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要感谢在我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遇到的数百名来自各界的卢旺达人，他们慷慨地把自己的故事托付于我。
为了补充我自己的报道，我查阅了种类繁多的关于卢旺达的著作，包括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我要感谢一些代表了不同视角的、公认的优秀著作的作者，他们给了我不少启发：科莱特·布莱克曼（Colette Braeckmann）、让-皮埃尔·克雷蒂安（Jean-Pierre Chrétien）、阿兰·德斯克西（Alain Destexhe）、阿里森·德斯·弗吉斯（Alison des Forges）、安德烈·吉沙瓦（André Guichaoua）、勒内·勒马尔尚（René Lemarchand）、路易斯·德·拉格（Louis de Lacger）、凯瑟琳·纽伯莉（Catherine Newbury）、拉基亚·奥马尔（Rakiya Omaar）、热拉尔·普吕尼耶（Gérard Prunier）和菲利普·雷金斯（Filip Reyntjens）。同时，我也要感谢联合国综合区域信息网（IRIN）的电子新闻简报。
我从卢旺达发回的报道最早出现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编辑们的支持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我要特别感谢蒂娜·布朗（Tina Brown）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完成这个遥远而艰难的故事，还要感谢最初派我去卢旺达的比尔·比福德（Bill Buford），以及我出色的编辑杰弗里·弗兰克（Jeffrey Frank），他的建议、友谊和理智支撑着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詹妮弗·布卢斯坦（Jennifer Bluestein）、杰西卡·格林（Jessica Green）和瓦莱丽·斯泰克（Valerie Steiker）协助了我的研究，并在我长期离家期间起到了支柱作用；亨利·芬德（Henry Finder）、威廉·芬尼根（William Finnegan）和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给了我很好的建议；事实核查部门的约翰·多尔夫曼（John Dorfman）、泰德·卡托斯卡斯（Ted Katauskas）和莉斯尔·席林格（Liesl Schillinger），连同埃莉诺·古尔德（Eleanor Gould）和一大批支持我的读者，使我避免了很多错误和不当用语。
非常感谢《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变迁》（Transition）、《恍然大悟》（Double Take）、《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及其专栏版，他们都发表了一些我从中非断断续续发回的作品。另外，我要特别感谢《前进报》（The Forward）的赛斯·利普斯基（Seth Lipsky），是他第一个鼓励我成为一名记者。
非常感谢我在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的编辑伊丽莎白·西夫顿（Elisabeth Sifton）。她的智慧、幽默和严谨以及永远精力充沛的状态，使得与她共事成为一种荣幸。
非常感谢威利公司（Wylie Agency）的莎拉·查尔方特（Sarah Chalfant）的好意和指导，她的倾力投入对我的写作生涯是一种恩惠。同时，我也要感谢克里斯·卡尔霍恩（Chris Calhoun）自始至终的奉献和友谊。
非常感谢雅多公司（Corporation of Yaddo），本书的一部分是在那里写作完成的；感谢绿色回声基金会（Echoing Green Foundation）和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提供的必不可少的财务支持；感谢世界政策研究所（World Policy Institute）提供的机构支持。
非常感谢理查德·丹齐格（Richard Danziger）、阿琳·恩登扎科（Aline Ndenzako）和他们的女儿黛西（Daisy），以及彼得·惠利（Peter Whaley）、凯特·克劳福德（Kate Crawford）和他们的女儿苏珊（Susan）在基加利的盛情款待。在卢旺达和扎伊尔的路上，阿里森·坎贝尔（Alison Campbell）、蒂埃里·克鲁弗利埃（Thierry Cruvelier）和安尼克·范·罗克伦·康帕涅（Annick van Lookeren Campagne）是我可靠的伙伴。在纽约的家中，维贾伊·巴拉克里什南（Vijay Balakrishnan）为我们的友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柱，也为我正在进行的工作提供了一双敏锐的耳朵。让我尤感幸运的是，我有一对睿智的父母——杰奎琳（Jacqueline）和维克多·古雷维奇（Victor Gourevitch）——和一个真正的兄弟——马克（Marc），他们是对我最苛求、回馈最多的读者，我最好的伙伴，也是不断激励我的人。我还要感谢我的祖母安娜·莫西耶夫娜·古雷维奇（Anna Moisievna Gourevitch），记忆中她给我讲的故事驱使我撰写了这本书。最后，感谢伊丽莎白·鲁宾（Elizabeth Rubin），她的榜样作用，她的智慧和勇气，她的玩笑和她的热情，一直鼓舞和支撑着我完成了本书。对于她的陪伴，无论距离远近，我都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