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在我探访了莫科托屠杀的幸存者并返回基加利后，我问卡加梅，他怎么看待被扎伊尔驱逐到卢旺达的图西族难民的处境。“也许，如果这些年轻人不得不去战斗，那我们可以训练他们。”他说。一年后，他告诉我，训练已经开始了。卡加梅的结论是，他无法完全消除扎伊尔难民营里胡图力量的威胁，除非扎伊尔政府和国际社会停止给予他们支持。
世界各大国在1994年的态度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并不关心中非地区对种族灭绝的抗争，但他们尚未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以说明他们为何如此满足于为种族灭绝分子提供给养。以难民营为代表的虚假的保民承诺，使胡图族平民以及图西族和该区域的其他人都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种事态不是什么中非恶意的国际政策造成的，而是缺乏相关政策造成的。1996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有报道称克林顿政府的一名行政官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卢旺达和扎伊尔主要的政策关注点就是“我们不想看上去像个笨蛋”。基加利方面的主要关注点是胡图力量的入侵威胁，卢旺达卫生部部长约瑟夫·卡雷米拉上校问我：“如果那些在难民营里接受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来杀我们，国际社会会怎么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卡雷米拉跟我说过好几次，他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这个国际社会看待我们的方式，就好像我们来自一个不同的人类进化阶段。”
1996年7月，卡加梅将军访问华盛顿，他再次解释说，如果国际社会不能解决他们在难民营中孵化出的这个怪物，他就要自己动手了。人们认为卡加梅是在虚张声势；卢旺达入侵扎伊尔的想法有点像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要对抗德国或法国。蒙博托支持对各个邻国的侵略，而非相反，况且蒙博托还是华盛顿在该地区的希望所在。一位美国外交官跟我解释说：“偶尔，你必须和魔鬼共舞才能完成上帝的工作。”在这点上，至少巴黎是赞同的。法国依旧是胡图力量最大的资助者。对于卡加梅的警告，在奥赛码头(1)的非洲首脑们的态度似乎是：让他试试看。［1995年，法国新任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拒绝邀请卢旺达新任总统巴斯德·比齐蒙古参加在比亚里茨（Biarritz）举行的非洲法语国家领导人年会，会议开幕时希拉克主持默哀，悼念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而不是以哈比亚利马纳的名义发动的种族灭绝的受害者。］
卡加梅访问华盛顿后不久，布隆迪的军队就关闭了其领土上所有卢旺达人的难民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出抗议，但布隆迪拒绝让步，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又转而与其合作。不久，难民们就争先恐后地登上了来往于边境的卡车。在几周的时间里，20万人被遣返回家，联合国却把这次遣返形容为自愿遣返。卢旺达政府的广播称，这些还乡者会受到各自社区的欢迎，他们应该返回家园——一般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联合国的观察员们告诉我，犯罪率要低于他们的预期；在某些情况下，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分子甚至会受到其他还乡者的谴责。
我花了几天时间观察从布隆迪驶来的车队。我问这些还乡者是不是被强迫遣返，他们全都说没有。但我问他们为什么突然自愿回家时，他们又说自己别无选择。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来了。我们是一起离开的，所以我们也一起回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泥瓦匠光着脚站在他的六个孩子中间，他说，“有一些上层的人”——他把目光投向天空——“他们关心政治问题和全人类的事务，但还有像我们这样简单的人”——他低头盯着自己的脚——“我们对政治一无所知，只是用自己的双手来谋生”。从布隆迪返回的大批难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表明，从扎伊尔进行类似遣返的唯一障碍就是胡图力量不仅能恐吓难民，而且能恐吓整个国际社会的能力。
“我想我们已经了解了，那些声称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人，很多时候已经表现出了他们的虚伪和双重标准。”卡加梅将军跟我说。“他们把这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说除非我们原谅这些犯下种族灭绝罪的人，否则我们就不能让这些难民回来。”卡加梅感到愤愤不平。“我跟他们说：‘我们告诉过你们要把这些群体区分开，你们失败了。如果你们整个世界加在一起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你们怎么能指望我们做得更好呢？你们想让我们遵循一个地球上从未存在过的准则。你们希望我们一觉醒来，把一切都做好了——人们手拉着手走路，忘记了种族灭绝，事情都在顺利地发展。这种好事，也就是嘴上说说还行。’”
起初，卡加梅跟我说，他认为解决那些“犯下严重的反人类罪的人”应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他现在仍然觉得应该如此。“但这并没有发生，”他说，“所以剩下的只能是转头去打另一场战争。”
1994年“卢旺达爱国阵线”攻占基加利后不久，卡加梅的老同事、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给他介绍了一个名叫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扎伊尔人，他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直是反蒙博托的造反派，他希望能重新掀起这场斗争。卡加梅、穆塞韦尼和卡比拉，以及认为蒙博托是非洲大陆稳定和进步的威胁的扎伊尔人与其他非洲人开始建立起人际网络。“我们过去常对扎伊尔人说：‘我们知道你们在给我们制造麻烦，但我们也会给你们制造麻烦的。’”卡加梅跟我说，“我们说：‘你们需要和平，我们也需要和平，我们一起努力，但如果你们不跟我们合作——那也行。’”
当然，这里既没有和平，也没有和平的前景。至1996年年中，卡加梅着手组建了一支种子部队，准备在扎伊尔发动一场叛乱。面对即将被消灭的威胁，扎伊尔的图西族已经准备好应征入伍，而且他们还提供了额外的方便，也就是他们的言谈举止和卢旺达人很像，如果爱国军士兵混入其中，就很难将他们区分开来。士兵和政工干部从扎伊尔全国各地应征而来，基加利很快就成为各种渴望在扎伊尔进行武装斗争的反蒙博托派分子的秘密据点。
在北基伍省的图西族社区被摧毁后，卡加梅估计南基伍省将会是蒙博托派-胡图力量同盟的下一个目标，他估计得没错——约有40万扎伊尔的图西族生活在南基伍省；他们被称为巴尼亚穆伦格人（Banyamulenge），意为穆伦格的人民，穆伦格是他们的祖先在17、18世纪从卢旺达迁徙过来以后的第一个落脚点。自1994年为卢旺达的胡图族建立联合国难民营以来，巴尼亚穆伦格人已成为大规模的“抢牛运动”（Cattle raids）和不断上演的骚扰及敌对宣传运动的牺牲品。不久，扎伊尔官员公开将巴尼亚穆伦格人称为“蛇”，并采取措施剥夺他们的土地；地方广播电台和报纸的声音听起来愈加像卢旺达胡图力量的媒体。
针对巴尼亚穆伦格人的有计划性的暴力行动于1996年9月初开始。胡图力量和蒙博托派的部队与当地招募的民兵合作，洗劫了图西族的住宅、企业和教堂，并袭击了他们的居民——逮捕或处决了一些人，同时将其他人驱逐到卢旺达。当巴尼亚穆伦格人在街头被处以私刑时，政府官员们表示赞许。尽管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在整个地区都有工作组，我们却听不到国际上的公开抗议。但与北基伍省的图西族不同，前者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死去或流亡，而许多巴尼亚穆伦格人则是武装起来，在受到袭击时予以还击，让袭击者们遭受了重大损失。与此同时，数百名新训练出来的、装备精良的抵抗战士开始从卢旺达进入扎伊尔。随着战斗的加剧和蔓延，救援人员从南基伍省的大部分地区逃离，他们抛弃了自己声称要保护的那些人，自谋生路去了。
10月8日，南基伍省副省长卢瓦西·恩加博·卢瓦班吉（Lwasi Ngabo Lwabanji）宣布，该省所有的巴尼亚穆伦格人须在一周内离开。他没有说他们应该去哪里，只是说那些留下来的人将被认为是要与扎伊尔交战的叛军。毫无疑问，卢瓦西有点过于兴奋了；即使在扎伊尔也没有副省长宣战的先例。但他最后通牒的精神与扎伊尔官方的态度和做法是完全一致的。虽然蒙博托本人刚刚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正在瑞士接受治疗，但作为一个缺席的领主，他统治扎伊尔的时间太长了，因而他的宫廷还在一如既往地行使职责。卢瓦西的法令颁布两天后，扎伊尔首都金沙萨（Kinshasa）的一位政府发言人宣布，“我们确实想要巴尼亚穆伦格人离开”。
卡加梅一直在为这样的时刻做准备。他后来跟我说：“我们准备和他们开打，狠狠地打击他们——而且要解决三件事：第一，保护巴尼亚穆伦格人，不能让他们死，要教他们战斗，甚至为他们而战斗；第二，拆除难民营，让难民们返回卢旺达，并摧毁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及其民兵组织；第三，改变扎伊尔的局势。”他一直在等待扎伊尔的严重挑衅，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当然，这个愚蠢的扎伊尔副省长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如此渺小的卢旺达开始攻打庞大的扎伊尔；巴尼亚穆伦格人起义了；卢旺达爱国军的突击队和洛朗·卡比拉的反政府种子部队所组成的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ADFL，以下简称“民主力量联盟”）横扫南基伍省并开始向北推进；蒙博托著名的“懦夫部队”（cowardly army）狼狈不堪地逃走了；救援人员撤离，营地被解散。1996年11月2日，在副省长卢瓦西宣布发起内战的三个半星期后，“民主力量联盟”和卢旺达爱国军进入戈马，卡比拉将一个至少1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宣布为“解放区”。（尽管卢旺达政府公开地对这些进展表示出热情的态度，但他们断然否认任何卢旺达爱国军部队进入扎伊尔，直到1997年6月初，即“民主力量联盟”部队占领了金沙萨并将蒙博托赶下台的几个星期之后，卡加梅才告诉我：“到处都是我们的武装，我们的部队，他们在过去的八个月里一直在前进。”)
在扎伊尔战争的前几个星期里，数千名卢旺达人从难民营返回了卢旺达，但到11月初，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至少有75万来自南、北基伍省的人——还聚集在戈马以西约10英里的穆贡加难民营及其周围广阔的熔岩荒野上。他们是被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驱赶到那里的，同时也是出于“民主力量联盟”不断进军的压力，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官员在自己都要逃离扎伊尔的情况下，竟鼓动这些人离开卢旺达，前往穆贡加。占领戈马后，卡比拉宣布停火，并呼吁国际人道主义团体来把这些挡路的难民带走，以便他可以继续向西推进。当然，穆贡加完全无法靠近，因为在其前方还有成千上万胡图力量和蒙博托派战斗人员组成的强大武装阵线。这正是卡比拉和他的卢旺达资助者想要表达的观点：为了使难民免受伤害，你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现在需要的不是一次救济任务，而是一次营救任务，因为穆贡加的非战斗人员与其说是难民，不如说是人质，他们被当成了肉盾。
那段时间非常奇怪。在1996年的前九个半月中，扎伊尔东部的蒙博托派-胡图力量联盟屠杀了数千人，并迫使数十万人背井离乡，这一事实似乎没有引起国际媒体的兴趣。在这段时间里，我老家的《纽约时报》及其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只刊登了一篇来自卢旺达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且仅限于两段自由记者只言片语的“意见”。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想法——即被称为难民的那些人不仅遭受着痛苦、需要救援，而且有能力犯下有计划的反人类罪，并可能想要和军事力量直接对峙——在这段国外报道剧减的时间里，显得过于浅薄或令人困惑。11月初，75万难民在围困中或在熔岩荒野上的战斗中面临集体死亡的前景，再次吸引了数百名记者前往卢旺达和扎伊尔的边境。戈马再一次成为国际焦点，然而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
没有人能进入穆贡加，也没有人知道聚集在那里的人们的处境。救援机构的新闻官员让记者们相信，难民们必将忍受大规模的饥饿和霍乱。有人虚拟了可能的死亡人数并发布出来——数以万计的死亡，也许是10万。坐在卢旺达边境城镇吉塞尼的一家湖畔酒店里，周围都是记者，想到在西边十几英里远的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人们正因一些本可阻止的原因而以创纪录的速度死去，这是令人非常沮丧的。有些人对此的感觉尤其糟糕，他们会怀疑那里的情况是否真有这么严重。如果你去问一问救援机构的新闻官员，在历史上还有什么时候，之前还能吃饱的人突然在几周内就都饿死了，你要么得不到答复，要么他们会告诉你，穆贡加的人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在纽约，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宣称，穆贡加正在发生“饥饿性的种族灭绝”。布特罗斯-加利没有证据证明所有人都在挨饿，而且他肯定不能说出是谁应该为这场所谓的种族灭绝负责，难民只能挨饿，因为有人阻止他们离开，而唯一阻挡他们的人就是另外一些所谓的难民。然而，由于电视新闻中充斥着这些无形难民中发生的饥荒和大规模死亡的报道，安理会开始起草计划，在戈马部署一支人道主义军事干预部队，表面上是为了解放穆贡加的难民群众。这听起来很振奋人心，直到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即这支部队可能会因为授权所限而被禁止去完成其本要完成的任务，那就是使用武力对抗、解除武装，或在必要时击垮胡图力量的军队和民兵。
1996年11月15日上午9点，我坐在吉塞尼的一座山上的房子里俯瞰着戈马城，并对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做了一些笔记：
加拿大籍的联合国部队指挥官强调，军队不会解除穆贡加激进分子的武装，也不会把他们分离出来。联合国在深夜做出的决议含糊其词，不知该如何在给难民提供给养的同时又鼓励他们返回卢旺达。有传言说士兵们将从戈马的基地分散出发，寻找难民并为他们提供给养。但联合国表示不会重建难民营。加拿大指挥官说，“如果分离出民兵，会导致暴力程度过高，不仅士兵，无辜的人都会被杀害”。
我还写了自己对这条新闻的印象：
又一支蹩脚的联合国部队。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辜的人都正在被杀害，已经被杀害，或将会被杀害。你怎么能既供养着几十万的人，挖坑让他们拉屎，给他们盖塑料棚子睡觉，同时又说你没有建难民营？不管怎样，为什么要往一个你不在乎有没有杀戮和死亡发生的地方派遣军队呢？彻底瘫痪的机构。
然后，我把电台转到“广播之星”电台，以下消息来自戈马叛军的“解放刚果之声”，我又做了一些笔记：
通往穆贡加和西部的道路是开放的，联攻派民兵逃跑了。播音员说：“整个问题都解决了。”难民们正向卢旺达的家园前进，叛乱继续蔓延到金沙萨。
这一次，我的印象更简明：“啊？这可能吗？”
我跑出家门，驱车越过边境，进入戈马，在那里我转向通往穆贡加的公路，向西边的难民营径直而去，然后我发现自己只能在数十万步履蹒跚、正往东边的家乡前行的卢旺达人的洪流中缓慢移动。几天前，“民主力量联盟”和卢旺达爱国军再次发起攻势，包围并从后方攻击穆贡加，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将武装分子引离了边境地区，同时也将大批难民向本国方向驱赶。这场战斗的主要证据就在营地外近20英里的地方，那里有一排被炸毁的卡车、巴士和轿车，他们当时正在向扎伊尔内陆进发。这些车四周的路面上，成堆的文件在风中飞散，其中包括大量前卢旺达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的档案文件：全欧洲各地军火商的武器运输收据、在难民中建立政治阵线组织的许可证、难民营的收税表、与人道主义机构的财务往来账户、与蒙博托及其将军们的往来信件，甚至还有精心手写的北基伍省图西族名单。
随着难民开始不断回国，媒体广泛报道称，前卢旺达武装部队、联攻派民兵和蒙博托的残余部队退入扎伊尔内陆，使得所谓的普通难民可以返回家园。现实可没有这么完美：在向西逃往扎伊尔丛林的人中——可能有10万人，也可能有20多万人；没有人知道其中有多少非战斗人员；而在卢旺达境内，人们很快就发现，许多应为其罪行付出代价的人混入还乡者的洪流之中。不过卢旺达重新爆发全面战争的紧迫威胁已经解除了，而且“幸运”的是，看来难民们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挨饿。
我一路开到穆贡加，在这片老鼠泛滥的营地废墟中，我发现救援人员正在摇头，惊叹于大多数难民都至少还有几天的口粮以及足够的体力，他们每天可以轻快地走上差不多15到20英里，在烈日下扛着可观的行李。在短短四天内，就有大约60万卢旺达人从戈马越过边界返回。到11月底，返回的总人数据说已达70万左右，另外还有数千人在不断涌入。尽管卢旺达政府仍继续坚决否认其军队进入了扎伊尔，但卡加梅将军本人却没有那么谨慎。他跟我说：“因为我们也不一定就觉得那是什么坏事——再说明白一点，现在发生的事是我们本来就希望它发生的——我们的确参与其中了，人们的怀疑是对的。”此外，他补充道：“欣慰的是，就我们而言，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对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满足了。我认为，这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可以靠自己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必须继续斗争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人民能帮上忙，那当然很好。如果他们帮不了，我们也不会从地球表面消失。”
在路上跻身于归国的60万人中的那几天里，我眼前反复出现一幅画面——从各种绘画和电影中回忆或想象出来的——拿破仑的军队从俄罗斯溃败而归：跛行的轻骑兵和冻僵的马，血迹斑斑的雪地，漆黑一片的天空，盯向前方的狂乱眼神。非洲的天气（比俄国）更好，赶路的人们大多也健康状况良好，但那种反复出现的另一个时空的影像让我感到好奇，为什么今天我们西方人这么不重视其他人的战争呢？这股归家的卢旺达人所组成的巨大洪流，至少暂时来说，标志着一支致力于种族灭绝的庞大军队的溃败，然而多年来，国际社会却一直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在援助这支军队。
从穆贡加出来的头几天里，我驱车在路上穿梭于沸腾的人群之中，一名还乡者对我评论说：“对你们来说，我们只是人群中的一些小点”。在难民营里，他们总是发誓，他们会像离开时一样，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回家。成为人群中的小点正是关键所在：你不可能知道谁是谁。他们以每小时1.2万人（每分钟200人）的速度到来，就像一架瞄准边境而来的人肉攻城槌。但与其说这是极端主义的胡图族首领长期以来所承诺的胜利入侵，不如说这是在悄无声息的流亡中的撤退。有那么一段时间，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们铺天盖地走在50英里长的柏油路上，推着自行车、独轮手推车、摩托车，甚至是汽车，拖着像雪橇一样的板条箱，把巨大的包袱顶在头上，用吊带背负着婴儿，或把他们抱在怀里，提着蒸锅和空啤酒瓶，而有时他们只是背负着沉重的往事，忽然有四个男人扛着一副担架走过来，担架上有一个盖着毯子的人。当他们从拥挤不堪的数千人中推搡而过时，一个人不停地喊：“尸体，尸体。”这个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有表达自己的需要。除了锅碗瓢盆的敲打声、赤脚和橡胶凉鞋发出的嗖嗖声、一只迷路的山羊或一个走丢的孩子发出的呼叫声之外，这些回归的人群通常都保持着一种不祥的沉默。
回到卢旺达，数千人沿路边站了好几个小时，以同样无言的压抑注视着涌入的人流。在当代人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一个屠杀了另一个民族的民族，或以其民族之名进行屠杀的民族，能指望他们与被屠杀民族的幸存者组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民族社会，混居在同一个微小的社区之中。
(1) 奥赛码头（Quai d'Orsay），是巴黎第七区的一个码头，法国外交部所在地。法国人喜欢用地名称呼政府机构，因而常以奥赛码头代指法国外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