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乌干达的西南部城镇姆巴拉拉（Mbarara）遇见过一个女人。20世纪70年代初，她和卡加梅是中学同学。我问她那时他是什么样的人。“皮包骨。”她说完就笑了，因为说卡加梅是皮包骨相当于说水是湿的。如果看到他，你很难不去想还有没有比他更瘦的人。他身高大约6英尺，裤子空空荡荡——折痕平直如刀片。他的贾科梅蒂(1)式的棍状外形看起来就好像是胡图力量的漫画家在《坎古拉》上凭空虚构出来的一样，再加上瘦骨嶙峋的手指，那简直就是你想象中的“蟑螂酋长”的样子。
在关于图西族的文化传说中，最流行的说法之一就是他们爱喝牛奶，但不爱吃东西，虽然我看到过不少图西族吃起来狼吞虎咽，但这个传说还是有一些根据的，至少是一种对他们生活方式的看法。“图西族的妻子都是糟糕的厨子，因为她们的丈夫对吃不感兴趣。我们就是零零碎碎地吃一点。”一个图西族跟我说。他对图西族的奥秘做了一些非正式的研究。“你肯定注意到了，我们会邀你喝酒，当然之后会有些吃的，但我们从不会说：‘菲利普，我好饿，让我们大吃一顿吧。’”我的确注意到了。他向我解释这种习俗是一种贵族教养的残存特征，像慢慢地走路或轻柔地说话等等也被认为是图西族的礼仪。这种想法认为粗人、农民是被口腹之欲所支配的，在混乱粗糙的生活中，他们往往毫无必要地到处跑跳和喊叫，而那些站着不动的人却相当矜持。胡图族常常用“傲慢”来形容图西族，而图西族往往也不觉得需要道歉。
但那名乌干达女人对青少年时期的卡加梅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了。她说他是个皮包骨之后，又补充道：“他是个难民。”以此暗示他瘦弱体格背后所隐藏的不幸，他并不是什么贵族。他还说他是个顶尖的学生，而且喜欢音乐——“我以前经常看到他在唱片店里一直逛到关门”。——但这也就是她对他回忆的极限了。“我没太注意他，”她说，“他是个卢旺达人。”
这才是乌干达人关注的：他是个外国人。乌干达的人口像大部分非洲国家一样，分布在许多部落和地区的分支人口之中，所以并没有一个多数族群，只有较大和较小的少数族群。卡加梅在乌干达的成长时期，卢旺达裔构成了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族群。那里大多数卢旺达人被认为是胡图族后裔，但在乌干达人的语境中，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标签只不过代表了不同的历史经验：几乎所有的图西族都是政治难民，胡图族则主要是前殖民地时期的定居者或经济移民的后代。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胡图族和图西族相互间怀有一种血海深仇式的原生细胞，但流亡的卢旺达人在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以及扎伊尔（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胡图力量的政治活动蔓延到扎伊尔）都一直在和平相处。只有在布隆迪，难民才发现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在流亡期间，我们都只把对方看作卢旺达人，”政治委员，也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创始人之一的蒂托·鲁特勒玛拉解释道。“生活在卢旺达以外的地方，你不会把对方看成胡图族或图西族，因为你会把其他人都看作陌生人，你们是作为卢旺达人聚集在一起的，也因为对乌干达人来说，卢旺达人就是卢旺达人。”
所以这些难民也是按照邻居对他们的想象来理解他们自身的，而且他们不只把这种身份看作一种需要逃避的压迫或羞辱，也把它看作一种可以转化为目标的价值，即历史学家拉格在殖民时期两极化的表象下所观察到的“民族团结的感情”和“全民一体的感觉”。对“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创始人们来说，卢旺达后殖民时期的胡图族独裁者们以多数派统治的名义，在败坏国家理念上比比利时人做得还要过分。“卢旺达爱国阵线”就是在这种直观的分析下，提出了他们的反革命纲领。他们要重新建立卢旺达属于所有卢旺达人（无论高矮胖瘦）的观念，以免这种团结的可能性被永久摧毁——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1961年，在吉塔拉马省的尼亚拉托夫（Nyaratovu），卡加梅看到一些胡图族暴徒在他父母家附近图西族的院子里放火。当时他只有四岁，他看到父亲雇的一辆用于全家逃亡的车正沿路驶来，他还看到那些纵火者也看到了这辆车。纵火者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事朝他们家跑过来。车先到一步，他们家人向北逃到了乌干达。“我们是在那儿长大的，”他跟我说，“我们交了一些朋友。乌干达人对我们很客气，但我们总是被区别对待。总有人提醒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永远不会被接纳。”
在非洲，归化基本是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数卢旺达难民拿到了外国国籍，而这些人通常也是通过贿赂和伪造等手段拿到的。20世纪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在乌干达，对卢旺达人的歧视和敌意——米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和伊迪·阿明（Idi Amin）的毁灭性独裁统治下不断加剧。那时，对卢旺达难民的国际援助也在很大程度上销声匿迹了。相较于1994年那些种族灭绝后逃离卢旺达的人所受到的如潮关注，卡加梅说：“我们当难民当了三十多年，没人提起过我们。人们把我们忘了。他们说：‘去死吧。’他们还会说：‘你们这些图西族，我们知道你们很傲慢。’但这跟傲慢有什么关系？这是个人权问题。你能否认我属于卢旺达吗？能否认我是卢旺达人吗？”
20世纪60年代初的难民政治是由君主主义者主导的，30年后胡图力量宣传机构喜欢点明卡加梅就是穆塔拉·拉达希瓦遗孀的侄子，拉达希瓦曾是一位姆瓦米，他在被一个比利时医生打了一针之后死于1959年。但就像比卡加梅年长二十岁的蒂托·鲁特勒玛拉跟我说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意识是在流亡中形成的，作为难民，我们鄙视君主主义者——鄙视所有旧殖民地时期的民族腐化，以及含米特假说等。”卡加梅也表示同意：要做图西族还是君主主义者，这是老辈人的问题，而且这两种身份都不太可能对任何人有好处。
政治领袖们通常都喜欢讲述他们的童年，那些成长的岁月，快乐与悲伤，他们的传奇可以通过回溯性的技巧来预示其伟大。但卡加梅不是这样，他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公众人物；不是害羞的那种——他说起自己的思想时是非同一般的直率——但并不咄咄逼人。他衣着整洁，已婚，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人说他喜欢参加宴会、跳舞、打台球，他也是基加利体育俱乐部网球场的常客；他的士兵既敬畏他又崇拜他，他们把他的名字写进很多诗歌里。他在卢旺达无疑是被谈论得最多的人，但在公共生活中他并不在乎自己有没有魅力，或者是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卡里斯玛式（charismatic）的人物。我的意思是，他散发出的热情微乎其微，但他的冷静很有威严。即便在一间挤满了人的房间里，他也会给人一种孤独的印象。他是个战术家：他的背景是军事情报、侦察和游击战；他喜欢研究和预测别人的行动，同时让自己的行动出人意表。
他曾跟我说：“我想让自己的思考能够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是考虑到我自己在这里的处境。”他补充道：“这并不是说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人值得崇拜，但我还是不习惯崇拜任何人。就算有些办法能奏效，我会想肯定还有很多其他办法也能奏效。如果还有别的办法奏效的话，我肯定会从中挑选一些。但只要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让事情奏效，我就想把它找出来。如果我能有一些独到的想法，那对我来说就很好了。”
除了措辞，他说的话听起来很像是里尔克（Rilke）论爱情和艺术的诗，但卡加梅说的是国家治理和战争中的领导能力，而且最重要的——一如既往的——是关于如何做一个卢旺达人。他想找到一种成为卢旺达人的独创方式，卢旺达显然需要这样一种方式。不过，独创是一项危险的事业，而卢旺达又是个危险的地方。卡加梅说他想成为“模范”，所以他很注意自己的模范作用，可能这就是他为自己现实中的独特环境所找到的一种独特回应，同时也使得他在别人想象他失落的童年时光时非常警惕。他的童年肯定对他有一些影响，但他似乎唯一想谈的只是他和另一个名叫弗雷德·鲁维吉耶马（Fred Rwigyema）的卢旺达难民男孩的友谊。
卡加梅跟我说：“我跟弗雷德，有些事对我们俩都是很私人的。我们一起长大，几乎就像亲兄弟一样。我们非常亲近，以至于不知道的人会很自然地认为我们是一个家里的孩子。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小学里，我们就会谈论卢旺达人的未来。我们是难民，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都住在一个难民营的茅草房子里。弗雷德和我过去常常读一些人们是如何为解放自己而战的故事。我们对自己的权利也有一些想法，所以即便是在儿时，这些想法就总是占据着我们的头脑。”
1976年，当他们进入中学时，鲁维吉耶马辍学并加入约韦里·穆塞韦尼领导的乌干达叛军，后者在坦桑尼亚的几个根据地跟伊迪·阿明作战。卡加梅再未见过鲁维吉耶马，直到1979年，当阿明逃往国外时，卡加梅加入他这个朋友所属的乌干达军队中的穆塞韦尼派系。1981年，前独裁者米尔顿·奥博特再次夺取了乌干达的政权，穆塞韦尼又回到草丛里继续抗争。当时他的部队只有27个人，其中就包括鲁维吉耶马和卡加梅。
随着更多年轻的卢旺达人逃往乌干达并加入叛军队伍，奥博特发动了一场针对卢旺达人的恶性排外运动。大规模的解雇和煽动性的言论随之出现。1982年10月，通过一场谋杀、强奸和掠夺的运动，将近5万卢旺达人被强行驱逐并遣送回卢旺达。哈比亚利马纳把他们困在营地，很多人死在那里，直到1984年他们又被赶回乌干达。两年后，当穆塞韦尼夺取政权时，他的军队中至少有20％的人是卢旺达裔。鲁维吉耶马在最高统帅部中位居高层，而卡加梅则成了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哈比亚利马纳于1986年宣布，不会再讨论卢旺达难民回归权利的问题。“卢旺达爱国阵线”成立于第二年，这是一个秘密团体，致力于武力对抗哈比亚利马纳政权。蒂托·鲁特勒玛拉负责领导政治派系，而鲁维吉耶马则负责率领乌干达军队中的卢旺达军官兄弟会，这些军官成了“卢旺达爱国阵线”军事力量的核心。“我们感到是时候开始了，在乌干达作战，”卡加梅说，“在那里作战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服务，而且这也符合我们的想法——与不公正作战——这也许是当时作为一个卢旺达人在乌干达生活的最安全的方式。但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我们属于卢旺达，如果他们不想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武装斗争就是替代方案。”
我曾问过卡加梅在那一刻他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卢旺达的总统兼国家军队司令。“我没有非分之想，”他说，“这不是我的抱负。我的想法就是一门心思为重新夺回我作为一个卢旺达人的权利而斗争。无论是什么在驱使我，那都不会是权力。”
在老一辈人当中，当非洲人说到“解放”时，他们的意思是从欧洲人的殖民帝国中获得自由。对那些创建了“卢旺达爱国阵线”的男女老少，以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这块大陆上的其他六个反抗组织来说，“解放”意味着从“冷战”的新殖民主义代理人的独裁统治中摆脱出来。这些人成长在这样一个表面上自由和独立的非洲，他们认为那些掠夺成性的领导人是不成熟的，是耻辱而非骄傲的根源，他们没有价值，也没有能力为其人民的命运服务。困扰非洲大部分地区的腐败不仅是贪污，它还关系到人们的灵魂。对这一代人来说，令人恐惧的是，后殖民时代的痛苦是非洲人强加给非洲人的，即使西方或苏联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穆塞韦尼的反抗，以及此后他在血腥的废墟中建立起乌干达的榜样作用激发了“卢旺达爱国阵线”，他曾告诉我，不能再把非洲未能实现体面的独立归咎于外国人：“更主要的原因是本土力量太薄弱，而且没有组织。”
由于穆塞韦尼在20世纪80年代末受到国内的强大压力，要求他将军队和政府中的卢旺达人赶走，并剥夺卢旺达农场主的大部分土地，他还常常被人指责，说他亲自组织了“卢旺达爱国阵线”。1990年10月入侵卢旺达时，卢旺达籍军官和部队从他的军队中大规模逃离，令这名乌干达领导人感到万分惊讶和尴尬。“我记得穆塞韦尼曾一度称我们是背信弃义的人。”卡加梅跟我说，“他在想：‘他们是我的朋友却背叛了我，还从来不让我参与。’但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来影响我们，事实上乌干达人对我们非常怀疑。他们甚至都不感激我们所做的贡献，以及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们不过是些卢旺达人——这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它给了我们一个推动力，也让乌干达的一些弱者感觉我们的离开就是帮他们解决了一个问题。”
比乌干达军队中卢旺达人的秘密活动更令人吃惊的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动员卢旺达侨民以寻求其支持的一系列密集的国际运动。“这很有趣，”坎帕拉（Kampala）的一名乌干达人跟我说，“80年代后期，这些卢旺达人中有很多人变得非常积极地参与传统活动，他们组织家族聚会，把每个人聚在一起，还要做树状图，列出他们认识的每一个卢旺达人，包括姓名、年龄、职业、地址等。后来，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建立整个社群的数据库，而且范围远远超出了乌干达——包括整个非洲、欧洲和北美。他们总是在这里为订婚、婚礼、洗礼等活动筹集资金。这很正常，但是付出的多了就会有压力，你不知道这些钱都用在哪儿了。有一次，在两个大人物的婚礼上就募集了5万美元。所以你肯定会问，他们举办这些盛大的派对是不是花了很多钱？不是，一切都很精简。嗯，我们当时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从一开始，“卢旺达爱国阵线”的领导层就由胡图族和图西族组成，其中还包括来自哈比亚利马纳内部圈子的叛逃者，但其军事核心始终是以图西族为主。“当然了，”蒂托·鲁特勒玛拉说，“图西族是难民。但这场斗争是反对卢旺达的当政者，不是反对胡图族。我们让他们明白了。我们告诉人们真相——关于独裁者，关于我们的解放政纲以及关于团结的讨论——所以我们就发展壮大起来了。在卢旺达境内，他们是通过武力和胁迫来招募人员。我们这边都是自愿的，就连老妇人也会到种植园去干活挣点钱。哪怕你是个病人，你只能做一个小小的祷告——那也很好。”
有一个乌干达人看到卢旺达人在画家谱、筹集资金时感到很不解，她有个朋友的丈夫是卢旺达人。“1990年10月1日上午，我这个朋友的丈夫对她说：‘这将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他不愿多说，只说了一句，‘记着我的话。’她和她丈夫非常亲密，但其实并不是，直到那天晚上她从新闻里得知弗雷德·鲁维吉耶马带着他的人去了卢旺达，她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穆塞韦尼对“卢旺达爱国阵线”入侵卢旺达的反应是命令乌干达军队封锁边界，阻止卢旺达人的大规模逃亡，卢旺达人正在偷走他们能拿到的一切设备。他还与哈比亚利马纳联系，敦促其进行和谈。“我们是想带来和平的，”穆塞韦尼告诉我，“但哈比亚利马纳不愿意。他忙于动员比利时，动员法国。然后他就指责我挑起了这一切。那好吧，我们就听其自然吧。”当蒂托·鲁特勒玛拉回忆起战争最初几天的情况时，他笑了：“哈比亚利马纳是个非常蠢的人，”他说，“他指责穆塞韦尼，就是救了我们。现在好了，穆塞韦尼不但没有阻止我们进入卢旺达，而且还从另一边关闭了边界——这样我们就不能回头了。所以哈比亚利马纳实际上是在强迫我们继续跟他作战，哪怕我们觉得自己可能会失败。”
卡加梅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莱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Kansas）读到了“卢旺达爱国阵线”入侵的初步报告，他作为乌干达人去那里的一个军官训练营参训。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弗雷德·鲁维吉耶马就被杀了。有消息说他是被手下的两名军官暗杀了，这两名军官转而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处决。之后“卢旺达爱国阵线”对外声称鲁维吉耶马是死于敌人的炮火，而那两名军官则是在敌人的伏击中遇害的。无论实情如何，在鲁维吉耶马死后十天之内，卡加梅就离开了堪萨斯的训练营并飞回非洲，他放弃了乌干达的职位，取代被害的朋友成为“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战地指挥官。当时距离他的33岁生日还有几天。
我曾问他喜不喜欢战斗。“噢，是的，”他说，“我曾经非常恼火，非常气愤。如果我有理由的话，我仍会战斗。我会一直战斗下去。这个对我来说没问题。”他的确极擅此道。军方人士把他从鲁维吉耶马的嫡系残部中打造出来的部队，以及他在1994年发起的战役，都看作天才的杰作。他仅凭迫击炮、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以及一位美国武器专家给我形容的“一坨屎”一样的二手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所组成的武器库就取得了成功，这都增添了他的传奇性。
“问题不在于装备，”卡加梅跟我说，“问题永远在于使用它的人。他是否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战斗？”照他的观点，意志坚定又纪律严明的战士，在推进政治改善的共同理想的激励下，永远都能战胜那些只知维护其权力的腐败政权下的士兵。“卢旺达爱国阵线”把军队视作某种战地大学。在整个战争期间，军官和士兵们不仅要进行军事训练，还要定期召开政治研讨会以保持敏锐的头脑；每个人都被鼓励去思考和谈论他们自己，讨论和辩论党派路线，哪怕是那些他们被教导要服从的路线。“我们尝试鼓励集体责任制，”卡加梅解释道，“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在‘卢旺达爱国阵线’里，在政府里，在军队里，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培养那些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在政治纪律的配合下，“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其游击岁月中严格的体罚政策也为其赢得了声名。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士兵的制服和枪一直被视为——而且仍然被视为——不过是从事土匪活动的许可证。在卢旺达的四年战斗中，“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干部都被禁止结婚甚至求爱；偷窃行为会受到鞭打，犯有谋杀和强奸等罪行的军官和士兵可能被处决。卡加梅跟我说：“在你侵犯了别人之后，我不认为维护你会有什么好处，人们很尊重这点。它带来了理智和纪律。你不能允许武装人员自由地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就算你有能力使用武力，你也必须理智地使用。如果你一有机会就非理性地使用武力，那你会对社会造成非常大的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的目标就是保护社会。”
1994年7月，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就连许多国际救援人员都开始对“卢旺达爱国阵线”感到敬畏，并对其事业和行为的正义性心悦诚服。“卢旺达爱国阵线”基本上不是以人道主义的理由卷入战争的，但它实际上是世界上唯一一支履行了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要求的部队。“卢旺达爱国阵线”人员对所谓的种族灭绝分子们进行了报复性的屠杀，并对胡图族平民实施了暴行，这是没有争议的；1994年，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称，在当年4月至8月期间，“数百名（有可能是数千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和被俘的武装反对派”被“卢旺达爱国阵线”的部队杀害。但是，在种族灭绝的灰暗时刻里，给观察家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这支叛军的全面克制，尽管他们的士兵发现他们的故乡和自己的家族都被彻底消灭了。
种族灭绝期间在基加利工作的加拿大医生詹姆斯·奥尔宾斯基告诉我，“‘卢旺达爱国阵线’的人对他们的目的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清晰认识，他们对正确和错误的想法显然是灵活的——我是说他们毕竟是一支军队——但基本上这些想法和行动中正确的比错误的要多得多。军队总是有自己的风格。这些家伙——他们的制服总是熨平了的，他们的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他们的靴子也擦得很亮。你会看到他们跟着队伍往前走，两个人手牵手，很严肃，为自己的身份而感到自豪。他们会拼命地战斗，但当他们来到一个地方时，你看不到通常的非洲式劫掠。我记得当基加利陷落时，有个人从一栋房子里拿走了一台收音机，他立即就被带走并枪毙了”。
一名胡图族商人给我讲了一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他们非常有组织，非常团结，而且玩儿命地抢劫。真的，不是各抢各的，大部分时候都是在指挥机构的命令下有秩序地抢。但只要他们需要或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拿走，从上到下一个不剩。他们开着卡车来我的店，然后把店给清空了。我很厌恶这种做法，但在当时我还是乐于保持沉默。当时——我认为这样做的话相当于是在为解放缴税了。”
英雄，救世主，新秩序的先驱。卡加梅手下的男人——和男孩们（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还没长胡子，太年轻，还用不上剃须刀）——在当时都是那样的形象。但他们的胜利仍被种族灭绝所掩盖，而且他们的胜利还远未达成。敌人没有被打败，只是逃跑了。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是在卢旺达境内和边境营地、在“卢旺达爱国阵线”的领导人、胡图力量的领导人那里、在救济人员和外国外交官那里，还是在山上、咖啡馆里，甚至卢旺达拥挤的监狱里，你都能听到人们说会有另一场战争，而且很快就会发生。这种说辞在上次战争之后就开始四处流传，几乎在我每次造访卢旺达的每一天都能听到。
等待一场战争是很奇怪的，这就是我在卢旺达度过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其他人一起做的事情。你越是确定它就要来了，你就越害怕，然后你就越希望它能尽快了结。一开始这感觉很像是一场约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是建立一支庄严整肃、做好战斗准备的国际部队，以击溃联合国边境营地中胡图力量的军队和民兵，并解除其武装，而这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相反我们还在保护他们。所以大家都等着，看看战争会怎样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忽然意识到这种焦灼的期望也是这战争的一部分：如果下一场战争不可避免，那么上一场战争就还未结束。
在这种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紧张焦虑的氛围中，“卢旺达爱国阵线”要着手为建立一个新的卢旺达而奠定基础，并开创一种既能面对种族灭绝，又能提供前进路径的新型国家叙事。“卢旺达爱国阵线”为之奋斗和开创的卢旺达——所有卢旺达人自独立以来第一次在国内和平地生活——是一个激进的梦想。现在，胡图力量的余党在联合国边境营地中的存在使这一梦想不得不被推迟，甚至在基贝霍事件发生之前，卡加梅就说过，如果国际社会不把在扎伊尔的种族灭绝分子从一般的营地难民中区分出来，并把群众送回家，他就准备自己来做这件事。“我们希望人们回来，”他跟我说，“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有责任让他们回来，不管他们是否支持我们。”
与此同时，所有关于和解与民族团结的言论都受制于下一次战争必将与种族灭绝相关这一事实。因为虽然“卢旺达爱国阵线”和新政府要求种族灭绝被确认为——用卡加梅的话说——“卢旺达历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但胡图力量仍在设法使其罪行融于卢旺达历史的连续统一体之中，从而成功洗刷其罪行。
卡加梅曾跟我说，在1993年夏天，《阿鲁沙协定》签订之前，他说过要退役——“去上学，或其他地方，休息一下。”但他又说：“几周后这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有些从基加利过来的人跟我说：‘你知道，所有人都很担心。他们在想你提到要退出的时候，是不是在计划其他什么事。’”卡加梅笑了，笑得很大声，而且咯咯直喘。“我说：‘你看，你们真是不公平。我在这儿的时候，我是个麻烦。我说我要退出吧，我还是个麻烦。如果我想变成一个麻烦，我就会直接找人麻烦，没必要绕圈子，你明白吧。’”当然，和平没有持续到卡加梅能放松自己的时候。他说：“我的任务就是打仗，我打完了，战争结束了，我说：‘我们分享权力吧。’这是真诚的，不然的话我可以接管一切。”
令卡加梅及其“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同僚们感到恼火的是，国际媒体经常将卢旺达的新政府描述为他个人的政府，并给他们贴上“图西族统治”或更直截了当的“少数族裔统治”的标签。虽然暂缓了政党活动，但本着《阿鲁沙协定》的精神，政府在最高职位上囊括了许多旧的反胡图力量的反对党成员。此外，包括总理、司法部部长和内政部长在内的22名内阁部长中有16名是胡图族，而军队的规模也迅速扩大了1倍，达到至少4万人，其中包括哈比亚利马纳的旧部和宪兵部队中的数千名前军官和士兵。身为胡图族人的巴斯德·比齐蒙古总统跟我说到有关图西族统治的说法时，他说这是“极端主义分子的口号或描述方式”的回声，而现在是自殖民统治一百年以来的第一次，“这个国家的当政者，胡图族和图西族，正在一起制定政策，让人们可以不分种族背景，享有同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而极端分子们对这种情况可不会感到高兴”。
副总统的职位是专门为卡加梅发明的，他不否认“卢旺达爱国阵线”是该政权的中坚力量，作为其首席军事和政治战略家，他是该国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谁掌控军队，谁掌控一切。”卢旺达人喜欢这样说，在种族灭绝期间国家基础设施被完全摧毁之后，这句话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但卡加梅对他自己的权力强加了各种制度上的限制——还有谁能强加这些限制？——当他说他可以取消这些限制时，他只是说了件显而易见的事。他也可能对此有些夸大其词，因为在种族灭绝之后，他是否完全掌控了军队还并不清楚，但他试图解释，在一个除了独裁没有任何其他经验的国家，他选择不成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领导人意味着什么。他说：“我从没幻想过这些政治任务会很简单。”
新政府最早实施的政策之一就是废除种族身份证制度，这种身份证在种族灭绝期间就相当于图西族的死亡传票。但即便没有身份证，所有人似乎也都知道邻居们的种族。在种族灭绝之后，种族类别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意味深长，也更一触即发。卢旺达没有警察，也没有可运作的法院；该国绝大多数法律专业人员已被杀害或自己成了凶手，虽然被怀疑是种族灭绝分子的嫌疑人被大批逮捕，但许多卢旺达人宁愿私下解决他们的仇人，也不愿等政府成立。
所以就出现了杀人事件；没人知道有多少人被杀，但你每隔几天都能听到新的杀人事件。通常来说，受害者都是胡图族，而凶手的身份则无法确定。卢旺达爱国军声称他们已经关押了数百名不守纪律的士兵，但军事保密机构往往会掩盖这些事情。这是个很微妙的事情，两名士兵因报复杀人而被爱国军法庭判处死刑，却没有人因种族灭绝期间的罪行而受到审判。然而，胡图力量的领导人在他们的流亡所在地对卢旺达的报复性杀戮的愤怒回应，听起来常常更像是一种愉悦的热情——似乎每一次胡图族被谋杀，他们自己的罪行就会减少。哈桑·恩格泽逃往内罗毕，并再次出版了《坎古拉》，他和无数其他小册子的“难民”作者发起了一场不屈不挠的运动，主要针对西方外交官、记者和人道主义者，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声地宣称“卢旺达爱国阵线”是在卢旺达真正施行种族灭绝的侵略者。
卡加梅对此嘲讽道：“这伙人制造了一场种族灭绝，整天胡图——图西、胡图——图西的不离口，然后又说这里发生的所有事都是对他们的种族灭绝。”他又补充说：“约翰内斯堡这一座城市的犯罪事件就比卢旺达全国还多。内罗毕就更多了。我是说我们有问题，我是说有些事情很丑陋。但我也说了，我们要把这些事区分开。要是我们把所有事情都说成一回事，那我们就是在犯错误。”
卢旺达的新领导层并没有忘记这一矛盾，即种族灭绝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权力，同时也妨碍了他们按照承诺使用权力的前景。“我们被迫面对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局面，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卡加梅说，“转折是如此突然，问题呈现的严重性是如此之大，要使人民团结起来，使国家成为一体变得更加困难了。你会发现，在军队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也许还要稍多一些，失去了他们的家庭。与此同时，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却并没有被有效地绳之以法，我想这是会削弱一个人最初的奉献精神和纪律性的。这是很自然的，绝对自然的，这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后果。”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后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大屠杀期间的卢旺达，六名儿童中至少有五名目睹了流血事件，可想而知成年人也不会得到更好的庇护。想象一下这样总体的破坏对一个社会意味着什么，很明显胡图力量的罪行要比谋杀近100万人严重得多。卢旺达境内没有人能逃脱直接的身体或精神创伤，这种恐怖的设计就是要总体而持久地使卢旺达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记忆漩涡中旋转和迷失方向，在这方面他们做得相当成功。
我有时不自觉地把种族灭绝后的卢旺达看作一个不可能成功的国家。卡加梅似乎从来没给自己去思考这种无用观念的闲暇。“人并非天生就坏，”他跟我说，“但，他们可以变成坏人，也可以被教育成好人。”
他的话总带着一种能安抚人心的理智，即使是在用他特有的直率描述未来必然会出现的无尽的沮丧和持续的痛苦时也是如此。他把这个被摧毁的小国的所有不幸都说成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他似乎很乐于迎接这一挑战。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一个具有敏锐的人类智慧和政治智慧的行动者。好像在这段他出生于其间又由他开创的历史中，还没有哪个角度是他没有考虑到的。在别人看到失败的地方，他看到了机会。归根结底，他是一个革命者；在十五年多的时间里，他的生活就是推翻独裁者，并在最严酷的环境下建立新的国家。
由于卡加梅不是一个空想理论家，所以他经常被称为实用主义者，但这也暗示了他对原则的中立态度，他以士兵的直截了当的思维习惯，试图把理性当成一种原则。理性可以是冷酷的，而卡加梅——这个出现在冷酷时代的人相信，有了理性，他就能把卢旺达扭曲的一切都矫正过来，让国家和人民得到真正的改变——变得更理智，也更好——他想证明这一点。这一过程可能是丑陋的：对于那些喜欢暴力而非理性的人，卡加梅准备与之战斗，而且和大多数政治家不同，当他发言或采取行动时，他的目标是得到理解，而不是受到爱戴。所以他表达得很清楚，而且很有说服力。
我们总是在他国防部的办公室里见面，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间，窗户上拉着半透明的窗帘。他会把自己瘦得像天线一样的身躯折放进一张黑色的大皮椅中，我坐在他右边的沙发上，他会高度专注地在两到三个小时里一口气回答完我的问题。他说的话都很重要，因为卡加梅的确是个重要人物，他一言九鼎。
有好几次，当我和他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想到了另一位以高瘦出名的平民斗士，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他曾说过：“假设有野心和才能的人不会在我们中间继续涌现，便是否认世界历史的真实性。而一旦他们出现，他们就会本能地在自己激情的支配下去寻求满足，就像在他们之前的那些人所做的一样……无论是以解放奴隶为代价，还是以奴役自由人为代价。”卡加梅已经证明自己在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方面非常在行，如果卡加梅真想要为他所处的独特环境找到一个独特的回应，那他唯一可选的途径就是解放。他当然也是这么表示的，我也不怀疑这是他想要的。但我必须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刻总是会来。卡加梅会站起来，跟我握握手，一名配枪的士兵会打开门，然后我又要返身回到卢旺达。
(1)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瑞士超存在主义雕塑大师、画家，擅长雕塑夸张的细棍状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