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如此之“大”？
现代中国之所以呈现出超大规模的疆域和多族群的人口构成，至少可以归结于以下四个因素：
1．清代以前“原初中国”的形成，为清代国家的疆域整合和多族群疆域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构成“中国”人口主体的华夏族群，经过数千年的扩张和同化，到明代已经形成了欧亚大陆东部人口最多、疆域最辽阔、经济最富足的大国；清朝从明朝承袭了它最基本的要素，包括以职业官僚为主体的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系，以儒家说教为唯一正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最为重要的——统治“中国”的合法王朝地位和内地十八省所提供的所需全部财源。
2．清朝前期的边陲用兵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的有效治理范围，即在内地十八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中国本身也被重新定义，从原来以汉人为主体的单一族群国家变成了多族群的疆域国家；现代中国国家赖以形成的地理和人口基础，也由此定形。但我们不能把清朝国家简单地比附于欧亚大陆的旧帝国或欧洲殖民帝国，因为清朝用兵的动力跟欧亚诸帝国有根本的不同：清朝在迁都北京、控制内地十八省之后，并不寻求对外扩张；其陆地版图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也保持大体稳定。后来从1690年代至1750年代，清朝先后将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纳入其有效治理范围，是因为准噶尔蒙古部落入侵和占领了这些地区，从而对清朝核心地带构成直接威胁。清朝对准噶尔历时半个世纪的征战，先是防御性的，后是预防性的。而清廷之所以能够连续用兵边陲，靠的是内地十八省所提供的财政支撑；财源的多寡，决定了用兵的规模和频率。但清廷用兵准噶尔，并非像欧亚诸帝国那样，是为了寻求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或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宗教；把战后所控制的土地纳入其版图，只是用兵的副产品，而非原初目标。清廷从未把这些新建立的边疆作为其财源，而是恰恰相反，为它们提供财政补贴。清朝统治者自身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宗教信仰，他们之所以庇护流行于西藏和蒙古的喇嘛教，乃出于实用的目的，即让这些边疆精英处在顺从的地位；朝廷并没有在其所统治的其他地区提倡此一宗教。一旦彻底消除准噶尔部落的威胁之后，清朝在边陲地区便不再有重大的整合举措，尽管18世纪中叶处在国力鼎盛时期的清廷有充沛的财政和军事资源从事进一步扩张；这从反面印证了清朝国家跟欧亚大陆历史上的靠对外扩张维持生存的诸征服帝国有根本的不同。
3．现代中国赖以形成的疆域和人口基础，之所以能够保持其惊人的稳定和连续性，关键在于清朝对内地和边疆所施行的复杂而有效的治理方式。源自非华夏族群的清统治者为了在内地十八省建立王朝的合法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汉人王朝都更真诚而切实地尊崇儒家的“仁政”治国理念，在整个清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遵守轻税政策。而这一政策之所以能够长久实施，不仅因为内地十八省的庞大人口和经济体量产生了巨大的纳税基础，更因为清朝在内地之外，建立了牢固的边疆，使汉人王朝历史上危害数千年的“边患”不复存在，从而大大减轻了清朝的军事支出。清朝之所以能够维持边疆的稳定，而不是像欧亚大陆诸征服帝国的“前沿地带”那样在不断地随着扩张的成败而在不停地前进或后退，又是因为它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对边疆的牢固统治，使其成为清朝国家有效版图的一部分。这些措施包括：长期驻军边疆地区；控制对边疆世俗和宗教领袖的任免和册封权；给予这些边疆领袖内部事务管理上的高度自主权；通过宗教庇护和联姻手段，笼络边疆宗教或世俗领袖；为了防止边疆宗教领袖势力过大，又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后来进一步鼓励内地汉人移民边疆（包括满洲、蒙古和新疆），并使边疆行省化，跟内地在经济和行政上走向整合。
4．现代中国超大规模和多族群的疆域，还得益于晚清和民国政权在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型过程中，大体上有能力捍卫领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而这又应进一步归结于如下三个因素。其一是19世纪后半期财政军事体制上的所形成的“地方化集中主义”机制。不管这种资源抽取和调控机制多么低效和不合理，它使晚清国家得以充分利用中国内地的巨大经济体量，产生足够的财源，在1894年中日战争之前的数十年间，推进国防、制造业、交通运输、教育和外交的现代化，从而出现了“中兴”局面，并且在庚子义和团之后以“新政”的名义展开新一轮的全面现代化工程。其二是清廷对边疆的有效治理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边疆长期稳定和巩固，使得世世代代居于其内的各个族群（尤其是他们当中的精英阶层）对朝廷产生效忠和认同。这对于民国肇建之际中国疆域在清朝与民国鼎革之际的顺利传承至关紧要。民国时期，在内地战乱不断、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无暇他顾之际，之所以能够避免满洲、内蒙、新疆和西藏的分离或独立，端赖清廷治边所留下的各项遗产，以及内地汉人对其赖以生息的国土的认同。这种内在的共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国土遭受外来侵略之后，可以克服不同政治势力和不同地域之间的隔阂，转化为共同的民族主义理念。其三是中国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幸存于19世纪帝国主义侵略危机之中，还有一个地缘政治的因素。虽然晚清政权屡被欧洲列强和日本打败，战后割地赔款，主权受到严重侵害，但是，列强之间在中国竞相争夺商业和政治利益，也导致它们彼此之间产生均势，使得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排除其他竞争者而独自树立在华主导地位。中国疆域之幅员辽阔，内地人口之高度同质，政府体制之高度整合，使得任何列强皆无法在华施展其在亚非各殖民地屡试不爽的分而治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