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扎伊尔北基伍省马西西地区，维龙加火山丘陵地带的山丘上可以俯瞰湖边的一个名叫莫科托（Mokoto）的村庄，那里矗立着一座修道院的废墟，有人认为这座修道院可能是中世纪欧洲人的遗迹。但这片废墟是新的。直到1996年5月初，莫科托的日常运作都非常像一个古老的天主教城镇。村民们住在地势较低的地方，房子大多是泥砖和茅草搭建的棚屋，山上的特拉比斯特教派(1)修士住在一片由砖石和精美的木工构成的宏伟建筑群中，其中有一座巨大的教堂、一座图书馆、一间为游客提供的旅馆、一座拥有近千头奶牛的奶牛场、一家汽车修理厂和一座由水车驱动的发电厂。修道院是向莫科托和邻近村庄提供社会服务的主要机构；修士们管理着六所学校和一间药房，他们还为村民们设计了一套供水系统，此前村民们要花很多时间提桶去打水。1996年1至2月间，数百人陆续来到修道院寻求庇护，以躲避一帮把他们赶出家园的袭击者。莫科托的扎伊尔籍修道院院长达赫洛（Dhelo）神父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们。
达赫洛神父知道这些流离失所的人是图西族，他们在躲避莫科托东南约30英里处的戈马联合国难民营的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领导的胡图族袭击者。自1996年年初以来，由于一些西方政府开始厌倦了为难民营支付费用，关于援助被中断或难民营被迫关闭的谣言不断蔓延，当地的种族灭绝分子及其扎伊尔的胡图族盟友在北基伍省加强并扩大了他们的战争规模。目前他们似乎是想在北基伍省多山的农业中心地带实施“种族净化”，目的是建立一个更长久的胡图力量的基地，而该基地在这片地区已被非正式地称为胡图之地。
达赫洛神父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他知道1994年的种族灭绝分子们毫不犹豫地侵入卢旺达的教堂庇护所。但当本地的胡图族首领因为他在莫科托为无家可归的图西族提供庇护所而威胁要杀死他时，他没有被这威胁吓倒。“我跟他们说，如果他们认为我的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一个人死，我愿意献出生命。”达赫洛神父告诉我，“从那以后，他们就不来找我了。”然后在5月初，达赫洛神父出了一趟差。
当时，有近千名图西族在修道院周围安营扎寨。据一位在莫科托住了十七年的法国神父维克多·布尔多（Victor Bourdeau）所说，5月8日，周三晚间，一群胡图族暴徒在营地周围聚集。有人向空中开枪，数百名图西族躲到教堂里。周五，修道院接到警告说，一场大规模的袭击已经计划好了。当时已经无法将图西族安全地转移出去，但大部分修士都被撤离了；维克多神父是一直待到5月12日周日的六人之一。那天早上，胡图族暴徒强行闯入教堂，把一些图西族拖到外面，用大砍刀处决了他们。“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维克多神父说，他和其他修士开着拖拉机逃跑了。
九天后，当我见到莫科托的修士时，他们自己也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住在戈马的临时住所里。维克多神父的身材高挑瘦长，带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焦虑神色，他穿着卡其色的教士长袍，坐在一间闷热的小房间的小床上。他说：“村里的每个人都是同谋，不管是保持沉默的还是参与劫掠的，都不可能撇清责任，就像在卢旺达，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有罪，但你要想分清楚是不可能的。”1994年4月7日，哈比亚利马纳遇刺后的第二天，维克托神父就在基加利，他告诉我，“剧情和当时完全一模一样。”
由于莫科托与世隔绝，修道院大屠杀的消息花了三天才传到基加利，我当时就在那里。这个故事很符合最近一系列事件的模式。在前一个半月中，至少有1万名图西族被赶出北基伍省，被迫到卢旺达避难。卢旺达政府指控扎伊尔政府合谋驱逐了他们，因为其军队经常用卡车将图西族运到边界，然后没收或撕毁他们的扎伊尔公民身份证。扎伊尔官员援引了一项备受争议、从未强制执行的国籍法作为回应，该法于1981年通过，违反了扎伊尔自己的宪法和一系列国际公约，剥夺了卢旺达裔扎伊尔人的公民身份，使他们成了没有国籍的人。“这些来自北基伍省的难民是扎伊尔人。”卡加梅将军的顾问克劳德·杜赛迪告诉我。“我们要求他们让我们的公民从难民营回来，他们却把自己的公民派过来了。他们必须把这些人带回去，把我们的人还给我们。”
当莫科托大屠杀的报道开始在基加利流传时，我访问的每一个卢旺达政府部门都表现出相似的愤怒情绪。有人问我，如果扎伊尔对卢旺达裔心存芥蒂，那为什么只有扎伊尔的图西族被挑出来，而扎伊尔人和卢旺达裔胡图族杀害他们却不用受罚？杜赛迪说：“这又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但扎伊尔支持这种打击自己公民的行为。”人们一再提醒我，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支持哈比亚利马纳打击“卢旺达爱国阵线”，在种族灭绝期间为卢旺达运送武器提供便利，为“绿松石行动”的法国部队提供基地，并在边界营地怂恿胡图力量卷土重来。联合国的一个调查小组刚刚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臭名昭著的前卢旺达武装部队上校巴格索拉携带着扎伊尔的军事证件前往塞舌尔（Seychelles）购买武器和弹药。1996年上半年，随着北基伍省的战争愈演愈烈，扎伊尔的胡图力量武装对卢旺达的袭击也进一步加剧，潜入者在一次行动中杀害了数百名种族灭绝的幸存者，非洲权利组织称之为“扼杀证据”。因此，特别令卢旺达官员恼火的是，国际社会不断通过难民营向扎伊尔注入资金，却没有对蒙博托的那些犯了种族灭绝罪的客人们的行为追究责任。
蒙博托是非洲统治时间最长的暴君。1960至1965年期间，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各种白人雇佣兵团队的精心协助下，通过暴力镇压民选的刚果民族运动党，实现了自己的权力晋升，而他的耐久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把邻居的苦难转化为自己优势的天赋。在“冷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支持他作为对抗中非共产党势力的堡垒。此后柏林墙倒塌，蒙博托便失去了利用价值。促进民主是一项新的使命，而蒙博托除了制造出一场暴力的多党制改革闹剧外一事无成，导致以前的西方资助人将其弃置不顾。他的国家幅员辽阔——面积相当于整个西欧或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国领土——地下遍布着钴、钻石、黄金和铀，有传闻说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但到了1993年年底，他的军队因被欠薪而到处为非作歹——杀人、抢劫、破坏境内道路，给扎伊尔造成了10％的通货膨胀；蒙博托遭到放逐，而且他无法获得前往美国或欧洲的签证，看似即将走向毁灭。不久，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又将他重置于聚光灯下——此时如果你想要解决难民问题，就必须跟这个人打交道了。
西方领导人再一次把蒙博托当成了地区事务的权力中间人；美国、欧盟和联合国秘书处的使者穿梭于巴多利特（Gbadolite），这里宏伟的丛林宫殿既是蒙博托施政的所在地，也是哈比亚利马纳的坟墓所在地。法国人一直急切地想要救助胡图力量，他们与“冷战”时期所谓的“自由世界”分道扬镳，单方面恢复了对扎伊尔的援助——这意味着蒙博托理所当然地将钱直接存入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一位欧洲外交官告诉我：“那场种族灭绝，是上帝送给蒙博托的大礼。”与我交谈过的卢旺达官员相信，蒙博托容忍甚至鼓励扎伊尔出现胡图之地这样一个高度军事化的产物，实际是在设法确保不断地收获这份大礼。
卢旺达卫生部部长卡雷米拉上校警告说：“如果有人认为蒙博托可以继续愚弄人民，那我也不觉得我们会花很长时间来向人民表明我们不是傻瓜。”联卢援助团最后几个营的部队最终在1996年4月撤离了卢旺达，一个月后，每个人都在等待的战争似乎正悄然展开。“扎伊尔只是在不停地挑衅。”克劳德·杜赛迪在国防部跟我说。“如果扎伊尔想驱逐自己的公民并把他们交给我们，那就让扎伊尔把他们和他们的土地一起给我们吧。”我经常从基加利的官员那里听到这句话，于是我向以直言不讳著称的杜赛迪问道——卢旺达是否准备入侵扎伊尔。“我们的问题够多了，”他说，“我们没必要跨越国界去找罪受。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北基伍省，我们就会把它拿下。”
莫科托修道院发生大屠杀之后，数百名图西族幸存者设法逃到附近的一个扎伊尔村庄避难。我想去了解一下他们在那里的境况如何。前往边境的路上，我在卢旺达西北部的一个难民营停了下来，那里收容了数千名刚从北基伍省被驱逐过来的图西族扎伊尔人。我采访了十几个人，他们说1996年胡图力量发动袭击时，扎伊尔曾派了部队过来。图西族原指望部队会保护他们，指望扎伊尔会保护自己的人民。但正相反，大多数士兵加入抢劫他们的行列，之后又强迫他们越过边界。“他们把我们运送到边境，然后让我们付运费。”一名男子说着，他的全套服装（一件冰岛产的毛衣和一双重型越野滑雪靴）证明他十分依赖救济品。
来自扎伊尔的图西族难民深信蒙博托是他们麻烦的幕后操纵者。“他是个非常强悍的人。”一个在扎伊尔做了几十年公务员的难民说，“他在那儿待了三十年，每次国内有反对他的声音时，他都会听凭国内发生冲突，然后他来摆平，接着就说：‘瞧，和平。’”难民们还认为，蒙博托可以恢复秩序，如果他愿意的话。别忘了，他的全名、自命的名字——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关杜·瓦·扎·邦加，已经被翻译成“全能的战士，凭借他的耐力和获胜的意志，从征服走向征服，其身后只留下火焰”。同时也被翻译成“从未输过的公鸡”。似乎没有人怀疑在他的王国里发生的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所作所为，不管他行动或不行动，最终的结果总是他想要的。
但是蒙博托不想让外界看到这项工作的进展。当到达边境时，我得知扎伊尔不允许记者进入。“他们想掩盖整个混乱的局势。”一名卢旺达机修工说，他刚结束了一天的戈马之旅，“那个国家完蛋了，企业都在撤离。”边防士兵不认识我，而抢我包的海关人员甚至连看都没看包里有什么：他们只想要赎金，一点酒钱，三美元就够了。
扎伊尔，作为一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虚幻的构想。作为蒙博托变戏法般的“真实化”(2)计划的一部分，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一点虚构的味道：“扎伊尔”是一个古代的葡萄牙人对当地“河流”一词的误用。蒙博托喜欢在电视上播放他戴着标志性的豹皮帽和墨镜行走于云端的片段，不仅如此，他还声称自己拥有亚当式的为其所有臣民重新命名的能力——或至少能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基督教名字，改用非洲的名字。为了追求“真实化”，他把所有的外资企业都收归国有，制定了一部赋予自己绝对权力的宪法，规定了国家的着装准则——西装和领带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称为阿巴科斯（Abacos）的时髦改良型毛式衬衫——法语à bas les costume（短款正装）的缩写；他用自己的肖像取代了耶稣受难像，把圣诞节从节假日日历上划掉，清除了所有残余的政治反对派。他曾说：“我们采用这种真实化的办法，是为了重新发现我们的灵魂，殖民化几乎把我们的灵魂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了，而这正是我们要在自己祖先的传统中去寻找的。”
蒙博托的原则是一种双重否定的原则：把那些抹去了纯正民族记忆的腐朽记忆抹去，从而恢复原初的记忆链条。这个想法是浪漫的、怀旧的，但从根本上说是支离破碎的。蒙博托称为扎伊尔的这个地方，在贪婪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King LeopoldⅡ）绘制其地图之前，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真实化”这个词，是蒙博托年轻时十分流行的法国存在主义思想的舶来品，这与他公开宣称的非洲民族主义大相径庭。他让人想起波尔布特，后者在巴黎求学后回到柬埔寨（Cambodia），并将他的国家更名为民主柬埔寨（Kampuchea），他废弃了旧历，宣布当年为柬埔寨“元年”，为了根除西方的影响，他屠杀了100万甚至更多同胞。
蒙博托为了扩大自己的威望，有计划地将扎伊尔拖入腐朽的深渊，然而——尽管大批扎伊尔人仍不屈不挠地继续生育、上学、祈祷、从事贸易以及用绝佳的口才为他们的政治解放的前景雄辩——数量多得惊人的西方评论员都带有一种嘲讽的安慰情绪，确信这一事态几乎就是非洲所配享的真实性。换言之，就是让这些人去自生自灭，然后——看呐！这就是扎伊尔。我们似乎是希望扎伊尔变成“黑暗的心”；也许这一概念符合我们对这些国家自然秩序的理解。
当然，蒙博托不过是他的西方资助者的一个反复无常的傀儡，最终甚至连真实性的观念也被抛弃了，因为他放弃了所有意识形态的托词，并以绝对的强盗行径取而代之。扎伊尔人曾被迫集合在一起，高唱蒙博托主义的口号：“饿死也强于做一个富有的殖民主义的奴隶！”然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蒙博托变得越来越富，自己却变得更加饥肠辘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鼓起勇气修改了蒙博托的“三扎”口头禅——扎伊尔是国家，扎伊尔是河流，扎伊尔是货币——他们私下里加了“第四个扎”：扎伊尔是零蛋。
这个国家只剩下一些酋长、他的亲信和他的军队——一个吸血鬼式的精英阶层，统治着近百万平方英里的腐朽之地。所谓的蒙博托主义的第十一条戒律是“自力更生”，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就是这片土地唯一的绝对法律。到扎伊尔来的外国游客总是惊叹于这个地方竟然还能苟延残喘。中央是怎么维持的？或者换个更好的问题：这里有没有一个中央？蒙博托喜欢假装自己一个人就能把这个国家统合到一起，实际上他却在听任自己的国家解体，随着北基伍省的战争开始升温，比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更令许多扎伊尔人和外国外交官担心的，是大家对蒙博托之后的扎伊尔的看法。
“部落战争和灾难。”出租车司机跟我说。我们正驱车进入戈马，行驶在一条大马路的反向车道上，因为旁边的车道上有一些浅坑。“最终我们都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人道主义机构的视察也没法带来更好的消息。一周前，由美国援外合作署（CARE）的三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在一个联合国难民营附近的道路上遭到机枪和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的袭击。13名扎伊尔人遇害，我发现几名西方救援人员正在湖边的房屋里检查他们气垫船的状况，以备——或希望——撤离。
每个人都听说了一些山区里的交战故事，但很少有具体的消息。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总部，我发现遣返官坐在一张一尘不染的桌子前。“忘了遣返吧。”他跟我说，他当时正在申请一个新职位。
在莫科托大屠杀发生一周后，我乘车进入北基伍省的战区。道路从戈马向西延伸，穿过了熔岩荒野，绕过了巨大的穆贡加（Mugunga）难民营，那里大约有15万卢旺达人，他们住在一片棚屋组成的海洋里，棚屋上覆盖着带有联合国标志的蓝色塑料薄膜。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总部就在离这里几英里远的绿湖（Lac Vert）。我们行驶的这条路的终点在萨凯镇（town of Sake），这是一个废弃的定居点，挤满了大约3万名洪德部落（Hunde tribe）的人，他们被胡图族士兵从山区赶了出来。像胡图族一样，洪德人大多也是靠务农维生，这两个群体的竞争完全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在形态上，我们是一样的。”一名扎伊尔的胡图族观察到这一点，他运用了欧洲人的“种族科学”词汇，宣称在胡图族与洪德人的冲突中不存在种族仇恨。
穿过萨凯镇，一条土路在雨水浸透的火山山丘茂密的植被中急剧攀升。我们很快来到一片林中空地，我的司机告诉了我这个村庄的名字。但这里已经没有村庄了，只有分成了一块块的土地显示着这座村庄的遗迹，除此之外，还有烧焦的横梁、破烂的陶器碎片，以及不时可见的一排排鲜艳的花朵，暗示其出自人工栽种。我们驱车行进了一个小时，却没有看到任何人——我们经过了被洗劫的洪德人的家园和被遗弃的胡图族的家园，据说其中很多人都和卢旺达人一起在难民营中避难。马西西被称为扎伊尔的粮仓，这个地区的土地是如此肥沃，气候是如此温和而潮湿，以至于有些农作物一年能有四次收成。而现在，这一切看来是完全荒废了，除了偶尔能看见一些精心耕耘的菜地，这些草本植物在低矮的乌云下显得色彩斑斓，偶尔地，晶莹剔透的雨水会在几分钟里倾泻而下。
沿着陡峭的、车辙密布的蜿蜒道路向前行驶，形形色色的山丘以各种让人费解的角度倾斜着，我们偶尔会穿过一些瀑布奔流的深邃峡谷，之后又落入一片桉树林的包围之中。这如画的风景非常值得人们为之奋斗，但我还是无法理解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无穷尽的被毁坏的村庄。当你赶走这里的人民并征服他们的领土时，难道你不想占领它吗？这些山丘上不是挤满了胡图族吗？或者这些土地只是为了在难民营里的钱用完的那天准备的？最后，当我们和几个胡图族以及扎伊尔士兵来到一座村庄时，我的司机认为停车去询问那些村民的长远打算是不明智的。
走上山崖的顶端，森林已被甩在身后，属于图西族牧民的一片广袤的高山牧场映入眼帘，我们翻越群山的圆顶，起伏于山谷之间。但那里没有图西族，也没有牛。在荒无人烟的路上经过4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行进了约50英里之后，我们来到了基查加（Kitchanga），在那里，逃离莫科托修道院的图西族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一大群人正在一间棚屋外购买新鲜的奶牛肉。这头刚被宰杀的奶牛来自莫科托，村民们说这是修道院奶牛场的牛；城里突然有了这么多牛肉，10美元就可以买到差不多30磅。
但10美元不够买一条图西族的命：按现行汇率，运送一个人到边境的价格在12至15美元之间。在莫科托遭到袭击的800名图西族现在被塞进了基查加的一间潮湿闷热的茅草校舍里，他们太穷了，以至于都付不起自己的“种族清洗”费。
在我抵达基查加的几天前，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一个救援队驱车前往莫科托修道院，他们发现道路被两具烧焦的赤裸尸体堵住了，手、脚和生殖器都被砍掉，胸口被划开，心脏已被取走。救援人员清点出了十具尸体，还闻到了更多（焦尸的）气味；他们估计死者至少有100人。当他们到达修道院时，一些受伤的图西族从他们藏身的灌木丛中走了出来。其中有一个光身子的男孩，身上只有一块破布盖住了后颈，他不小心把那块布弄掉时，他们看到他的头几乎被砍掉一半，已露出了脊椎骨和一块头盖骨。一名医生给这孩子缝合了伤口，我后来看到他在基查加的一所野战急诊医院里探头探脑地转来转去。
村里的学校有一名打着赤脚、穿着破雨衣和短裤的男子，自称是“莫科托的难民队长”。他说许多袭击者来自联合国难民营，很容易就能识别他们，他说这是因为“他们讲的是地道的卢旺达语，穿的也很讲究”，而“我们扎伊尔人是山民，说斯瓦希里语更有家的感觉”。他解释说，他的一些人之所以能够逃走，是因为“那些袭击者看到别人抢劫，他们也忘了杀人而去偷东西，再回头已经晚了”。莫科托的幸存者都两手空空地散布于基查加，几位老人用毯子裹着身体，因为袭击者扒光了他们的衣服，本想要杀了他们。再没有人能指望如此幸运了。队长告诉我，莫科托的胡图力量民兵们高呼“杀，杀，杀”的口号，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逃离自己的国家”。跟我在卢旺达遇到的扎伊尔籍图西族难民不同，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返回扎伊尔，而队长说莫科托的图西族已经放弃了这个希望。当他跟我说“我们想回家”时，他指的是卢旺达。“我们在这里没有国籍。”他说。
基查加的姆瓦米，洪德人的世袭酋长，这个身着棕色丝绒衬衫、戴着金丝边眼镜和白色棒球帽的强壮男子也同意这一说法。“真的，”他说，“胡图族想消灭所有图西族。”他自己的人民也很难保护自己：他们的战士里甚至包括六七岁的男孩，他们的武器库主要由长矛、弓箭和自制的射钉枪组成。姆瓦米在谈到这种枪时说：“这不是自动步枪，但它能杀人。”以前基查加大约有2000人混居在一起，现在却成了一个专属于洪德人的定居点，由于3.6万名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其人口规模已迅速膨胀。红十字会和联合国估计，马西西有近一半的人口，即大约3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甚至连姆瓦米也住在临时住所里；他在城外5英里处的房产已遭到毁坏。我发现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用联合国产的塑料板搭建的一个凉亭）里喝着香蕉啤酒。他告诉我，基查加是一个非常好客的地方，但因为给图西族提供庇护，使得这里成了一块吸引胡图族袭击的磁铁。他想让图西族离开这里。
图西族必须撤离，否则就会被杀。问题是通往卢旺达边界的道路要穿过胡图之地和他们的难民营。基查加得到的承诺是，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这个政府间机构将派出一支卡车车队，在扎伊尔雇佣兵的护送下，将图西族带走。但没人真的相信会发生这种事。
在基查加的那天夜里，我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枪声，天亮以后，有报道称胡图族和洪德人在村子北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有人让我返回戈马。在我离开时，三条浓黑的烟柱正从山谷中升起，洪德人战士正在那里洗劫一个胡图族村庄。流离失所的洪德人正沿路向基查加前行——女人们背着扶手椅，男人们拖着酿造香蕉啤酒的木槽，有一个身材纤细的年轻人，一手拿着长矛，头上还顶着一张双人床。
在返回戈马后，我得知国际移民组织确实计划派遣一支疏散车队，以营救基查加的图西族，但该计划已经取消。国际移民组织的授权不允许它协助“境内的流离失所者”跨越国际边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数十个人道主义组织签订的利润丰厚的戈马营地的伙食合同中都有类似的授权限制，使得他们无法救助莫科托的幸存者。大多数救援组织都禁止运送任何人到其他地方，只能就地提供救援；许多组织拒绝进行涉及武装安全的行动，唯恐其“中立性”受到拖累；不过还有另一些组织坚持认为，仅仅因为胡图族威胁图西族，就将图西族赶走，相当于助长了“种族清洗”这一目标，从而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个别和我交谈过的救援工作者都认为，“种族清洗”比让他们被杀害更人道。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他们组织的第一要务不是保护人民，而是维护他们的授权范围。“一切都有系于此。”莫科托的修士维克多神父在戈马跟我说，“所有这些组织，他们会发毯子，发食物，是的。但想救人命？不行，他们救不了。”
莫科托大屠杀发生12天后，卢旺达驻联合国大使呼吁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防止扎伊尔东部发生种族灭绝”。卢旺达的请求特别提到莫科托和留在基查加的图西族。扎伊尔驻联合国代表团反驳说，北基伍省的冲突“完全是国内事务”，因此与安理会无关。扎伊尔政府否认了与“讲卢旺达语的扎伊尔国民”有关的所有问题，荒谬地坚称：“在扎伊尔所有的语言中，并不包括卢旺达语。”扎伊尔还向安理会通报说，“种族灭绝”一词不是扎伊尔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安理会对此则毫无作为，甚至连一句公式化的“表达关切”都没有。
当返回基加利时，我获悉北基伍省的一些图西族商人正在组织一次疏散行动，以营救基查加的莫科托幸存者，到5月底，他们中有1000多人被带到卢旺达边界。6至7月的两个月里，图西族难民陆续抵达卢旺达，随着战火在扎伊尔东部蔓延，图西族开始从远得多的北部逃往乌干达。据信，到8月底，在北基伍省铲除图西族的工作已接近完成。
(1) 特拉比斯特教派（Trappist），天主教的一个分支，教规严格，崇尚缄口苦修。
(2) 真实化（authenticity），亦即扎伊尔的本土化，是蒙博托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消除该国的殖民主义残余，抵制西方文化的持续影响，并创造一种更加独特的民族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