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们国家，我想肯定有很多喜剧演员。”卢旺达爱国军的一位上校说。在卢旺达中部高原下着凉爽细雨的夜晚，我们坐在他家的门廊上，喝着啤酒和威士忌，吃着煮土豆和烤山羊肉。上校从他的烤肉叉子上咬下一块肉，嚼了一会儿，然后说：“据我所知，美国的很多喜剧演员都是黑人。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我表示这可能和他们身处逆境有关。有时，如果人们在面对这个生硬而荒谬的世界时感到受挫，他们就会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有时，如果他们是比较搞笑的人，他们就会拿这个开玩笑。
“那些黑人很搞笑。”上校说。
我说：“搞笑的人才搞笑。”
他咯咯地笑了一声，门廊上的其他人，他的同事们，也跟着他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上校说：“卢旺达没有喜剧演员。黑人多，逆境多，但没有喜剧演员。”
“你肯定也有些笑话吧。”我说。
他说：“我的那些一点都不好笑。”
我让他跟我讲一个试试看。“下次吧。”他说。当时还有一名妇女在场，上校朝她的方向伸了伸下巴，然后说：“卢旺达人的笑话，不体面。”
我很失望。我没机会跟这个上校再碰面了，但这个话题让我很感兴趣：不只是玩笑，也包括任何一种艺术。刚果、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这些邻国，都有各自伟大的艺术传统：其中视觉艺术和音乐占主导地位，文学艺术也在后殖民时期得到发展。甚至布隆迪也有举世闻名的鼓乐团。卢旺达只有少数的服饰舞蹈、若干传统歌曲，以及一种以诗歌和故事为主的口头文学，它们沿用了前殖民时代的古老形式，但没有任何艺术可与邻国媲美。最近一次的文化繁荣出现在胡图力量的报纸和广播的法西斯式宣传，以及联攻派民兵在庆典和游行歌曲里所展现的暴徒式的时尚中。新音乐大多是外来的，虽然有些卢旺达人写了小说，但几乎没有人读。
我本想问问上校关于卢旺达艺术贫乏的问题，但我不想冒犯他，所以我们又接着聊。不久，那个女人走了，然后上校说：“好吧，我给你讲个笑话。”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在山里长大的卢旺达孩子，在学校成绩很好，拿了一笔奖学金去了巴黎，然后带着一套新的礼仪回来了——时髦的衣服、浮夸的用词、装腔作势的口音，甚至连走路的方式都不同了，“就像一匹小马”，上校说。一天，男孩的父亲，一个单纯的老农民，说：“孩子，你怎么了？你是去了法国，那又怎么样？看看我，我可是你爸，我也没在村里像这样走来走去吧。”上校把双手伸出来，紧紧地抓着前面的空气，极力地耸动着他的臀部，好像没完没了一样。
我笑了。但是门廊上的那些卢旺达人，上校的同伴们，只是严肃地点了点头。“你看，”上校说，“这真不是个好笑的笑话。这和逻辑有关。卢旺达的笑话是这样的，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比如，有个家伙剪了一个被我们叫作法国头的发型——两边剃光，顶上削平——然后他的朋友说：‘你怎么能剪个法国头？你都不会说法语。’”
这一次，其他几个卢旺达人都笑了，我却只是点点头。“这和逻辑有关，”上校又说了一遍，“这是个恶作剧。可以嘲笑那家伙的发型，嘲笑他的朋友，来来回回地嘲笑。”
在我看来，这两个笑话都有一定的逻辑，就像所有的笑话一样，但它们的逻辑关系到地方主义和外国的影响。它们是关于对更广阔的现代世界的形象和馈赠的渴望，以及传统卢旺达人褊狭从众的反作用力；是关于被夹在一个你拒斥或至少是想逃离的过去和一个你只能以外来风格去想象的未来之间的叙述，而后者的强制性也是你想拒斥和逃离的。这些笑话似乎非常适合一个正在经历最惨痛的去殖民化进程的非洲国家。我试探性地把这些想法告诉了上校，他说：“也许这就是我们没有喜剧演员的原因吧。”他的语气听起来很气馁。
“但这些笑话还蛮好笑的。”我说。
“不，”他跟我说，“这一点都不好笑。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克服旧思想。”
卢旺达人有时似乎是以政治替代了艺术：在政府的最高层里，在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协商中，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艺术。说到底，“新秩序”的支持者和“旧思想”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如果不是对卢旺达现实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表述间的冲突，那又是什么呢？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卢旺达人在含米特神话的神秘化和欺骗性中辛勤苦干，而其极端的错乱却制造了一种天翻地覆的种族灭绝形式，“卢旺达爱国阵线”及其反胡图力量的盟友们将他们反种族灭绝的斗争描述为一种现实主义者的反抗。“诚实”是他们最喜欢的词之一，他们的基本主张是更多的真相才应该是更大权力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胡图力量最后也是最大的希望就是（像他们过去以言论和行动来打击他人时一样）坚称，诚实和真理本身只不过是一些虚伪的形式，它们从来不是权力的来源，只是权力的产物，衡量对错的唯一标准就是“多数统治”这个被污名化的实力原则。
有了这样一条界线，关于种族灭绝的战争就成了一场真正的后现代战争：即那些相信我们所处的现实是由我们的想象建构出来的，因而对或错、有效或无效、公正或不公正都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和那些相信对现实的建构可以——且事实上必须——被判断为对或错、好或坏的人之间的斗争。虽然关于真理和谬误客观性的学术争论常常被精细化到荒谬的地步，但卢旺达证明了这个问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1995年夏天，一个男人在基加利找到我，说他听说我对他们国家的问题很感兴趣。这个人曾长期秘密参与卢旺达的政治运作——最初是胡图力量的盟友，之后成了反对派——现在他隶属于新政府。他跟我说，他会很坦诚地和我谈论他们国家的那些事情，但不能具名。“如果你泄露我的名字，”他说，“我会否认这一切。”
我的这位访客是胡图族，他带着一名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士兵。“听着，”他说，“卢旺达有独裁统治，卢旺达有种族灭绝，现在卢旺达在边境又制造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你不必加入‘卢旺达爱国阵线’也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你不必陷入旧思维中——好像你不和这些人是一拨，就和那些人是一拨。”他接着详细解释了他的观点，即永远不能信任卢旺达人。“外国人不可能懂得这个地方，”他说，“我们会骗人的。我们把同样一些小事一遍遍重复地讲给你们听，但最后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们，即使是我们自己人之间也会说谎。我们有保密和猜疑的习惯，你哪怕待上一整年也不会知道卢旺达人在想什么，或者他们在做什么。”
我告诉他，这并不让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印象，就是卢旺达人经常会说两种语言——不只是卢旺达语和法语或英语，而是他们之间的一种语言和一种完全不同的跟外人说的语言。举个例子，我说我曾和一位卢旺达律师谈过，他描述了将他在欧洲所受的教育纳入他在卢旺达的实践中的难处。他热爱笛卡儿主义和拿破仑式的法律体系，而卢旺达正是以此为典范，但他说这并不总是符合卢旺达的现实，虽然对他而言它们都是相当完备的思想体系。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位律师和我谈论卢旺达时所用的语言，和他与卢旺达同胞交谈时所使用的语言完全不同。
我的客人说：“你说到这件事，同时你又说：‘一位律师告诉过我如此这般的话。’一个卢旺达人永远不会告诉你别人说了什么，通常情况下，当你告诉一个卢旺达人你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话，他会立即改变他的讲话节奏，对你闭口不谈。他会认为他跟你说的话可能也会在以后传出去。他会提防的。”他抬起头来，端详了我一会儿。“你们西方人太诚实了。”他说，他似乎对这个想法感到有些沮丧，“你们可以想到什么说什么，看到什么说什么。你说，‘一个律师告诉我’。你觉得这儿有很多律师吗？”
我说我见过几个人，我提到的那个人告诉我，我可以随便引用他的名字。“很好，”我的客人说，“但我告诉你，卢旺达人是很小气的。”我不太清楚他说的“小气”这个词是不是就是法语中的气量狭小的意思。当我请他解释这个词时，他描述了一个听起来非常像埃古(1)的人——一个自信的人，一个骗子、叛徒和谎话精，他会跟每个人都说一些他们想听的话，以保持自己对游戏的掌控，同时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卢旺达爱国阵线”的一位元老、上校军官，也是卢旺达卫生部部长约瑟夫·卡雷米拉医生（Dr.Joseph Karemera）告诉我，卢旺达语中有一个词可以对应这种行为。卡雷米拉将胡图族34年的独裁统治所留下的遗产形容为“一种非常坏的思想”，他说：“我们称之为ikinamucho，意思是如果你想做某事，你是用欺骗而非正直的方式去做。举个例子，你可以来杀我，”——他紧抓着自己的喉咙——“然后你的任务成功了，但你哭了，那就是ikinamucho。”
我的客人很喜欢“小气”这个词，他反复使用这个词，我说他似乎对他的同胞的评价不是很高。“我试着不撒谎地告诉你关于他们的事。”他说。
我们会面后不久，我得知他已经离开卢旺达，加入流亡的胡图力量领导层。我还了解到，ikinamucho的意思是“戏剧”。
20世纪80年代初，奥黛特·尼拉米利莫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她的儿科教授是一位名叫泰奥多尔·辛迪库布瓦博（Théodore Sindikubwabo）的医生。奥黛特回忆道：“我参加他那门课的考试时，妊娠反应很严重，他看到我很难受，就带我去他办公室喝了杯芬达汽水，然后又开车送我回家。这些都是非常人性化的品质，是一种真诚的父亲式的应对方式。但他实际上是个很虚伪的人，在卡伊班达总统领导下的第一共和国时期，他当过卫生部部长。当他看到哈比亚利马纳掌权并监禁了所有部长之后，他直接去了基加利中央医院，拿起听诊器，做起了儿科医生。那之后他又成了国会议员，他热衷于成为重要人物。他来自南方，在布塔雷有一座大房子，那里是反当权派的地盘，他对全国发展革命运动来说也是个有分量的人物，所以对他们很有用。他有一种变色龙般的心态，可我从没想过他会杀人。”
哈比亚利马纳遇刺的三天后，辛迪库布瓦博被巴格索拉上校的危机委员会任命为卢旺达临时总统。当时，布塔雷是唯一一个由图西族当省长的省份，当其他市政和政治领导人带领他们的选民进行大屠杀时，布塔雷的省长让-巴蒂斯特·哈比亚利马纳（Jean-Baptiste Habyalimana）却呼吁大家克制。在屠杀开始后的头十二天里，布塔雷几乎是一处平静的避风港，逃离大屠杀的图西族从四面八方涌向该地区。然后，在1994年4月19日，泰奥多尔·辛迪库布瓦博造访布塔雷，他解雇了省长（此人随后即遭杀害），并举行了一次集会，在集会上，他发出了武装呼吁，并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广播。在辛迪库布瓦博发表讲话的第二天，总统卫队的士兵就被空运到布塔雷，载有民兵和武器的巴士与卡车也抵达现场，屠杀就此开始。布塔雷某些地区的屠杀可列入种族灭绝期间涉及面最广的若干大屠杀之一：仅在两三周的时间内，至少有2万名图西族在茨亚因达（Cyahinda）教区被杀，至少有3.5万人在卡拉马（Karama）教区被杀。
在我来到布塔雷时，辛迪库布瓦博在此地的旧别墅已被砸成了一堆石头，但他在扎伊尔布卡武的一块专属飞地还有一栋全新的别墅，他作为流亡政府的总统就住在那里。这处房产位于布卡武市的省长官邸的背面，俯瞰着基伍湖以南的卢旺达群山，景色令人叹为观止。1995年5月底，当我顺道走访这里的时候，车道上停着两辆卢旺达政府的黑色梅赛德斯轿车，还有几名卢旺达的年轻人在门口徘徊。一个穿着红色运动衫的和蔼可亲的男人向我致意，并自我介绍说他是辛迪库布瓦博的礼宾队长。他说他们一向很欢迎媒体人士，因为卢旺达在世界上受到了严重误解：是的，这个国家遭受了一场种族灭绝，但这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发起的，胡图族才是受害者。“看看我们这些流亡中的人，”他说着，又补充道，“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保罗·卡加梅正在有计划地杀害卢旺达境内的所有胡图族。”然后他主动提出了一个看法，即辛迪库布瓦博是一个无辜的人，又问我是否相信一个人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无辜的说法。我说我不知道辛迪库布瓦博在什么法院被指控犯了什么罪，他告诉我，所有卢旺达难民都在等待国际法庭的判决。“但是这个法庭由哪些人组成呢？”他问道。“是谁在影响他们？他们在为谁服务？他们是对真相感兴趣，还是只想回避现实？”
礼宾队长让我在原地等着，过了一会儿，辛迪库布瓦博的新闻专员安德烈·恩库伦齐扎（André Nkurunziza）接替了他。恩库伦齐扎给人一种破败的印象；他一口烂牙，穿着一件很旧的夹克，说话时带着一种受伤的、哀怨的语气。“这是一个被媒体贴上了种族灭绝标签，并且被他们的阴谋所伤害的政府，”他说，“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杀害任何人。我们听说有人把他们称为策划者，这些都只是基加利方面散播的谣言。哪怕是你，你去基加利时，他们也可以付钱让你写他们想让你写的东西。”他伸出一只手安抚性地拍了拍我的前臂，“我并不是说他们真的付钱给你了，我只是打个比方。”
恩库伦齐扎告诉我，1991年他访问过华盛顿。“他们不知道卢旺达发生了战争，”他说，“他们不知道卢旺达。我说：‘这是一个扎伊尔旁边的小国。’他们说：‘扎伊尔在哪儿？’现在，他们怎么能说他们知道去年在我的国家发生了什么？”
我们站在扎伊尔这边，看着卢旺达。我问他：“去年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恩库伦齐扎说，“而且还会有另一场战争的。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思考的，还会有另一场战争。”
最后我被带去见辛迪库布瓦博，他65岁左右，按照卢旺达的标准已经是个老人了。他坐在一张低矮的扶手椅上，客厅里家具简陋。据说他病了，看上去的确是病了：憔悴，眼睛因白内障覆上了一层苍白的膜，一张明显瘦骨嶙峋的不对称的脸被一条很深的疤痕区隔开——这是他年轻时因一起摩托事故造成的结果——这道疤痕把他的嘴角往上扯成了一个斜嘴讥笑的样子。他告诉我，为了和《阿鲁沙协定》保持一致，他乐于与“卢旺达爱国阵线”“就卢旺达的管理问题进行坦率和真诚的对话”。当我问道，为什么他们要和一个被认为煽动了布塔雷大屠杀的人谈判时，辛迪库布瓦博放声大笑，这是一种干瘪刺耳的笑声，他一直笑到喘不上气了才停住。
“现在还没有到确定谁有罪、谁无罪的时候。”他说，“‘卢旺达爱国阵线’可以想指控谁就指控谁，而且不管以什么方式，他们都可以提出这些指控——重组、拼接、对证人证词做剪辑处理。这很简单，你是记者，你难道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的疤痕周围的脸部开始抽搐。“这成了一部戏剧作品”——“一部喜剧，”他说，“他们现在正在基加利演出，这件事会在法庭上解决的。我来自布塔雷，我知道我在布塔雷说了什么，布塔雷的人民也知道我说了什么。”
但他拒绝告诉我他说了什么。即使我找到了一盘讲话的磁带，他吩咐我必须把它带回来让他解释——“每一个字，它意味着什么，每一句话，它意味着什么，因为要解释别人的观点和想法，这既不容易，也不公平”。后来，当我向奥黛特复述他的话时，她说：“没什么好解释的。他说的话差不多就是‘清除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为了消灭他们而继续工作吧’。我听到这话时身体都在发抖。”
辛迪库布瓦博的讲话是种族灭绝期间最广为人知的时刻之一，因为一旦屠杀在布塔雷开始，那么显然卢旺达的图西族就都无法幸免了。但他坚持说他被误解了。“如果布塔雷各地区的市长们断言屠杀是在我的命令下展开的，那他们就要负责，因为他们有责任维持自己社区的秩序。就算他们把我传达的信息理解为一种命令，那他们也是执行了跟我说的话相违背的命令。”我想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纠正他们，他是一名医生，而且是总统，当时在他的国家里正有数十万人遭到屠杀。他说，如果时机成熟，他将在国际法庭上回答这一问题。
和辛迪库布瓦博坐在一起时，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为法庭上混淆视听的辩词所准备的一场排演，给我的印象是他近乎渴望被起诉，甚至被逮捕，只为了拥有聚光灯下那最后的一个小时。但也许只是他知道自己身在扎伊尔，而这里超出了联合国法庭的管辖范围。他坚持认为，“真正公正的”调查只能证明他是无辜的。作为一个例子，他给了我一篇报告，他自认为这是关于卢旺达最近一段历史的权威报告，这份报告由美国的地下法西斯主义者、阴谋论者林登·拉罗奇（Lyndon LaRouche）发表在《全球策略信息》（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上。我简要地浏览了一下；它似乎是想表明，英国王室通过其乌干达的傀儡代理人，与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内的其他几个神秘机构相勾结，支持消灭在卢旺达占多数的胡图族。
辛迪库布瓦博的椅子后面立着一幅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画像。这个死去的领导人，穿着戎装，扣子紧扣，身上悬挂着穗带，看上去比那位流亡的领导人快活得多，而且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死人，他的确有着更有利的地位。对他的人民来说，哈比亚利马纳才是真正的总统——联合国难民营里有很多人都这么说——而辛迪库布瓦博则被认为是一个无名小卒，只是在一个短暂而不幸的时刻填补了这一职缺。“他这个总统什么都不是。”几个难民说。对他的敌人来说，辛迪库布瓦博也并无二致；“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和种族灭绝的幸存者都认为他是傀儡之主，他恰好在危机时刻从胡图力量的低级梯队中被提拔上来，只因他满足于扮演傀儡。辛迪库布瓦博的女婿是卢旺达新政府的农业部部长，在布塔雷举行的一次大规模葬礼上，他谴责自己的岳父是一名凶手，并敦促卢旺达人避免以家庭关系为基础去认定罪犯或保护罪犯。
然而，即使在这个他遭到唾弃并且声名扫地的国家里，辛迪库布瓦博对胡图力量这部机器仍有利用价值——充当替罪羊。随着时间的推移，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领导人将总部设在了基伍湖的最北端，距戈马以西10英里处，他们与流亡政府保持着一段距离，并创建了各种新的政治阵线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在种族灭绝期间并未崭露头角，能以“干净”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最主要的是复兴民主联盟（RDR，Rassemblement Democratique pour la Retour），其宣传将难民危机归咎于“卢旺达爱国阵线”，并呼吁把无差别特赦作为遣返难民的先决条件，他们在救援工作者和记者中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在我访问难民营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驻地官员们常常特意把我介绍给复兴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我对此无法理解。他们的话听起来跟辛迪库布瓦博一模一样，然而，推销他们的人道主义者似乎确信他们是被排挤掉的合情又合法的声音。复兴民主联盟在扎伊尔、肯尼亚和布鲁塞尔的发言人经常被英国广播公司（BBC）称为“难民的主要代表”。复兴民主联盟可能与种族灭绝分子有联系——事实上，它就是由前卢旺达武装部队驻戈马指挥部特许设立的一个胡图力量的影子政权，而复兴民主联盟的特工们对难民营实行了事无巨细的管理，他们从扎伊尔的每个难民家庭那里勒索现金或一部分援助口粮，以充当每月的税金，并恐吓想要回家的难民，这一点甚至很少有人提到。
这是关于种族灭绝战争的最大谜团之一：国际社会的同情心如何一再地为胡图力量的谎言效劳。令人困惑的是，联合国竟允许其边境营地中形成了一个残存的种族灭绝政权，同时他们还拥有一支军队，且经常被观察到他们在接收大批的武器，并为下一次的种族灭绝战役招募了数千名青年男性。令人痛心的是，这些难民营的近15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显然没有被囚禁的风险，更不用说会在卢旺达被杀害了，但胡图力量机关的宣传和蛮横武力实际上把他们扣押成了人质，当作人肉盾牌。然而，使难民营的来访者几乎无法忍受的是，数百名国际人道主义者遭到公开压榨，成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人类罪逃犯社群的保姆。
各救援机构给复兴民主联盟和伪装成社区自救组织的准军事团体提供了交通工具、会议场所和办公用品；他们从胡图力量的精英手里租用卡车和巴士，并通过种族灭绝分子管理的内部任免系统优先雇用其候选人作为难民雇员，最终为这些胡图力量精英的战争金库充实了资金。一些救援人员甚至雇用了胡图力量的流行歌手西蒙·比金迪（联攻派民兵的赞歌《我恨这些胡图族》的词作者）在一个派对上跟他的乐队一起演出。在坦桑尼亚边境的难民营里，我遇到了一群最近刚从欧洲来的医生，他们告诉我这些难民是多么有趣。“你可以从他们的眼里看出谁是无辜的。”说这话的偏偏是一名来自萨拉热窝(2)的医生。她的一位同事说：“他们想给我们看一盘1994年卢旺达的录像，但我们觉得那个太让人不舒服了。”
一旦在戈马爆发的霍乱得到控制，难民营就不再是解决难民危机的途径，而成为一种维持危机的手段；因为难民营存在的时间越长，战争发生的必然性就越大，这意味着难民营不仅没有保护人民，反而将他们直接置于伤害之中。
在整个1995年和1996年期间，流亡的胡图力量武装持续地对卢旺达进行游击战，袭击者从难民营潜入境内，在道路上埋设地雷，炸毁电力塔，或攻击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和目击者。此外，戈马营地的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在北基伍省周围四散开来，那里居住着大量卢旺达裔的扎伊尔人，他们开始招募、训练和武装胡图族的扎伊尔人，以使卢旺达和扎伊尔两国边境的胡图族团结一致。相关报道很快开始散布，称胡图族侵入者正在北基伍省马西西（Masisi）地区富饶的高地牧场上进行——袭击图西族农场主并掠夺其牲畜的——职业培训。到1995年中期，扎伊尔部落民兵成立了一个抵抗组织之后，马西西地区就成了知名的战区。“这是难民营导致的直接后果，”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派驻戈马的一名安全专员跟我说，“我们只能看着，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这种无助的表达在维持难民营运作的救援人员当中很常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雅克·弗朗坎（Jacques Franquin）曾是一名来自比利时的戏剧导演，如今在坦桑尼亚负责监管若干个总数超过40万人的卢旺达胡图族难民营。他跟我说，他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些种族灭绝分子。“但别让我把他们给清理出来，”他说，“不要让我把那些罪犯带出营地，这会让人道主义工作者们陷入危险之中的。”他的意思，以及我一再听到的说法是，只要那些坐在安理会上为大多数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了资金的大国还缺乏对胡图力量采取行动的意愿，就不能把后果归咎于这些人道主义者身上。
“食物、住所、水、保健、卫生系统，我们的援助做得很好了。”戈马的一家救援机构的负责人跟我说。“这是国际社会想要的，也是我们能给的。”但是，即便国际社会的反应失误不是起源于救援行业，他们也会很快占据那里。即便不偏不倚是一种可取的立场，但在某种政治形势之中或之上来采取行动是不可能不产生某种政治影响的。
布隆迪的卢旺达难民营的一名法籍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官员说：“人道主义的思维模式是不思考，只去做。我们就像机器人，被编好了程序去拯救一些生命。但是，当合同到期或者太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开，也许我们救的人最终还是会被杀。”人道主义者不喜欢被人称为唯利是图的人，但就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不思考，只去做”是一种唯利是图的思维模式。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的一位瑞士代表跟我说：“当人道主义救援成为一道掩盖其实际造成的政治影响的烟幕，而各个国家都隐身其后，将其作为制定政策的工具时，我们就会被视为冲突各方的代理人了。”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依照其授权，只负责向难民提供援助，即那些已经逃出国境并有充分依据证明自己在本国处于迫害恐惧之中的人，逃避刑事起诉的逃犯则会被明确取消受保护资格。这项任务还要求接受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援助的人必须能够证明他们有适当的资格获得难民身份，但是他们从未试图对难民营中的卢旺达人进行筛查；人们认为这太危险了。换言之，我们都是来自资助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国家的纳税人。但如果我们质疑接受救助的对象是否有权接受救助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伤害我们（或我们的代理人）。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扎伊尔难民营里到底有多少人，因为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进行彻底的人口普查，零星的努力往往遭到种族灭绝分子有计划的暴力破坏，保持人数的急剧增长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而且他们也喜欢额外的口粮。难民营中的出生率已接近人类的生育可能性的极限；胡图力量的政策就是生养更多的胡图族人口，他们强迫所有育龄妇女怀孕，这在常驻于此的联攻派民兵之中被视为一种民族公共服务。与此同时，约50万人在种族灭绝发生后的头一年里独力从扎伊尔成功返回了卢旺达。此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声称难民营中的卢旺达人口稳定在约125万，但一些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的估算至少高出了20％。
关于扎伊尔难民营的一个比较可靠的统计数字是，他们每天至少要花掉资助者们100万美元。每人每天1美元听起来可能不算多，特别是考虑到这些钱中至少有70％又以管理费、日用品、设备、员工住房、工资、福利和其他各种费用的形式回到救援团队及其设备供应商的口袋里。但是，即使每天花在每个难民身上的钱只有25美分，这也几乎达到了卢旺达大部分国民人均收入的两倍。世界银行发现，卢旺达在种族灭绝事件后已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收入为80美元。由于卢旺达还有数千人每年能挣几千美元，所以至少95％的人口可能要靠年均不到60美元或每天16美分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在此情况下，住在难民营对一个卢旺达人来说是个不错的经济选择，对那些投靠了胡图力量保护网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粮食不仅免费，而且充足；难民营的营养不良率远低于该地区的其他任何地方，事实上与西欧人不相上下。总体医疗水平也不亚于中非其他国家；住在戈马的扎伊尔人谈到难民的福利时满怀嫉妒，一些人告诉我，他们假装成难民，以便获准进入营地的诊所看病。在慈善组织支付了所有必需的生活费用之后，营地居民可以自由地从事商业活动，援助机构经常怂恿他们，比如提供农业物资以鼓励他们这样做。扎伊尔的几个主要难民营很快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库存最多的，也是最便宜的市场所在地。扎伊尔人到几英里外的卢旺达人开的商店买东西，那里至少有一半的贸易似乎是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豆子、面粉和油，从印有外国捐赠者标识的麻袋和罐头盒中倾泻而出。而且随着联攻派民兵和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加紧了对北基伍省图西族牧民的袭击，戈马难民营的市场更是以便宜得难以置信的牛肉一举成名。
这些营地十分拥挤、烟雾缭绕、臭气熏天，但许多卢旺达人所逃离的家园也是如此；与大多数卢旺达村庄不同的是，大型营地的主干道两旁排列的是库存充足的药店、发电机供电的双层录像厅、图书馆、教堂、妓院、照相馆。带我四处参观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们听起来常常像是自豪的地主，说着“伟大的营地”之类的话，甚至当他们说“这些穷人”，或问“我们在做什么？”时也是如此。
难民的商业活动所产生的利润流向了很多领域，很大一部分是直接通过政治讹诈手段来购买武器和弹药。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主任理查德·麦考尔（Richard McCall）将扎伊尔形容为种族灭绝分子的“一条不受限制的军火运输走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则更谨慎地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谋求更多资金来维持难民营的运转。
正式来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边境难民营的政策是鼓励“自愿回国”的。起初，这个想法是通过让人们提前一两天报名乘巴士返回卢旺达来实现的。但许多报了名的人在出发日期前遭到殴打甚至杀害，于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决定每天早上在营地安排巴士挂空挡滑行，让那些想走的人去追赶他们。不出所料，这个项目也很快被证明失败了。“什么叫自愿？”卡加梅将军曾问过我，“这通常意味着一些人必须经过思考并做出决定。我不认为对无辜的人来说待在难民营里是个自愿的决定，我相信是有人在影响他们，所以我们怎么还能说让他们自愿离开呢？”
事实上，反对人们返回卢旺达的影响力往往来自表面上在促进遣返的人道主义团体内部。“他们回家不安全，”一个接一个的救援人员都这样跟我说，“他们可能会被逮捕。”但如果他们本来就该被逮捕呢？“我们判断不了。”他们告诉我。然后为了结束谈话，他们通常会说：“不管怎样，基加利政府并不是真的想让他们回去。”当然，难民营的工作人员中很少有人曾在卢旺达待过；他们的组织不鼓励这样做。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被外交官称为“外交官综合征”(3)的流行病：过于轻易地接受客户的观点。一旦穿过边界回到卢旺达，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穿过了一面镜子。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戈马办事点，他们告诉我，卢旺达决心阻挠遣返行动，也经常骚扰还乡者，只为了确保让其他难民都躲得远远的。但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基加利办事点，他们会拿各种统计数字和论据来招呼我，这些数字和论据不仅表明卢旺达希望难民返回家园，而且还表明，已经返回的难民都得到了极礼貌的对待。
1995年6月，扎伊尔总理肯戈·瓦·东多（Kengo Wa Dondo）造访戈马并发表讲话，声称如果国际社会不关闭难民营，扎伊尔将强行遣送卢旺达人回家。同年8月，扎伊尔士兵开始在营地发起行动，他们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以传统的粗暴方式——大量勒索以及烧毁棚屋——将大约1.5万卢旺达人赶过边界。这超过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过去六个月所安置的难民数量。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反对强迫遣返，除非像杰拉德·加希玛在卢旺达司法部提醒我的那样，你得碰巧是一名在中国香港的越南船民才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专员绪方贞子（Sadako Ogata）说服总统蒙博托撤走了他的士兵（有传言说他收了现金），而她经常向安理会抱怨的遣返“僵局”又马上恢复了原样。
新闻媒体对扎伊尔行动的大规模报道，强调了难民——基本上是无法逃离的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因无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而遭受的痛苦。卢旺达这边的情况则几乎没有后续报道，这里的事情相当乏味：难民们顺利地在自己的社区得到重新安置，犯罪率低于平均水平，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给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基加利办事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宣称这是卢旺达诚挚召唤人民回家的有力证明。
卡加梅将军曾对我说：“鉴于发生了种族灭绝这样的情况，你无法阻止国际社会到这里来，但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补救方案可能是错的。一方面，他们承认卢旺达发生了种族灭绝，但他们好像不明白有人要对此负责，有人策划和实施了种族灭绝。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暗示我们应该谈判时，我们会感到困惑。你要是问：‘和谁谈？’他们就三缄其口。他们不太敢说我们应该和犯下种族灭绝罪的人谈判。当然，从长远来看，他们还会造成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种族灭绝作为一种犯罪者应受到追捕和起诉的严重罪行，可能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卡加梅说：“在这些营地里有一些完全无辜的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至少在卢旺达这边，虽然也可能会发生一些骚乱，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理智的。这可能并不令人愉快，也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在现有情况下却是最好的。”
我告诉他我一直在和卢旺达人会面，他们说卢旺达人从来不说真话，卢旺达有一种不诚实的文化，要了解卢旺达就必须进入神秘的领域。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可能连那些说这种话的人也没有说真话。”他边说边发出一种不常见的由衷的笑声，然后又说，“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关键是我也没发现其他国家的政治有多诚实。但在有些国家，你要是说谎，你会被各种强大的机构揭露出来，这些机构的工作就是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介意说出真相，而且我是卢旺达人，为什么人们不把我也当成一个卢旺达人的例子呢？有人还跟我说，也许在政治上，有时某些事情你也没有说，但我一直在公开地说。他们跟我说得越多，我就越相信自己是对的。”
在卡加梅看来，说谎不是卢旺达人的特点，而是一种政治手腕，而且他认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保守秘密；但是秘密，即使涉及欺骗，也不一定是谎言——只是一些你没有说出的真相。在一个政治家被认为是骗子的世界里，卡加梅发现，一个人常常可以通过不矫揉造作而获得意外的优势。他说：“有时候，你要说实话，因为那是最好的出路。”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不会再次发生在我们身上。
——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1958
它发生了，因此它就可以再次发生：这是我们要说的核心。它有发生的可能，就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
——普里莫·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1986
(1) 埃古（Iago），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人物，由于不得重用，以各种卑鄙和欺诈的手段陷害战斗英雄奥赛罗，终使其家破人亡。
(2) 萨拉热窝（Sarajevo），波黑首都。1992—1995年波黑爆发战争，导致大批平民死亡。
(3) 外交官综合征（Clientitis），指一个组织常驻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将东道国的官员和人民视为他所要服务的“客户”并为其辩护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