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如此之“强”？
在20世纪前半期，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与之竞争二十多年并在1949年获胜的共产党政权，都力图打造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组织凝聚力强大的现代党治国家。此一发展趋势，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解释。
1．首先是19世纪以前中国国家权力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秦汉以来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如同中世纪欧洲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所出现的分权的政府形态，即在君主所代表的权力中心之外，同时还存在自治市镇、贵族和教会，并组成代议机构，对君主的权力起制约作用（Downing 1992；Ertman 1997）；相反，从秦汉至明清，国家权力始终集中于皇帝之手，并且在大一统时期，皇权有逐步强化的趋势；分权、代议制政治，从来不是皇权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古代的皇权不受任何制约；通常情况下，君主必须按照国家正统意识形态（亦即儒家说教）塑造自己的形象，而构成国家主体的职业官僚也按部就班地依照规章行使自己的职责。这种建立在皇帝个人专断与官僚体制常规化运作的巧妙结合基础之上的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在19世纪末受到外来政治思想的挑战之前，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形态，并在事实上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因清末新政期间倡行地方自治和预备立宪才有所改变。清末代议制政治的初步试验，部分出自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精英力图节制满人皇族集团的揽权企图，部分源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国内知识界的传播，并无强大的独立于朝廷的社会政治力量作为其支撑；直至清朝覆灭，始终未能成功，远不足以与内生的以统治者为中心的权力等级秩序和相关的政治文化相抗衡。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传统有一种示范效应：每当旧秩序崩溃之后，那些试图建立新秩序的竞争者所追求的，往往是建立另一个高度集权的个人统治，而不是心甘情愿地与他人分享权力，或者愿意使自己的权力受到有力的制衡。这在20世纪的中国，在民主成为各方社会政治势力的真正要求之前，尤为如此。
2．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曾有两次践行代议制民主的机会，一是在民初1912和1913年北京政府时期，一是在1946年南京政府时期。两次实验均昙花一现，旋即让位于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1913年民主政治的失败，导致袁世凯去世后军阀混战局面的出现以及1927年国民党政权的崛起；而紧随1946年短暂的民主试验其后的，乃是国共内战的爆发，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导致民主政治反复中断的最根本原因，乃在政府体制内部或共享的国家架构内部之制度化了的权力下移，致使各省或各区域的自主力量与中央政权争夺对财政、军事和行政资源的控制；此一过程始于晚清，而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加剧。在消除地方离心势力、结束国内政治不稳定之前，民主政治不具备最基本的实现条件。
3．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结构在20世纪中国的最终形成，正是在解决国家权力下移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这一过程是辩证的，因为权力的地方化，既可能有助于国家克服内部或外来危机，为国家权力走向集中铺平道路，但同时又可能成为国家权力集中化的障碍；而为了克服这样的障碍，那些觊觎中央政权的地方势力又不得不致力于自身的更高程度的集中化，从而消除竞争对手，达成真正的全国统一和权力集中。正是太平天国以后出现的“地方化集中主义”，才使清廷有可能平定大规模内乱，致力洋务和边疆防卫，并在义和团之后展开全面的新政建设；然而，在清末满汉撕裂、汉人精英对皇室的忠诚不复存在的条件下，权力的地方化适成清朝的致命伤，最终导致辛亥易帜。民国肇建后，尤其在大总统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日益严重，那些最具企图心的地方势力纷纷致力于内部财政、军事和行政资源的统一集权，这种“集中化地方主义”既加剧了军阀派系之间的政治分裂和武力竞争，同时又为全国范围的政治统一和集权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国民党之所以能够在各支地方势力的激烈竞争中胜出，是因为它打造了一个比任何其他竞争对手都更加统一、集中财政军事组织；但在1928年名义上统一全国之后，南京政府不仅未能成功地整编各支地方势力，也未能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集权、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更谈不上把国家权力有效地渗透到城乡社会底层，铺设一个可以满足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社会控制需求的基础结构。相较于国民党国家的“半集中主义”，共产党之所以在1946年以后的内战中获胜，不仅因为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根本变化，更因为在内战前夕和内战期间，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和财政军事体制走向了“全面集中主义”。它在1949年打败国民党之后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就政治统一和权力集中程度而言，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政权，也就不足为奇了。
4．20世纪中国的“强国家”（strong state），追根溯源，不得不归结到1750年代清朝鼎盛时期所形成的地缘格局和财政构造。正是清代中国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上的独尊地位和军事上无可匹敌的优势，使它从此失去了革新军事装备和提升军队战力的动力，使其正规军事力量——无论八旗还是绿营——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处在停滞不前和不断衰退的状态；这注定了它在1850年代面对大规模内乱时无能为力，必然求助于地方上非正规的军事势力。与此同时，也正是清代国家的地缘优势和内地同质社会的低治理成本，使中央政权失去了不断提升其汲取能力以增加税收的动力，财政构造由此出现低度均衡的特征，从而注定了在19世纪中叶国内外危机纷至沓来之际，中央耗尽自身财源之后，不得不转而依靠地方势力筹集资金，以应对内忧外患。假使18世纪的中国，不是居于独大的地位，而是如同整个欧洲一样处在列国竞争、强者生存的局面，其正规军事力量必然经历一场装备和技术上的革命；其财源也必然从依赖固定不变的田赋，过渡到越来越依靠工商业税收，岁入总量也必然在不断扩大；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轨迹，也将会完全不同。当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不能基于反事实的假设。不过，20世纪中国国家转型的第一个基本事实是，民国初期各地方势力所竭力打造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区域性财政军事政权，与晚清财政军事权力的地方化一脉相连，乃是确凿无疑的。第二个基本事实是，广东国民党政权之所以能够在各支地方势力的竞争中胜出，靠的是它在广州所打造的一个比所有其他区域性对手更为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机器。第三个基本事实是，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同样是依靠它所打造的一个比国民党政权更为统一集中的政治组织和财政军事机器。国家转型的演进过程因此环环相扣：从清朝鼎盛时期的地缘优势和财政低度均衡，到后期的军备松弛，军事财政权力地方化，到20世纪区域性财政军事政权的兴起，再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的次第崛起，中国的国家政权在此过程中一步步趋于更加集中化；并且也只有建造一个比对手或者现存政权更为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机器，并且在其内部塑造更高程度的政治认同，新的挑战者才会最终胜出。这便是中国国家转型最本质的逻辑，也是20世纪中国“强国家”得以形成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