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在我倒数第二次前往卢旺达的飞机上看的第一部电影名为《杀戮时刻》（A Time to Kill）。故事发生在密西西比州，也就是被福克纳称为“迷幻”的那种氛围中。两个一无是处的白人在外面边喝酒边开车，他们绑架了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强奸她，折磨她，接着把她的尸体扔到田里，之后他们被人抓住并关进监狱。女孩的父亲不相信当地的司法机构能伸张正义，所以在这两个男人戴着镣铐被送到法院时，他就拿着一把猎枪从角落阴影里走出来把他们轰飞了，此后他因一级谋杀罪而被捕受审。他的罪行是毫无疑问的，但一个聪明的年轻白人律师——冒着名誉、婚姻，甚至自己和孩子生命的危险——唤起了陪审团的同情心，最终让女孩的父亲得以释放。就是这么一部电影——它被定位成了一个种族与社会疗愈的故事。主人公得到了胜利，观众的情绪得到了宣泄，而伴随着私刑杀手的无罪释放，他的行为也被同辈的陪审员们认为是达到了比他从法律中所能期望的更高程度的正义。
第二部在飞机上看的电影是《沉睡者》（Sleepers）。故事发生在纽约中城暴力横行的地狱厨房(1)附近。四个孩子的恶作剧造成了一个路人意外死亡。他们被送到一所教养院，在那里他们一再被看守们强奸，之后他们得以释放。多年后的一天，原来四人组中的两个人遇到了当年的一个看守，这人曾是教养院里折磨他们最厉害的，于是他们掏枪将他击毙了，接着他们遭到逮捕。对观众来说，他们的罪行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法庭上他们否认了一切，他们说谋杀发生时他们在教堂里。这一不在场证明需要一名牧师的合作证词，而他也是那所可怕的教养院的校友。牧师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在做证之前，他对着《圣经》发誓，说自己会道出真相，然后他却说了谎。最后，这两人被宣判无罪并当庭释放。这又是一个正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故事；牧师的谎言被认为是一种服务于更高真理的行为。
这两部影片在美国都很受欢迎——有数百万人看过。很明显，电影中提出的问题引起观众的共鸣：你会怎么办？在这些侵犯行为发生后，你还能谴责这些私刑杀手吗？你能为他们杀死的人渣哀悼吗？你不会也像他们那样做吧？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被这两部电影所共有的前提所困扰：法律和法院实在无法公正地审判这类有争议的案件，因此根本不值得为它们费心。也许我把我在飞机上的这点娱乐太当回事了，但我心里想的是卢旺达。
六周前，也就是1996年12月中旬，在大批难民从边境营地返回后不久，卢旺达终于开始进行种族灭绝的审判。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地球上还从未有人因种族灭绝这一非同寻常的罪行而被送上法庭。然而，这些审判几乎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甚至连政府似乎也不愿意对此大张旗鼓地宣传，因为这些法庭是相当粗糙而缺乏经验的，几乎不可能达到西方的诉讼程序标准。在东部的基本古省进行的最早一次审判中，一名头皮上有砍刀伤疤的证人指认被告是袭击他的人，被告驳回了指控，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他说如果他把人打成这样，他会确保这个受害者没法活着谈论这件事，最后他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很少有辩护律师在场，审判过程也很少超过一天。大多数判决都以死刑或终身监禁告终，但也有一些较轻的判决和无罪判决，这是判定那些司法机构在独立行使其职权的唯一方式。
1997年1月底，关押在卢旺达的最高级别种族灭绝分子——弗罗杜尔德·卡拉米拉，就是博纳旺蒂尔·尼比兹的前狱友，后来变成极端主义分子并为胡图力量命名的那个人——被送上了基加利的法庭。卡拉米拉是在埃塞俄比亚被捕的；他是唯一一个卢旺达成功从国外引渡回来的嫌犯。在对他的审判中，他穿着一套囚服出现在人们面前（粉色短裤和粉色短袖衬衫），很多卢旺达人后来跟我说，看到这个曾经无比强大的人如此低声下气，这本身就是一种宣泄。审判过程通过扬声器向法院外的人群播放，并通过广播电台向翘首以待的全国听众转播。这一案件准备得相当充分：有卡拉米拉残忍的宣传演说的录音带和文字副本作为证据，有无数其罪行的目击者和幸存者都描述了他是如何组织群众杀人并下令对街坊四邻实施屠杀的。当卡拉米拉上庭做证时，他指责对他的审判是在做戏，这个政府也是非法的，因为胡图力量被排除在联合政府之外，同时他还否认图西族在1994年遭到有计划的灭绝。“我被指控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他说，“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在说出这些话时，仍显得目中无人：“如果我的死能带来和解，如果我的死能让一些人高兴，那我可以毫无畏惧地去死。”
我本想去卢旺达旁观卡拉米拉的审判，但这场审判只用了三天就结束了，我在两周后才到达，恰好就在他被判处死刑之后。当然，计划中还有更多审判，但都不在基加利了。有人劝我不要到城外旅行，因为大约就在多场审判开始的同时，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各个分队和联攻派民兵（其中很多人刚从扎伊尔返回）又开始了他们的恐怖活动。图西族是主要受害者，但在1994年因对图西族心慈手软而知名的那些胡图族，或与新政府合作的胡图族也是他们的目标。随着各个难民营的瓦解，暂时性的宽慰情绪迅速消退，卢旺达人开始怀疑他们的国家到底是不是受到入侵。
在1月，西北部的鲁亨盖里省有三名西班牙救援人员和一名加拿大牧师遭到枪杀，这是自种族灭绝事件以来首次有西方人被杀害。政府将这些谋杀归罪于胡图族叛乱分子，但从未进行过任何令人信服的调查。然后，在2月初，联合国人权特派团的三名卢旺达人和两名国际组织的田野工作人员在西南部的尚古古省遭遇了联攻派民兵谋划的一次伏击并被其屠杀。当时联合国的这个团队正前往参加一个由政府组织的会议，以敦促村民抵制与种族灭绝分子合作的压力。其中一名死亡的卢旺达人是种族灭绝中的幸存者，另一名国际组织成员是波尔布特屠杀现场的柬埔寨幸存者，这名柬埔寨人的头部已完全和他的身体分家了。此后，卢旺达大部分地区都被外国人视为“禁区”。
卢旺达人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们建议我不要再外出旅行，甚至当我想回塔巴——从基加利出发，沿较好的路驱车向南走半小时——去看看洛朗茜·尼拉贝扎和凶手让·吉鲁穆哈斯现在的情况时，也有人跟我说，如果我被杀了，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称我为傻瓜。在我飞到基加利的前一晚，有一辆小巴出租车被一棵树拦住了去路，那棵树横亘在这座城市以北20英里处的主干道上。这辆车很快被武装人员包围，他们让乘客下车并将其区分开——一边是图西族，一边是胡图族——然后他们就向图西族开枪，杀了很多人。在基加利的一家酒吧里，我听到图西族和胡图族混在一起讨论这一事件。最令他们感到不安的似乎是，小巴上所有没受到伤害的胡图族乘客中，没有一个人自愿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并报告这次袭击事件。
1997到1998年年初，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类似的恐怖事件。在较好的时候，一个星期里可能只有一到两个人被杀，有些时候在几个星期内会有数百人被杀。由1000多名协同良好的胡图力量战斗人员组成的小分队在与卢旺达爱国军发生了至少六次以上持续几天的激战，之后他们撤回了西北部的村庄，并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就像以前联合国设置的边境难民营一样，种族灭绝分子与平民混居在一起，而数千名手无寸铁的胡图族据报被卢旺达爱国军杀害。卢旺达爱国军对这些指控相当敏感，他们逮捕了数百名自己的士兵，因为这些人对平民实施了暴行，胡图力量的政策则是屠杀那些不愿跟他们一起实施暴行的平民。
这就是双方在卢旺达这场新旧之战中的选择。种族灭绝分子们在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传单，以斩首来威胁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的人。另一些传单则是对图西族说的，“你们都会死的”，以及“再见吧！你们的日子没几天了”。至于胡图族，种族灭绝分子们本着约翰·汉宁·斯皮克的含米特假说的精神，要求他们把所有图西族都“赶回阿比西尼亚”，并奉劝他们说：“与敌人勾结、为敌人工作或向他们提供情报的人，也是敌人。我们将有计划地消灭他们。”
有一天，我去司法部看望杰拉德·加希玛。“审判进行得怎么样？”我问他，他摇摇头。几个月来，政府各部的部长们周游全国各地，从一所监狱到另一所监狱，分发种族灭绝法的副本，并解释说，绝大多数囚犯如果愿意认罪，可以给他们减刑。但囚犯们拒绝主动认罪。“这是故意捣乱，”加希玛说，“他们的领导人给他们洗脑了。他们还指望能坚持说这个国家没发生种族灭绝，而事实真相是种族灭绝仍在继续。”
我想知道政府是否后悔让人们从难民营里回来。“从来没有。”加希玛跟我说。“只要我们没有全部死光，国际社会就一直养着他们。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只死了一些人，但我们也高兴不起来，只能为了和平生活而战。”他有点疲倦地笑了笑，然后说，“我们没有退出的战略。”
仅在基加利待了几天，我就已感到精疲力竭了，以往的旅行需要几个星期，有时是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让我累垮。我订了下一班离开的飞机，剩余的这几天我就在一个朋友的门廊里度过了，四周被一片鹤望兰环绕，听着鸟儿的鸣叫，看着高远的云朵在山谷上空碰撞四散，我躲进了一本百年前的关于一个旧金山牙医的小说里。这本书就是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写的《麦克提格》（McTeague），书的最后几页讲述了两个男人的故事，他们曾情同手足，却在一片荒凉而孤寂的沙漠中相遇并发生争斗；其中一人杀死了另一人，但在他们搏斗的过程中，死去的那个人把他们的手腕铐在了一起。
我放下书，和一位卢旺达朋友去喝了一杯啤酒。给他讲了讲我刚读到的故事，那个最终的画面：沙漠里，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被铐在这个人的尸体上。
“但是，菲利普，”我的朋友说，“我们可别傻了。哪里有手铐，哪里就有钥匙。”
我提醒他，没有钥匙可以解锁那片浩瀚的沙漠，活下来的这个人只能困在那片沙漠里。我借用了加希玛的措辞：“没有退出的战略。”
“小说都很好，”我的朋友说，“它们都会完结。”他动了动手指，在空中画了几个引号。“它们会说：‘剧终。’非常好，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在这里，我们也有故事，但从来没有‘剧终’。”他喝了些啤酒，然后说：“我最近常常想起开膛手杰克，因为图西族现在心里都在说：‘杰克跑进来了。’他们没有说出口，但这就是他们在扎伊尔难民回归后的想法。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整晚都没睡，只因为怕墙后有杀手。但凭良心想想——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图西族觉得会有杀手找上门。”
我想了一会儿，忽然想到基布耶的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主席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在得克萨斯州的拉雷多给我的那封信——1994年4月15日，他收到了穆格内罗医院难民中七名图西族牧师的来信，跟他说他们第二天就会被杀，并说，“您的干预将受到我们的最高致意，就像犹太人被以斯帖拯救时那样”。
以斯帖是波斯国王亚哈随鲁（Ahasuerus）的妻子，亚哈随鲁的领土可从印度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他们的故事发生在穆格内罗大屠杀之前的2500年。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精髓：以斯帖是如何嫁给了亚哈随鲁，却没有跟他说自己是被叔叔末底改（Mordechai）抚养长大的犹太孤儿；而亚哈随鲁的宰相哈曼又是如何鄙视末底改，因为犹太人不愿臣服于他；哈曼如何说服亚哈随鲁颁布了一项法令，号召他的臣民在其国土上“于一天之内，去摧毁、屠杀和消灭所有犹太人，不管年轻人还是老人，妇女还是儿童……然后掠夺他们的财货”；以斯帖是如何将自己的身份如实告知丈夫，又恳求他宽恕她的子民；邪恶的哈曼是如何最终被绞死在他为末底改建造的绞刑架上。但是这个阻止了种族灭绝的励志故事还有一个最后的、不那么广为人知的章节：当亚哈随鲁撤销他早先的灭绝命令时，以斯帖让他加上了一个条款，以允许犹太人“聚集起来保卫他们的生命，摧毁、屠杀和消灭可能袭击他们的民族或省份的任何武装力量，连同他们的孩子和女人，并掠夺他们的财货”。据《圣经》所说，在帝国恢复和平并欢度“宴饮与快乐”的节日(2)之前，犹太人和他们的盟友共杀死约75800个“敌人”。
穆格内罗的图西族牧师们熟知经文。在他们等待屠杀时，是否不仅渴望幸免，也渴望看到那些卢旺达的和平之敌们遭到清算呢？以斯帖在那些被迫害的民族中激起了救赎希望的故事，总是带有一种恢复性力量与复仇正义的信念。我回想起那首古老的美国奴隶歌曲中唱道“法老王的军队都淹死了——噢，玛丽，你不要哭泣”(3)，就像荷马所吟唱的特洛伊的陷落，以及奥德修斯在伊萨卡岛对王后的追求者们展开的屠杀一样。(4)
当然，到了20世纪末，我们更愿意想象会有更好的办法，让正义在过去被称为“国际社会”，而今则在更具包容性的“人道”社会中能够战胜邪恶。我的朋友觉得所有其他人都在1994年出卖了卢旺达，但他并没有对“人道”这一概念失去信心。
“我想到了你们国家，”他跟我说，“你们说人人生而平等。这不是真的，你知道的。这就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真相。即使在这个只有一种语言的小国，我们也不是一个民族，但我们必须假装是，直到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民族。这可是个大问题。我认识很多失去了所有亲人的人，要是一个年轻人来让我给他一些建议，他说：‘我看到一个人做了这件事。那时我16岁，但现在20岁了。我有一把枪。如果我解决了这个人，你会告发我吗？’我不得不说：‘我也一样，失去了很多家人，但我并不认识他们。我在扎伊尔和布隆迪流亡。我失去的亲人都有点抽象，我并不认识他们，我对他们没有感情。’所以如果这个士兵问我的建议，我该怎么跟他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我会花一点时间，带他去散散步。我会安抚他，让他冷静下来。我会设法找到他的上级军官，向他说明情况，然后说：‘要看好这个小家伙。’但认真说起来，你懂吧？这种状况不会在一年、两年、五年或十年后消失，我们看到的这种恐怖，它是先天的。”
我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我的这个朋友说：“我们最好找到这些手铐的钥匙。”
1997年12月中旬，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亚的斯亚贝巴(5)向非洲统一组织发表了一次演说，她说：“我们，国际社会，应该更积极地介入1994年卢旺达暴行的早期阶段，并且承认那些暴行实际上就是种族灭绝。”奥尔布赖特在非洲之行期间将对卢旺达进行短暂访问，同时她还谴责了动用人道主义援助去“维持武装营地或支持种族灭绝凶手”的行为。言简意赅，但政客们往往不喜欢说这种话；同月，我在纽约听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一位高级特使程式化地总结了扎伊尔胡图力量控制难民营的经验，他说：“是的，是犯了些错误，但我们没有责任。”奥尔布赖特的“道歉”（那次演说后来被称为“道歉”），标志着对耻辱感和自我辩护习惯的一次重大突破，这两种习惯常常共同导致否认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基本事实在国际社会记忆中的应有地位。
三个月后，克林顿总统在奥尔布赖特之后前往非洲，1998年3月25日，他成为自种族灭绝事件以来访问卢旺达的第一位西方国家首脑。他只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甚至没有离开机场，气氛却高度紧张。在倾听了几个小时的种族灭绝幸存者的故事后，对拒绝在屠杀期间出面干预和支持难民营中凶手的行为，克林顿强有力地重申了奥尔布赖特的道歉言论。克林顿说：“在1994年4月6日之后的90天里，卢旺达经历了这个充满血腥的世纪中最密集的屠杀。”同时他又补充道：“重要的是让全世界知道这些杀戮不是无意识的或偶然发生的……这肯定不是古代部落斗争的结果……这些事件产生于一项旨在有计划地毁灭一个民族的政策。”他解释说，这不仅对卢旺达非常重要，对全世界也同样重要，因为“每一次流血都在加速下一次的流血，随着人类生命的贬值，暴力逐渐得到容忍，很多难以想象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变为现实”。
克林顿对过往的懊悔比对未来的保证更有说服力。当他说：“在种族灭绝的证据面前，我们绝不能再次回避”时，我们还是没法相信这个世界比1994年4月时更安全。如果说卢旺达的经历还算给世界提供了一点教训的话，那这教训就是处于危险中的民族想依靠国际社会为其提供人身保护是无济于事的。奥尔布赖特在12月访问卢旺达的那天早上，胡图力量的恐怖分子们高喊着“杀死蟑螂”的口号，在西北部的一个露营地砍杀、棒打和枪杀了300多名图西族。在克林顿到达基加利之前的几天里，至少有50名图西族在类似的屠杀中被害。在这样的背景下，克林顿所承诺的“与卢旺达结成伙伴关系以共同结束这场暴力”听起来就有点刻意地含糊其词了。
然而在卢旺达，人们对各大国的期望值已急降至几近于零，克林顿对种族灭绝的政治组织的描述，以及他对政府“为创建一个所有公民都能自由和安全生活的国家而做出的努力”的赞许，被理解为对种族灭绝分子企图在种族和政治之间画上等号，并不断通过谋杀来证明这一等式的最尖锐的国际谴责。他的话被认为是非同寻常的，这本身也可以看作是衡量卢旺达孤立感的一个标准。说到底，克林顿仅仅是宣布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并没有任何政治压力逼迫他去关注卢旺达；他大可以毫不费力地继续无视这个地方，然后什么也不说。他没有选择对种族灭绝作壁上观，而是对这场种族灭绝的战争进行了戏剧性的干预——虽然是在这么晚的时候。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的代言人，他来到基加利，澄清了真相。
“这让我们大吃一惊。”一个胡图族朋友从基加利打电话来跟我说，“这是一个跟我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政客，他是出于自己的本意说出了真相。”另一个图西族在电话里跟我说：“他对我们说的是，我们并不只是一些被遗忘的野蛮人。除非你是在一些离这儿很远的地方生活，比如白宫那样的地方，你才会那样看待卢旺达。虽然这里的生活仍然很糟糕，但你们的克林顿先生让我们感觉不那么孤单了。”他笑着说。“要是有些人真的不在乎看到你们的人被杀，这应该会让你们感到惊讶吧，但现在很难让卢旺达人再感到惊讶了。”
自从三年前我第一次访问卢旺达以来，不知有多少人问过我：“那个地方还有希望吗？”作为回应，我想引用酒店经理保罗·路斯沙巴吉纳的话。在保罗跟我说种族灭绝让他感到“失望”时，他补充了一句：“对于我的同胞——卢旺达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句话打动了我，虽然我的理解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但这是种族灭绝后的卢旺达人能说出的最乐观的话之一了，而且这和卡加梅将军所说的也没什么不同：“人可以变坏，也可以教好。”
但是，希望是这样一种力量，为其命名并宣誓效忠总是比将其付诸实施要容易得多。所以我要再讲一个故事，让你们自己来判断卢旺达还有没有希望。1997年4月30日，差不多就是一年前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卢旺达电视台播放了一段画面，其中一名男子承认自己是一伙种族灭绝分子的成员，两天前的晚上，他们在吉塞尼的一所寄宿学校杀害了17名女学生和一名62岁的比利时修女。这是一个月内对学校发动的第二次袭击；第一次发生在基布耶，有16名学生被害，20名学生受伤。
这名囚犯在电视上解释说，这次大屠杀是胡图力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他所属的激进分子团伙有150人，主要由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组成。在吉塞尼的这所学校遭到袭击时，如同之前基布耶的学校遭到袭击时一样，这些学生，这些十几岁的少女们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并被勒令按照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区别站开。但是学生们拒绝了。在这两所学校，姑娘们都说自己仅仅是卢旺达人，她们因而遭到殴打和不加区别的枪杀。
卢旺达人不需要牺牲者了，也无法承载更多尸体成堆的景象了。我们都不需要了。但对于那些本可以活着，却选择了称自己为卢旺达人的勇敢的胡图族姑娘们，我们能否从她们这些榜样身上获得一些勇气呢？
1995年5月至1998年4月
(1) 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中城西侧的一个区。该区早年曾是曼哈顿一个著名的贫民窟，爱尔兰裔移民的劳工阶层多聚居于此，以杂乱落后的居住品质、严重的族群冲突与高犯罪率而闻名。美国黑帮小说《教父》即取材于此。
(2) 即犹太历亚达月的普珥节（Purim），这一天犹太人会以宴饮和歌舞的形式纪念哈曼消灭犹太人阴谋的破产。
(3) 源自一首美国内战前的黑奴歌曲，其中隐含了美国黑人遭受奴役的处境和他们的反抗之心。
(4) 奥德修斯（Odysseus）是伊萨卡（Ithaca）岛的国王，古希腊著名英雄。他利用木马计攻陷特洛伊（Troy）城后，不顾海神波塞冬的诅咒启航回家，一路上历经劫难，在海上漂泊了十年。返回家园后，他杀死了那些纠缠王后并占据其王宫的追求者们。
(5) 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埃塞俄比亚首都，也是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的总部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