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中旬，博纳旺蒂尔·尼比兹和他的家人从圣家教堂撤到了“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控制区。从护送车队往外望去，他看到基加利就像一座坟场：“只有血和”——他发出了一种颤抖的声音，像轮胎漏气一样——“砰砰砰，砰，砰砰”。
在“卢旺达爱国阵线”为幸存者设立的收容营地里，博纳旺蒂尔开始打听他家人和朋友的消息。没过多久他就得出结论：“指望还有人活着是不现实的。”他后来发现他的一个妹妹还活着，不过她五个孩子中的三个都被杀了，他母亲和所有跟她住在一起的人也是如此。他妻子的家人和朋友也都被屠戮殆尽了。他说：“有时候，你碰到一些你以为已经遇害的人，你才知道他们想办法活了下来。”但在种族灭绝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这种缓解了幸存者们沮丧情绪的团聚的欣喜，也由于不断被清点出的逝者而冲淡了。博纳旺蒂尔说：“大部分时候，你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7月20日前后，博纳旺蒂尔回到家，接着他就陷入了绝望之中。“基加利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他跟我说，“这地方闻起来就有一股死亡的味道。只有极少数你过去认识的人还在，没有水电，但大多数人的问题是他们的房子被毁了。我的房子大部分被毁了。人们从那些逃走的邻居家里寻找他们的家具和财物，或拿走邻居的东西。但对我来说，这都完全不重要。我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了。”
博纳旺蒂尔认为生存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一个人找到“一个再次生活下去的理由，一个展望明天的理由”。这在卢旺达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在这里，抑郁症是一种流行病。所谓的生存本能，常被形容为一种动物的自保冲动。可一旦肉体被消灭的威胁得以解除，心灵仍需得到守护，一颗受伤的心会成为其自身痛苦的根源；它无法直接抚慰自身。所以生存好似一种诅咒，因为一颗贫瘠心灵的主要需求之一就是被他人所需要。当我开始接触幸存者时，我发现在谈及对心灵的守护时，照顾他人的冲动往往比照顾自己的冲动更强烈。在整个幽魂萦绕的乡间，幸存者们互相寻找，聚集起来以代替家庭，他们一起蹲在废弃的窝棚里、校园棚屋里或烧毁的商店里，希望在仓促组成的家庭中获得安全感和舒适感。一个受到严重创伤和失去亲人的痛苦的阴影世界在废墟中站稳了脚跟。孤儿的情况尤其令人震惊：在种族灭绝发生的两年后，10万多名儿童在没有任何成人陪伴的家庭中相依为命。
博纳旺蒂尔的妻子和孩子还在，而且他开始收养更多的孩子。他修好了自己的车，修整了房子没被毁的部分，也收到了外国雇主拖欠他的薪水。但正如他所说，即使是他也需要一个未来的愿景才能继续生活。8月的某一天，他得知美国国际开发署正派人到基加利重建其特派团。博纳旺蒂尔去机场接了这个人，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他跟我说：“每天工作14个小时，我非常累，但这对我很有帮助。”博纳旺蒂尔有些害怕自己由于最近的迫害而变得懒散和与社会脱节。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失去了家人和朋友的人，当你看到他——他在做什么呢？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做。他失去希望了。所以保持忙碌非常非常重要。”
所有事都需要马上去做。博纳旺蒂尔无法想象卢旺达将如何把所有东西都恢复到近乎正常运转的状态，而那些开始投身于评估任务的国际灾难专家们也一致认为，他们从未见过一个国家荒废至此。当新政府宣誓成立时，国库里没有一美元或一个卢旺达法郎留下；在大多数政府办公室里，找不到一本干净的便笺簿，或一根订书钉，更不用说一个可以用的订书机了。有些地方的门虽然保住了，但没人有开锁的钥匙；如果一辆车被扔下了，那很大概率是开不了的。如果去公共厕所，里面很可能塞满了死人，井也一样。至于电线、电话和水管——还是忘了吧。在基加利，一整天都在发生爆炸，因为有人踩到了地雷，或是碰到了一些没爆炸的炮弹。医院成了废墟，对他们的服务需求却是压倒性的。许多没有被用作屠宰场的教堂、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都被洗劫一空，而大部分负责这些设施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跑了。一年的茶叶和咖啡收成化作泡影，破坏活动使得全国所有的茶厂和大约70％的咖啡豆去皮机都无法继续运作。
在这种状况下，你可能会认为，返回家园的梦想会对图西族的卢旺达裔侨民失去一些吸引力；或认为那些在国外安家的人，听到父母和兄弟姐妹、表亲和姻亲遭到大规模屠杀的消息后，会预计到流亡海外至少还有苟全性命的希望，然后选择留在那里。有人可能会认为，只要没发疯的话，这种单纯的生存欲就能驱使这些人永远放弃再次把卢旺达称为“家园”的任何希望。但正相反，流亡者甚至在血仍未干之时就开始奔回卢旺达。数万人立即跟随“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脚步返回这里，数十万人紧跟其后。回归的图西族和大批逃往国外的胡图族在边境擦肩而过。
回归的卢旺达人来自整个非洲乃至更远的地方——苏黎世和布鲁塞尔、米兰、多伦多、洛杉矶，以及拉巴斯。在“卢旺达爱国阵线”解放基加利的9个月后，超过75万流亡海外的图西族，以及近百万头牛迁回了卢旺达——这和死去的图西族人数几乎持平。博纳旺蒂尔谈到他找到的几个回到基加利的熟面孔时，他不仅谈了那些逝去的人，还谈到所有他以前在那儿没见过的人。当卢旺达人问我在卢旺达待了多久时，我经常会把这个问题抛回给他们，而且在这个国家逗留了几个月之后，我发现我待在这里的时间往往比跟我说话的卢旺达人还要长，这种情况真不罕见。当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回来时，我有时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想来看看，看看谁还活着，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这样回答我：“回家真好。”
卢旺达这个奇怪的小国又一次向世界呈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史诗般的景象。就连多年来一直在难民侨民社群网络中工作（增强侨民自我意识、筹集资金和招募人员）的“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也对归国侨民的规模感到震惊。这当中有很多人以前从未踏足过卢旺达，是什么驱使他们放弃相对稳定而安全的生活到这片墓地定居？遭受排斥的遗留问题、流亡的压力、对家乡的记忆或热切盼望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个本来注定要被毁灭的地方，反抗种族灭绝、挺身加入其中的这种普遍决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许多人来说，归属感和明确的获利动机也交织在了一起。
由于这里有免费居住的空置房屋，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远远超过供给，这些归国者们受到吸引，他们携带着各种货物涌入这个国家，包括干货、五金、药品、杂货等不一而足。如果你开着轿车来，你可以立即宣称自己在运输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如果你有一辆卡车，那你就可以成为一名货运经理；如果你有几千美元，你几乎都能控制一个小行业的利基市场。如果你有10万美元，你可能会成为产业界的领袖。有不少这样的故事：人们凑点钱，雇一辆车，装满香烟、糖果、啤酒、燃料或3A电池，然后开车去卢旺达，以200％或300％的利润售出，接着把这个过程重复10到15次，几周内他们就能致富。
如果我们把进取心放在这上面的话，你或我可能会做得差不多，一些外国投机商也确实在卢旺达战后这样做过。但如果以赚快钱为目标，对那些流亡海外、自己的孩子绝无被邻居砍头风险的在职专业人员来说，就没有必要把他们全家都搬到卢旺达。获利的动机只解释了回归为什么是一个可选项，以及为何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小型巴士就再次开始在基加利的主要道路上运营；商店开始营业，大多数公共设施重新恢复，新钞票得以发行，逃亡的种族灭绝分子们运走的旧钞票被废除。1994年全年，卢旺达法郎至少贬值了250％，但随着资金不断从国外流入，一家夜总会只需启动发电机，打开音乐，就能维持一个挤满了人的舞池。“摧毁比创造容易得多”，这句古老的格言依然正确，但卢旺达许多基础的实体产业恢复正常运转的速度几乎和它被毁坏的速度一样令人费解。
不被“淘金者”的大规模回归所打动是不可能的，但不被它所困扰也是不可能的。1996年，基加利和布塔雷以及卢旺达东部一些农村地区70％以上的人都是新来的。那些从未离开过这个国家的人——不管是图西族，还是胡图族——常常觉得他们是在自己的家乡“背井离乡”。他们在抱怨完之后，总要附带这样一句警告：“不要透露我的名字。”这类匿名的要求可能有许多含义。他们暗示着一种阴谋和恐惧的氛围，以及一种在真相非常危险的环境中讲真话的渴望。但在更长的谈话中他们也可能会有些讳莫如深，在这些时候，讲话者似乎是在怀疑自己所说的话，或开始人身攻击，乃至小题大做，或极度夸大，或满口胡言，以提出一个他不能完全捍卫的观点。听到这类知心话的人必须设法去理解他们抱怨背后的顾虑。卢旺达人的经验告诉他们不要低估任何恐惧，因为这可能会变得非常棘手。我尤其担心这些匿名言论会把这样或那样的品质归于整个群体，包括讲话者自身。因此，当那些公开发言的人突然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名字，然后又说出一些关于图西族“淘金者”骇人听闻的事情，就好像整个群体都是一模一样的时候，我是很怀疑的，但同样的故事和看法我已经听过几百次了。
一名图西族幸存者说：“他们来到这里，看到我们，然后说：‘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你们和联攻派民兵合作了吗？’他们认为我们是些蠢货，竟会留在这个国家，也许我们是吧，所以他们很鄙视我们。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这让我们感到寒心彻骨。”
一名反哈比亚利马纳的胡图族说：“图西族在去年的大屠杀中陷入困境，但现在图西族掌控了军队。所以我们想幸存者应该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这会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但只有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才得到了住房。同时，如果这些人对某个胡图族有意见，他们就会指控这个人犯了种族灭绝罪，而他们当时根本不在这儿。”
一名图西族说：“我们这些幸存者发现很难融入当前这个社会——我不想这么说——但也确实很难融入这个政府。他们是外来的，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他们也不太相信我们。他们来的时候，就好像是征服了这里一样。他们觉得这里都该由他们来管。对我们这些留在这里的图西族，他们是这么说的：‘聪明的那些都死了，活下来的都受到了精神创伤。’‘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年轻战士都把父母从国外接过来，他们厌倦了艰苦的战斗，所以他们把房子和货物都留给自己家人，而且他们也不喜欢那些挡道的幸存者。他们会说：‘如果他们杀了所有人，但唯独你活着，那你多半跟他们合作了。’对一个日复一日、每天要被强奸20次，还因此有了孩子的妇女，他们会这么说。对一个跟胡图族结婚的图西族，或者一个孤儿，他们也这么说。你能想象吗？对我们来说，一开始实在太难了，发现所有人都死了，举目无亲。我们没想过能抢到好一点的房子，而现在大部分孤儿却是我们在照顾。”
一名胡图族说：“他们不了解这个国家，他们只相信自己人。他们不是这里的人，他们不会明白的。有一些影响是好的，我们需要改变，需要新的观念。但他们当中有很多极端分子，而且很多胡图族在去年的屠杀中遇到麻烦，现在他们在这个政权下又遇到麻烦。当时这些人被当作‘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追随者，成了被屠杀的目标，现在又被指控是种族灭绝分子。有些人坐牢了，有些人跑到别的国家去了，有些人被杀了。现在是军队控制着政府，但军队内部又没有得到足够的控制。真的，如果我有能力不跟那些种族灭绝分子住在一个营地的棚屋里的话，我也会去当难民的。”
一名图西族说：“我们的妇女把收集来的卫生巾寄给‘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妇女，那时她们还在山上，而现在我们和自己的胡图族老朋友待在一起，这些都是我们在世上最亲近的人，结果那些人看着我们就好像在说‘为什么你总和这个胡图族在一起？’我们心里说：‘我们一辈子都和胡图族生活在一起，我们说的是几乎一样的语言，我们是看到自己的家人被胡图族杀了，但你们比我们更像种族主义者。’胡图族在他们潜意识里就是敌人，他们的同居观念非常不切实际。对现在胡图族的处境，就和‘卢旺达爱国阵线’来之前的我们一样。就算你还能平静地生活，你也不能说太多话，你不能批评政客，你必须活在恐惧中。当然，所有胡图族都有亲朋好友在难民营或监狱里，但你不能抛弃你的兄弟，哪怕他杀了人。所以这真是个问题，该相信谁。但那些回归的人连谈都不愿谈这个。”
即使在还乡者中，也有好多人对其他还乡者满腹牢骚。他们以为他们这些回国的人都是一个民族，结果却发现他们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各种各样的人。那些过去30年都住在乌干达而被称为卢旺达人的，实际上完全就是乌干达人，而对这些人来说，住在布隆迪的所谓卢旺达人似乎也更像是外国人。他们没法把彼此看作亲戚，就好比让一个出生在阿根廷的西西里人的孩子不得不和一个做了一辈子瑞典移民的米兰人互相认作亲戚一样。在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反复无常的独裁统治下适应扎伊尔的生活，或在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独裁社会主义统治下适应坦桑尼亚的生活，这些经历之间没有可比性。一些还乡者过去生活在法语国家，另外一些还乡者过去生活在英语国家，尽管大多数人仍至少能讲一点卢旺达语，但很多还乡者在家讲得更多的是斯瓦希里语或其他还乡者不会说的非洲语言。
胡图力量创造了一个相互对立的世界，而卢旺达从内部和外部仍被普遍视为胡图族和图西族组成的两极世界。但是，一幅更复杂精密的子类别坐标图就隐藏在表面之下。有记录良好的胡图族，有胡图族嫌疑人、流亡的胡图族和流离失所的胡图族，有愿意和“卢旺达爱国阵线”合作的胡图族，以及既反对胡图力量也反对爱国阵线的胡图族，当然，北方胡图族与南方胡图族之间所有的旧日摩擦也依然存在。图西族则包含了所有流亡背景和语言，幸存者和还乡者之间彼此猜忌；有“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图西族、非“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图西族、反对“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图西族；有城市居民，有养牛人，作为幸存者或还乡者，他们的关注点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然，还有更多的子类别，它们把其他人区隔开，而且在某些特定时刻，它们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有部落和家族、富人和穷人，有各式各样的新教徒，以及许多更私密的万物有灵论者，还有所有正常的社会圈子和派系，包括男性和女性，他们飞快地找人结婚，现在战争结束了，而“卢旺达爱国阵线”也允许结婚了，许多失去了亲人的人都组建了家庭。
这使人头晕目眩，甚至卢旺达人也没法说这都是计划好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和以前认识的人在一起，只要他们没有新的敌人，他们就不太在意能不能交到新朋友。从长远来说，在我们美国人看来，被这样一种想让所有公民都拥有和其他人完全一样的身份（大屠杀凶手）的疯狂意愿所摧毁的国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多样性，这还是很有希望的。但这是一个很长远的看法，异族通婚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在这个新的、正式取消了种族身份的卢旺达，种族灭绝分子们又得了一分；而且胡图力量即将从扎伊尔入侵的新消息也没有一天不在街谈巷议中四处流传。
“他们说战争结束了，但对我们来说失去了太多。”奥黛特·尼拉米利莫跟我说。种族灭绝事件之后，她和让-巴蒂斯特收养了十个孩子，并让他们在诊所里免费照顾其他幸存的孩子。她说：“我们认为这是个道德义务，但这些孩子都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创伤，我们简直不知该怎么帮他们。”
在全家人都从米勒·科林斯酒店撤离之后，让-巴蒂斯特和“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医疗小组一起合作救助幸存者，而奥黛特则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去了内罗毕，并发誓永远不回卢旺达。然后，她收到了几个侄子侄女还活着的消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知道我必须回来了。”她说，“我们开始寻找并收留他们，但要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是非常难的。其中一个四岁的孩子，我们找到他时他的体重只有17磅。”还有一次她跟我说：“我们在车里，让-巴蒂斯特和我，还有我们的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说：‘我太开心了，我们五个人又在一起了。’我们说：‘你们和表兄妹在一起不开心吗？’他们就一句话都不说了。”
奥黛特看了一眼体育俱乐部泳池里的孩子们，然后转过头来对我说：“种族灭绝之后的生活真是可怕的生活。”她讲述自己早期经历时的流畅性和紧迫感，在描述此后的生活时变成了一种跳跃的、自由联想式的节奏。她说：“我在内罗毕说我永远不会回来的时候，有一群年轻的卢旺达裔淘金者第一次去卢旺达旅行。他们回到内罗毕以后，就说那里的一切有多美丽多美妙，在卢旺达唯一的问题就是那些幸存者总想跟他们说自己的故事。这真是把我惹毛了。”
她说：“随着时间流逝，精神上的创伤不断卷土重来——一年比一年加剧。所以我们还怎么展望明年呢？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寻求逃避，但很多人都变得非常抑郁。我怕情况只会更糟。我越来越多地梦到我的姐妹们，经常在梦中哭醒。”
奥黛特有一个幸免于种族灭绝的侄子住在基努努的一座山上，这座山就是她当年在吉塞尼出生的那座山。她只回去看过他一次，去帮他埋葬死者，不计其数的死者，之后她就再也不想回去了。“那里所有的胡图族都看到我们来了，有些人还想抱我。”她说，“我大喊：‘别碰我。你们把那些人都怎么了？’有个人是我表妹的丈夫。我说：‘特莉莎在哪儿？’他说：‘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不是我干的。’我说：‘我不想看到你。我不想认识你。’现在不管任何时候，这些胡图族只要看到有车开到我侄子家来，他们全都会躲起来。有人说我是个极端主义者，因为我不能接受或容忍这些杀害了我家人的人。我从三岁起就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所以哪怕他们这辈子恐惧过一次也好，让他们也尝尝恐惧的滋味。”
她说她很难在这些还乡者中交到新朋友。“他们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带过来了。他们可以说笑，可以开派对。而我们这些人总是在讲种族灭绝的故事，他们不喜欢听这些。如果他们看到我嫁给一个胡图族，或者我有很多胡图族的老朋友，他们也没法理解。真的，现在每个人都是为他自己活着。”
她说：“我跟我最小的儿子帕特里克（Patrick）聊天，我说：‘你在想什么呢？’他说：‘我想起了那两个拿砍刀的人，这个想法挥散不去。’孩子们不愿出门，你得逼他们出去，但他们还是愿意待在家里。他们会想很多。我的小帕特里克，他要是一个人走进一个房间，他会先看看床底下有没有联攻派民兵。我女儿阿丽安（Arriane）在内罗毕的一所很好的寄宿学校上学，有天晚上她梦到过去的经历，然后坐起来哭了，宿管员过来跟她一起待了差不多一夜。阿丽安告诉她过去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宿管员震惊了。她也不知该怎么办。她是个肯尼亚人，在那儿没人真的了解这些事情，也没人想了解。”
奥黛特向我用来记录她讲话的笔记本点了点头，说：“美国人真的会看这个吗？有人跟我说应该把这些都写下来，但这都写在我心里了。我倒希望有一天我能忘了。”
在基加利，有一天我遇到了埃德蒙德·姆鲁甘巴（Edmond Mrugamba），一个我在城里认识的人，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参观他姐姐和她全家在种族灭绝期间被扔进去的那个旱厕。他以前提到过这个故事。我记得他口中念着“嚓、嚓、嚓”的声音，手在空中挥来砍去地描述他姐姐被杀害的情景。
埃德蒙德开的是一辆梅赛德斯，这是留在卢旺达的为数不多的奔驰车之一，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衬衫和牛仔裤，以及一双黑色的牛仔靴。他曾在基加利的一个德国发展项目工作，他的妻子是德国人；种族灭绝事件后，她和他们的孩子们留在了柏林。当我们驶向机场的方向时，埃德蒙德告诉我，他是个游历甚广的人，在东非和欧洲多次旅行之后，他总觉得卢旺达人是世界上最和善、最正派的人。但现在他找不回那种感觉了。1990年，在“卢旺达爱国阵线”第一次袭击之后，他受到了威胁，因为他是图西族；此后他流亡海外，直到新政府成立后才回来，那时他已年近四十；他父亲曾在基加利养牛。他的长兄在1963年的大屠杀中遇害。他说：“我都不想说，我的几个伯父在1959年和1961年被杀了，我的祖母在房子里被烧死了，我的舅舅，一个护士，他被砍成了好多块。另外还有很多人都被杀了，还有一些人很幸运地去了乌干达。”在回到哈比亚利马纳统治下的卢旺达之前，埃德蒙德在布隆迪生活了11年，并且在德国人那里找了份工作。他给我看了一张他身穿迷彩服，头戴一顶松软的卡其色草帽的快照。1993年，他离开德国前往乌干达，准备加入“卢旺达爱国阵线”——“然后我的阑尾破裂了，我不得不去做手术”。
埃德蒙德声调很轻，非常紧张，他那长满胡须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敏感而畏缩的表情。他告诉我，尽管历经了种种磨难，他也从来没有想象过这种折磨着卢旺达的“疾病”，其丑陋、卑鄙已到如此程度，他不明白为什么这疾病会伪装得如此之好。他说，“动物也会猎杀，但绝不会彻底消灭一个种族，或整个群体。这样做，那我们都成了什么了？”
埃德蒙德从流亡中归来，因为他发现自己无法忍受生活在一片陌生土地上的同时，又想着自己在卢旺达可能是有用的。现在他和一个小男孩住在一间昏暗的小屋子里，这孩子是他的侄子，在种族灭绝事件中成了孤儿。他说：“我有时会问自己，我在这里真的有什么意义吗？建立一个新的卢旺达，我一直在梦想着。我梦见关于这段暴力历史的各种观点。我梦想找到终结它的办法。”
在基加利郊外，我们拐上了一条红土小道，小道在简陋房屋周围高高的芦苇篱笆之间逐渐变窄并向下延伸，一扇通向他死去姐姐家的蓝色金属门敞开着，院子里满是散落着碎石的干裂灌木丛。擅自住在这里的一家人是刚从布隆迪回来的图西族，他们正坐在客厅里玩拼字游戏。埃德蒙德没理睬他们，他领着我绕着房子的一边走过去，来到一片干枯的香蕉树旁。地上有两个坑，相距约30厘米，直径近1米，整齐，很深，是用机器挖的井。埃德蒙德攥住一撮灌木丛，斜倚到坑口，说：“你可以看到一些胫骨。”我学他的样子探过身去，然后看到了那些骨头。
“14米深。”埃德蒙德说。他告诉我，他姐夫是一个狂热的教徒，1994年4月12日，路障上的联攻派民兵把他拦住，并强迫他带他们回家，他说服凶手们让他祈祷，他祈祷了半个小时，然后跟这些民兵说，他不想让自己的家人被肢解，他们就让他把孩子们活生生扔进了厕所的粪井里，他照做了。然后，埃德蒙德的姐姐和姐夫也都被扔了进去。
埃德蒙德从一个塑料包中拿出他的相机，拍了几张地上的坑的照片。“人们来到卢旺达，谈论和解，”他说，“这太让人厌恶了。想象一下，在1946年和犹太人谈和解是什么情景。也许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和解，但这是私事。”擅自住在这里的那些人已经从房子里出来了。他们站在一起，离得很近，当听到埃德蒙德的故事后，他们也开始抽泣起来。
在回城的路上，我问埃德蒙德认不认识住在他姐姐家的人。“不认识，”他说，“一般我看到人们住在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地方，而周围到处都是失去家园的幸存者时，我就知道他们都是些可悲的人，我不想和他们产生什么瓜葛。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失去的亲人。”他提醒我，他的一个兄弟以及他的姐姐和她的家人都被杀了。然后他告诉我，他知道杀害他兄弟的凶手是谁，他有好几次在基加利附近还看到过那个人。
“我想和他谈谈，”埃德蒙德说，“我要他跟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能做这种事。我活着的姐姐说：‘我们去告发他吧。’我知道当时正在展开逮捕行动。我说：‘监狱有什么用？如果他感受不到我的感受——让他生活在恐惧中吧。’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我想让他明白，我不会找人逮捕他，我要让他一辈子都活在自己做的事的阴影当中，我要让他的余生都去想这件事。这就是一种心理折磨。”
埃德蒙德一直自认为是卢旺达人，他很认同自己的同胞，但在种族灭绝事件之后，他失去了这种情感支柱。现在，为了证明他是自己兄弟的守护者，他想要给杀害自己兄弟的凶手打上该隐的印记。但我不禁在想，该隐在杀死他兄弟之后发展得有多么兴旺：他建立了第一座城市。尽管我们不喜欢对此谈论太多，但我们都是他的子孙。(1)
(1) 在《圣经》中，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因嫉妒而杀害了亚伯，被上帝打上印记并流放外地，尔后他又建立了一座城市，以其子以诺（Enoch）命名，即以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