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分六次共九个月的卢旺达旅程中，我看到的唯一一个刚遇害的人是一个死于车祸的年轻人。三分钟前他还活着坐在车上，之后他的司机为了避开一个过马路的老妇人突然转向，现在他侧身躺在高草丛里，保持着一个胎儿式的蜷曲姿势，头破血流。如果我有一张他的照片，并配以这样的标题——“种族灭绝中的图西族受害者”或“‘卢旺达爱国阵线’手下的胡图族受害者”，然后复制到这里，你是无法察觉其中的欺骗性的。但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他们同样都是在诉诸你的同情心和愤怒感。
在种族灭绝分子和“卢旺达爱国阵线”政府之间的战争不断延续之时，卢旺达的故事一般就是这么报道出来的。我老家当地的一份报纸——《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典型的新闻报道，标题为“徒劳地寻找卢旺达的道德高地”，描述了一个胡图族难民遭到一群图西族士兵的袭击而致残，以及一个图西族难民被胡图族民兵伤害致残，作为“两个对立族群间大规模斗争中的受害者”，这当中“没有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这类报道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因为双方的受害者在相互斗争中遭受的折磨是相等的，所以双方的做法都让人无法容忍。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纽约时报》拿到了一份菲利普·瑞恩特简斯（FilipReyntjens）的采访摘要，他是一名比利时人，被视为欧洲最权威的卢旺达问题专家之一。“这不是一个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故事，”瑞恩特简斯跟报社说，“这就是坏人们的故事。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就是在读到类似这样的新闻故事之后，我才第一次决定要去卢旺达。在种族灭绝事件后一年，卢旺达爱国军已经被派去关闭了一个位于基贝霍（也就是那座因圣母玛利亚的幻象而知名的山）的“境内难民营”。有8万多名在种族灭绝后逃离家园的胡图族就住在基贝霍的营地里，这个营地最初是法国人在“绿松石行动”期间建立的。卢旺达爱国军关闭营地的行动出了岔子，报道称至少有2000名胡图族人被杀害。联合国一个营的兵力就在现场，却再一次袖手旁观。我还记得一幅新闻照片，就在屠杀后清理现场期间，一名联合国士兵抱着两个死婴，一手一个。
一开始是种族灭绝，接着是这种情况，我在想：胡图族杀图西族，然后图西族杀胡图族——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难怪我们没法为这种事烦心了。事情真是这么愚蠢而简单吗？
政治暴力中成堆的死者如今已是我们信息大餐中的日常主食，根据一般通行的报道方式，所有大屠杀都没什么区别：死者是无辜的，凶手是丑恶的，政治环境要么疯狂，要么根本不存在。除了名称和景观，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大屠杀读起来都像同一个故事：一个掌权的部落屠杀了一个被夺权的部落，然后是另一轮古老仇恨的循环，改变得越多，他们就越是止步不前。正如关于地震或火山喷发的报道会告诉我们，专家知道断层线(1)的位置，压力正在累积，而我们则在恐惧、痛苦、同情、愤怒，甚至在天真的病态迷恋的驱使下感到兴奋，也许还会给幸存者们发出一些救济品。日常的大屠杀故事讲述的都是“地方病”或“流行病”式的暴力事件以及人们互相残杀的那些地方，疫病的普遍性似乎抵消了考虑任何单一事例的必要。这些故事从虚空中闪现，然后又突然回归虚空。无名死者和无名凶手构成了他们自己的情境，而恐怖则变得荒谬无比。
我想了解更多。基贝霍难民营发生的屠杀预示了联合国设置的边境难民营——尤其是胡图力量在扎伊尔的那些高度军事化的飞地——最终被解散的一种方式。那些营地已经成了犯罪分子和首恶之徒们的天堂，仅仅是他们的存在就已经对营地及周边的人形成了致命威胁。没人知道该怎样和平地关闭这些营地，实际上也没人相信有这种可能。卢旺达的故事让我心焦，我想搞清楚基贝霍的屠杀和之前的种族灭绝有何关系，以及要如何比较两者。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权正统观念，这种比较是一种禁忌。用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话说：“无论一方犯下多大规模的暴行，都无法为另一方的类似暴行辩解。”但是在种族灭绝的大背景下，“类似”一词到底意味着什么？暴行就是暴行，这从定义上讲就是不合理的，对吧？更有意义的问题在于——暴行是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
想想在美国内战临近结束之前，舍曼(2)将军带领着联邦军穿过佐治亚州（Georgia）时的行径，这场充斥着谋杀、强奸、纵火和抢劫的焦土战役，可以说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教科书式案例。历史学家们似乎并不相信舍曼行军时的暴行完成了任何其他方式无法完成的战略任务。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保护联邦，继而废除奴隶制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舍曼的行径只是一个国家代理人犯下了过度罪行的插曲，而不能看作是根本性的国家犯罪行为的证据。
与其类似的是法国，紧接着“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就有1万到1.5万人在全国突发的义务警察执法行动中被当成法西斯的合作者而处死。虽然没有人在回顾过往时会把这些清除异己的行为视作骄傲，但也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曾公开地对他们表示忏悔。法国自称是人权的发源地，拥有庄严神圣的法律体系，以及大量的警察、律师和法官。但法国经历了一场地狱般的磨难，迅速地杀死那些通敌者的行为被普遍认为是对民族心灵的净化。
大多数国家都诞生于暴力动乱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混乱能够导向秩序。在书写尚未形成的国家中的仍在发展的事件进程时，是不可能知道哪种趋势将以什么代价而胜出的。最安全的立场就是人权立场，它可以在一种严格的消极范围内衡量各政权总体上的罪行与弊端：如果你诅咒所有这些罪犯，之后有些人改过自新了，你总是可以因为自己的良好影响而获得赞誉的。不幸的是，最安全的立场未必就是最明智的，而我想知道是否有这样的空间——甚至是否有必要——对这样一些事情做出政治性的评断。
基贝霍的难民营是几十个为“境内难民”提供的营地之一，设立在“绿松石”控制区。1994年8月底法国人撤军时，营地里容纳了至少40万人，他们都处于一支重新部署的联卢援助团和各式各样的联合国或私人国际人权机构的监管之下。新政府想让这些营地立即关闭。政府宣称，卢旺达已经足够安全，所有人都可以回家，而且这些难民中还聚集了大量的胡图力量部队和民兵成员，使得这些营地本身成了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救援机构原则上同意这点，但仍坚称离开营地应出于完全的自愿。
然而，这些难民们并不想离开营地，他们给养充足，有救援机构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医疗护理，同时那些种族灭绝分子们又四处传播“卢旺达爱国阵线”准备杀光所有胡图族的谣言，他们对这些人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同那些边境营地一样，联攻派民兵的特工会毫不犹豫地威胁和攻击那些想要离开基贝霍的人，他们害怕大批平民的离去会把自己置于孤立和暴露的境地。这些种族灭绝分子们也频繁地从营地出发，威胁和偷窃周围的社区，袭击种族灭绝中的图西族幸存者和他们怀疑可能会做证指控他们的胡图族。基贝霍是这些活动的中心。根据曾在联合国卢旺达紧急事务办公室工作、后任驻卢旺达联合国人权特派团副团长的马克·弗罗哈特（Mark Frohardt）所说，联卢援助团“断定1994年11月底和12月初在卢旺达发生的谋杀案中，在基贝霍2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案发比例高得惊人”。
1994年12月，联卢援助团和卢旺达爱国军发起了他们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联合行动，在这次为期一天的基贝霍清理行动中，约有50名“核心分子”（即种族灭绝分子）被逮捕，一些武器被没收。不久，卢旺达爱国军开始关闭较小的营地。首选策略是非暴力胁迫：把人们从他们的棚屋中驱赶出来，然后烧掉棚屋。难民们都收到了消息，各救援机构也参与了这次行动，以帮助超过10万人回家。国际救援人员和联合国人权观察员的后续研究显示，至少有95％的境内难民和平地回到家乡重新定居。与此同时，许多种族灭绝分子逃到其他营地，尤其是基贝霍，而一些返回自己村庄的境内难民因被控种族灭绝罪被捕，另有一些人据悉已被仇人或盗匪杀害。
1995年年初，还有25万境内难民滞留在各个难民营，其中最大的是基贝霍，它也是最大的一批核心分子们的大本营。联合国和救援机构担心强制关闭会造成的后果，他们提出要设计一个替代性的行动方案。政府仍在等待。几个月过去了，但人道主义者们对关闭计划还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3月末，政府宣称时间紧迫，然后在4月中旬，卢旺达爱国军开始重新部署这项工作：一个营地接一个营地，军队将至少20万胡图族井然有序地遣返回家。
基贝霍留到了最后。4月18日黎明前，卢旺达爱国军包围了这个营地，这里仍容纳了至少8万名男女老少。在士兵和常驻的胡图力量特工的恐吓下，难民们惊惶失措，他们仓促地向山丘上涌去，在用大量沙袋和剃刀铁丝网加固的赞巴特（Zambatt，联卢援助团赞比亚特遣队）总部周围挤成一团。在这次溃逃中，至少有11名儿童被踩死，数百人被翻倒的烧锅严重烫伤，或被联合国的剃刀铁丝网严重刮伤。
卢旺达爱国军加固了人群周围的警戒线，接下来的两天里，他们在边界四周建起了几扇大门。各救援机构准备了登记表，近5000人被搜身后用车遣送回家。但大门太少，登记的流程太慢，也没有足够的卡车来加快速度，难民中的种族灭绝分子们向其他人施压，让他们不要合作，一些外国的救援工作者也劝告营地居民不要登记撤离。营地里所剩的食品和水已经不多了。大部分人几乎无法移动；他们只能站在自己的屎尿之中。4月19日，一些难民开始向卢旺达爱国军投掷石块，据报还有一些人试图抢夺卢旺达爱国军的武器。士兵们开枪打死了数十人。当天，联卢援助团澳大利亚医务营（Ausmed）的人员抵达营地，以增援赞比亚人。
4月20日夜间，一场暴雨倾盆而下。当晚，在拥挤的营地内，一些人开始用砍刀砍杀他们周围的人，同时还伴随着卢旺达爱国军士兵和营地内武装分子的零星枪击。到清晨，至少有21人被杀，主要是枪击所致，另有多人受伤，主要是砍刀所致。不断有孩子被踩死。卢旺达爱国军则不断加固他们的警戒线。次日一整天，人们继续排队通过登记点并离开营地，大部分人是步行离开的，因为大雨导致路面基本无法通车。卢旺达爱国军限制了难民的医疗和饮水供给，并且时不时地朝天开枪以驱使人群走向登记点。暴力行为不断在营地里发生。一名澳大利亚医务营的官员后来回忆道：“在赞比亚连队那边，有一伙人不停地在那儿东躲西藏，最后还藏到院子里去了。我们帮赞比亚人把他们赶出了铁丝网。”
4月22日午前，基贝霍的大批潮湿且饱受折磨的难民再一次惊慌失措地涌向卢旺达爱国军的队列，并且突破了营地山脚下的警戒线。一些难民跑出缺口，穿过山谷向对面的山丘径直而去。卢旺达爱国军的部队开了火，他们不加区分地向这群人不停射击，数十名士兵动身去追赶那些逃跑的人，向他们射击并投掷手雷。卢旺达爱国军的密集火力持续了数小时；除了机枪，他们还使用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和至少一架迫击炮向营地开了火。
由于联卢援助团得到的授权是除非出于自卫，否则禁止使用武力，所以他们只能拿着武器挡住挤压过来想要侵入的难民。后来很多人回忆这一段时都流下了泪水，他们为周围发生的死亡和伤害而感到悲恸和困惑。在一份典型的证词中，一名澳大利亚医务营的成员描述他“透过窗户看到一个人用砍刀在袭击一个女人”，然后难民们“向我们投掷石块之类的东西”，然后卢旺达爱国军的士兵就向难民们开枪并投掷手雷，然后一个难民向维和部队射击，然后“四个卢旺达爱国军士兵把一个年轻姑娘追到伤员收容站后面，朝她开了18枪”。然后一辆“装载着机枪的车……连续开火，残杀了一大群难民”。然后“卢旺达爱国军杀了两个老妇人……把她们踢下了山”。
另一名澳大利亚医务营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看到卢旺达爱国军士兵杀害妇女和儿童，还说“他们看起来乐在其中”。而另一份澳大利亚医务营的证词，描述了几个卢旺达爱国军士兵向人群开枪：“他们笑着，不停开枪，就像是疯了一样。”这人还说，“看到至少有四个卢旺达爱国军士兵围住一个难民，把他们弹夹里的子弹全部打到他身上，真是太可怕了。一些难民停了下来，卢旺达爱国军就向他们扔石头，让他们继续跑，这样他们就可以再次向他们开枪。这些难民手无寸铁，害怕极了。”
到当天下午4点，英国马克·卡斯伯特-布朗（Mark Cuthbert-Brown）少校以联卢援助团宪兵司令的身份乘直升机来到基贝霍时，枪声已减弱成一些零星的背景爆音或自动化武器的微弱爆炸声，卡斯伯特-布朗看到数千名难民排起的长龙，他们正在卢旺达爱国军的检查站被搜身和登记，之后上路离开基贝霍。澳大利亚人、赞比亚人和救援人员也可以出去开始收集死伤者，尽管他们在进出时常受到卢旺达爱国军的阻拦。卡斯伯特-布朗少校到营地的一小时后，他听到“枪声的频率突然上升了”。难民们再一次突破了卢旺达爱国军的警戒线，然后涌下山去，之前的残暴场景再度重演并持续了几个小时。卡斯伯特-布朗少校拿着望远镜蹲在沙袋后面，看着卢旺达爱国军的士兵在山下追击难民，一直穿过了远处的山丘，而其他的卢旺达爱国军士兵还在继续审核数千名想要离开的难民。
傍晚后不久，第二波的密集射击减弱了。卡斯伯特-布朗做了笔记：
20:10察觉到大院区域以西有哀号声（但这可能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了）。
21:00哀号继续，但在枪声和手雷爆炸声响起后中止了一会儿。
21:20听到赞巴特总部附近有几枚手雷的爆炸声。
21:30同一区域有零星枪声。
21:33营地围墙边开了六枪。
21:55背景哀号声中出现歇斯底里的尖叫声，赞比亚官员推测这与一场砍刀搏斗有关。哀号很快恢复了正常水平，并一直持续整晚。
一名澳大利亚医务营人员说：“我们和令人恶心的卢旺达爱国军完成了那天的工作，联合国怎么不多派些人过来，只派来一个连的赞比亚人和差不多25个澳大利亚人。”
卢旺达爱国军在晚上停止了射击。卡斯伯特-布朗少校在日志里写道：“在第一盏灯亮起后不久，往墙外看……看到尸体遍布这片区域。”在一整天的过程中，当联合国的团队和救援人员照料伤者和清点死者的时候，数万境内难民步行或乘卡车离开了这个被彻底破坏的营地，到午后，记者们进驻了营地，卡斯伯特-布朗少校写道：“媒体狂欢般的在这些坟墓周围安顿下来。”第一次统计冲击铁丝网时的死亡人数是8000人，但很快修改并下调到2000至4000之间——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溃逃中被踩死的，还有很多是死于卢旺达爱国军之手，少数人是被他们中间的联攻派民兵用刀砍、棒打，甚至用矛刺死的。但这只是估算出的数字：有些地方的尸体在地上堆积如山，使得其他人无法进入营地，而且卢旺达爱国军也封锁了所有出入口。
到下周，基贝霍的道路上挤满了数万名蓬头垢面的向家乡进发的境内难民。沿途各处，一群群平民聚集过来嘲笑这些返家的难民，有时甚至还会殴打他们。这在卢旺达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一名瑞士红十字会的代表——费里·阿拉姆（Fery Aalam）跟我说：“去年，全世界都没人想阻止这场种族灭绝的时候，我看到‘卢旺达爱国阵线’第一个来到这里解放了卢旺达，这些家伙真是英雄，我直接过去跟他们握了手，基贝霍之后，我都不知道还要不要跟他们握手了。”
从基贝霍返回的人，其犯罪率和暴力发生率比从其他难民营返回的略高。但报道称，很多基贝霍的胡图力量效忠者都从灌木丛逃走了，他们穿越卢旺达边境跑到了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营地群。对这些种族灭绝分子来说，已没有其他的安全避难所了。
到卢旺达的第五天，正从基加利乘车南下时，我遇到了那场导致年轻人丧命的车祸，当时还有几个受伤的幸存者，跟我同行的几个人带他们去了布塔雷的医院。一些挪威红十字会的护士从医院出来聊天。这些护士们在一个专为基贝霍伤亡者设立的特殊急救室里照料病人。他们一天进行了30次大手术，并且在当天上午让一大群病人出了院，只有情况最坏的病人被留了下来。
“想看看吗？”一名护士边问边带着我往前走。在腐肉和药品的恶臭中，二三十张小床在微弱的霓虹灯下挤在一起。护士说：“留下的这些人都是被砍刀砍伤的。”我看到各种被截肢的病人，以及缝合裂口后肿胀的脸。“还有些人脑浆都出来了。”这个挪威人有些兴奋地说，“很奇怪，不是吗？卢旺达爱国军可不用砍刀，这都是他们自己干的。”
我感觉有些头晕，就出来去了大厅，在一扇打开的窗前，我平躺在冰凉的水泥地面上。挪威人跟着我走出来。“奇怪的国家。”她说。我表示同意。她又说：“这家医院——去年，大屠杀。胡图族杀图西族，医生杀医生，医生杀病人，病人杀医生、杀护士，杀所有人。我是跟红十字会来的——所以我非常‘瑞士’，非常中立。我是新人，刚刚到这儿参与基贝霍的工作。但你想想，在基贝霍，人们都说又开始了。这就是另一场种族灭绝。我四处看，跟人聊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这件事的结局会很丑陋，而且会拖很久。”
“你是怎么区分这两场种族灭绝的？”我问道。
“我跟人聊天啊，他们都很害怕。他们说，扎伊尔的营地怎么样，布隆迪、坦桑尼亚怎么样，复仇是怎么回事，审判是怎么回事，好。如果人们害怕，那他们还有希望。他们说自己也只有那么点东西可以失去了——一点希望。”
我说：“我能看出来你会是个好护士。”
“我不是，真的。”她说，“人们总说政府的坏话——就像说医生一样。好，说他们一样，这也许是因为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帮不了你。”
她把我逗笑了。我说：“你的意思是说，就像医生一样，他们杀了一些人，对一些人爱莫能助，同时也救了一些人。”
“这很糟糕吗？”她说，“去问问其他人。在这样一个地方，你可以假装成一个记者，跟所有人谈谈。”
我告诉她，我就是个记者。“噢，”她说，“噢啦啦。我不能跟你说话了，红十字会的规矩——把我说的都忘了吧。”
但我怎么能忘了这个挪威护士呢？她是我在卢旺达见过的最乐观的人。
几周后的一天晚上，我在基加利的一间小酒馆里，跟安妮克·范·洛克伦·坎帕尼（Annick van Lookeren Campagne）和亚历山大·卡斯塔尼亚斯（Alexandre Castanias）分享了一锅勃艮第火锅，还有一大瓶红酒。安妮克是荷兰人，亚历山大是希腊人，他们是联合国驻卢旺达人权代表团的观察员。惨剧发生时，他们两人都在基贝霍，这次晚餐是安妮克回荷兰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聚餐了。这也可能就是亚历山大谈到基贝霍的原因。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谈这个话题。我们吃完后，又在餐厅待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又点了瓶红酒，然后让人去买香烟，亚历山大不停地请我们喝了好几轮的干邑白兰地。
关于基贝霍的谈话始于亚历山大问我有没有去过奈阿卢布耶的教堂，去看看那些在种族灭绝后还未埋葬的死者的纪念馆。当时我还没去，虽然去了之后也并不后悔，我还是跟亚历山大说了自己的想法，我现在仍认为这是一个抵制这些地方的有力论点。我说我反对这种把尸体就那样丢在那儿的做法，让他们永远处于被害时的状态——把他们被施暴的那一刻展示给那些制止了这场屠杀的军队，以及那些失去了亲人的生还者。这些地方和卢旺达的流行T恤上所表达的精神是矛盾的：“种族灭绝。埋葬死者，而非真相。”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口号，我很怀疑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即为了完全直面罪行而让人直面受害者。以死亡为主题的暴力美学可以制造兴奋和感动，但这种景象真的能帮我们理解这些罪行吗？从我自己对这些残暴画面的反应，以及在医院看到基贝霍伤员病房时的反应来判断，我怀疑人们是不是没法消化太多的恐怖。即使我们看到了暴行，我们也会想方设法认定它是不真实的。我们看得越多，就变得越习惯于——而不是越了解——我们所看到的事物。
我说完这番话后，亚历山大接着说：“我完全不同意。我在基贝霍的经历就像看了一部电影。它‘曾经’是不真实的，不过事后，我看着自己拍的照片——这一切还是成了真。”
当第一轮的射击开始时，亚历山大在赞巴特的营地里，他说，“我记得那里有几千人涌向停车场，成千上万的人。我爬到屋顶上观察。然后我就看见一个女人，一个胖女人。在这成千上万的人里，这个女人是我唯一看到的东西，其他任何人我都没看到。他们就是成千上万的人。然后，这个胖女人紧随着人群——我看着她的时候，她就像个溺水的人”。亚历山大把双手合在一起，做了一个内缩下沉的姿势，他看起来整个人都缩到自己的身体里了。“前一秒她还站着，后一秒她就倒在人群中了，我是看着她倒下的。她消失了，就在我想要拍张照的时候。那个胖女人，一个胖女人，当你说到‘基贝霍’这个词的时候，我真正记得的就是她。那将永远成为我记忆中关于基贝霍的一幅真实画面，那个胖女人被淹没在成千上万的人里。我还记得她穿着一件黄衬衫。”
我从没看过亚历山大拍的那些照片，但我跟他说，他对那一刻的描述，以及从他在那些事件中产生的不真实感，一直到在照片中找到真实感的这段历程，比我所相信的照片本身能传达的任何东西都更扰动人心，更栩栩如生，信息更丰富。在某种程度上，照片更安静；震撼的时刻也不那么集中，但它能让更多人加入并感同身受。
“我不知道，”他说，“我没看的事情就没法告诉你。”
“你看了但也没看，”安妮克说，“大部分时候你都在做事，之后才能拍照。人们冲击赞巴特大门的时候，为了不让它倒，我们就得给它顶回去，后来人们开始往里头扔婴儿。你只能去接这些孩子，你做的事都是你不想在照片上看到的。”
“比如在尸体上走，”亚历山大说，“我感觉非常糟糕。这非常不真实，而且疯狂，这个从死人身上走过去的决定。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或者是不是应该感到内疚，总之我感觉很糟糕。不过这也是必需的，这是唯一能出去的办法。”
“我们不得不把活着的人拉出来。”安妮克说。她和亚历山大在尸体堆里，以及每一个可以藏小个子的缝隙（卡车的轮舱和引擎盖）里找到了几百个走失的人，其中有一些是孤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不在乎人们被子弹打死。我他妈才不在乎他们。”亚历山大说。“那些被子弹打死和打伤的人，他们对我毫无意义。我只在乎那些被踩死的人。”
“子弹和砍刀就是用来杀人的，”安妮克说，“被踩死的那些人都是被其他的跟他们一样脆弱但又想要活下去的人杀死的。”
“我找来一个医生，”亚历山大继续说，“我说：‘他们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我不知道怎么区分他们是不是死了。’他走过来检查了二三十个人，然后说：‘他们死了。他们都死了。’但我不得不在他们身上走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会把他们弄醒。”
“他们全都像行李箱一样。”安妮克说。我能够想象那个画面：基贝霍是一座鬼城，难民们丢弃的财物堆积如山，还能闻到死亡的气息——山顶上那座烧焦的大教堂在大屠杀期间曾被当成火葬场。“我们走在那些行李箱上时，”安妮克说，“可能你是把人踩在脚下了。但你没法感到内疚，因为这没用，你在他们身上走也是为了救人。”
“在他们身上走是为了活着，”亚历山大说，“之后是为了救别人的命。死人已经死了，你没办法了。但即便活着的人，你又能做什么？我们给他们水喝，这是我们仅存的药了，这就像个奇迹。你眼睁睁看着一个男孩子倒下，好像死在了人群里，但你一滴滴把水喂给他，他又呻吟着活了过来！”亚历山大的脸舒展开了，同时他在座位上坐起来了一点，就像一朵花在盛开时的高速影像。“然后等转头回来，”他说，“下一分钟所有你喂过水的人都死了。”
“是的。”安妮克说。
“尸体。”亚历山大说。
“有个家伙喉咙上插了根矛，”安妮克说，“我直接丢下他了。同时我笑了又笑，停不住地笑。我周围都是伤患，到处都是血，有个人肩膀上还挂着颗手雷，有人的嘴巴被砍刀砍得裂开了，而我就在那儿笑。这就是我！”她说。“我原来给人打针的时候都晕倒过，现在我在给人缝合刀伤。我当时想的就是，我要这么给人包扎吗？”她的手在水平弧线上旋转了一下，“或者那样包扎？”她的手又垂直地转了转。
“周日我们开车离开，路上都是人，尸体和伤员。”亚历山大说，“一般情况下，就算别人的状况还没这么糟，你也会停车去帮忙做点什么。我们没停，我们没管他们。对这个事，我觉得非常不舒服。我不知道该不该内疚，但我真的感觉非常糟。”
“是的。”安妮克说，“那很糟，对吧？我们就一直开车，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亚历山大说着，泪水从他眼里涌出来，鼻涕也流出来，流到了嘴唇上。他说：“我不知道自己的脑子里在想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有人死去的时候，你就能预计有更多的死人。1973年我记得在雅典，我们用一些车做了一个路障，然后坦克开过来把车都轧扁了。我当时才十一二岁，我看到了那些人，他们死了，而我预计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死人。这变成了家常便饭。有那么多的电影可以让你看到被枪打死的人，但这是真的死亡，被轧死的。在基贝霍，第二次袭击的时候，他们拼命地射击。那个射击的情形，你都难以想象。卢旺达爱国军就自顾自地射击，他们连看都不看。我就站在那儿，下雨了，我能想到的就是找个地方躲雨。我都没想过他们在射击，那真是拼了命地射击。去躲雨——这就是我在想的事。”
“你不应该觉得很糟，”安妮克说，“我们救了好多人。有时是没什么效果，但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你知道，”亚历山大说，“卢旺达爱国军，他们带走受伤的人，然后把他们扔到粪坑里。他们还活着，你知道吗？”
“是的，”安妮克说，“这糟透了。”
“我不想被人评判，”亚历山大说，“我不想让你来评判我。”
他起身去了卫生间，安妮克说：“我很担心亚历山大。”
“你自己呢？”我问。
“他们让我去找精神科医生，”她说，“人权特派团，他们说我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他们能给我什么？百忧解？太蠢了。我不想吃药。在基贝霍有病的人不是我。”
后来，我参观奈阿卢布耶时也踩到了死者身上，那时我就想起了跟安妮克和亚历山大共度的那个夜晚。“你不知道该怎么想这个事，”亚历山大从卫生间回来时说，“不知道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因为那个营地里有很多人都犯了种族灭绝罪。”
但我们该怎么看待种族灭绝呢？“我告诉你怎么看，”那个在基加利的酒吧里喝着杰克丹尼威士忌和可口可乐的美国官员跟我说，“它就是一只候鸽。你见过候鸽吗？没有，而且你永远也见不到了。就是这样，灭绝了。你再也看不到候鸽了。”带我参观奈阿卢布耶的那个卢旺达爱国军的军官，弗朗西斯中士，他明白——他说：“做了这些事的人，以为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会有人知道。没多大关系，因为他们会杀掉所有人，然后那儿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那之后，出于挑衅的心理，我还在看。据说自有生命以来，为地球增色不少的那些动植物物种中的95％都灭绝了。这么多麻雀都在命定中死去(3)。可能就连物种灭绝也失去了它的冲击力。我在奈阿卢布耶看到了几百名死者，而世界似乎都充满了死者。你没法亲眼见到所有暴尸荒野的死者。你只是听到几个数字——80万，100万。让人心生畏惧。
对亚历山大来说，在基贝霍发生的所有事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穿着黄衬衫的胖女人淹没于人海之中。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在他的“二战”诗《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中写道：“死亡在第一次来临之后，不会再来。”或者，如那个至少造成1000万人被害的斯大林所估算的：“死一个人是一场悲剧，死100万人就是一个统计数字。”尸体堆得越高，凶手们受到的关注就越多，尸体的唯一用处只是证明。但这并不能说服人，救两个人明显比只救一个人更值得庆祝。安妮克和亚历山大都说，他们早已停止统计死者人数，尽管他们的工作内容包括这项统计，却并不包括照料伤员。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认为杀10个人比杀1个人的罪行更重，或者杀1万人比杀1000人的罪行更重。是这样吗？不可杀人，《十诫》如此说。数字并不是确定的，死亡人数可能会增长，我们的恐惧感也在增长，但罪行并不会按比例增长。当一个人杀死四个人时，他不会因为杀死四个人而被指控一次，而是会因为杀死四个人而被指控四次。他不是受到一次比较重的刑罚，而是四罪并罚，如果有死刑，你也只能夺走他一次生命。
没有人知道在奈阿卢布耶有多少人被杀。有人说1000，有人说的更多：1500，2000，3000。区别很大，但尸体的数量并不是种族灭绝的关键，关键在于对这样一种罪行，在我首次访问卢旺达期间，这片土地上还没有人因此受到审判，更不用说定罪了。种族灭绝和谋杀的区别，以及和那些据称有众多受害者的政治谋杀行为的区别，就在于其意图。种族灭绝这种罪行的目的就是想要灭绝一个民族，这种观念就是犯罪，无怪乎它如此难以描述。要这么做，你必须接受杀虫剂的原则，把人不当人，而当作某个民族。
在奈阿卢布耶，孩子们小小的颅骨散落各处，在附近的校园里，他们以前的同学在休息时发出的声音传进了教堂。教堂的正厅空旷而雄伟，一片黑色的干血粉末印上了某人的脚印。圣坛前的地板上留下了一具很有代表性的尸体——他似乎正向告解室爬去，他的脚被砍掉了，手也被砍掉了。这是种族灭绝期间，最为人热衷的一种折磨图西族的方式；他们的想法是要把高个的人砍得“缩小尺寸”，而当受害者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时，人群会聚集起来嘲讽、大笑和欢呼。这名死者的骨头像树枝一样从袖口和裤管中伸出来，他的颅骨上还留着一绺要脱落的头发，以及一只完全定型了的、因天气而变得干瘪发绿的耳朵。
“看看他的手和脚，”弗朗西斯中士说，“他为什么必须受这样的折磨。”
但他受了怎样的折磨呢？车祸中的那个年轻人受了折磨，在基贝霍的人，即便只是短暂一瞬，也受到了折磨。如果种族灭绝的想法本身就是犯罪的话，那么折磨和种族灭绝之间有什么关系？
在基贝霍的枪击事件结束后三天，卢旺达的新总统，一名“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胡图族——巴斯德·比齐蒙古（Pasteur Bizimungu）访问了这座废墟中的营地，他向一排专为给他检视的尸体表示了敬意，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宣布关闭营地后，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是334人。这个低得离谱的数字有掩盖真相的嫌疑，使得国际社会对政府关闭难民营的处理方式的抗议之声日益高涨。在法国人异常有力的推动下，欧盟暂停了对卢旺达已经相当有限的援助计划，即便在一家调查基贝霍事件的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敦促外国捐助者继续支持“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新政权并与其合作的情况下，援助计划还是暂停了。
基贝霍事件的调查委员会是在新政权的倡议下召集起来的，旨在表明血腥关闭营地的行动在卢旺达并非常态，委员会由外交官、犯罪学家、法学家和来自八个国家、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OAU）的军事与法医专家以及一名卢旺达的内阁大臣组成。在他们的最终报告中，委员们在政府、联合国和人道团体，以及种族灭绝分子三方之间平均分担了这场灾难的责任，从而成功地惹恼了牵涉基贝霍事件的每一个人。
1994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曾成立了一个类似的专家委员会，以调查哈比亚利马纳遇刺后发生的大屠杀，他们发现虽然“参与武装冲突的双方都犯下了反人类罪”，但“胡图族协调一致、有计划、有系统和有条理地针对图西族群体开展的灭绝行动”在卢旺达“已构成了种族灭绝”，同时并未发现证据“表明图西族犯罪分子的行动有消灭胡图族族群的意图”。这份报告标志着自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来，首次确认了一个犯下此项罪行的案例。因此，基贝霍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就显得异乎寻常了：“基贝霍的悲剧既不是卢旺达当局有计划地杀害某个群体的行动所造成的，也不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意外事故。”
想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委员会认为，基贝霍营地的持续存在“对于国家从去年种族屠杀的毁灭性影响中恢复过来的努力而言，是一个主要障碍”，同时他们还发现卢旺达爱国军的军事人员和“境内难民中的极端分子”双方都使难民营中的民众“被任意地夺去生命或受到严重的身体伤害”。如果觉得这种单调的语言用在拿砍刀砍死手无寸铁的孩子或从背后向他们开枪的行为上有些奇怪的话，那么请牢记，那些人权组织就经常把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描述为一种“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而完全一样的话语也被这些人权组织用来形容美国的死刑。委员会特别指出，卢旺达爱国军是一支游击队，对人群管控和警察工作十分生疏，在建议中，他们曾敦促政府完善其自身的人道和纪律能力，以应对“社会矛盾和紧急状况”。委员会还发现，由于政治冲突而分裂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已被证明无法和平地关闭基贝霍难民营，他们要求这些机构先管好自己的事情。最后，委员会呼吁政府对“武装部队内部的个人责任进行调查”，但他们并未提到境内难民中的种族灭绝分子们在基贝霍所犯下的罪行。
就在基贝霍事件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他们的报告之时，两名在关闭营地期间负责指挥的卢旺达爱国军军官被逮捕了，约一年以后，他们在军事法庭接受了审判。最终的判决，表明了新政权是如何理解其所处的困境的。两名军官被免除了主持或容许大屠杀的责任，但他们被判犯有未能在其掌控下使用军事手段来保护处于危险中的平民的罪行，当然，这恰恰也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对联卢援助团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在1994年种族灭绝期间所作所为的指控。
但卢旺达爱国军应该保护境内难民不受谁的伤害呢，如果不是它自身的话？答案隐含在基贝霍的判决书里，即危险主要是营地中的种族灭绝分子和满足于让难民留在那里的人道主义组织造成的。换句话说，卢旺达爱国军认定自己是站在胡图族大众一边，反抗那些给他们带来痛苦的胡图力量的领导者。法庭的裁决是想让人们这样看待基贝霍屠杀，正如我躺在布塔雷医院的地板上时，那个挪威护士所暗示的——不能用来衡量新政权，它只是旧秩序的丑恶结局。
马克·弗罗哈特曾是驻乍得、苏丹和索马里的“国际应急”特派团的老兵，也是联合国卢旺达人权特派团的副团长，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相似的结论。“我无意为关闭基贝霍营地的方式辩护，”弗罗哈特在卢旺达服役两年半后这样说，“但我相信，重要的是要明白救援组织没有能力共同协作以成功地进行一次行动，这为随后的悲剧埋下了隐患。一旦军队看到救援机构没有能力把人们从营地里转移出来，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唯一能够关闭营地的机构或力量了。”然后他接着说：“我们没能把营地清空，而卢旺达爱国军的行动又变成一场灾难的主要原因是……无法把参与种族灭绝的人，那些犯下反人类罪的人，从无辜的和没有参与的人里分离出来。”
弗罗哈特以人权与救援工作者的身份向一群主要由华盛顿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听众发表了讲话，他认为基贝霍社群的失败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人类集体与政治想象力失败的征兆。“我从没在这样一个冲突发生后的社会里工作过——其最近的事件，最近的历史，对当前的形势产生了如此持续的影响。”他说，“我也从来没有在这样一个国家工作过，这里的人道主义者和开发组织都如此顽固地拒绝将这些事件的起因和后果纳入他们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中去。”1994年年末，种族灭绝结束后仅六个月，弗罗哈特回忆道：“经常听到卢旺达的救援人员发表诸如此类的声明：‘是，种族灭绝是发生了，但现在是时候放下它，然后继续前进了。’或‘种族灭绝已经说得够多了，让我们继续重建这个国家吧。’”
我也不断听到这样的评论。在外国来访者中，弗罗哈特不是唯一一个认识到“你在卢旺达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在种族灭绝的背景下进行”的人，他代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对大多数人来说，对种族灭绝的记忆好像是件麻烦事，甚或是新政府制造出的政治噱头，以此为借口来为其不完美之处开脱。没过多久，我就去问这些人：“如果，但愿不会如此，如果一个跟你很亲近的家人或朋友被杀害了，或仅仅是去世了，你要多久才能克服当时的那种失落感，让自己在几天或一周内就能摆脱这种情绪的困扰？如果你的整个社交圈都被消灭了，又会怎样？”通常我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好的，当然，但还是不能把种族灭绝当成今天问题的借口。”
在卢旺达，我有时会坐在一间酒店的餐厅里看美国卫星电视的新闻。在1995年至1997年间的诸多事件中，O. J.辛普森（O.J.Simpson）案和俄克拉何马城的爆炸案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辛普森曾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后来又成了广告名人，他被指控杀害了他的前妻和她的朋友。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的数百万人为真相和正义的追求所激励，又对这追求遭到背叛而感到震惊。在俄克拉何马城，有168人在一栋联邦政府大楼里被两个疯子用炸弹炸死，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在他们体内植入电脑追踪芯片，受害者家属成了家喻户晓的电视名人。有何不可呢？他们的世界被一瞬间的疯狂打得粉碎。酒店餐厅里的卢旺达人似乎对此都抱着同情的理解，尽管有时他们之中也有个别人会默默地观察到，在美国电视上播放的这些犯罪行为都与观众完美隔绝了，而作为受害者的家属，这些在西方广为人知的“幸存者们”本身也并未处于危险之中。
酒店餐厅里的每个人都会观看并讨论这些痛苦经历的细节，或法律程序，想知道事态最终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这是个能把我们团结起来的活动。然而，这里仍是一个灵魂被撕碎了的社会，这里的人们曾试图消灭某个种族，在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个与凶手或受害者无关的人，另一轮的威胁也依然极度真实。而那些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被派来的外国年轻人，却说卢旺达人不应该再找借口。
1996年5月，基贝霍事件发生一年后，我和卡加梅将军谈了一次话，在战后他已经成为卢旺达的副总统兼国防部部长，我们谈到为何环绕在卢旺达边界外的联合国难民营制造出的问题比他们解决的还要多。“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卡加梅说，“也许这不是个好例子，因为它很悲惨。但我们就谈谈基贝霍吧，著名的基贝霍，这里的营地有几十万人。很不幸的是，在关闭营地的过程中有些人被杀了，非常不幸，取最高数字的话，大概有8000人。不过，我们还是设法重新安置了那几十万人。我不会说这是应付的代价。但我们坚持一点，就是我们说过的：‘如果你们不想关闭它们，那我们就会关闭它们。’然后事情就发生了，那个悲惨的局面。但这些营地现在都没有了，你明白吧，你要是继续保留这些营地，那只会给整个国家造成更多麻烦。”
我很惊讶，卡加梅竟会主动提到基贝霍；他应该更愿意忘掉这件事的。而且他用了8000这个数字，这也让我很惊讶。我问他，是否认为这是个准确数字。
“绝对不是，”他说，“比8000要少得多。”
“但行动出了差错，”我说，“而且没人能够制止，或没人去制止。”
“他们确实制止了，”他说，“当然制止了。如果没有制止的话，那可能要死掉2万甚至3万人。”
“但这种行为也过火了。”
“就个别人而言，当然是。”
“这些人是你的士兵。”
“是的，”卡加梅说，“是的，是的，但这刚好也证明了这种行为——为何会受到制止。”
(1) 断层线，指地震中断层面与地面的交线，可以反映断层的延伸方向和延伸规模。
(2) 威廉·特库姆塞·舍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的著名将领，陆军上将。1864年9月，舍曼率领部队攻占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并在离开前下令烧毁这座城市，致使大批未能逃离的民众被烧死，亚特兰大也被夷为平地。
(3) 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台词：“一只麻雀的死都是命中注定的。”（There's a special providence in the fall of a spar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