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中部高原的一位老妇人在大批人群从戈马返回的几周后跟我说：“一个叫吉鲁穆哈斯（Girumuhatse）的人回来了。”她说的是卢旺达语，说着还用右手在自己脖子一侧比画了一个优雅的劈砍动作。她的陈述全部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有个叫吉鲁穆哈斯的人回来了，在战争期间他用棍子打过我，我还被他用砍刀砍伤了。这个人杀了我全家后，把我扔进一条壕沟里。我受伤了。他现在又回到家里了。昨天他登记之后，我在社区办公室看到他了。我对他说：‘看哪，我死而复生了。’他回答说：‘当时这里就是人间地狱。’然后，他就求我宽恕他。他说：‘这都是当权者的错，是他们带着我们参与这些行动的，只为了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他说他对此很后悔，并且请求我的宽恕。”
这位妇女说她的名字叫洛朗茜·尼拉贝扎（Laurencie Nyirabeza）。她1930年出生于塔巴（Taba）社区，离我们会面的小型商业中心上的一个空荡荡的山顶集市的阴凉处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集市在一条沙质红土路的两边，由两排较短的废弃混凝土和土坯搭建的店面组成。每周两次，在赶集的日子里，中心是拥挤的；否则这里就是一座只有空气的鬼城。一辆烧毁的巴士的锈蚀外壳横亘在路肩上，浓密的灌木丛从一幢大房子的废墟中生发出来，房子的主人是一些图西族，他们在1994年被杀了。
塔巴的大部分图西族之后都被杀了。而剩下的那些人，像尼拉贝扎一样，都非常孤独，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家宅。由于很多幸存者没法重建家园，也不敢待在那些邻居中间，这些人在屠杀期间的所作所为让他们记忆犹新，于是他们搬到这个中心，占用了这些死去的图西族或逃往扎伊尔的胡图族所留下的空置商店。现在他们很害怕被人赶走。在前两周，有2000多人从扎伊尔的难民营返回塔巴，其中有一个名叫吉鲁穆哈斯的人，洛朗茜·尼拉贝扎说他屠杀了她的家人，并留下她等死。
尼拉贝扎是个身材矮小的女人，眼睛深陷在一张向前突出的脸上。她的头发从前额一侧向上梳得笔直，像戴了一顶近六英寸高的皇冠。这种效果既威严又机智，这与她的态度是一致的。十多名幸存者响应了我的邀请，在市场上见面，但大多数人什么也没说。那些说话的人的音量很少大过鬼鬼祟祟的低语，而且每当有陌生人走近时，他们就会陷入沉默。尼拉贝扎不一样。她没有窃窃私语，也没有退缩，她似乎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甚至当她告诉我有关吉鲁穆哈斯的事时，她的嘴唇偶尔会在微笑中颤动，而其他幸存者不止一次地对她的演讲报以尖刻的笑声。尼拉贝扎形容自己是一个“简单的农民”；她的学校生涯在三年级之后就结束了。但她很擅长用语言表达——充满激情和嘲弄，以及因受伤后的愤怒而带来的尖刻。尽管如此，当她的前邻居吉鲁穆哈斯——这个她以前还给他分享过食物和饮料的人声称他的行为不是他的错时，她还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她告诉我，吉鲁穆哈斯杀死了她的十个家庭成员，大部分是她的儿孙。
尼拉贝扎说：“这个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现在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拿回了他的财产，而我却独自一人，没有孩子，没有丈夫。”然后她说（这引发了一阵笑声）：“也许他还会继续这些消灭他人的行为。”她嘲笑吉鲁穆哈斯请求她的宽恕。“要是他能把被他杀死的孩子们带回来，然后重建我的房子，”她说，“也许我能宽恕吧。”周围的幸存者们笑得更起劲了。
这时，一个男人不耐烦地说：“我们会像往常一样生活在一起。”尼拉贝扎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抽泣起来，她把脸埋进衣服里。另一位拄着一根细长拐棍的老妇人，她伸出双手在身体两侧摆动起来。“我们就像鸟，”她带着一丝冷漠地笑说着，“飞来飞去，吹来吹去。”
我下山以后，发现尼拉贝扎蹲在一块石头上，凝望着山谷。我跟她说再见，她没有抬头。有一名自己也是幸存者的年轻公务员，作为翻译一直在帮助我，他跟我说人们一般都不喜欢到那个中心去。“那里让人感到悲哀，”他说，“而且那里的幸存者们提了很多要求。”
幸存者们确实提出了沉重的要求。尼拉贝扎曾经说过：“我只等待正义。”
洛朗茜·尼拉贝扎说吉鲁穆哈斯没有否认攻击过她，这让我感到很惊讶。在卢旺达期间，我从未遇到任何一个承认参与了种族灭绝的人。我想听听吉鲁穆哈斯会怎样为自己辩护。两天后，我带着一名讲法语的卢旺达人博斯科（Bosco）回到塔巴，这名失业的花农同意来给我当翻译。我们首先去看了看尼拉贝扎，因为她暗示吉鲁穆哈斯有可能还想杀了她。但是她没有被吓倒；她找了一名年轻的女士跟我们一起去指认吉鲁穆哈斯的家——一个土坯墙的院子，位于一座种植着香蕉的陡峭小山的山崖边缘，离尼拉贝扎住的那家废弃的商店大约100码远。
一个男人坐在门口。他和家人刚从扎伊尔回来，他说他1994年就住在这栋房子里，那个时候，正如他所说，“有很多人被杀了”。在他返回时，他发现住在那里的一家人是图西族幸存者。他知道政府的政策允许还乡者在15天内依法驱逐擅自占用其房屋的人，但幸存者无处可去，所以两家人就住在一起。这个年轻人说他的名字叫埃马纽埃尔·哈比亚利马纳（Emanuel Habyarimana）。我问周围是否还有其他从扎伊尔回来的人，他说：“这些房子都没人住。”
当博斯科和我走回大路时，一群孩子在我们周围，我们问他们认不认识吉鲁穆哈斯。他们笑着说，他住在我们刚刚去过的那栋房子里，人可能就在里面。“没有，”一个女孩说，“下面那个是他。”她指着山谷里沿着一条小径向我们攀爬过来的一个身影。博斯科很快掏出几张钞票，让孩子们自己去买汽水。
有一瞬间，这个人似乎想要逃走。他迅速走入一片田地，但博斯科向他招手致意，他又转身回到小径上，迈起大步往前走。他穿着一件肮脏的帆布实验室工作服，里面是一件敞开的蓝色薄衬衫，下半身穿着一条破旧的棕色裤子和旧轮胎做的凉鞋。他的眼睛很细，充血得很厉害，嘴巴也紧紧闭着。他有些随意地站到我们面前，但他的神态却像是被人逼到绝路似的。他的胸膛起伏着，虽然天气凉爽，但他的太阳穴上却不断冒出汗珠，从他的额头一直往下淌。
博斯科开启了谈话。那个男人说我们刚见过的埃马纽埃尔是他儿子，还说能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谈到了难民营中的生活，我说我访问扎伊尔时，和我交谈过的每个卢旺达人都否认了种族灭绝，而且还坚称，自战争结束以来，卢旺达境内所有的胡图族都被有计划地杀害了。例如，根据在扎伊尔难民营流传的谣言，返回卢旺达的妇女都被割掉了乳房，而男人则被关在相当于狗舍的屋子里，地上的湿灰泥会慢慢在他们的脚边变硬。这人说：“有时候是这样，有些人会说谎，另一些人会说实话。这里确实死了很多人。”
他自我介绍时称自己为让·吉鲁穆哈斯。我跟他说我对他的名字很熟悉，因为社区里有人说他杀了别人全家。“这是真的，”吉鲁穆哈斯说，“他们说我杀了人是因为我是这里路障上的头目。”他指了指离他家最近的那条路。“现在，一切都很好，”他跟我说，“但在那个时候，国家号召我们去杀人。有人告诉你，你有责任这么做，否则你会被关押或杀害。我们在这当中只是小卒，我们只是工具。”
吉鲁穆哈斯说自己今年46岁，他记不起任何胡图族只是因为拒绝杀人就被处决的具体案例；显然，（要么杀、要么死的）威胁足以确保他参与谋杀。但是吉鲁穆哈斯曾经管理过一个路障，路障的头领可不是一个小卒，而是地方指挥系统中的一个中层人物——一个可以支使小卒的人。吉鲁穆哈斯说他别无选择，同时他也跟我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杀人我有责任，因为我是头领，现在我回来了，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当局。”
1996年11月15日，当大批难民开始从扎伊尔回国时，卢旺达政府下令暂停逮捕种族灭绝嫌犯。在这个事态发展异乎寻常的月份里，这无疑是其中最出乎意料的事情了。但是，就像1994年的电台号召群众杀人时一样，电台又一次解释了事情的原委。比如，每个人都听说了巴斯德·比齐蒙古总统前往边境，像对待兄弟姐妹一样迎接这些还乡者。总统讲话的一个版本在卢旺达广播电台上反复播放，并在全国各地都被当作指导性意见来研究学习。
总统称这次大规模回归是“所有卢旺达人的大喜事”，他说，“卢旺达人民能够和平地生活600年，他们没有理由不能再次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他直截了当地对凶手说：“我要向那些选择了杀人和对抗之路的人发出呼吁，提醒你们自己也是卢旺达人。我呼吁你们放弃种族灭绝的毁灭之路，和其他卢旺达人携手合作，把力气用到正路上去。”然后他说：“再次欢迎你们回家。”
但为什么幸存者要和凶手们当邻居——甚至像吉鲁穆哈斯家里一样，要住在同一屋檐下呢？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呢？卡加梅将军解释，这是为了维持稳定。他说：“不是每一个你认为应该考虑到的人都一定要去考虑，你可能得创造出一种氛围，先稳定下来，然后去考虑那些你必须考虑的人。为了能逐步开创出一个和平共处的局面，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卡加梅认识到，这种做法对他的人民提出了很多要求；而且在人们回归之后，有许多报告说，士兵们从愤怒的暴徒手中救出所谓的凶手，并将他们置于“保护性监禁”之中。要平衡对正义的要求和对秩序的渴望是不容易的，卡加梅跟我说。“在这两种意图之间，涉及很多问题，也涉及人们的感情。”
当吉鲁穆哈斯告诉我他曾是一名凶手时，他就不再流汗了，他的呼吸也更容易了，甚至他的眼睛看起来都更清澈了，他似乎很想继续说话。这时一场风暴来袭，大雨倾盆而下，我们只好坐进我的吉普车里，那辆吉普车就停在吉鲁穆哈斯在种族灭绝期间设置路障的地方。我们坐定以后，他声称在种族灭绝期间他受到压力的一个原因是，有人授意让他杀了自己的妻子，一个图西族。
“我可以救我老婆，因为我是头领。”他又补充说，他也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我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会被杀。”他说，“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点无辜。杀戮不是发自我的内心。如果我真的想杀人的话，我现在就不会回来了。”吉鲁穆哈斯的声音在雨的敲弹声中显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惬意。他会不会感到至少有一点内疚？“我下令杀死的人中有很多是我认识的。”他跟我说这句话时依然非常镇定。我问他下令杀了多少人。他回答得很慢：“我知道有六个人是我下令就地杀死的。”
“你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吗？”
“我有可能杀过，”吉鲁穆哈斯说，“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他们就会杀了我老婆。”
“是有可能？还是真的会杀？”我说。
我的翻译博斯科说，“你知道他的意思”，但他没有翻译这个问题。
吉鲁穆哈斯重申他愿意向当局解释一切。按照他的理解，他已被允许收回自己的财产，休养身体，“然后他们会打电话给我的”。他并不害怕。他相信如果他把所有事情和盘托出，他只会得到“一种有限的惩罚”。他说：“当局明白有很多人只是在服从命令。”
吉鲁穆哈斯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几乎都是对的。三个月前，经过近一年的辩论，卢旺达议会通过了一项特别的种族灭绝法，根据罪犯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对罪责进行分类，并对已认罪的较低级别的罪犯予以减刑。虽然根据卢旺达的标准刑法，所有杀人犯都会被判处死刑，但种族灭绝法只将死刑留给了第一级分类中所定义的精英分子：“在国家、地区、社区、部门或基层一级的策划者、组织者、煽动者、监督者和领导者……”以及“以其施暴时的热情或过分的恶意来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那些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和“实施了性酷刑行为”的行凶者。对于大批的普通凶手和他们的同谋（追随者）来说，终身监禁的最高刑罚可以酌情减轻，只要主动自首并诚恳认罪，甚至只需服刑七年。对非致命性伤害和财产犯罪的处罚也可以相对减轻。
吉鲁穆哈斯掌握了新法律的精神。“如果事情可以这样结束，在受到惩罚后我可以回家，恢复我的生活，那我是能接受的。”他跟我说。“如果这种复仇行为可以在这个国家结束，作恶的人可以受到惩罚，那是最好的。”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的是，他在种族灭绝期间的头领地位使他牢牢地归入第一级分类之中，在这个分类中死刑是不能靠认罪来逃避的。
就在吉鲁穆哈斯准备说出一切的时候，他将自己的罪行归咎到塔巴前任领导让·保罗·阿卡耶苏（Jean Paul Akayesu）的身上，此人在大家的记忆中就是一个以贪婪著称的图西族猎杀者，也是他让吉鲁穆哈斯担任了路障上的头目。1995年，阿卡耶苏在赞比亚被捕；1997年，他因种族灭绝罪在卢旺达国际法庭受审，此前卢旺达国际法庭在诉讼过程中已经有过无数次拖延，最终裁决预计于1998年夏季做出。在法庭上，阿卡耶苏本人也把自己在1994年的卢旺达杀害无辜图西族的行为归咎到他的上级官员身上。
这场种族灭绝“就像一个梦”，吉鲁穆哈斯跟我说。“它就像一场政府让我们做的噩梦。”然而到现在，他看来不但没有苏醒，反而进入一个新的梦，在这个梦中，他的忏悔和他赞许卢旺达改革的热情——“新政权非常好，没有死人。我们对他们的欢迎感到惊讶。这是一个新秩序”——不需要任何根本上的政治或心态的改变。他仍然是一根墙头草，渴望成为一个模范公民，并以此获得回报。当权者说要杀人时，他就杀了，当权者说要认罪时，他就认了。
在两次访问塔巴的间隙，我曾和一名基加利的救援人员聊过，他刚从坦桑尼亚西部回来，那里仍有近50万卢旺达的胡图族滞留在难民营中。（一个月后，1996年12月中旬，坦桑尼亚关闭了难民营，遣返了卢旺达人，使得还乡者总数在六个月内达到近150万人。）在这名工作者访问那些难民营时，他听说那里的孩子们会玩一种做泥人的游戏，他们把泥人放在路上，让过往的车辆碾轧过去。这些泥人代表图西族，每次一个泥人被碾碎，孩子们都会欢呼，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刚刚杀掉了卢旺达的一个图西族。救援人员把这个故事当作某种寓言讲给我听。这让他怀疑，忍受另一轮大屠杀是不是卢旺达不可避免的宿命。
这种可能性太明显了。自种族灭绝发生以来，卢旺达政府一直将其信誉作为赌注来证明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有计划的杀戮是可以避免的。政府将大批难民的回归视为一次胜利，但这也是对其主张的巨大考验。不过，卡加梅一如既往地认为胜利还没有达成。“是的，人们回来了，”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但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我们也必须解决。”他接着列举了很多问题——住房、司法、经济、教育、数千名流亡归来的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士兵的遣散，以及最重要的——“种族问题”。
几个月前，在南基伍省的战斗打响前不久，卡加梅给我讲了两个他部队里的故事。他说，一名士兵最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是怎么一个人被留在家里，又是怎么知道有人在种族灭绝期间杀害了他的家人，以及他为何选择不让其他人对此负责的。非但如此，他还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看不出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封信是在这名士兵自杀后找到的。正如卡加梅所理解的那样，“他心里是想杀一些人的，但他没这么做，反而决定自杀了”。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在酒吧里杀了三人，打伤两人的军官。有些士兵想杀了这个人，但这人说：“先让我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之后你们再杀了我都行。”于是士兵们逮捕了这名军官，他解释说：“我看到一些凶手，他们还活得好好的，四处闲晃，没有人对他们采取行动。好吧，我决定不再容忍了，所以我就杀了他们。现在你们可以动手了，想怎么处置我都行。”
卡加梅说：“想象一下那个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不知道。他本可以去市场开枪打死100个人的。这样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他有可能杀死任何人。这意味着这里已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疯狂。”他说：“有人认为这是一件我们应该让它过去并忘记的事情，然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
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关于复仇的诱惑，复仇的释放，复仇的不满。显然，许多幸存者不同意卡加梅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可能重新改造一个遵循种族灭绝逻辑的人。所以，从扎伊尔回来后，我问他是否还相信凶手们可以成功地重新融入社会。“我认为你不能就这样放弃一个人，”他说，“他们可以学习。我相信每一个个体，在他的心里的某个地方，也想要一些和平，希望以某种方式取得进步，即使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所以，如果我们能把历史摆在他们面前，然后说：‘就是这样的历史给你们带来了所有这些问题，这是避免这些问题的办法。’我认为，这会大大改变他们的想法。我认为，有些人可以从宽恕中受益，从另一次机会中受益。”
卡加梅还说了一句：“我们别无选择。”
在和吉鲁穆哈斯见面的几天后，我们开车回到塔巴，博斯科问我有没有听说最近在基加利被活活烧死的那个女孩。我说没有，然后他就跟我说了。有个女孩（实际是名妇女），跟博斯科年纪差不多，是他的熟人。她当时在迪斯科舞厅里，一个男人表示对她有意思，她拒绝了他，他说她会后悔的，她笑了，他继续纠缠不休，她叫他走开，让他别再烦她了；她说他疯了。他走后拿着一壶汽油和一根火柴回来。其后有四人被害，遭拒绝的搭讪者自己也因烧伤而入院。当他被问及为什么要杀害四个人时，他说1994年他干了那些事以后，这对他来说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他想杀多少就杀多少。
博斯科感到惊讶的是，我作为一名记者，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故事。我觉得我的回应相当无趣，与其说我是一名记者，不如说我是美国新闻业的消费者，在美国，那些引起街头小报好奇心的在公共场所发狂的变态杀手，对广大公众来说至多只是一种遥远而随机的危险，比如闪电、醉酒的司机或倒塌的高楼大厦。我的曾祖母在96岁时被一盆从楼上窗台掉下来的天竺葵砸死了，虽然这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但我并不认为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这危险就离我更近。但博斯科的故事不同。他跟我说，在卢旺达，一个人说：“是因为种族灭绝，我才会这么做的”，这会让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处于全面危险中的感觉。
洛朗茜·尼拉贝扎的孙女尚塔尔·穆加娜娜（Chantalle Mukganana）跟我说的故事也差不多。我本想听听尼拉贝扎会怎样回应吉鲁穆哈斯对自己的看法，但我回到塔巴时，她却不说话了。33岁的瘦弱的尚塔尔，这个在种族灭绝中失去了四个孩子（玛丽、玛莎、玛丽安和乔纳森）的寡妇打破了沉默。“就算他招供了，他也是个骗子。”她这样评价吉鲁穆哈斯，“如果他说他只是服从命令，那他就是在撒谎。”据尚塔尔说，这个男人是一个彻底的图西族杀手。她说，他的岳父母都是在他的监督下被杀死的，“只为了享受看着他们被杀的乐趣”，当他发现他的图西族妻子在接济她弟弟时，吉鲁穆哈斯也曾试图杀了他的这个妻弟。
尼拉贝扎指控吉鲁穆哈斯杀害了她的10名直系亲属。尚塔尔认为他对自己家族中的27名成员的屠杀负有个人责任。她说他曾是头领，而且他也亲身参与了大屠杀，用的是一把小锄头。尚塔尔背着自己一个月大的女儿阿方辛逃走了，只因为在凶杀发生的那天早上，她看到吉鲁穆哈斯用一把砍刀杀害了她的一个名叫奥斯瓦尔德（Oswald）的表弟。在那之后，尚塔尔在附近的教母（一个胡图族）家里避难。在教母家时，她听到吉鲁穆哈斯来要茶——给予他力量的意思，他说这是为了要杀死尚塔尔的父亲。她还说，她教母的儿子，也是吉鲁穆哈斯的同伙之一，“他跑到屋后去磨他的砍刀，但他母亲不准他杀我”。后来，这位教母告诉尚塔尔，她的儿子杀死了尚塔尔的母亲。现在教母和她的儿子已经从扎伊尔回来了。
尚塔尔所描述的所有杀戮都发生于几天之内，地点在吉鲁穆哈斯控制的山丘上的几栋房子里。我告诉她，吉鲁穆哈斯说他只看到有六个人是在他的命令下被杀的，她笑了。“哦，如果我能和他对质就好了。”她一度这么说过，但在另一时刻，她又说：“就算我揭发他，又能改变什么呢？”
在种族灭绝事件之后，尚塔尔说：“我不得不自己去找衣服穿，我不得不自己去找东西吃，现在这些人却一回来就得到了食品和人道主义援助。”这是事实；虽然国际社会在难民营中花费了十多亿美元，但遭到彻底破坏的卢旺达却要为了数亿美元而乞讨，数万幸存者蹲在废墟之中，却被有意地忽视了。尚塔尔告诉我，有一次，有些人给塔巴的幸存者们分发了一些锄头。“仅此而已，”她说，“我说完了。”
满足幸存者们真正的需求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想要的只是他们称之为“过去”的那段已经消逝的岁月。但有必要让那些在种族灭绝中遭受最大损失的人，在事后还要受到最大的忽视吗？博纳旺蒂尔·尼比兹特别担心年轻的幸存者会成为极端分子。“我们假设有10万年轻人失去了家庭，他们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在这样的国家，如果你对他们说，‘去杀了你的邻居，因为他杀了你的父亲和你的七个兄弟姐妹’，他们就会拿着大砍刀去干。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法乐观地看待未来。如果你说国家必须走向和解，却同时忘记了这些人，会发生什么？他们走在大街上时，我们意识不到他们的问题，但他们可能是看着他们的母亲被强奸，或者看着他们的姐妹被强奸的。还要做很多事情，才能确保这些人能够重返社会，放眼未来，然后说一句：‘好的，让我们试试吧。’”
政府没有做过这种努力，他们没有针对幸存者的计划。“没有人想帮助他们。”卡加梅的顾问克劳德·杜赛迪跟我说。他的意思是没有外国资助者和救援机构想帮助那些幸存者。“我们说：‘把钱给我们，我们会去做。’但没有人感兴趣。”博纳旺蒂尔后来被任命为商务部部长，他解释说，卢旺达缺乏外国援助是因为这里缺乏投资机会。他说：“除非你的资源很丰富，否则你就不能指望国际社会，而我们没有什么资源。我们没有石油，所以我们是不是血肉之躯，或者我们是不是人，都无关紧要了。”对杜赛迪来说，结论是国际社会不想承认种族灭绝确实发生了。“他们希望我们能忘了这件事。但是我们要忘记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帮助幸存者恢复正常生活，之后你才有可能开启遗忘的进程。”
一个出人意料的短语——“遗忘的进程”。自大屠杀以来，关于种族灭绝的讨论几乎不可避免地与一种对记忆之义务的讨论相连。但在卢旺达——为非洲权利组织工作的帕西菲克·卡巴里萨（Pacifique Kabarisa）告诉我，许多种族灭绝幸存者“后悔自己没有被杀掉”——遗忘是一种人们梦寐以求的大病初愈的征兆，是继续生活的能力。“在这次回归之前，”尚塔尔告诉我，“我们已经开始忘记了，但现在就好像你的伤口正在愈合，却又有人要来重新揭开它。”
对于遭受创伤的一代人来说，伤口不可能完全愈合。相反，当幸存者指责政府应该——而且能够——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时，当渴望实现和解的外国人指责政府把种族灭绝当作其不足之处的借口时，卢旺达的新领导人却要求他们的同胞要坚忍不拔。卡加梅跟我说：“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想要强调正义，想确保每一个层面的参与者都被追究责任，就让事情都停顿下来。”他说，重要的是要保持前进的势头，而不是“退回去，然后说：‘这些胡图族杀了人，所以必须把他们杀了，而那些图西族是受害者，所以他们在现有条件下应该过得更好。’”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我认为在如何更加理性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一些严肃的思考。”
随着大批人在几个星期内从扎伊尔返回，暂停逮捕符合种族灭绝法中第一类嫌犯的规定取消了，而且暂停逮捕的政策很快就被全面废除了。然而，司法部副部长杰拉德·加希玛跟我说，大多数凶手可能仍然逍遥法外。从塔巴难民营返回的人数相对较少，然而仅此一地，法警巡查员说，至少有60名第一类嫌犯回来了。巡查员的名单上有吉鲁穆哈斯的名字，但他对此人并不太了解。“听说他杀了人。”他跟我说，他还念了一些怀疑是被吉鲁穆哈斯杀害的受害者的名字，其中包括尚塔尔目睹其被害的奥斯瓦尔德，以及她曾提起过的一个叔叔的名字。
乔纳森·尼扬德维（Jonathan Nyandwi）是塔巴社区监狱关押的640名种族灭绝罪犯之一，他的消息比较灵通。他曾经在吉鲁穆哈斯的路障附近开了一家酒吧，虽然他一开始声称不知道吉鲁穆哈斯是不是凶手，但当我提到奥斯瓦尔德时，他说，“他是我的教子”，“他被一个叫让·吉鲁穆哈斯的人杀死了”。尼扬德维证实了尚塔尔的父亲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但他反驳了尚塔尔所说的吉鲁穆哈斯杀害了自己岳父母的说法。据他说，吉鲁穆哈斯只是想杀了他的妻弟埃瓦里斯特（Evariste）。
几天后，我找到了埃瓦里斯特。他说他的父母被“吉鲁穆哈斯的同伙”杀害了，他本人则在袭击时逃走了。后来他向他的姐姐，也就是吉鲁穆哈斯的妻子寻求庇护。“我一到，吉鲁穆哈斯就开始大声喊叫，还叫来其他人。”埃瓦里斯特回忆道。“他们把我抓住，剥光我的衣服，然后开始用棍子打我，我姐姐哭得像个疯婆子，她说：‘你不能就这样杀了我弟弟！’”他说：“吉鲁穆哈斯想带我去附近的路障，这样我就会在自己的地盘上被杀了。我当时一丝不挂，他们把我带到一个乱葬坑，想把我扔进去。”不知怎的，埃瓦里斯特自己挣脱了束缚，然后趁着夜色逃走了。
埃瓦里斯特相信吉鲁穆哈斯杀死了70多人。他回来后就没见过这个人，但他见过吉鲁穆哈斯的妻子和儿子埃马纽埃尔，也就是他的姐姐和外甥。他告诉我，他们俩都很害怕吉鲁穆哈斯，希望他被捕。然而身为图西族和市议员的埃瓦里斯特却不敢指控这个企图杀害他的人。“我敢肯定，我姐姐和她的孩子们会死。”他解释道，然后他告诉我，自从吉鲁穆哈斯回来后，他自己又开始每晚都充满恐惧。“人们不能大声说出他们想要复仇。”埃瓦里斯特说，“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和埃瓦里斯特见面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基加利的街道两旁都是拿着锄头和砍刀的人。这天是公共服务日；各处的空地都变成了砖厂，这是为那些流离失所的回归者建造家园的第一步。就在这样一个砖厂里，我看到卡加梅将军在一群衣衫褴褛的工人中，把泥铲进一个木制的砖块模具里。“这也是士兵的工作。”他跟我说。几英尺外，一个人跪在地上挥舞着一把大砍刀，然后把麦秆切碎，混入泥里。他刚从扎伊尔回来，他说他看到这个在难民营里被妖魔化的“副总统先生”就在眼前，他感到相当惊讶。“但这也正常，”他补充道，“因为每个想要为国家服务的掌权者都必须为人民树立榜样。”
种族灭绝的信条被共同生活的命令所取代的速度是令人振奋的，但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可怕的提醒，卢旺达在权力和服从之间的古老平衡仍然完好无损。这个制度对于当前压倒一切的需求是有用的；你输入一条新信息，然后，“啪”一声就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但这难道不是一种表面上的变化吗？在我看到卡加梅制砖前不久，我曾在司法部给杰拉德·加希玛讲述了吉鲁穆哈斯的故事。起初，他倾向于赞赏这个人的忏悔，但随着细节的堆积，他变得越来越阴沉。
“对于价值观的改变，”加希玛说，“必须先承认罪行，真诚地希望赎罪，愿意弥补过错，谦卑地接受自己的错误并寻求宽恕。但每个人都说不是我们，是我们的兄弟干的，是我们的姐妹干的。说到最后，没有人做错事。在一个如此恶劣不公且没人愿意寻求宽恕的情况下，价值观怎么可能改变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再给吉鲁穆哈斯一次机会来帮我做出回答。他在他家的一间小客厅里接待了博斯科和我，这一次他的儿子埃马纽埃尔也来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埃马纽埃尔把我轰走了，还说周围没有其他人是从扎伊尔回来的，后来他舅舅埃瓦里斯特告诉我，埃马纽埃尔也想自己的父亲被逮捕。我很好奇埃马纽埃尔是不是知道他叔叔说的话，他坐下来时，我很高兴他坐到了一个他父亲看不到他，而我可以直接在吉鲁穆哈斯身后上方的窗台上观察他的位置。
当我向吉鲁穆哈斯问起一个叫奥斯瓦尔德的年轻人时，我说很多人说是他杀了这个人，埃马纽埃尔开始咧嘴大笑，以至于他不得不吸住嘴唇并咬住它来控制自己。关于奥斯瓦尔德，吉鲁穆哈特只说：“他是在战争中被杀的。”埃马纽埃尔转了转眼珠，当我说到尚塔尔父亲的名字时，他也一直笑嘻嘻的。吉鲁穆哈斯说尚塔尔的父亲也被杀害了，但他不愿详谈。
吉鲁穆哈斯咳嗽得相当剧烈，他弯着腰坐在一个矮凳子上，痛苦地盯着地板。当他跟我说自己在屠杀中指挥过大约50个家庭的人时，埃马纽埃尔哼了一声。“这都是你指挥的吗？”他用一种嘲讽的口气说，“就凭你？”
最后，我问吉鲁穆哈斯，他想杀死自己的妻弟这件事是不是真的。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埃马纽埃尔懂法语，因为他的表情有些失控。但博斯科拒绝转达这一问题，他说吉鲁穆哈斯因为难堪而有点撑不住了。几分钟后，埃马纽埃尔走了出来，这时吉鲁穆哈斯跟我说，他曾试图救他的妻弟，他解释说，“我想带他去他的社区来保护他，这样他就不会在我眼前被杀了。”
当我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吉鲁穆哈斯和我一起走到外面。“我很高兴能说出来。”他说，“把实话说出来是正常的，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