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之成为“问题”
中国从18世纪到20世纪所经历的国家转型，正是在由那些所谓文明国家——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清末民初的日本和俄国，以及1940年代的美国和苏联——所界定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其所建构的国际政治宏大叙事下展开的。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列强一直视中国为亚洲“半开化”国家的一员；晚清的落后、颟顸和民国的贫穷、内乱和腐败，主导了西方政治和知识精英对同时代的中国想象。中国理所当然地被排斥在“文明”国体系之外，不仅无法在国际法下享有与那些“文明”国同等的权利，反而成为后者追逐商业利益、争夺“势力范围”乃至进行侵略和扩张的对象。帝国主义列强本可像对待其他亚非国家一样，对中国进行征服、瓜分和殖民统治，无奈它们在19世纪所遭遇的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庞大、政府体系复杂且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效调控的对手，这使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无法单独加以征服和侵吞；因此列强的基本策略是对华进行局部的战争和领土的蚕食，通过战争胁迫清廷屈服，除割地赔款外，还获得种种在华特权，包括固定关税、最惠国待遇以及——最为重要的——治外法权。（唯一的例外是中国的近邻日本，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野心之大，唯有“以蛇吞象”这句中国成语可以比喻；日本可以凭借其军事实力逞凶于一时，但在中国的民族建国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条件下，两国人口、幅员和资源的不对称，注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终将失败。）
驱动中国国家转型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地缘政治背景下国内政治和知识精英所形成的一个共同诉求，即中国必须仿照西方国家的模样，重新打造自己，首先是在枪炮、舰队以及制造和交通上向西方学习，继而在法律、外交以至整个政府体系方面，全面西化，以便使中国在国际法下受到列强的平等相待，成为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家体系中的一员。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到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时，中国似乎已经接近这个目标，不仅已经废除了晚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甚至还和其他主要盟国一道，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年共产党革命的成功，进一步终结了国内的长期政治分裂和动荡；经过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代持续不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快速的经济成长，到2010年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最庞大的经济体之一，其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也远非一般国家可比。尽管如此，中国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与西方大国并驾齐驱的大国，在不少西方主流政治和知识精英看来，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关于中国即将崩溃的预测，时有所闻（例见Chang 2001；Gorrie 2013；Shambaugh 2015）。
这种质疑态度，不仅跟改革时期中国本身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层出不穷的种种挑战有关，而且深深扎根于西方数世纪以来对中国以及整个东方的欧洲中心主义态度。无论是19世纪的种族决定论，还是冷战时期的制度决定论和后冷战时代的文明决定论，都在影响和支配西方主流知识和政治精英对当代中国的认知。对非白人种族和文明的创造力的怀疑，使有关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只会在科技上依赖和模仿西方、不具创新能力的成见，在西方乃至非西方国家被广为接受。尽管改革以来的中国竭力使自己的市场规则跟国际接轨，但中国在国家金融调控和市场准入方面的政策，以及众多企业自身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滞后，让西方主要经济体找到借口，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尽管同样的问题也曾经并且多少依然存在于那些“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当中。而对现代中国最根本的质疑，则在构成中国国家本身的一些最基本要素，包括它的疆域、族群构成和治理体系。这种质疑，不同于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当时在此种背景下人们在研究中国时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的各项制度的起源（例如，共产党革命究竟是受俄国的影响抑或长期结构性变革的结果）、性质（毛式的社会主义究竟借自苏联抑或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及其有效性（这些制度究竟带来中国的进步还是落后）；在后冷战时期，这些问题似乎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而邓小平上台后中国所展开的各项改革似乎也否定了从前的制度。在21世纪初，尤其是在中国借助全球化获得快速的经济成长、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之后，对中国的责难和偏见，依然受到过去的种族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支撑，但更多的是受到文明冲突论的驱使，并集中在支撑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中国国家上面。质疑的焦点不再是国家内部各项具体的制度，而在国家本身的历史正当性、统治能力及其生命力。这种质疑背后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则是，欧美国家所经历的国家构建过程，是现代国家形成的唯一正确路径；只有按照这种路径所建立的民族国家，才是具有合法性和生命力的现代主权国家；而中国在19和20世纪所走过的建国道路，与此相去甚远：今天的中国不仅在版图和族群构成上继承了一个往日“帝国”的衣钵，而且在统治形式上似乎也跟前近代的王朝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有关中国即将崩溃的种种预测，已经被证明并未成为事实；类似的预测今后无疑还会继续出现。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要理解现代中国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必须摒除源自欧美国家历史经验的种种理论预设和概念架构，回到中国历史之中，把中国现代国家放到中国从17世纪到20世纪漫长的国家转型过程中加以理解；正是这一过程所独有的动力和演进形态，导致当代中国呈现出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基本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至今依然在进行之中；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因此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尚未完成的、终端开放的历史过程。为了说明现代中国为什么具有不同于“规范的”民族国家的两个最基本特质，即规模之“大”和结构之“强”，这里有必要重复一下前面各章的基本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