天上午，在秦家畈村部，老罗为我介绍了秦家畈村的基本情况。

畈者，成片的田，平畴，但村中现在已无秦姓者，说明这可能是一个古地名。现在的村民，多为外省移民的后代，其中河南、安徽籍人较多。

秦家畈村的版图面积约6平方公里，有村民3400多人，耕地面积2873亩，其中水田1920亩，旱地953亩，水面210亩，共16个村民小组，其中第一、三、四、五小组地处或邻近镇街，村民与居民混居。这些住在镇上的村民已经不务农或主要不再务农，而是以各类小本生意、运输、建筑和服务行业谋生，其他几个小组虽然仍有土地，但因为距离大江城区和H市区较近，青壮年男女也多在城区务工经商，家中的田地主要依靠留守的老人和妇女照看，这就决定了秦家畈村的经济已经不具有典型的农业特色。

老罗说：“村里户与户之间很不平衡，工商户的收入不好估计，从（年收入）几万到几十万的都有，真正的大户多搬到区里去了，纯农户的年人均收入在2200元左右。我们村上报的数字是人均3050元，但那是一个政治数字，哄人的。上面每年都要下达一个人均收入的递增数，去年是15％，今年也是，我们只好去适应。如今这种虚假数字哪里都一样，也不必太认真，但撇开这些数字，我们村在镇里也还是最强的。”

“农民负担的情况怎么样呢？”我很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状况，尤其是税费改革前后农民负担的变化。

“村里的农民负担在税费改革前后有自己的特点，村里的集体经济说不上好，但也不是太差，我们没有企业，山水资源也不多，有6个采石场，租出去了，每年的山租是3.6万元，原有的预制厂、榨油厂也都租出去了，每年能收管理费1.2万元，两项加起来共4.8万元，其他就没有固定收入了。我们村紧靠镇上，1998年以后，我们抓住小城镇发展的机遇，搞商品房开发，共建了32套房，一套能卖六七万，都卖给村民、居民和一些外来户了。这些房占的都是责任田，我们以每平方米20元作为补偿，先把地收回来，建了房再卖出去，赚了一些钱。此外，京珠公路和公路两边的绿化带穿过村里，共征地700亩，政府一亩补给村里1000元，总共补了70万元，我们还承包了京珠公路的土方工程，赚了20多万，所以也有些积累。可现在这些机会没有了，好在每年小城镇建设的征地补偿还有四五万，目前的日子还是过得去，不欠外债，干部的工资有保障，账上还有几十万元的存款。”

“税费改革前，村里的税费负担是亩平64元，村里每年再拿出些钱来为村民垫缴，实际落在村民头上的负担是亩平40元。税改后，收费主体转到财政所，钱不从村里经过，村里也就不再垫了。村里没有固定收入，老是这样垫下去也不可能。这样，税改后落在村民头上的负担就是亩平41.06元，因此，农民就没有减负的直接感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还说怪话，说，怎么负担越减越多？还要上访。”

“其他村有这种情况吗？”我问。

“只是我们村，其他村不是这样，”老罗回答，“但就是其他村在税改之后也一样地不好收税。”

“为什么？”这倒很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农民就是这样，你再减他也嫌多，巴不得一分钱都不收。再说，由于不能强制性收费，一些人不缴，你也拿他没有办法，结果造成了相互攀比，大家都不愿意缴。”

“哦？！”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新问题。我总以为，减负了，农民拥护，钱就好收了，一些媒体上就是这样说的。再说，就算是秦家畈有特殊情况，其他村又怎么解释呢？我倒要亲自去看看。（参见附录1：5）

中午，老罗又为我接风，地点还是在稻香居，这一次，镇挂村干部范维萍也赶过来了。范是小镇党委委员中唯一的女性，1963年出生，负责组织和人事工作，兼秦家畈的挂村干部。席间，范向陈书记和老罗提起了迎接税费改革检查的事情。在他们的交谈中，我得知村里必须协助镇政府处理好去年政府所收的教育费附加的后遗症。原来，去年春、秋两季开学时，学校按惯例替镇政府代收了教育附加，标准是每个学生100元，全村500多个学生，总共收了5万多元。去年下半年税改后，“三提五统”取消，这笔钱本来该退，但教育附加已经先缴给了学校，再由学校上缴，所以，也没有退。这也可以理解，上级文件不可能把所有的特殊情况事先都估计到，只要文件上有模糊与遗漏的地方，这装进口袋里的钱自然就不想退出来。

不过，这一次的考核评估就要遇到麻烦了，因为那些家里有孩子上学的人家手中就存有一张缴纳教育附加的凭据，而按照规定，考核评估时农户手中除了两税凭据之外不得再有任何其他收费的票据，这可是涉及四条硬杠子的问题，捅了娄子可不好办。所以，范委(2)与村里的两位领导商量，请村里协助镇政府先将农户手中的条子收上来，至于钱如何退，再做商议。

面对范委的“商议”，两位村干部似乎面有难色，磨蹭了好半天，陈书记和老罗不约而同地向范委提出要镇政府先承诺退钱，否则这条子村里不好去收。看得出来，他们是在担心镇政府到时候不退钱，让村里把这笔钱兜起来。眼瞅着双方就这样僵在了饭桌之上，范委才退了一步，答应先回去请示林书记和武镇长，这一边，陈书记和老罗则通知全体村干部到村部开会相商。

抓住空隙，我向二位询问村里担心的原因。老罗说：“这可是有过先例的，2000年以前，政府每年都要收江堤维修款，那一年我们村摊了5.7万元，本来该年底缴，因为我们与镇政府的关系好，体谅政府的困难，年初就缴了。一个月以后，新的文件下来，从当年起取消江堤款。我们找林书记退，可他反倒给我们做工作，要我们体谅政府的困难，让先等一下。但到了年底，林书记专门请陈书记和我吃饭，那5.7万元不提了，还要我们再缴1万元支持他的工作，说政府的确遇到了困难。你说我们怎么办？我们不仅没有要回已缴的钱，又多缴了1万。大家关系好，不好说，只有认了。我们现在就怕政府跟我们讲人情。”[6]

而陈书记则冲口来了一句直话：“政府这次不答应把（给）钱，我给他搞个鬼。”

村里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按陈书记的话说：“我们是既要为政府分忧，又要为村民着想。”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乡和村毕竟已经成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双方在互相支持、配合与协调的工作互动中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谋划，也在情理之中。刚刚在饭桌上发生过的一场对峙，再形象不过地将乡、村两级各自的制度和利益角色彰显无遗。

中午1点过后，其他村干部陆续到达村部，范委也赶来了。会前，她特地对陈、罗二人说：“林书记说了，钱由政府给。林书记今天心情蛮好，好说话。”双方的僵持就这样顺利地结束了。

会议开始了，除了秦家畈的9个村干部[7]，范委、财政所负责秦家畈村农业征收的专管员毕华英和我也参加了会议。作为镇政府的代表，范委以挂村干部的身份首先发言，她一上来就是一番动员：“昨晚，林书记参加了区里的紧急会议，区里对迎检做了紧急部署，上午，镇里又开了大会，区税改工作领导小组的也来了，10号之前，一切工作必须就绪，10至20号，省检查组要到大江区做地毯式的搜索。我们要以打歼灭战的精神做好工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去年我们留下了一些遗留问题，任务重，我的压力也大。这次检查很严，听说昌州区一个村出了问题，从区里到村里的干部都写了检查，所以，我们当不起罪人。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能理解，能支持，能投入，使我们秦家畈不拖全镇工作的后腿。”

接下来，范委又具体交代了迎检的细节和事项：“（1）2002、2003年两年的表格要分开，该让农户签字的要签字；（2）村里的公布栏，由财政所统一拿出样式，2003年的公布栏要用油漆写上墙；（3）负担卡的填写要统一、规范，只填农业税一栏；（4）农业税减免，到我们村是1500元，如何减，要定下来，镇、村事业占用的，可减一部分，确实非常困难的，可减免，但要签字。特困户，村里可酌情将现钱送到他们手上；（5）关于结算清退，要求现金清退分文不少，票据，要求除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两张票据之外，不留其他收费条子在农民手上，如有，要追究干部的责任……”接着，范委再次重申了区里在这次考核评估中规定的“七个不准”，并以这样的话来结束她的动员：

“区里宣布了，如果检查不合格，从镇里的第一把手，到挂村干部，再到村里的书记、主任，在政治、经济上都要受到处罚，我们不是怕处罚，但是我们身为干部，就是要切切实实把工作做好。”

老罗接过范委的话头：“我说一点看法，范委把税改检查的精神向我们传达了，但这个农村工作，难度很大，在村一级，体现为资金问题，这几年，我们不堪重负，政府还多收了我们的钱。”罗又把政府收江堤费未退一事端了出来。

“林书记专门请我们吃饭，是摆的一个鸿门宴，我们村每年都给农民扛了钱，所以，中午我和陈书记是这个态度（指中午吃饭时），因为有前车之鉴，我们与林书记关系好，反正是大共产党用了小共产党的钱（指上级用下级的钱），也没有统荷包，就不要紧。但长期这样下去，不是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们对政府不相信，到时候请武镇长打个条子（承诺），我们就去收（教育附加票据）。说这个话领导又不高兴，说我们不相信政府。这个工作其实好做，我把干部派下去，两天就可以收上来，但收上来又怎么做？我们各项工作都不差政府的，所以，这里把话讲清楚，范委明天将条子拿来，连同利息，5.5万划过来，这个账不与我们相干。我们是配合你们的工作，严肃认真地对待政府的工作，4月10日前保证完成任务。”

看来，事情并不像刚才范委说的那样已经解决，老罗并不是很放心范委告诉他的林书记答应政府出钱的承诺，他要的是有把握的凭据。而且，在罗看来，其他工作的配合都好说，唯有这钱的问题要一是一，二是二。老罗与范委较上真儿了。

陈书记也站出来声援老罗：“这次检查，上面很重视，我们也支持上面，我们每年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们也要支持政府，与政府保持一致，现在就是要落实资金问题，关于收回教育附加的票据，工作量相当大，农民有的保存得很好，有的丢了，有的怕你做什么笼子，所以，就是要用现金换票。由村里做，只收票，不给钱，不好办。”

“最困难的还是收票的问题，不收本来无事，一收反而要出问题，你去收，农民问为何收，我又不敢说是退钱，说退钱，他就会找你要，这几天他们就会要到村里来，我就怕这事，这不是一笔小钱，一收就是5万多块，搞不好就是大事情。”

其他的村干部也开始向范委抱怨工作不好做，心里没有底。

面对村干部们近乎公开的不合作，身为镇党委委员的范维萍脸上似乎有些挂不住，可她又不好公开发作，毕竟，村干部们如果不配合，她也不好强行下令。但是，眼前这件事情又非要做决断不可，于是，她不能不硬撑着做进一步的表态：

“你们的意思我不是不懂，我已经向林书记反映了，他也承认了（指答应由政府出钱），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范委，明天我就把自己的折子拿出来押着。”

想想这句话又有些呛人，她又压住心头的火气，尽可能地把话说得和缓一些：

“我也知道村里面蛮忙，但现在的确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现在林书记已经承认了，你们还要政府先把钱兑出来，这可怎么好？当然，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很难，但是票肯定要收，只是怎样收的问题，要想一个万全之策。不过，我也知道这不是一千两千的问题，但也不能不收。”范委越说口气越软，也越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时候，财政所的王主任来了，他也提到要把教育附加的条子收上来，“这可是关系到一票否决的问题，票据收上来后，钱肯定要退，以什么方式退再商量，所以，这个压力肯定要背”。

但是，村干部们仍然不愿意让步，他们以沉默来表明他们的态度。无奈，王主任只好给林靖南打电话，汇报秦家畈村的矛盾。

放下电话，王说：“林书记的意思，把票据收上来，按新任务结算。”

村里还是不同意林的想法，他们说，新税中所含的教育附加比老税少，如果按新税结算，农民就退不了什么钱，村里也不好做工作。这样，双方的沟通仍然没有结果，范委于是决定还是要面见林书记，把问题当面反映给他。（参见附录1：6）

第二天中午，我又遇老罗，特地问他昨天条子一事争论的结果怎么样了。他说有结果了，镇里同意不要村里收，由他们自己去收，自己退钱。说完，老罗又专门补充了一句：“我知道昨天顶一下，林书记会同意的，我们村一向很支持他的工作，他也很关照我们。再说，这件事涉及检查能否通过，林书记也非得处理，只是昨天范委硬要我们收，所以我要顶一下。”（附录1：7）

看来，老罗对林书记的为人和当前整个形势的判断都是准确的。

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深化了我对既有乡村关系的场景化的理解。在乡村的互动之中，乡镇政权无疑仍然居于强势和上级的位置，但是，乡村之间的非科层化特征和利益独立角色，又的确给村干部留下了抵制乡镇依仗权力强势向村庄割取非体制化利益空间的可能。所以，当双方出现类似的利益博弈时，村干部首先担心的倒不一定是乡镇外显出来的体制性权力，而是政府干部，尤其是政府主要领导以人情、关怀和请求支持工作等理由表现出来的脉脉温情。对于这种温情，村干部往往会因为抹不开情面而上套。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只能去上套，因为他们清楚支撑这温情外表的权力内核。所以，正如注释［6］分析的，乡镇好像是“外弱”，而村庄又好像是“外强”。其实，乡镇的“外弱”，是因为它必须以感情和面子来填补因缺少科层化连接而出现的权力链条缺失，如果时时以权力的硬核示人，势必会增加行政运行成本，事倍功半。而村庄的“外强”一则是因为经济的独立性，二则是由乡镇这种人情与面子的“礼送”所塑造，并非一种真实乡村权力关系的反映。所以，只要村干部还打算继续在自己的位置上待下去，更为重要的，只要他们还生活在乡镇这一场域之中，就必须对这样一种强弱虚置的权力关系随时保持清醒的认识，即在政府领导表示温情与关怀之时恰到好处地对政府权威给予更大的支持，并借助于这种公对公的“事本主义”支持来“培植”与政府主要领导之间私对私的“人本主义”性质的个人关系，将体制的硬核包裹于个人关系的柔性之网中，并通过这张柔性之网来维护那些必须维护又能够维护得了的村庄公益。对此，我称之为十分必要的乡村政治关系术。在乡村做调研，我经常看到的就是这种双方都深知对方利益与态度底线的柔性化人际磨合，而非国家与社会结构二分性的权力对撞。与这种柔性的人际磨合相比较，硬性的制度规范在多数情况下其实早已为双方所默认，绝少有机会出现在博弈的前台。

时间已经到了4月10日，距离考核评估的日子越近，政府大院就越发空寂无人，镇干部们天天都在村里督战。随干部们到几个村庄去体验了一番迎检的滋味之后，我又将目光聚到了秦家畈，因为这里离镇政府大院近，村部就在镇政府大院背后，一抬脚就到。

中午，与老罗联系，问他在忙什么，电话中，他说正忙着“做作业”。这些天，每个村庄都在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我告诉老罗，下午我要过去看他们是怎样“做作业”的。

才1点刚过，老罗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他们已经到了村部，要我马上过去。于是，我结束午休，起床背上包就走。

到了村部楼上，只见整个二楼和三楼大厅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资料和报表，陈书记、老罗以及所有的村干部都在十分认真地抄写着各种材料。老罗说他只读过小学，但他那一手毛笔字却也如同他的口才一样好。

老罗告诉我，他们已经这样连续干了好几天，范委和毕华英也跟着干，但人手还是不够，今天又从财政所抽调了几个人过来突击，“我们忙不赢，他们过来帮忙”。

“是他们帮你们的忙，还是你们帮他们的忙？”

听到我这样发问，老罗也笑了。几天的接触，让我和老罗彼此都有一种十分投缘的感觉，老罗认为，我对乡村的感觉比较到位，是那种能够站在对方立场上去思考的人，而我则认为他是那种虽然生活在底层，却具有很高悟性和丰富人生阅历的智者。

“是的，说到底还是我们在帮乡镇的忙。”

目前的检查，已经对乡村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按内部精神，如果检查出了问题，这个村的书记、主任和政府挂村干部都要被撤职，乡镇一级，从分管领导到镇长、书记，也要受到相应的处分。拿干部的饭碗和帽子做警示，除了在抗洪救灾这样一些重大任务中会有，在日常的迎检考评中倒还真不多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进入2003年度以后国家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关注程度。

“我们这个饭碗无所谓，反正也端不稳，但对他们（政府干部）就厉害了，他们天天来。他们不来，我们就不着急。”虽然老罗所说的“无所谓”未必是所有村干部的真实心态，但他说政府干部比村干部更着急却是事实。毕竟政府干部有职业和行政纪律这两道紧箍咒箍着，不能不全力以赴，而村干部说到底仍然是农民，角色意识到底有所不同。

老罗指着桌子上的一堆材料，说他们从昨天晚上一直忙到了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要准备的东西实在太多，要备齐一袋袋的档案，又要填写好所有上墙公布的东西，这些东西平时谁会去搞呢？如此劳神费力的事情，也就只有迎接检查评估之前才会去突击。

“你见过这种场合吗？”老罗问。

“见过，也一样认真。”是的，我在川东双村和湖南白鹤村所见到的那一袋袋整齐码放在文件柜里的卷宗，不也是干部们这样辛苦地加工和制作出来的吗？只不过，我在那里看到的是产品，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产品的加工和制作过程。

“你说这样搞下去如何收场？”老罗说。

我无言以对，笑了一笑，算是回答。

“不过，我们公布的数字还是真实的。”老罗算是自问自答。

“你看到这种场合觉不觉得新鲜？”老罗又问。

“不，现在哪个单位不是这样？”

“这是不是形式主义？”

“看怎么讲，有些形式也还是必要的，但是不是非要把每一件事情都搞得这么复杂就不一定了。”

“是的，很多事情上面不要求，我们可能就要简化。现在农民的素质提高了，所以要增强透明度，把情况公布出来，村民也就了解我们。而且，当干部的也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把事情搞公正一些，所以，公布出来也有好处。”

我陪着老罗聊了好久。

快下午3点的时候，从财政所又过来4位干部帮忙。我问他们，是否每个村都去了这么多人？他们说，其他村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只有秦家畈等几个大村的工作要慢一些，上面说12号就要检查，所以这里要加强力量。（参见附录1：8）

看来，为了迎检，从乡镇政府到相关职能部门，再到村，已经是全体总动员了。如此兴师动众，如此临战突击，撇开它本身对减轻农民负担所具有的正面价值不谈，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官僚科层制与革命动员型运作机制的结合在这一类迎检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由此，我开始思考中国现代政治与行政的运作机制特征，尽管我的这种思考只是站在一个基层乡村的平台，仅仅是通过观察基层政权如何应对上级考核评估这样一个“事件—过程”。

傍晚，我返回政府，终于在大院里碰到了从村里返镇的干部，我连忙上前道辛苦。干部们见到我，开始大倒苦水，说美其名曰减负，可检查本身就在增负，说镇里已经为迎检花掉了好几万，一个乡镇几万，一个省又是多少？真的要检查，自己下去看不行吗？干部们开始说起古代那些微服私访的皇帝和官员。

干部的情绪具有传染性，工作越忙，上面对工作的形式性要求越高，乡镇干部的情绪往往越大。中午在食堂吃饭，与招商引资办公室的汤主任同坐一桌，他就对基层工作的难度大发了一通牢骚：“现在的舆论往往丑化乡镇干部，认为是我们把事情搞坏了，其实，哪一样事情不是上面叫搞的？农业结构调整，推广这样，号召那样，乡镇顶得住吗？结果搞成了却没有市场，农民把产品抬到政府来示威，骂我们瞎指挥，上面则说我们指导不力，我们有什么办法？只能听着，总不能说是你叫搞的吧？”“再说乡镇干部吃喝吧，这也是报纸和电视经常反映的问题。其实，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乡镇。领导来检查，你能让他空着肚子回去？来了不招待，不喝酒，又害怕领导心里有想法，认为你不尊重他，喝少了，还担心他认为你不热情。”“中午喝了酒，下午红着脸工作，农民见了，心里不骂你是一群吃喝官才怪。”“酒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并不想喝，但不喝还没有办法，工作不好开展。村干部也难，没听别人是怎么说的吗？‘挣一点儿钱——输了；吃一点儿油水——吐了；家里的田——荒了。’”“迎接检查的花里胡哨我们愿意搞？但不搞就过不了关。过不了关就要挨批评，受通报，领导就提不上去，结果只有比着搞，不讲代价地搞。这一搞，减负也就变成了增负，增加了政府的负担。”（附录1：9）[8]

然而，抱怨归抱怨，牢骚归牢骚，随着考核评估日期的临近，政府大院的气氛仍旧是越来越凝重。下午，大会议室召开了全镇涉农站所全体人员会议，专门布置清退涉农超标收费的任务，要求不留死角，谁出问题谁负责任。晚上，全体政府干部及涉农站所负责人又纷纷从村里赶回来，参加迎检前的最后一次战前动员大会。

以下是我对这次动员大会所做笔记的摘录：

晚7点，大会开始，林书记简短而直奔主题地宣布：

“目前，检查在即，有必要对相关工作做再梳理，再动员，工作上再加大力度，现在，请姚书记宣读市农税改2003年8号文。”

分管农业的镇党委副书记姚学明便全文宣读一份紧急通知，通知进一步申明检查的严肃性，再次强调对影响检查的各级干部将予以处罚的规定。

财政所王主任发言，再一次强调迎检的程序和材料，再一次提醒与会者注意迎检材料的齐备，并强调：“目前我们在清退中存在着的问题，一个是减灾，一个是清退，一定要有农户签字，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假的。教育附加问题，请干部们给村里讲，该收的要收起来，如果没有收起来，把有关票据留在村里，农户手中不能有除两税之外的任何其他票据。各种报表今天晚上必须要搞到位，再不能拖了。”

大江区驻小镇工作组组长阮主任讲话，他主要是给干部们打气和提要求。

“同志们都很辛苦，这些天，政府里看不见干部了，说明大家很认真，都扎到村里去了。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是伊拉克战争，我们区最大的事情是迎检，我们现在的工作就相当于马上就要打到巴格达，决战就在眼前！

“这次检查实行四个一票否决，只要有其中一项没有达到要求，就要被否决，如果是这样，小镇的工作就没有入围，那么，同志们的工作再辛苦也白搞了。这次检查，市里连发了几个紧急通知，说明任务的严重性，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我们倒不是怕掉帽子，身为干部，就是要为人民做一点儿事情。为了工作的规范，镇里做了许多表格，都发下去了，大家一定不要以为烦琐，就各自搞一套，一定要按照规定去做，出了问题，要负责任的。

“入围以后，要力争少扣分，多得分，市里对我们大江区的要求是要得优秀，85分以上！因此，工作要细了再细，反复检查，资料装袋之后，一定要复查，以免装漏装错，而且，数字要有人专门负责填写，要清楚、工整，不能涂改……”

武仁杰镇长讲话：“这是检查前的最后一次机会，今天不说，就没有机会了，说了不做，也没有机会了。”武镇长强调了五点：

“1．拼尽最后一口气，一定要确保高分过关，千万不能在最后关头出问题，姚书记读的通知就是军令状，如果全区得优秀，我们镇的分低了，也是撤职。目前是关键时刻，这一口气憋也就憋过去了，过去了大家皆大欢喜。

“2．重申两条政令：一是禁止争论，无条件执行。特别是涉及清退、减负，没有任何特殊情况可讲，全省一个‘大纲’，一张‘卷子’，只能这样做。因此，各位干部要牢记，镇里怎么说就怎么做，一定不能另搞一套。二是禁止松劲儿。大家很辛苦，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要坚持再坚持，今天晚上会议结束以后，全体挂村干部要马上下到村里再复查，再督促，不能拖到明天。

“3．突出三个重点，任务完成的村要‘三查’，查资料是否装齐，查资料的内容是否准确，查四条硬杠子是否符合，其中关键是计税面积和清退。

“4．攻克四个薄弱环节：（1）做群众工作的薄弱环节，一定要把工作做平。（2）档案袋的规范，要防错（算错）、防误（写误）、防缺（内容缺项或不全），这都是丢分的位置，千万要仔细……

“5．坚持五条标准：（1）执行硬杠杠，不错一户。这是百分之百的要求。（2）面积不错一亩。不要让农户在计税面积上有争议，承包面积与计税面积要相符，不能计税面积大于承包面积。（3）不能有一户错漏。（4）资料不能少一份。（5）清退不能少一分。”

会议最后，林书记再次讲话，他说：“要讲的是一个重复昨天的故事，明知重复还不能不再重复，明知刚刚才讲过又不能不再讲，不讲不放心，讲了不落实也等于没有讲，总的要求是增强忧患意识，继续发挥连续作战的作风，严格政策，严阵以待，力争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检查。

“1．工作要细，先入门后敬神。2．政策要严。这次政府花血本，拿出30多万，教育部门拿出30多万，共60多万元，换以前的平衡，换今后的平安。其他的涉农收费也不要心存侥幸，差几多钱退几多钱，卡外收费，农民有反映，就要清退。退钱时务必把单子收回来，不能有单子散落在农民手中。3．氛围要浓。如横幅、标语要准备好，我们打电话，要你们什么时候拉就什么时候拉，我们还要搞一台宣传车，放音乐、播通知，让他们看一看我们全镇都在搞税改。此外，民风要好，检查人员来之前，对村里打牌的、搓麻将的，都要疏散，不要让领导感到我们这里的民风懒散。4．工作要扎实。要下到农户家里，不要搞办公室数字，要把群众不理解的地方宣传到位，把矛盾化解到位。5．迎检要稳。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一个内容一个内容地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在战略上要藐视，要相信我们已经做了的工作，遇到问题，临危不惧。组织上要严密，待人要热情，举止要得体。今晚下去后，凡是农户档案袋分好的，要复查，明天早上8点发到农户手里。接区里通知，市委书记明天有可能下来暗访，因此，明天的固定标牌今晚上全部刷写，挂到位，红纸写的先不贴，等候通知，每个村两条横幅，干部们今晚就带下去，一接到通知就挂出来。”（附录1：10）[9]

晚上9点半，会议结束，政府大院外随即响起一阵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挂村干部按照要求，又都下到了村里，而大院内仍旧是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据说，有一个数字出了问题，全部的材料都必须连夜返工，这不，财政所的人员已经在政府大会议室内挑灯夜战了。

这天晚上，我翻来覆去，老半天没有睡着，复又起床写下了如下这段日记。

压力型体制与动员型政治运作方式的关系有感：

会议结束了，但会议所要刻意传递的那种让人们都紧张和行动起来的临战气氛却弥漫于每一个与会者，甚至包括我这个观察者的心中。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摸黑租车下村去了，我却在想，镇里年复一年的中心工作难道都是依靠这种反复的动员来完成的吗？如果是，它又能给人以什么样的启示？尤其是在荣敬本等学者提出县乡体制已经从传统集中的动员型体制向分权的压力型体制转变这样一种颇具解释力的理论之后。（荣敬本等，1998）[10]

压力型体制对于从总体上理解当下地方和基层政权的行政特征无疑是比较准确的，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推动这一体制的基本动力，除了学者们所分析过的具有政治承包特色的目标与责任管理的考核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要素？动员型体制消失之后，是不是传统的政治动员型治理与管理方式也都一定会随之而消失？显然，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知道，无论是动员型体制还是动员型的政治与行政运作方式，都是权力集中化的一种表现，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后革命的政治运动时期也是如此，正因为有了权力的集中（它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最典型的表现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才可能通过上级的文件下达及下级的宣传动员与贯彻落实这样一种序列来实现政治与行政目标。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治权力总揽一切的全能主义政治逐渐消失，[11]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领域之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性事务的情况大为减少，但是，就政治与行政权力配置领域之内的情况看，权力集中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当政权体系在面临诸种突发性事件及其他突击性的重大事件，以至于依靠科层化体系的惯常运作不能迅速地达到目标时，传统集权方式下所惯常的动员型政治运动方式（或曰运动化治理）其实是很容易重新浮出水面的。于是，我突然感受到，只要权力集中的现象不完全改变，运动型政治其实也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小镇此次的税改迎检就再突出不过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当县乡政权面临上级所下达的时间紧、压力大、任务重的突击性任务时，县乡政权重拾动员型的政治运作武器其实是十分方便并且得心应手的，在这种时候，压力型体制便与动员型政治自然地结合起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作为集权型管理模式的一个变种，压力型体制与动员型政治仍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前者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仍然必须依靠后者来运转，以确保中心任务和目标的实现。此时，通过高度的动员而非惯常的体制运行，或者说在惯常的体制中加入高强度政治动员的因素，将自然成为县乡领导行为的首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得以理解不计成本和不惜代价的行政理性，因为事情已经不仅是政府任务那么简单，它涉及超越于具体行政需要的宏观政治和自身的利益考虑。

那么，在村庄社会重新成为“一盘散沙”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期望这种动员能够传递至村庄一级？此时的村庄毕竟已经不再是这种无论是经压力还是经科层化方式而结构起来的行政体系的一个环节。这个时候，我在来小镇之后反复思考过的是否有效的政府干部挂村制度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这一制度，再加上村庄党支部书记由乡镇党委任命，村主任换届选举在许多情况下受政府影响等因素，确保了自上而下的压力与动员的传递。此时的挂村干部显然已经不是在挂村，而是在领导村，尽管这种领导与科层化体系中的领导有着很大的不同，需要通过商议、说服、礼送人情与面子等方式去实现。记得一次向招商办公室的老洪请教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挂村干部制度是否还有作用时，他就说在现有行政和管理体制下仍然有用，换一种管理体制就无用，[12]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他的意思。可以说，如果没有挂村干部，当然还包括没有政府对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强有力影响，无论是压力型的行政体制还是动员型的政治运作方式，都不可能确保压力和动员能够有效地从县、乡传递至村庄。而这些制度和运作方式的继续存在与有效也在一个方面向我们表明，当下的乡村政治与行政其实也并没有完全超越历史。一定程度上，历史仍然在现实之中流动。

当然，在市场经济的状态下，即使是政治工作和政治动员，也已经有了新的特征，这种特征无论是从政府干部平日里注意与村干部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还是从今天大会结束时林书记宣布要给每个干部补助300元钱，给村庄一定的经济奖励的承诺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毕竟历史又在向前发展。政治动员已经与经济利益的刺激相结合。（附录1：12）

(1) 在小镇，干部们将每个星期一上午全体干部参加的例会戏称为“早朝”，因为在这样的大会上，镇主要领导要向全体干部传达各种会议和文件的精神，并布置近期的工作。

(2) 在小镇，对于干部，人们一律以姓氏加上职务相称，如×书记、×镇长，对于党委委员，则简称为×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