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的中央监狱系统是逃亡的胡图族破坏者留下的少数几件可用的东西之一，13座红砖建成的防御工事，可容纳1.2万名囚犯。在种族灭绝期间，监狱大门被打开，以便罪犯能够出来干活、杀人和收集尸体，但监狱并没有长期空置。到1995年4月，也就是屠杀发生的一年之后，至少有3.3万名男子、妇女和儿童因涉嫌参与种族灭绝而被捕。到年底，人数已上升至6万人。一些监狱被扩建，新的监狱也修建起来，数百间较小的社区拘留所被挤得水泄不通，但空间仍然赶不上需求。到1997年年底，至少有12.5万名被控在种族灭绝期间犯下各类罪行的胡图族被囚禁于卢旺达监狱之中。
卢旺达各监狱的外围通常会有少数士兵站岗，但里面没有警卫，囚犯和士兵都认为这样比较安全。但政府对派遣士兵进入监狱的恐惧并没有延伸到外国游客身上，而且我总能得到携带相机的许可。这让我感到不解。卢旺达的监狱并没有引发正面的媒体报道，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场人权灾难。
虽然监狱中拥挤着的囚犯都被控犯下了可怕的暴力罪行，但一般来说他们还是平静而有秩序的；在他们之间，打斗据说是很罕见的，杀人则闻所未闻。他们和蔼可亲地向来访者打招呼，常常面带微笑，并主动握手。在基加利女子监狱，我发现有340名妇女在闷热的环境中，几乎是衣不蔽体地躺在几间狭窄的牢房和过道的地面上；婴儿在她们脚下爬来爬去，两名穿着洁白长袍的修女犯人在角落里做着弥撒。在布塔雷监狱，老人们站在倾盆大雨中，头上顶着一小片塑料，而小男孩们则蜷缩在一间小牢房里，合唱着《云雀》(1)。在基加利监狱的男囚区，我被人带着经过了一些杂技合唱团、一队童子军，还有三个人在囚犯队长及其助手身旁读着《丁丁历险记》，助手挥舞着一根短警棍，在混乱的囚犯队伍中清出了一条路。队长不停地喊：“这是一位来自美国的记者。”挤在一起的人蹲在我们脚边，机械地鼓掌，微微鞠躬致意。我突然想到，这就是那个著名的盲从于权威的暴民心态，这在解释种族灭绝时常常被人提到。
卢旺达传统的等级制在监狱围墙内被重构：“知识分子”、公务员、专业人士、神职人员和商人待在稍微舒服点的牢房里，而大批农民和劳工则待在没有屋顶的院子里，蹲伏于邻人纵横交错的肢体之间，所有问题都要请示他们的领导。为什么他们要忍受这样的环境？为什么他们不暴动？为什么在警卫系统如此薄弱的情况下，越狱的企图在卢旺达还是如此罕见？一群由5000名囚犯组成的横冲直撞的暴徒很容易就能冲破基加利中央监狱的围墙，严重破坏首都的稳定，从而给他们所鄙视的政府制造一场重大危机，如果有人支持的话，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起义。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囚犯们如此顺从；最好的猜测是，在确信自己将被“卢旺达爱国阵线”屠杀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竟不时受到友好的国际救援人员、记者和外交官的探视，囚犯们为能苟且偷生而惊讶万分，他们并不想得寸进尺。
在探视各个监狱期间，我顺道去了卡加梅在国防部的办公室。我想知道为什么政府会爆出这么多关于监狱的负面新闻，以及他如何解读囚犯们表面上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可怕处境。卡加梅用他的问题回答了我的问题：“如果100万人死在这儿了，那是谁杀了他们？”
“很多人。”我说。
“对。”他说，“你有发现谁承认自己参与屠杀了吗？”
我没发现。在种族灭绝事件后的最初几天，来访者很容易在监狱和难民营以及卢旺达的街道上找到肇事者，他们承认参与屠杀，甚至以此为荣。然而，当我开始访问卢旺达时，罪犯们已经认识到招供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在监狱和边境营地里，我甚至找不到一个人承认发生了种族灭绝。他们承认发生了内战以及某些屠杀，但没有人承认自己看到了什么。在和我交谈过的数十名囚犯中，每个人都声称自己遭到了任意和不公正的逮捕，当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都是有可能的。但许多囚犯也跟我说，他们相信在联合国边境营地的“兄弟们”很快就会来解放他们。
我曾经听到卡加梅说，他怀疑有多达100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种族灭绝。他的顾问克劳德·杜赛迪（Claude Dusaidi）喜欢发表极端的言论，他认为这一数字为300万人，相当于宣布每两个卢旺达胡图族人里就有一个有罪。这种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的断言，让许多卢旺达人和外国观察员目瞪口呆，他们视其为恐吓行为，意在通过精心谋划，将所有胡图族都置于疑云之中；而当联合国资助的一项表彰那些像保罗·路斯沙巴吉纳那样在种族灭绝期间保护了图西族的胡图族的计划，由于卢旺达内阁大臣间的内部纷争而搁浅时，这种看法又得到了强化。但杜赛迪坚称，卢旺达令人无法容忍的拥挤监狱并不能反映出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令人无法容忍的罪行。杜赛迪说：“有时一个人可以杀死六个人，有时三个人才能杀死一个人。随便选一部种族灭绝的电影，你就看看里面的人是怎么杀人的。你会发现都是一群人杀一个人，所以还在街上逍遥法外的凶手要比我们关到监狱里的多得多。监狱里的人不过是九牛一毛。”
当然，有罪的人还逍遥法外并不代表那些在监狱里的人都罪有应得。我问卡加梅会不会有很多无辜的人被关进了监狱，而这种经历可能会让他们变成坚定的反对派。他说：“是的，这是个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这种办法。如果我们放任这些人因为各种复仇行动而丧生，那这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是个更大的问题。我宁愿用关押他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这对司法程序来说就是最好的办法，而且我也的确不想让他们出去，那样做人们会直接杀了他们的。”
1995年7月，卢旺达国家鉴别委员会（一个临时运作机构，负责鉴别那些针对种族灭绝罪犯的不实指控）下令释放关押在吉塔拉马监狱的普拉西德·科洛尼（Placide Koloni）。科洛尼在种族灭绝事件之前，直到被捕都一直担任着副省长一职。这很正常，大多数没有逃离卢旺达，或没有作为种族灭绝分子被关进监狱的省级和地区官员都保留了他们的职位。科洛尼被囚禁了五个月，获释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三天后，7月27日夜里，由马里的蓝盔士兵组成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哨的一个哨兵看到有一些人闯入科洛尼的家。在一声尖叫之后，房子突然发生爆炸并陷入一片火海。蓝盔士兵眼睁睁地看着大火燃烧了一夜，天亮后不久，他们走进房子，发现科洛尼、他的妻子、他们的两个女儿和一个用人都被杀害了。
一周后，吉塔拉马以西吉孔戈罗的一名胡图族副省长和距基加利不远的卡莫尼（Kamonyi）教区的一名天主教牧师遭到枪杀。一种紧张的情绪笼罩着卢旺达，不是因为死亡人数特别高，而是因为受害者是著名的公民领袖。8月中旬，当总理福斯坦·图瓦吉拉蒙古（Faustin Twagiramungu）和内政部部长塞特·森达雄加（Seth Sendashonga）辞职抗议各省持续的不安局势时，政府动摇了，因此他们将责任归咎于卢旺达爱国军。辞职的这两人都是胡图族——图瓦吉拉蒙古是哈比亚利马纳执政时期的反胡图力量派的领导人；森达雄加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一名杰出成员——而两人都流亡国外。
卡加梅将军一向都是不厌其烦地列举卢旺达爱国军士兵因杀人和违纪而被关进军事监狱的人数——400人、700人；1000人以后我就没数了。他似乎是想指出，士兵并不是唯一在种族灭绝之后参与了犯罪活动的卢旺达人，卢旺达还有很多无关政治的罪犯。他说：“但考虑到这里的现状，普通犯罪也不会被视为普通犯罪了。”他的这种区分并未给恐慌的胡图族带来什么安慰。一名吉塔拉马监狱的在押嫌犯跟我说：“当我们看到科洛尼是怎么被杀的时候，我们宁愿待在这里也不愿待在外面。”而该监狱是1995年夏天的卢旺达最臭名昭著的监狱。
在吉塔拉马，6000多人被塞进一个只能容纳750人的空间。每平方米有4名囚犯：囚犯必须夜以继日地站着或坐在站立者的腿间。甚至在旱季，地板上也布满了凝结的浮垢、小便和掉落的食物碎片。囚犯们的脚和脚踝都挤在一起，有时他们的整条腿甚至会肿胀到正常尺寸的两到三倍。他们饱受四肢肿胀萎缩和腐烂之苦，感染往往随之而来，数百人亟须截肢。
当来自加拿大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R. V.布兰切特（R. V. Blanchette）中校第一次得知吉塔拉马监狱的情况时，他去参观了那里。他跟我说：“我带着手电筒跟着下去，我看到了那伙计的脚。我之前听说了里面的情况很糟糕，但这也太丑陋了——他的脚肿得很厉害，小脚趾都不见了。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他的脸，然后他又伸手扯掉了一个脚趾。”
布兰切特参观监狱的几周后，吉塔拉马监狱的囚犯们告诉我，情况大有改善。为卢旺达所有中央监狱提供食物和烹饪燃料的红十字会已在各监狱的地面上铺设了木板，并撤离了最严重的病患。监狱诊所的一位医生告诉我：“6月有86人死亡，7月只有18人死亡。”他补充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疟疾和艾滋病，这对卢旺达男性来说是正常情况，尽管监狱条件仍然严峻——大多数小社区拘留所的情况还十分恶劣——但到1996年年中，据报道，中央监狱的死亡率已低于卢旺达一般人口的死亡率。
在我访问吉塔拉马监狱的那天，6424名囚犯纠缠在一起，打了一个结实的死结，我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很难搞清楚人们是怎么纠缠在一起的——哪些四肢和哪个身体相连，或为何某人头上好像长出了三条没有躯干的腿。很多人的脚都肿得十分严重，衣不蔽体。
然而，他们的面部表情与身体被困的不适程度并不相符。他们有一种清晰、镇定和直率的表情，使得这些监狱里的人和监狱外的人几乎没有区别。当然，时不时地，我还会捕捉到那些疯狂的眼睛所发出的闪烁电光，或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残忍而嘲弄的睨视。但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我收到了惯常的友好微笑、欢呼和握手。在儿童牢房里，有63名男孩，年龄从7到16岁不等，一排排地坐在地板上，面对着一块黑板，一名年长的囚犯（一名专业教师）正在上课。他们看上去和其他地方的男生一样。我问其中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在监狱里？他说：“他们说我杀了人，但我没有。”其他孩子也做了同样的回答，眼神低垂着，回避着，和其他地方的男生一样没有说服力。
卢旺达的正式逮捕程序很少得到遵守，有时只要有人指着某人说一句“种族灭绝”就够了。但是，蒙特利尔的律师吕克·科特（Luc Côté）说：“大多数的逮捕都是基于某些证据，而且很多时候有很多证据。”这意味着虽然他们在技术上可能不正确，但不一定是随意的。而且即使严格遵守程序，也未必会有什么区别，因为卢旺达的法院都关闭了，在至少两年半的时间里都没有人受到过审判。
政府将司法瘫痪归咎于缺乏财力和人力资源。政府不断招募负责收集被告案卷的警方调查人员并进行培训，但即便如此，大多数人还是业余人员，他们发现自己要处理数百起复杂的案件，没有交通工具，没有后勤人员，而且常常受到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威胁。卢旺达请求外国资助者提供自行车、摩托车、铅笔和钢笔，但这些基本必需品的到来比表示“关切”要慢得多，而这“关切”并不足以维护那些被告方的权利。
从来没有人认真地谈论过在卢旺达进行的数以万计的谋杀审判。西方的法律专家也说，即便是律师成群的美国也不可能公平而迅速地处理卢旺达的案件。“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蒂托·鲁特勒玛拉跟我说：“从资源上来说，不可能对所有参与屠杀的人进行审判，而且就算这样做很公正，在政治上也没有好处，这是一场真正的种族灭绝，唯一正确的回应就是真正的正义。但卢旺达是有死刑的，那意味着要杀更多人。”
换句话说，真正的种族灭绝和真正的正义是不能同时成立的。卢旺达的新领导人，试图将种族灭绝描述为主谋及其奴隶们所犯下的罪行来解决这个问题。任何一方都不能被认为是无辜的，但如果罪行是政治性的，而司法服务于政治利益，那么惩罚就必须在犯罪思想和犯罪主体之间画出一条界线。卡加梅将军跟我说：“对那些策划了这场大屠杀的人来说，可以明确一点，他们必须直面正义。我不那么担心那些拿着大砍刀把人像动物一样切成碎块的普通农民。”他解释说，“很久以前”，卢旺达的司法是在乡村听证会上进行的，在那里，罚款是首选刑罚。“犯罪的人可以交一些盐或其他东西，这可以让人们重新团结起来。”卡加梅说。
用盐就能抵消国家主导的大屠杀？就像卡加梅所描述的那样，乡村司法听起来存在着无可救药的缺陷。但正如律师弗朗索瓦·泽维尔·恩库伦齐扎所解释的那样：“当你和农民们谈论正义时，他们最主要的想法是补偿。养牛的人或种田的人都失去了他们所有的家人，也失去了他们所有的收入来源。你可以杀掉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人，但这不是补偿，这只是出于恐惧和愤怒。这就是我们的农民的想法。”正如卡加梅在谈到盐时所指出的，问题在于种族灭绝之后，赔偿充其量只能是象征性的。
政府讨论了减轻法庭负担的办法，对种族灭绝分子按犯罪程度进行排名，并将罪行较轻的罪犯分配到公共工程或再教育项目中。从政治角度看，“卢旺达爱国阵线”更专注于战后德国那样的“去纳粹化”，而不是去追究每一个在种族灭绝期间犯下罪行的人的责任。“实际上，我们正在努力研究如何让尽可能多的普通民众摆脱罪责。”“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政委兼司法部副部长杰拉德·加希玛（Gerald Gahima）解释说。“但这不是正义，对吗？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正义，这不是大多数人想要的正义，但这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正义。”
但如果有罪的人永远得不到充分的惩罚，幸存者也永远得不到适当的赔偿，“卢旺达爱国阵线”也认为宽恕同样是不可能的，除非种族灭绝的肇事者至少能承认他们做了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正义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悔改的追求。以前的部长和议员们曾经鼓吹杀害邻居的“公民美德”，新政府的成员们则要下到田间地头去传播通过问责来实现和解的福音。
大屠杀受害者的集体安葬仪式是传播这一新信息的最佳场所。1995年夏天，我参加了一次这样的安葬仪式，在吉塞尼一座山的山顶上郁郁葱葱、薄雾弥漫的茶园中。在这不可思议的宁静环境中，新长出的草被扒开来，露出了一个万人坑。里面残缺的尸体被挖出来放在一个长架子上。在村长的命令下，当地农民不得不前来观看，闻一闻死亡的气味，比齐蒙古总统带来了六位内阁部长和许多其他官员。士兵们把半透明的塑料手套分发给村民，然后让他们开始工作，把尸体的残片放进棺材，剩余的用绿色塑料布包起来。与此同时，还有各种演讲和祈福。一名士兵向我解释说，总统在他的演讲中质问这些农民，当这些死者被杀害时，他们在哪儿，之后又规劝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赎罪。然后死者被安置到新的集体坟墓中，接着再用泥土掩埋起来。
当卢旺达人谈到重建与和解时，他们认为必须克服或摆脱殖民主义和独裁的“旧思想”，摆脱作为种族灭绝引擎的、以恐吓和服从为基础的一整套等级秩序。这些在体制下被灌输的旧思想有各种名称——有罪不罚、任人唯亲、种族划分、封建主义、含米特假说——但这些思想本身已深植在每一个卢旺达人心中，内化于对生存经验的条件反射式的习惯和对残暴的预期中：我们或是他们；杀人或是被杀。当卡加梅说人可以变坏，也可以被教育成好人时，他补充了一句：“在社会中存在着一些运行机制——教育，是其中一种形式。有些事情是可以实现的。”这一观点得到广泛认同，虽然在“卢旺达爱国阵线”内部，以及许多幸存的反哈比亚利马纳的胡图族领导人中，对此确信或怀疑的程度各有不同，但至少在太平日子里还是得到了大批卢旺达公众的认同。
不过，卢旺达要到哪里去寻求一种可效仿的（和解）模式呢？纽伦堡的正义是由外国征服者怀着善意带来的。德国的去纳粹化则是在遭受种族灭绝的群体不再与凶手们共同生活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南非，武装斗争已经结束，后种族隔离时期的真相委员会基本可以确定那些被打败的白人主子们已经接受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卢旺达没有这种有条理的安排。在1995年整整一年里，来自扎伊尔的胡图力量游击队的袭击持续升级，对种族灭绝的目击者和幸存者的袭击也是如此。卢旺达种族灭绝总统问责委员会的主席查尔斯·穆里甘德（Charles Murigande）说：“现在如果实行大赦的话，只会引发混乱，但如果我们能和领导层齐心协力的话，那即使是大赦也会得到广泛接受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如果”。就像哈比亚利马纳的死使他成为胡图力量的烈士一样，这也确保了据称是为“捍卫”他的名字而开展的杀戮——从未出现过一个标志性人物：希特勒、波尔布特、斯大林。卢旺达的“头号通缉犯”名单是一锅大杂烩，包括阿卡祖成员、军官、记者、政治家、商人、市长、公务员、神职人员、学校教师、出租车司机、店主和无名的凶手——记录这些名字令人头晕目眩，而且也无法将其列入精确的指挥序列中。据说有些人是（或大声或悄悄地）发号施令，另一些人则是传达或服从命令，但这一计划及其执行被巧妙地设计成看起来毫无计划。
尽管如此，卢旺达的调查人员还是能够列出大约400名“头号种族灭绝分子”——策划者和实施者。但他们都流亡海外，超出了卢旺达所能企及的范围。1994年新政府成立后，几乎立即就呼吁联合国协助逮捕在逃的胡图力量领导人，以使他们能在该国受到公审。而联合国却设立了一个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该法庭基本上是为20世纪90年代初丑陋的巴尔干战争而设立的法庭的一个分支。一名卢旺达外交官告诉我：“我们请求帮助，以抓住这些逃走的人，并在我们自己的法庭上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审判，安理会却在所有议程中都把‘卢旺达’排在了‘南斯拉夫’的后面。”
卢旺达政府将联合国独占其资源视为一种羞辱。联合国法庭的存在本身就在暗示卢旺达司法机构无法做出公正的判决，而且似乎提前驳回了卢旺达可能低于国际标准的所有审判。“如果国际社会真的想在卢旺达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他们就应该帮助卢旺达惩罚这些人。”杰拉德·加希玛在司法部跟我说，“如果我们没有让那些大屠杀的领导人按照卢旺达的法律在卢旺达人民面前接受卢旺达法庭的审判的话，那恐怕就更难让他们原谅一般的凶手。”但联合国法庭甚至都不在卢旺达开庭，即便证人和关注者们都在这里；相反，联合国法庭的总部设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的“中立领土”上。查尔斯·穆里甘德说：“这个法庭，本质上是为了安抚国际社会的良知。国际社会未能遵守其关于种族灭绝的公约。他们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做什么，而这往往比什么都不做更糟糕。”
事实上，在最初的两年里，联合国法庭似乎也并没有做太多事。它人手不足，组织管理不善，其公诉策略显得漫无章法且充满机会主义。它的大部分起诉都是在那些卢旺达逃亡者在非洲各国因非法移民指控而被捕之后借机进行的，在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中，比如在喀麦隆被捕的巴格索拉上校，联合国就拒斥了卢旺达将其优先引渡回国的请求。由此，联合国法庭最终将胡图力量领导层的一个显赫的样板人物投入自己的监狱。但事实很快表明，公诉人们无意审理成打的案件。这加剧了基加利方面的一种感觉，即联合国法庭的设计不是为了维护卢旺达的国家利益，因为这样的信息对绝大多数在逃的种族灭绝分子来说，相当于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国际社会不会帮助卢旺达抓捕他们，也不会亲自抓捕他们，“这是个笑话，”卡加梅的顾问克劳德·杜赛迪跟我说，“这个法庭现在扮演着搅局者的角色。”
卢旺达的头号通缉犯最集中的地方是扎伊尔和肯尼亚，这两个国家臭名昭著的腐败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和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都是哈比亚利马纳的密友，曾在他们的宫殿里接待过他的遗孀阿加特夫人。蒙博托把哈比亚利马纳称作他的“小兄弟”，而且很多卢旺达被害者遗体在大规模逃往戈马的队伍中被神秘地带出了边境，并埋葬在蒙博托名下的一处主要地产的陵墓里。当我问起联合国驻卢旺达起诉团的负责人奥诺雷·拉科托马纳纳（Honoré Rakotomanana）准备怎样起诉扎伊尔和肯尼亚那边的人时，他说：“这些国家都签署过一些国际条约。”但在1997年被解职前的近两年里，拉科托马纳纳从未费心派一名调查员前往扎伊尔。与此同时，1995年10月，肯尼亚总统莫伊抨击联合国的庭审就是个“杂乱无章的过程”，并宣布：“我不会允许他们中的任何人到肯尼亚来发传票，或在这里找人，没门。如果有这样的人物敢来这里，他们就会被逮捕。我们必须尊重自己。我们绝不受别人的骚扰。”
眼看着这个由非洲“铁腕人物”所组成的老友关系网在包庇自己人，卡加梅说他有“一种被人背叛的感觉，而且竟然是被我们的非洲兄弟背叛”。他还以不祥的语气补充道：“我们应该提醒他们，这里发生的事很可能会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它可能就发生在这样一些国家，然后我肯定他们会跑到我们这里来，这在明天都有可能会发生。事情只要发生过，就会再次发生。”
即便种族灭绝事件的领导人最终被移交给联合国法庭，但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联合国禁止法庭给罪犯判处死刑。“二战”后，纽伦堡的纳粹分子和东京的日本战犯都曾面临死刑，难道在卢旺达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比促使起草《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罪行要轻吗？据卡加梅说，当卢旺达坚决表示联合国法庭应尊重卢旺达的法律并将罪犯判处死刑时，联合国却建议卢旺达废除死刑。卡加梅称这个建议“看不起人”。
杰拉德·加希玛说：“卢旺达人民都知道，这还是那个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害的国际社会。”而他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同事蒂托·鲁特勒玛拉注意到，被法庭定罪的卢旺达人预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服刑，他跟我说：“想想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始作俑者们坐在一间服务周全还有电视看的瑞典监狱里，这不符合我们对正义的定义。”结果证明，即使是那些最终被羁押在阿鲁沙的胡图力量领导人，也发现他们早餐经常吃的羊角面包有点太丰盛了。没过多久，受审的囚犯们就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提供正规的卢旺达稀饭早餐。
(1) 《云雀》（Alouette），一首著名的法国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