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人堂中，达里奥·福是相当特殊的一位获奖者。他生于1926年，2016年病逝，长达九十年的人生与舞台密不可分。达里奥·福不像另两位诺奖获得者——彼得·汉德克或者耶利内克那样同时是小说家或者评论家和诗人，他的其他社会角色几乎都与舞台有关：戏剧导演、演员、歌手、舞台设计师以及政治活动家。最后一项身份，他也主要是以戏剧作为武器，以戏剧界的巨大影响力，参与政治活动。直到21世纪，达里奥·福仍然活跃在戏剧舞台和社会舞台上，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达里奥·福出身于平民阶层，青春期正逢二战，一度被征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军队。不过，在那段短暂的岁月里，达里奥和他的父亲都曾暗中帮助反法西斯抵抗组织秘密运送难民和盟军士兵去中立国瑞士。战后，达里奥回到专科学院继续被战争中断的学业。他原先的职业规划是当个建筑师，却在眼看着将要毕业时饱受精神崩溃的困扰。医生建议他做一点能真正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情。于是他扔下毕业文凭，开始到米兰的小剧场试着表演独幕剧，从此为他的狂放不羁的基因找到了释放的渠道。
达里奥一生创造的戏剧不下五十部，执导八十余部，199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大多直接取材于市井生活和时政风云，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他显而易见的左翼立场和辛辣的讽刺力度，不仅常常使得意大利当局颇为难堪，甚至连美国政府也曾多次限制过他的剧目在美国上演。在戏剧理念上，达里奥主张继承中世纪喜剧演员的精神，看重即兴表演和临场发挥。因此，他的剧作往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都有不同的表演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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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1970年在米兰首演，此后历经多次修改，出版的剧本采用的是该首演版的最终版，也是最为权威、最接近达里奥原意的版本。与达里奥很多作品一样，《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并不是凭空编造的故事，而是与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有真实的新闻事件作为虚构的基础。因此，在进入这个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把时间切换到20世纪60年代末，看看那时的意大利究竟发生了什么。
1960年代末社会革命运动几乎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但这股革命风潮在意大利的蔓延时间特别长，过程也格外激烈而复杂，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这在西方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人们常常用“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来指代这长达十多年的整个时间段，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和专著也层出不穷。在描述这段特殊时期时，各方势力各执一词，在很多问题上至今也没有达成共识。其中有一个概念，英文是strategy of tension，中文可以翻译成“紧张策略”，就是典型的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
所谓的紧张策略，是指当局放任甚至暗中鼓励社会暴力的发生，以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在那段时间里，意大利社会矛盾激化，人们饱受左右翼发动的恐怖袭击的困扰，爆炸、绑架、纵火、谋杀等恶性事件不断发生，最后常常以政府实施围捕、大量异见人士落网而告终。然而，事情并非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非黑即白，不少左翼人士提出，有些暴力事件实际上是极左激进分子在政府的纵容甚至授意下发生的，目的是以此为借口逮捕左翼人士，同时借助极右翼新法西斯主义分子采用法外私刑的方式铲除左翼势力。对于“紧张策略”的概念，史上争议颇多，很难得出定论，但唯有对这个背景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才能理解《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以及与其相关的真实事件，为什么会呈现如此混沌而喧嚣的面貌。
直接激发这个剧本灵感的事件发生在1969年的一起爆炸案之后。有八十多人因此被捕，其中一名叫皮内利的铁路工人被指认为嫌疑犯。此人被定义为“无政府主义者”，关押期间从警察局四楼的窗口坠亡。警察局声称皮内利是在审讯中跳窗自杀的，但审讯记录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参与审讯的一共有三名警官，其中还包括特派专员卡拉布雷西。在舆论的压力下，他们在1971年都接受了相关调查，却最终被宣判无罪。公诉人的说法是，皮内利在经过三天的高强度审讯之后昏倒，失去平衡，于是从窗口跌落下去。如此显然不合逻辑的说法当然无法服众，于是极左翼组织决定以血还血，派人谋杀了特派专员卡拉布雷西。
整个事件惊心动魄，疑点丛生，意大利社会为之哗然。达里奥将这个热点事件迅速搬上舞台，可谓直接击中了当时的痛点。但是，究竟应该从什么角度切入，用怎样的方式来表现，才能让这出剧不仅仅流于新闻事件的表面，获得超越性的视角，使其哪怕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这是剧作家达里奥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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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托佐警长：噢，为他好？这也是一种治疗手段吗？
疯子：正是这样……如果我不接受他的两万里拉，您想，那可怜的病人，尤其是他的亲属会满意吗？如果我只收五千里拉，他们定会心里嘀咕：“这家伙不怎么样，也许压根儿不是个教授，可能刚从医学院毕业，初出茅庐。”相反，我的要价一高，他们就会大吃一惊：这医生是何许人也？怎么如此了得？……他们就会像过复活节似的，高高兴兴地回去……甚至激动得要亲吻我的手……“多谢了，教授！”……他们激动得泣不成声。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第一幕
剧本第一幕的第一场在米兰中央警察局的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展开。警察甲和贝托佐警长正在审问一名男子，剧本上直接提示这个男人是个“疯子”。在整出戏里，这个角色都没有确定的名字，直到落幕，“疯子”这个身份都是他唯一的代号。警察局的档案上说这个疯子总是乔装打扮，两次冒充外科医生，一次冒充上尉，三次伪装成大主教，一次自称造船工程师。由于这种疯狂的行为，他先后十一次被捕，警察却从来没找到可以给他判刑的罪名。作为被医生确诊的精神病人，临床诊断证明成了他天然的保护伞。这一回是疯子的第十二次被捕，起因是有人指控他扮演精神病医生，声称自己是大学教授，看完病还要收费。
面对这样的指控，疯子胸有成竹，警长的所有质询他都振振有词地反驳。达里奥将疯子的台词设计得相当精彩，雄辩、生动而有说服力，引经据典且言之凿凿，令人难辨真伪。连警长都忍不住说：“真该死，你的叙述太动人了……”我们渐渐发现，疯子引人入胜的叙述几乎是在牵着警长的鼻子走，警长从他这里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反而要忍受他把整个司法系统，从官僚社会的文字游戏、警察对民众的镇压迫害到法官的昏聩无能，挨个嘲讽一遍。当警长想把疯子撵走时，疯子靠近窗口，威胁说要跳窗，警长慌忙阻止。我们不妨做个标记：这是这出戏里第一次出现“跳窗”这个情节。
警长刚把疯子从门口推走，警察甲就拉着警长去开会，于是疯子再度潜入已经空无一人的房间，随意翻看摆在桌上的审讯档案。此时，电话铃响，疯子镇静地拿起听筒。在接听电话的过程中，疯子尽情展示他的表演天分，虚拟有两个人对话的现场，成功地骗过电话那头的政务警长，让他以为贝托佐还在这个房间里，并且对他态度很不恭敬，甚至扬言要揍他。而疯子非但挑拨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从这个电话中了解到关键信息：为了调查前不久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坠楼事件，有个政府的特派法官，不久之后即将赶来。看到这里，我们应该很快就能联想到这出戏排演时震动意大利社会的皮内利坠楼事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舞台上“现挂”当时的新闻热点，会在台下引起多么强烈的共鸣。
挂掉这通电话之后，贝托佐警长回到办公室，疯子警告他，待会儿政务警长只要碰到他，就会揍他。接着，疯子迅速离开，顺便悄悄带走了与这起案件相关的几份文件。政务警长果然立马出现在门口。贝托佐说：“啊，最亲爱的，正巧方才我跟一个疯子还谈起你。他竟然说，你一看见我……你就会给我……”说时迟那时快，从侧幕迅速伸出一只胳膊，贝托佐被打倒在地，倒地的同时嘴里还在讲着后半句：“一记拳头！”人物挨拳的动作和台词的“拳头”正好重叠，而恰在此时，从门外闪进疯子，他嘴里在高声嚷嚷：“我对他说了，要低头弯腰！”第一场戏在这个精确的喜剧节奏中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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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乙：您想跳楼，法官先生？
警察局长：不，他推我们。
疯子：没错，没错，我推了你们。差一点儿你们就当真跳下去了……你们已经绝望了。当一个人绝望的时候，什么都无所谓了……
警察乙：啊，是的，“什么都无所谓”！
疯子：嘿，您瞧瞧他们，现在还是一副绝望透顶的模样……您瞧他们，那两张哭丧着的脸！
警察局长：您讲得很对……处在我们的位置上……我向您承认，方才有那么一阵子……我差一点儿，当真要跳楼了！
警察乙：您打算跳楼啦？您？
穿运动夹克的警长：我也是这样！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第一幕
第一幕第二场，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间相似的办公室，但室内陈设的摆放位置不同。办公室的主人就是在第一场揍了贝托佐一拳头的政务警长。此时，警察乙带着一个人进来，说此人派头很大，看起来像是个大人物。读到这里，你应该已经能猜出，这个所谓的“大人物”又是疯子扮演的。疯子对政务警长声称自己是马里皮埃罗教授，是最高法院的首席顾问。他谎称自己就是政府的特派法官，提前来调查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事件。由于疯子演技逼真，政务警长很快就对此深信不疑。他告诉疯子，现在他们身处的这间办公室，就是当初发生坠楼事件的现场。
紧接着，政务警长慌忙叫来了警察局长，他们俩很快就被假冒成法官的疯子指挥得团团转。在疯子的要求下，他们一边回忆，一边分角色把事发当天的情景演出来。这场戏非常精彩，台词火花四溅。疯子暗示只要跟着他的指挥，就能想出办法来帮助警察局脱罪，进而一步步诱导几位警察的陈述接近真相。警察承认，米兰火车站发生爆炸案之后，他们在并没有掌握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推断是扳道工。扳道工提出自己有不在场证据，警察不予理会，反而对其不断恐吓，并且骗他说他的“舞蹈演员同志已经招供”。扳道工顿时脸色发白。在说到这些明显侵害公民权益的逼供、诱供细节时，警察局长也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我想……我们犯了错误……”
在理解这场戏的时候，我们不妨注意以下两点：其一，从观众的角度看，此时舞台上呈现出绝妙的“戏中戏”效果。疯子从演技无敌的演员变成了导演，警察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表演。疯子一度把堂堂警察局长逼到窗口，局长后来也承认，刚才在疯子的诱导之下，他也“差一点儿当真要跳楼了”。这是这出戏里第二次出现“跳窗”的动作。接着，疯子还让警察相信，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唯有装作与群众打成一片，装作理解无政府主义者们的言行，才有可能赢回人心。于是，警察们开始学着喊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号，甚至一同唱起无政府主义者的歌——《全世界是我们的祖国》。场面喧嚷、混乱，极具讽刺意味。其二，疯子冒充特派法官来调查案子的情节，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俄国戏剧大师果戈理的名作《钦差大臣》。在《钦差大臣》中，以俄国某市市长为首的一群官吏听到钦差大臣将要前来视察的消息，惊慌失措，将一个过路的彼得堡小官员当作钦差大臣，对他极尽奉承，百般行贿。《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对这种具有强烈喜剧效果的模式有一定程度的套用，但在此基础上做了淋漓尽致的创造性发挥。疯子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他的精心布局使得司法官僚系统的荒唐可笑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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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第一幕就在这荒唐的歌声中结束。第二幕开始，刚才的那四个角色仍然在继续唱歌，在灯光亮起的一刹那，歌声也随之停下。警察局里的表演还在继续，对于跳窗的讨论第三次出现。警察声称那位扳道工是自杀，他在往下跳的时候，警察还试图抓住他，但最终只抓住了一只鞋，但疯子马上指出，根据当时的报道，死者的两只脚上都穿着鞋，因此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表演眼看着陷入了僵局，此时报社记者玛丽亚登门来访。局长起初对此颇有顾虑，但疯子说，这正是利用记者洗清罪责的好机会。鉴于特派法官的身份不宜暴露，所以疯子自告奋勇地假扮成来自罗马的警察局科技处领导人皮奇尼上尉，声称要帮着他们跟玛丽亚周旋。
玛丽亚提出了很多疑点，比如档案中缺少对死者坠落抛物线的分析，也没有事发后警察局向急救站求助的录音带——甚至，种种迹象表明，早在档案上记录的死者从窗口飞出的时间之前，急救站就接到了求助电话。疯子忽而巧舌如簧地帮着警察开脱，忽而又在警察们得意忘形之时突然冒出金句，揭穿种种政治阴谋的实质。他一层层地挑破伪装，直指围绕此类事件所展开的政治游戏的要害。当警察局长说“密探和奸细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时，疯子接口说“挑唆人们去作案，然后以此为借口进行镇压”。进而，玛丽亚受到启发，得出了她的结论，“当没有丑闻的时候，就需要制造出丑闻来，因为这是让被压迫者宣泄自己的情绪，维护政权的最奇妙手段”。
正当疯子越来越激动时，贝托佐进了办公室，并且很快认出了这个人既不是皮奇尼上尉，也不是什么特派法官，而是此前他刚刚打过交道的那个疯子。起初一屋子的人都不相信贝托佐，直到他后来拔出了手枪，还拿出了相关的证据，他们才如梦初醒。戏逐渐走向高潮，疯子取出一枚炸弹，这是之前贝托佐拿来的，被疯子悄悄藏起来。当时贝托佐声称这只是上一次银行爆炸案的炸弹的仿制品，而疯子却对玛丽亚说过：“这样的炸弹极其复杂，完全可以隐藏第二套定时爆炸装置，谁也发现不了。”疯子埋下的这个伏笔，此时派上了用场。他说他的包里有这样的声控装置，装上以后炸弹就能正常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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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不同的演出版本里，常常呈现不同的结局。在最初的版本中，疯子声称要启动炸弹之后，整出戏就结束了。而有的版本干脆让疯子给现场观众演示了两个结局：其一是爆炸发生，警察丧命；其二，爆炸没有发生，警察反而将女记者玛丽亚绑在窗口边，因为生怕她把警察局里发生的事披露出去。随后疯子走下舞台，任凭观众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结局。
在我们今天解读的这个权威版本中，结局则具有一定的超现实色彩，蕴含着强烈的隐喻性和讽刺性。疯子威胁要引爆炸弹，同时带着记录着警察局整个事件的录音带离开。众人惊呼想阻止他，混乱拉扯间突然灯光熄灭，只听到疯子在大声嚷：“是谁？不要开玩笑……把手放下！不……救命！”与此同时，舞台以外传来一声大喊，接着是一声爆炸。灯光再亮起时，疯子不见了。女记者从窗口望出去，发现他躺在外面的地上。谁也没想到，这出剧里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跳窗这个动作发生在疯子本人身上，而且这回真的跳成了。
屋内的人迅速达成默契，认为疯子是自杀的，是“被出其不意的黑暗吓到，窗户是唯一的光源，所以他是朝着窗户扑过去，像一只疯狂的鲸鱼一样冲了下去！”——也就是说，大家一致认为，“屋里的人没有任何责任”。然而，恰在此时，又有人敲门，扮演疯子的那个演员再度出现，这回扮相又变了：他的胡子又黑又硬，挺着大肚子，试探着问这里是不是警长办公室。众人惊呼“又是你！”，想把他的伪装卸下来，却惊讶地发现，胡子是真的，肚子也是真的。此人自我介绍说他才是真正的法官，名叫加拉辛提，到这里来重新调查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话音刚落，四个警察跌倒在地，舞台一片黑暗，闹剧终于告终。
显然，从现实逻辑看，这个结局还存在很多悬念没有解开。疯子到底有没有死？他究竟是自杀还是被推下去或者是产生了幻觉导致跳窗？最后进门的究竟是真正的法官还是疯子的又一个角色？剧本不提供答案，但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如果从隐喻性的、富有黑色幽默风格的角度考量，则这些悬念是否落实，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当饰演疯子的演员像幽魂一样再度出现在门口时，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历史是循环上演、没有尽头的，只要内因不发生改变，“紧张策略”的矛盾根源没有消除，这样的闹剧就不会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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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首演就获得轰动效应，当然与其紧扣时事、文本中时时处处的“现挂”密切相关。当时街头巷尾正在讨论的问题，被如此迅速地搬上舞台，因此，热烈的剧场效果首先是对剧作家敏锐的现实针对性的呼应。对于当时所谓“紧张策略”的前因后果，引发这种动荡的意大利社会深层矛盾，以及持续动荡带给人们的割裂与创伤，这出戏都作出了充分的、意味深长的诠释。
达里奥并没有简单地全盘照搬新闻事件，而是通过“疯子”这个绝妙的人物获得了超越性的视角，从而大大拓展了这部作品的深度和艺术魅力。自始至终，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横空出世的疯子究竟来自何方，动机如何，也能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人物的荒诞性；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观赏他用炫目的手法，将当时混乱腐败的司法官僚系统、新闻舆论系统的内幕层层解剖。疯子戳中了所有人的痛点，以虚构的权威达到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效果，操纵着原本以为在操纵他人的权力机关——这样的情节本身就具有极其强烈的反讽色彩。在这出戏里，疯子实际上通过扮演多个角色，打破了单一的视角和单一的立场，使得观众深入整个系统的毛细血管，洞察事件的核心。
尽管紧扣当代时事，尽管戏中不乏荒诞元素，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整个的戏剧结构其实是非常古典的。我们知道，古典戏剧结构的经典法则就是三一律，即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严格的“三一律”要求整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地点在同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就是非常典型的严格遵循三一律的作品。此外，“戏中戏”的经典套路，对《钦差大臣》模式的巧妙化用，都使得这部戏焕发着古典主义戏剧久经打磨的光泽。它成为达里奥·福最具影响力、久演不衰的剧目，并不是偶然的。
精心设计的戏剧结构为演员的尽情发挥和台词的出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达里奥出色的文字功力也没有辜负这个精美的结构。整出戏金句不断，在疯子与警察和记者的攻防转换过程中，迸发出大量让人回味无穷的台词，而这些台词反过来又对于人物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第一幕中贝托佐警长指出疯子伪造履历，“曾任职帕多瓦大学兼职教授”纯属子虚乌有，疯子马上回答在“曾任职”与“帕多瓦大学兼职教授”之间应该有逗号的，紧接着便开始说了一大串关于语法和标点的理论，把警长绕得晕晕乎乎。警长气得直嚷嚷：“停止无理取闹！您竟然扮演起精神病人来……我敢打赌，其实您比我还要健康！”疯子抓住他这句话，马上一语双关地揶揄警长：“显而易见，您的职业会导致多种精神失常的毛病……来，让我瞧瞧您的眼睛。”诸如此类的精彩对话，贯穿全剧，整出戏看下来几乎全程高能，直到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