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在最后的日子里，身体非常虚弱，大小便失禁，前列腺癌正在扩散。寻宝人搜遍了他在金沙萨的一座军营（在此，他迎来自己生命的尾声），却没有发现什么比这个大个子的尿布更值钱的东西。据说，蒙博托当时的精神控制力也相当薄弱。几个吹嘘自己能通过可靠途径接触到旧宫廷绯闻的人向我保证，到最后他已处于神经错乱之中——无论从药剂学还是性格上说，他都已经失控了，时而胡言乱语，时而勃然大怒——在幻觉中他还坚信自己即将击溃洛朗·卡比拉的叛军联盟，事实上，叛军仅用七个月就征服了他那片广阔的土地，而且几乎要打到他的家门口了。
然而，蒙博托作为总统所完成的最后一次行动表明，他至少大体上对事态的发展还是了解的。1997年5月11日，他下令将遇刺的卢旺达胡图力量政权的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的遗体从他在戈巴多莱的庄园陵墓里挖掘出来，并用一架运输机运到金沙萨。据说蒙博托担心卡比拉的部队可能会把哈比亚利马纳从坟墓中挖出来，并对其进行破坏，他想安置好这个卢旺达人。在四天四夜的时间里，这位已故的卢旺达总统就躺在金沙萨停机坪上的飞机里，而垂死的扎伊尔总统则最后一次催促他的手下，让他们赶紧想办法处理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货物。最后的决定是火葬，而非正规的刚果人的葬礼仪式。在对这个虔信天主教的男人的尸体做了一点临时的准备之后，蒙博托的代理人强迫一名印度教教士为其祷告，接着哈比亚利马纳就烟消云散了。第二天一早，蒙博托也飞离此地，去了多哥（Togo），然后又到摩洛哥（Morocco），不久就死在那里。在他离开金沙萨的24小时后，卡比拉盟军指挥下的第一批卢旺达爱国军士兵进入扎伊尔的首都。
为哈比亚利马纳的葬礼而忧心忡忡的蒙博托，实际上是为整整一代的非洲领导人举行了葬礼，而他自己就是这批落伍者中久负盛名的典范：“冷战”新殖民主义的代理独裁者，偏执，彻底地腐败，对他的国家具有绝对的破坏性。六个月前，当卢旺达支持的叛军联盟首次占领戈马时，我直接驱车去了蒙博托在戈马城边缘的湖岸宫殿。那里大门敞开，无人守卫。扎伊尔的国旗在车道上被揉成一团。蒙博托总统特别师（Special Presidential Division）丢弃的军火散落一地——成堆的突击步枪，标有“TNT”字样的箱子里装满了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弹。车库旁停着五辆崭新的黑色梅赛德斯奔驰轿车，一辆闪闪发光的路虎和两辆救护车。在宫殿里，是一片耀眼的组合镜天花板、孔雀石和珍珠镶嵌的家具、枝形吊灯、巨大的电视和精心设计的高保真音响。楼上则是配备了按摩浴缸的双人浴室。
戈马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处于极端贫困之中。有一天，我在一个熟人的家门前停了下来，他离开了，只留下他的狗，它们的鼻子从紧锁的大门下伸出来。我给他们喂了一些联合国的高蛋白饼干，有三个人从拐角处走过来，也想要一些。我把箱子递给第一个走过来的衣衫褴褛的人，说：“拿几个。”他的手猛地伸了出来，我感觉箱子从我紧握的手中飞了出去，就好像是被弹射出去了一样。那人的同伴立即扑向他，两人互相扭打，不断地把饼干塞进自己嘴里，又不断从对方嘴里抓出饼干来，接着这条看似已荒废的街道上的人都跑来加入这场争夺。
蒙博托的按摩浴缸旁摆满了沐浴油和香水，用爱丽丝梦游仙境级别的瓶子装着；每瓶能装将近1加仑，大多数都是满的。其中有一种香水似乎是最受他青睐的：一大桶香奈儿自我男士香水（Chanel's Egoïste）。
他在里面洗澡。
这就是扎伊尔，蒙博托本着路易十四“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的精神，沉溺于自吹自擂之中：“在我之前没有扎伊尔，在我之后也不会有扎伊尔。”结果，曾称扎伊尔是“不存在之地”的卡比拉证明了蒙博托的先见之明；1997年5月17日，卡比拉宣布自己成为总统，并恢复了被蒙博托废弃的国名：刚果民主共和国。他取得胜利的速度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扎伊尔军队通常宁愿逃跑也不愿战斗，他们抢在叛军到来之前，在经过的一座又一座城镇里大肆强奸和劫掠。唯一真正支持蒙博托的就是逃亡过去的数万名卢旺达胡图力量的战士和几十名法国招募的塞尔维亚雇佣兵。
卡比拉不仅需要卢旺达的帮助，他也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如此才能有效地完成他的征程。在他的联军背后，形成了一个泛非洲的联盟，代表了这片大陆上至少十个国家政府的政治或军事热忱。叛军在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取得初步胜利后，刚果的新兵就成群结队地加入卡比拉的事业，而来自安哥拉（Angola）、布隆迪、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等邻国以及远在他方的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等国也纷纷对其给予支持。
如果刚果的这场战争发生在欧洲，那很可能会被称为一场世界大战，而对非洲人来说，这片土地已处在成败关头，因为这是一场事关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战争。正如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在卡比拉宣誓就职后不久，跟我说的那样：“蒙博托的最大错误是让自己卷入卢旺达的事务，所以蒙博托真是自掘坟墓。如果他没有卷入卢旺达的事务，我想他还是可以留任的，就像过去32年一样——对扎伊尔的发展不管不顾，只是通过控制广播电台之类的机构，就能维持他们所谓的权力。”
蒙博托当然也受到过警告，而且不仅是那些把他赶下台的人发出的警告。在他位于戈马的废弃宫殿的书房里，我发现了蒙博托的一名顾问给他写的一份关于卢旺达冲突的长篇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从内容上看似乎是写于1991年，正值“卢旺达爱国阵线”首次入侵卢旺达后不久，当时蒙博托正在主持一系列短暂的停火谈判。备忘录称哈比亚利马纳的宫廷“大部分是由顽固的极端分子和狂热分子组成”，并预测“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叛军将“以某种方式实现他们的最终目标，即在卢旺达夺取政权”。备忘录还敦促蒙博托在不疏远“卢旺达爱国阵线”或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的情况下，充当“道德保护伞”和“谈判进程的精神之父”，最重要的是要维护“扎伊尔的根本利益”，无论谁会赢得卢旺达的政权。
作为一个来趁火打劫的人，真的，我站在蒙博托的“被解放了的”书房里，读着这份平淡无奇的文件，仅仅由于其中所牵涉事件之重大才使它尤其引人注目，这让我再次震惊地想到，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是多么彻底地改变了这片土地。就在几年前，在100万人死亡之前，在种族灭绝之前，这里也未必就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在中非这片土地上，最糟的情况仍然是未知的。
1994年，在卢旺达的灭绝运动达到高潮之时，巴黎正将武器空运给蒙博托在扎伊尔东部的中间商，并直接越境转移到种族灭绝分子手中，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说——正如《费加罗报》后来报道的那样——“在这些国家，种族灭绝并不太重要”，而其他大国在当时及随后几年的作为和不作为都表明他们同意这样做。很显然，他们没有想到像卢旺达这样的国家会拒绝接受其自身的毁灭是无意义的；也没有人想到其他的非洲人能认真对待卢旺达的危险并采取行动。
对种族灭绝的记忆，再加上蒙博托全面恢复种族灭绝的倡议，产生了“比卢旺达更广泛的全球性反响”，穆塞韦尼跟我说，“在非洲，我们决心抵制它”。正如蒙博托被穆塞韦尼称为西方傀儡师们的“代理人”一样，那些一再威胁要将整个地区变成鲜血之地的卢旺达种族灭绝分子们，他们能维持生计也要归功于西方慈善机构的盲目施舍。西方人以后可能会因为对这些罪犯所制定的不负责任的政策而伤透脑筋，但这团被称为国际社会的迷雾最终是不会对任何人做出解释的。国际社会屡次三番地对中非地区做出虚伪的保护承诺，而紧随其后的是数十万平民在面对极端暴力时被立刻抛弃。为了回应这种满不在乎的有罪不罚的态度，刚果的叛乱给非洲提供了一个联合起来反对其本土最大的政治罪恶的机会，并由此取代西方，成为自身政治命运的主宰者。
我常常觉得把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非和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相比较会有助于理解——诸如一系列的部落和宗教战争、腐败的暴君、掠夺成性的精英集团和迷信的农民阶级、不断恶化的疾病、停滞不前的贫困，以及满口的承诺，这一切都让人饱受折磨。当然，帮助欧洲人民走向更伟大的繁荣和更明智的统治的一个关键进程就是殖民主义，它允许对外输出侵略，对内输入财富。以前的殖民地在跌跌撞撞地走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大家庭时，并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机会；无论他们想出什么样的政府形式，在他们努力建立持久的政治传统的过程中，都可能只是过渡性的。
早在卢旺达成为研究国际社会疏失的个案之前，穆塞韦尼就说过：“一点点疏失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我们越被孤立，对非洲就越好。那样我们就必须依靠自己。”刚果革命让外部世界感到惊讶的程度暴露出了一种顽固的错觉，这种观念主导了西方对后“冷战”时期非洲的态度，即非洲人会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却不会真正形成任何有意义的政治。
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是错误的，在戈马也是如此。然而，在戈马完全没有负责任的国际参与，反而为非洲人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和机会。尽管卡比拉的外国支持者们对他是否具备超出刚果临时领导人的能力，公开表示了怀疑——甚至他充当的临时领导人这一角色也很快就会令他们失望——但“民主力量联盟”的迅速胜利还是激励了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他在卡比拉的就职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声称这场战争“不仅解放了刚果，也解放了整个非洲”。
作为中非新领导人们的政治教父，穆塞韦尼的话受到了密切关注。他呼吁国家和国际上的团结，也呼吁将经济秩序和人身安全作为政治发展的基础。听了他的话，人们几乎会忘记中非的前景仍然十分黯淡，那里大部分的地区看上去都很像是这个样子：
国家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几乎完全瘫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无法进入……卡车严重短缺……公共设施，如水电供应等严重恶化……加工厂或关闭，或以极低的效率运转……基本的消费品，如糖、肥皂和煤油等极度匮乏。货物以走私的形式进出这个国家，并在平行市场（“黑市”）上出售。经济完全是不正规且投机性的。
穆塞韦尼自传中的这段文字描述的是1986年的乌干达，在经过十多年的武装斗争后，他当上了乌干达总统。我告诉他，我读到这里时还以为是刚果，或是1994年后卢旺达的大部分地区，他说，“情况都完全一样”。
20世纪90年代初，乌干达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5％，1996年超过8％。良好的道路连接起了整个国家。那里有很好的公立学校、得到改善的医护条件、独立的司法机构、相当活跃的议会、喧闹且经常唱反调的媒体，以及人数不多却在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不安全的情况依然存在，特别是在该国叛乱频仍的北部和西部。但在伊迪·阿明和奥博特蹂躏了十年之后，乌干达制定了一个承诺标准，即必须让任何认为刚果或卢旺达“不可能成功”或“没有希望”的人重新考虑自己的想法。
穆塞韦尼是个铁腕管理者、技术官僚、实用主义者，习惯于用自己的方式做事。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不仅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也是作为一个养牛人，而且他还拥有一个拓荒者的开创能力。在我拜访他的那天早上，国有的《新视野报》宣称：“约韦里·穆塞韦尼透露，他最近介绍给埃及研究人员的一种当地草种，已被加工成一种高效的牙膏，被称为尼罗河牙膏。”
关于这款牙膏的文章是作为一个典型的穆塞韦尼式的自力更生的非洲寓言展开的。当穆塞韦尼还是个在灌木丛里玩耍的孩子时，他就学会了咀嚼一种叫“姆提特”（muteete）的草，他发现这种草能让他的牙齿变得非常干净和光滑。后来在一所英国殖民地的中学里，有人给他介绍高露洁牙膏，想矫正他的乡巴佬作风。“但是，”他说，“你用了高露洁之后，再把舌头滑过牙齿时，你会感觉牙齿就像些‘路障’。”白人的牙膏都是次等货。成为总统以后，他还记得姆提特草，而现代科学也证实了他的记忆。他说，这些草中含有“有史以来最好的牙膏制剂”。尼罗河牙膏很快就会上市，而乌干达将收取专利使用费。穆塞韦尼敦促他的同胞继续进行类似的面向市场的研究。他认为，香蕉汁可能会在软饮料行业中大获成功。他指出，乌干达对欧洲的花卉出口猛增，其他地方的出口商则开始惊慌失措。他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在这个被低估的非洲寻求价值，我们正红运当头。
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在基加利以北的维多利亚湖岸附近，两者相距只有一小时的飞行路程，但它似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这是一座繁荣的城市，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氛围。当然，也很容易找到抱怨政府的人，但最能激发他们的那些问题——无论是政府走向自由民主的步伐太慢，还是太快，或根本没有——都可说是以人身安全为当务之急的卢旺达人，只有在毫无恐惧的情况下才会讨论的问题。
穆塞韦尼在国家议会前的一片整洁场地上的大帐篷里接待了我，这里位于坎帕拉市维多利亚大道的尽头。他坐在桌后的一张塑料草坪椅上，穿着一件没系扣子的棕色格子短袖衬衫、灯芯绒裤子和凉鞋。茶已经倒好了。他桌子下面的架子上放着一本论述以色列西奈半岛战争的书，以及华盛顿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选择》（The Choice），这是一本关于比尔·克林顿竞选活动的书，还有一卷名为《棕榈油用途选读》（Selected Readings on the Use of Palm Oil）的书。穆塞韦尼显得十分疲惫，他丝毫没想要掩饰自己打哈欠的需要，甚至在首都的大多数商店和办公室里挂着的官方肖像照中，他的圆脸和近乎光秃的头顶都显得缺乏魅力，但所有人都将其看作他吸引力的一部分。他的演讲，就像他的文章一样，清晰、直率，甚少夸夸其谈。
在刚果战争走向终结，卡比拉的胜利似乎已不可阻挡之时，《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等待扎伊尔的是暴政还是民主？》的社论，好像这是仅有的两种政治可能性，不论怎样，不是这一种，就肯定是那一种。穆塞韦尼和很多大概可称为后-后殖民地时期（post-postcolonial）非洲的同一代领导人一样，也在寻求一种中间立场，以便为一种可持续的民主制度奠定基础。由于他拒绝在乌干达推行多党政治，很多西方评论家倾向于和乌干达的批评者们保持一致，对他的成功不屑一顾。但他认为，在腐败得到控制之前，在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中产阶级形成之前，在展开一场连贯的全国性公开辩论之前，政党必然会演变成部落派系之争或金融骗局，这样即便不引发一场真正的内战，也只能停留在精英们争夺权力的阶段。
穆塞韦尼称他的政权是一种基于“运动政治”的“无党派民主”，他解释说，政党是“单一意识形态”的，而像他的民族抵抗运动或“卢旺达爱国阵线”这样的运动团体是“多元意识形态”的，对情感和利益的多元性持开放态度。“我们的运动中有社会主义者，有资本家，而封建主义者——比如乌干达的历任国王——都是我们运动的成员。”他说。这场运动是正式向所有人开放的，“任何想要参与的人”都可以竞选。尽管穆塞韦尼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非洲领导人一样，经常被形容为前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员，但他是自由企业的坚定推动者，而且他也表示赞成按照阶级路线组成政治集团，以便产生“横向两极分化”，而不是部落主义或地方主义的“垂直两极分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短期内，不要让政治竞争建立在群体的基础上，要让它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他跟我说，然后补充道，“我们不太可能产生健康的群体，我们很可能会产生不健康的群体，所以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
穆塞韦尼抱怨的可能是所谓的表面民主，即按照“资助国政府”的要求为了选举而选举，在受到政治性破坏的社会中维持着或软弱或腐败的权力。穆塞韦尼跟我说：“如果我有心脏问题，但又要表现出健康的样子，那我只能去死。”我们谈到西方赢得了“冷战”，失去了它区分世界各地的坏人和好人的简单模式之后，又找到了一种新的政治信仰，即推动多党选举。穆塞韦尼形容这一政策是“不仅强加干涉，而且是在无知的基础上进行干涉，当然，还有一些傲慢”。他说：“这些人好像是想说，世界上的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都可以用相同的方式管理。在政治上，这就是他们的路线，说好听点我也认为这真的是垃圾。用完全一样的方式来管理极度不同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是，有一些基本要素应该是共通的，比如普选、一人一票、不记名投票、新闻自由、分权。这些应该是共通的要素，但不是一模一样的形式，形式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
让穆塞韦尼和卡加梅都感到恼火的是，“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的政府被广泛视为乌干达的傀儡政权，而卡比拉也相应地被反对者们贴上了一个“卢旺达-乌干达”帝国主义马前卒的标签。“他们是法国人的傀儡，”穆塞韦尼在谈到他在卢旺达和刚果的批评者时说，“所以他们以为其他人都在寻找傀儡或主人。”他认为，该地区其他国家显然应以乌干达为榜样。“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表了他对天主教徒的批评后，他的话能得以传播，是因为它在不同的地方都引起了共鸣。”他说，“而当法国大革命发生时，在不同的欧洲国家早已有了很多本地的共和派分子。因此，当乌干达发生反对伊迪·阿明独裁统治的变化时，没错，这些想法肯定有一定的吸引力。”
穆塞韦尼应该是站在欧洲早期近代史的角度来展现自己的，这是他坚定的乐观主义的一个衡量标准。他研究过伟大的民主国家是如何从政治动荡中崛起的，他认识到，民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或优雅的，也不是一路上没有出现过让人震惊的挫折和令人痛苦的矛盾。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甚至穆塞韦尼的崇拜者都说，唉，他不是杰斐逊（Jefferson）式的民主党人。但是，产生杰斐逊的传统和特殊环境不太可能在非洲重现，而且人们有理由怀疑，那些渴望再见到这样一个人的人有没有准备好容忍这样一个事实，即像杰斐逊之所以能在闲暇时进行宏大思考和写作，很大程度上是靠他顽固地坚持对自己奴隶的所有权来实现的。
尽管如此，除了路德和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穆塞韦尼无疑也读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史，美国的独立经过了8年的战斗，宪法的通过又经过了4年，之后还有2年才开始选举——这已经是《独立宣言》公布的整整13年后了，而宣言中的“尊重人类的公意”不仅是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原因，它还具有神圣性，并为发动武装斗争赋予了合法性。这个故事对穆塞韦尼肯定会有吸引力，毕竟那个北方佬将军(1)也曾率领革命军从丛林里出发，并最终赢得了美国的头两届总统大选。
穆塞韦尼在掌权十年后，于1996年第一次参加竞选并当选总统，而且可能在2001年竞选后连任五年，但在乌干达将权力顺利移交给当选的继任者之前，“无党派民主”还不能说经受住了其体制的最终考验。与此同时，几乎一切都取决于领导人的善意和能力，但穆塞韦尼向我保证，这并不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愿望。他说他欢迎以前的后殖民秩序的欧美设计师们与非洲合作，但要按非洲的规矩来，双方各以资本和技术专长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我真的不认为欧洲人还有能力再次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我不认为美国或任何其他人会再支配非洲了。”他跟我说，“他们可能会来搅局，可土生土长的力量一旦组织起来，他们就无法扭转局面了。凭借纯粹的非洲力量，我们将独立于所有来自外国的操纵。”
蒙博托下台的几周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比尔·理查德森（Bill Richardson）飞往刚果会见卡比拉总统。他跟我说，他出现在这里反映了“美国对非洲重新产生的兴趣”，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那些联合起来支持卡比拉“民主力量联盟”的国家已组成了一个“通过分享经验而形成的区域战略和经济力量集团”，因而“需要加以认真对待”。他谈到市场经济的吸引力，以及社会和政治状况上的“很多进步”，他对卡加梅和穆塞韦尼二人也都表示了钦佩。
但理查德森来到刚果不仅是为其提供美国的援助，也是想以停止援助作为威胁。战争中后期，刚果东部和北部的国际救援人员、人权活动家和记者一直在报道，在联合国边境营地解散后逃入丛林的卢旺达胡图族被卡比拉的部队逐一杀害，或遭到大批的屠杀。联合国希望派遣一个人权调查团，而卡比拉却从中作梗。理查德森传达的信息是：要么让调查团来，要么就面对国际孤立，忘了你迫切需要的外国援助。
卡比拉的人民对大屠杀的质疑感到恼火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他们否认了这些指控；另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任何对胡图族的杀戮都必须置于适当的情境之中。很多从难民营出来后，还滞留在刚果的卢旺达人不仅是在逃的种族灭绝分子，而且是为蒙博托而战的现役士兵。即便是在战场上，这些战斗人员也一如既往地让他们的家人和追随者——妇女、儿童和老人们包围着自己，这些人被他们当成了人肉盾牌，受尽折磨。更有甚者，据报道，胡图力量的士兵屠杀了刚果的村民以及一些向西撤退的同伙。（1996年11月，在穆贡加难民营大规模的难民回归期间，我看到了这样一场大屠杀造成的后果：20多名妇女、女孩和婴儿被砍死，他们被扔在难民营中部并任其腐烂。“因为他们来自另一个难民营，在找吃的。”一名穆贡加居民说，他似乎认为这样的杀戮很稀松平常。）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有时会在数万的卢旺达胡图族向西逃亡时，设法为他们建立临时难民营，其中最大的一座位于刚果东部的廷吉廷吉（Tingi-Tingi）村。在电视上，它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为饱经战乱的难民而建立的营地，但在电视屏幕外，它也是一个主要的胡图力量的军事基地。那些感到厌烦的救援人员和丛林飞行员后来告诉我，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在难民营中维持着一个恐怖政权，他们好像会随意杀害非战斗人员。这支部队还控制着机场，他们把贴着救援组织标识的飞机和真正的救援机构的飞机混杂在一起，定期装卸武器，还带着一些著名的种族灭绝分子飞往内罗毕。当然，大部分发往此地的援助物资也都被胡图力量的部队占用和消耗了。
1997年4月中旬，《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刚果难民危机的异常矛盾的文章，文章描述了基桑加尼市（Kisangani）附近的一个卢旺达胡图族难民营中的情形：“尽管难民营中数以千计的幼童腹部出现肿胀，四肢则细得像树枝一样，看起来快要饿死了，但也有相当数量的身材魁梧的年轻男子，他们看上去壮实而健康，且营养充足。”
“我们拿到食品以后，我先吃”，一个“35岁、身体强壮、有三个挨着饿的孩子的父亲”告诉《泰晤士报》，而“救援人员说他的情况并不罕见”。
读到这样一个故事的同时，又听说欧盟人道主义事务部部长艾玛·博尼诺（Emma Bonino）指责卡比拉的部队对难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而部分原因是他阻碍了“人道主义者的进入”，这让我感到很奇怪。就在她说这番话的时候，联合国每天都在用飞机把胡图族的卢旺达人（其中很多都是年轻力壮的男人）空运至基加利，这是得到卢旺达和“民主力量联盟”官员们认可的一项遣返和重新安置计划。至少5万名前难民营的居民以这种方式被带回卢旺达，同时还有很多人设法越过了边界，分别前往由蒙博托派支持的叛乱分子所控制的安哥拉地区、中非共和国以及另一个刚果，即刚果共和国，他们在那里又被安置到再次高度军事化的难民营中。
另一方面，很多胡图族的卢旺达人显然是在刚果消失了，许多被归咎于卡比拉支持者的杀戮事件似乎都发生在非战斗的情形下。几起骇人听闻的行刑队式的屠杀被详细地报道出来。这些杀戮事件主导了国际社会对刚果战争及其后续的报道，指责的对象主要是刚果和卢旺达的图西族部队。在《泰晤士报》关于基桑加尼难民杀手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该难民营据称遭到了“民主力量联盟”武装和当地扎伊尔人的联合进攻，并由此解散。有传闻说难民营中有数千名居民遭到屠杀，但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因为卡比拉的部队禁止调查人员进入。
理查德森大使和卡比拉会面后带来了好消息：卡比拉承诺允许联合国人权调查团随意进入并进行调查。理查德森兴高采烈地飞往基桑加尼的一个卢旺达胡图族难民营，那里离报道中所述的发生过一些最大规模的难民屠杀事件的地点不远。营地里的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掉队以后在丛林中行进了几个月，他们的身体状况很差，有些人是勉强才活了下来——皱巴巴的皮肤紧紧贴在骨架上。在经过一段悠闲的旅程后，理查德森站到营地大门旁，在营地居民们环绕之中，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将“刚果的人道主义危机”形容为“一场可追溯到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的悲剧”。更重要的是，他说：
国际社会未能对种族灭绝及其后种族灭绝分子和前扎伊尔东部的合法难民间的杂居做出适当的反应，最终延长了这场危机。[北基伍]地区的种族清洗和冲突，以及前总统蒙博托允许种族灭绝分子的武装在其领土上行动、招募和补给的政策，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有罪不罚的氛围。可悲的是，这一页还没有翻篇，关于大规模屠杀的报道仍不断涌现。我们所有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新政府、周边邻国和国际社会都有责任制止这种杀害无辜平民的行为。我们必须保护合法难民，继续遣返工作，并尽一切努力将种族灭绝的凶手绳之以法。
这是迄今为止国际政治家对现实和责任所给予的最高级别的官方承认，并且这番话是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以及几家国际电视台、广播电台和通讯社的记者们面前发表的。然而，这些报纸中没有一家报道过这件事。卡加梅将军后来跟我说他看到了这份声明的打字稿，并怀疑这是一场恶作剧。当我向他保证理查德森真的说了那些话时，他说这是一份“重要的供认状”且“在这样的整体局势下，这是不得了的事”，同时又补充道：“也许应该有人把它放到互联网或其他什么东西上去。”
在理查德森造访刚果的几周后，联合国大屠杀调查团按期抵达了金沙萨。但他们一直没法开展工作。卡比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障碍，甚至在秘书长科菲·安南同意找一个新的调查团负责人，并将调查范围扩大到不仅包括刚果战争的八个月，而且包括之前的四年（从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分子第一次在刚果东部填满万人坑算起）之后，卡比拉仍然在拖延调查。很多和他关系匪浅的非洲国家首脑也紧随其后。他们的感觉是，在所谓的国际社会对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事件袖手旁观之后，作为道德裁判，他们在这场对抗种族灭绝分子的战争中几乎已没有什么信用可言了。
这就是1997年初夏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情绪。7月，肯尼亚年迈的“铁腕人物”丹尼尔·阿拉普·莫伊邀请卡加梅将军对该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前莫伊在种族灭绝事件之后和卢旺达断绝了关系。两天后，肯尼亚逮捕了七名被通缉的种族灭绝事件主谋，并将他们移交给了阿鲁沙的联合国法庭。莫伊公开指责他以前的这些朋友是“外国间谍和罪犯”，逮捕行动仍在继续。被捕的人中包括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格拉蒂安·卡比利吉（Gratien Kabiligi）将军，他直到最近还指挥着刚果的胡图力量武装；乔治·鲁朱，为种族灭绝服务的千丘广播电台的比利时籍播音员；哈桑·恩格泽，他曾发表过《胡图十诫》，并在《坎古拉》上预言了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死亡。
有一次，在我和卡加梅将军谈论那场种族灭绝以及外界对此的反应时，他说：“有些人甚至觉得我们不应该受到这件事的影响。他们认为我们就像动物，要是你失去了一些家庭成员，给你一些面包和茶，你就能得到安慰，然后就忘了这回事。”他轻声笑着。“有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蔑视。我过去常常和这些欧洲人争吵，他们给我们喝了点苏打水，然后就告诉我们：‘你不应该那样做，你应该这样做。你不能做那个事，要做这个事。’我说：‘你没有感情的吗？’这些感情会影响人的。”卡加梅用手指着他骨瘦如柴的身体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法长胖，这些想法一直在消耗我。”
1997年6月初，理查德森访问刚果后不久，我花了一天时间去基加利见卡加梅，我询问了他一些报道中关于卢旺达的胡图族在刚果被屠杀的情况。他说：“那种有计划地灭绝、有计划地杀害难民，甚至可能涉及不同国家的最高权力层的说法，我觉得是有一点夸张的。”然后，他补充道：“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如果人们不是伪君子的话……首先，我要再次说说那些牵涉其中的欧洲国家。还记得‘绿松石行动’吗？”
卡加梅花了一个多小时来描述1994年“卢旺达爱国阵线”获胜后胡图力量的回潮，从法国部队在种族灭绝的最后几周抵达说起，一直说到种族灭绝分子在难民营的活动——重新武装、训练、与蒙博托结盟、北基伍省的杀戮和驱逐、对卢旺达的持续袭击，以及消灭南基伍省的巴尼亚穆伦格人的战役。他滔滔不绝地说出刚果各城镇的名称，这些城镇在“民主力量联盟”向金沙萨进军时都卷入重大战役之中，他还描述了胡图力量部队大规模参战的情况。他说：“对我来说，很难想象整个世界是如此天真，以至于看不到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他又补充说自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国际社会中“存在着某种高层的阴谋”，目的是要保护那些凶手，或者帮助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但这些大国为什么要推行如此疯狂的政策呢？“为了消除他们在种族灭绝后的负罪感，”卡加梅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负罪感。”
在这次谈话中，卡加梅一开始就跟我说，在刚果没有卢旺达的部队，这是他八个月来一直在跟所有人说的话，到最后他却兴奋地告诉我，实际上是他发起了整场战役，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那里。这种彻底的反转比他传递的信息本身更令我惊讶，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最精明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家之一，会在被指责其犯下战争罪行之时还把战争的发动归功于自己。
在检查我们谈话的录音带时，我意识到卡加梅的理由很清楚。他并不否认很多卢旺达的胡图族在刚果被杀；他跟我说，假如杀人的动机是报复，那这类杀戮应该受到惩罚。但他认为那些种族灭绝分子也要为和他们同行的人的死负责。“这些人不是真正的难民，”他说，“他们只不过是逃犯，是在卢旺达杀人之后逃避司法审判的人——是在杀人之后。”而且他们还在杀人。
1996年年底，联合国各营地难民大规模回归之后，卢旺达短暂的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自2月以来，有系统地杀害图西族的事件一直在稳步增加。西北大部分地区处于一种低度的战争状态。刚果东部也仍然动荡不安，一大批自始至终拒绝遣返的胡图族战斗人员聚集起来，在这个地区展开持续的活动。卡加梅尤其关注逃往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以及安哥拉的叛军控制区的数万名种族灭绝分子。
“即使是现在，这些人也在越过我们的边界，都是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人和民兵，他们的一些家人可能也混在里面。”卡加梅说，“他们装配了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和机枪，他们走到哪儿杀到哪儿，但这对国际社会来说不算个事，他们关心的是图西族在杀害难民。这些事非常不对劲，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种可怕的负罪感。他们要消除这种负罪感，就只能永远把图西族描绘成一种错误的形象，而胡图族则是受害者。但是，在这方面，再多的恐吓或歪曲也不能打败我们。这会给我们制造一些麻烦，但我们不会被打败。”他的语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气愤。在谈到种族灭绝分子时，他说：“他们还有很多人，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我们就必须继续处理。处理这件事，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累，累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这是一个严峻的前景，但卡加梅还是想要解释刚果战争发生的原因，他说发动战争是为了不让卢旺达“从地球表面抹去”。他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选择的，这也解释了他谈话时令人吃惊的冷静。但尽管他一如既往地在控制自己的嗓音和举止，他显然还是对自己的部队被指控摧毁了那些他所认为的致力于消灭卢旺达的军队感到愤慨。卡加梅的挑衅和他的受挫感，加起来变成了一股亚哈(2)式的愤怒。他不仅想让全世界都以他的方式来看待事物，而且他似乎还相信，全世界都因为没有接受他的推论而欠他一声道歉。
他跟我说，理论上，调查是澄清刚果屠杀事件的最好方式。“但是，”他说，“这个背景，我已经跟你详细说过了，因为掺杂其中的偏袒性，乃至国际社会高层的那些带有政治动机的指控，你就能明白，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不能接受审判的法官。然而，他们是大错特错了。这是整件事中最糟糕的地方。我已经失去了信心。你明白吧，卢旺达自1994年以来经历的事让我再也没法相信这些国际组织了。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事实上，”卡加梅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谴责那些实际支撑着这些难民营的人，他们每天要为这些难民营花掉上百万美元，支持这些团体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支部队、一群军事化的难民。当这些难民最终因卷入战争而死亡时，我认为那些难民营的支持者们应负的责任比卢旺达、刚果和‘民主力量联盟’都要大。难道我们不应该谴责他们吗？这就是他们想要消除的负罪感啊，这就是他们想要歪曲的事实啊。”
由卡加梅整合的泛非联盟在刚果所取得的胜利对国际社会来说的确是一次失败，这是事实。各主要大国和他们的人道主义代表被推到一边，卡加梅说：“他们被激怒了，失败暴露了他们的负罪感。”他说：“他们没法决定结果，这也是他们不能容忍的。”他说：“卡比拉出现了，联盟出现了，一些事情起了变化，蒙博托走了；有些事发生了，这个地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高兴，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在支持这一进程。然而他们却被排除在外了，一切都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对此非常恼火，他们没法就这样接受。”
正如卡加梅所理解的那样，“非洲和西方世界有很多截然不同的地方”。虽然他似乎也认识到，国际社会的失败并不能转化成任何人的胜利。他在中非花费了一生的时间，不是要跟过去所谓的“文明世界”战斗，而是为加入这个文明世界战斗。然而，他的结论却是全世界都试图利用“难民问题”来破坏他的发展进程。“这确实是他们的目的，”他说，“与其说这和人权有关，不如说和政治有关。他们的意思是：‘我们要扼杀这种进程，这些非洲人想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这种危险进程。’”
(1) 北方佬将军，指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
(2) 亚哈（Ahab），古代中东国家北以色列王国的第八任君主。传说先知以利亚经常给亚哈带来坏消息，亚哈对此十分恼火，并由此一意孤行，终至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