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Day in Africa
今天，我决定离开位于姆布尔[54]的数学研究所，我已经在这个舒适的地方待了几周，想出去感受一下“真正的”非洲。我在街上叫了一辆共享出租车，挤坐在几个女人中间，她们穿着彩色的紧身衣服，体格健壮，相形之下，我倒显得很娇小。坐车到市中心的费用是100非郎，相当于不到15欧分。在离开海滨之前，我抓住机会去市场走了走。那里比我想的要大很多，人群熙熙攘攘，味道刺鼻，到处五颜六色，沾满污垢，地方大得似乎走不到头，越靠近海滩摆的东西就越多。在海滩上，几十条小渔船卸下了几百磅的鱼，这些鱼被送往四面八方。我使劲从市场里那些面无笑容、辛苦劳作的人海中挤了出来，又叫了一辆出租车，驶上姆布尔唯一一条柏油路，这是国家1号公路在海滨大道的分支，通往马里。我要去的是一个名叫桑迪亚拉的村庄，位于内陆20公里处。
在几次讨价还价后，我找到了一辆愿意带我去那里的车，费用是一千非郎，不到两欧元。一路上的风景都是沉闷的稀树草原，偶尔点缀着几棵猴面包树，到达目的地后，我发现桑迪亚拉更像是一座小镇。有一大群人围在一起看着什么。我小心地走近，往人群中间瞥了一眼，原来是一个男人。他在地上坐着，从头到脚都是泥土和灰尘。他神情狂乱，甚至可以说是绝望。手绑在背后，脚也捆住了，眼睛盯着地面。周围的人群闹哄哄的，边看他边大声议论着。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是个疯子。然后很快纠正说：他是“凶手”。一些细节又浮出来，说他用刀刺了某个人。我问现在要怎么办。现在他会被带到下一个村庄。我知道，在非洲，“现在”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理解为“迟早”会更准确。这里没有一个穿制服的人，只有一小群人边围观边评论。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对那个男人感到同情。他看起来不只是绝望，而是彻底被击垮。他似乎已经完全屈服于围观人群以及他们对他的看法。我忍不住想到，我是方圆二十公里内唯一的白人，作为来到这里的一个外乡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在村里的沙子街道上闲逛，观察孩子们做游戏、铁匠铺、小清真寺、覆盖一切的尘土，然后回到大路上，找到一辆公交车把我带去下一个村子，提阿蒂埃。我从一个女摊贩那里买了一些面包，街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女摊贩，然后往另一个方向走，有人告诉我那条路通往绍村。
我之所以选择前往绍村是因为它的名字，我喜欢它的发音。我在地图上看到了它。它不在主路上，但离得并不远。在村外的路上，一个穿着黄袍子、脸上汗津津的男人问我要去哪儿，我告诉他我要去绍村。一般来说，我对于主动接近的人都很警惕，特别是那些脸上汗津津的人，但在这里保持冷淡根本行不通。“绍村？”“是的，绍村。”他说可以送我到那里，要价三千非郎，我还价两千，他示意我跟他上车。那是一辆老掉牙的黄色标致车，比姆布尔那辆撞坏的老爷车还要破烂。它有一扇门关不上，路上一半的时间巴里（我后来得知他叫巴里）都用手拉着门。另一半时间他一直在尝试把它开开再使劲关上。但是没成功。在走了几公里后，他减缓车速，靠边停车，告诉我，我们要走左手边沙地里一条几乎看不清的小道。我什么也没说，但是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安。巴里也没说什么话，我不喜欢这一点。问他话时，他的回答都是几个字，而且完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了跟他对话，我指着云彩，问他这样的天空在一月的塞内加尔是不是很少见。他答道：“天空。”他看起来并不机灵，这让我放松下来。
然后，我们来到了绍村。它跟我预想的完全不同。我原以为它又是一个熙熙攘攘、满是黑色污垢的村庄，结果发现这里很空旷，村民住得很分散，房舍散落在稀树草原的猴面包树之间，满眼都是黄色的沙子和稻草。我一下车，就有一群孩子跑过来，惊奇地大睁着眼睛，就像看见飞碟落下来了一样。一位老人出现了，还有几个女人。他们不明白我来干什么。我想跟他们说，我只是好奇，想在村子里到处走走看看，希望他们不要介意。这让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提出要陪我一起，给我当向导。那位老人叫来一个非常美丽的年轻女孩，告诉我她会做我的向导。如果不是因为伊斯兰教有极为严格的道德观，这个提议就会让我有点想入非非了。之后我发现，我更需要的不是向导，而是一个保护我避开围观人群的人。一个穿着节日服装的矮小男人突然冒出来，带着一面鼓，像疯子一样敲起来，所有人都拍手大笑。一个年轻女孩开始跳舞。
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击打小米脱粒，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知道这个村庄是靠小米为生的，以及关于它的种植和烹饪的所有知识。他们带我去看那些女人，她们用巨大的木头棒杵在一个同样超大号的木头容器中击打小米。整个非洲都在用这种棒杵，我每次看到它，它碾碎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我问村子里有多少村民，答曰应该去学校问问。好极了，有学校！我让巴里带我去，还有另一个一直跟着我们的健壮和善的小伙子，我们穿过沙地，经过山羊群和猴面包树，去往学校。路不是很远。学校里有几间房子，墙是沙子颜色的。我们去见校长，他赶紧擦拭一把椅子给我让座。校长是个聪明人，充满激情，热爱他的学校，很活跃，令人愉快。他跟我谈起从上面落下来的教育项目，最近的一个居然来自加拿大，还谈到阿拉伯语和宗教的教学情况，困难很多，但所有男生都很热爱学习，所有女生也是如此，他特意强调道。这里的环境不错，他笑着说，非洲就是这样，灾难不断，却总喜气洋洋。我们只匆匆瞥了一眼孩子们。“他们有时候注意力不集中是因为在家里没吃饱饭”，他语气谦卑地说，同时也很清楚他和学校里仅有的其他四位老师做的事是多么重要。我想向他多了解一些小学开设伊斯兰教课程的情况，但担心这个话题比较敏感。他给我看了学校的课程表，上面显示了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的课时：差不多每周一小时。“学校里有基督教的孩子吗？”“是的，有几个。”他告诉我，在上伊斯兰教课程时，他们会离开教室。这跟意大利的做法一样，不过要反过来。在意大利上基督教课程时，穆斯林学生会离开教室。想到人类的蠢行时我的心情沉重起来，但我不想触碰这个话题。我向校长告别，真诚地向他表示感谢，他显然很高兴与我们会面。离开前，我提到我愿意捐点钱，帮助学校买些材料——练习本、笔等——问他是否可以捐欧元。我捐了一大笔钱，他立刻打电话叫来一个助理，来做他接受这笔捐赠的见证人。我们热情地告别，甚至有点恋恋不舍，尽管我说不清楚为什么。
巴里比我有先见之明，他一直跟着我。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离开这儿，我在村子里见到的唯一一种交通工具，就是稀树草原上半隐半现的一头看起来很老的驴。我让他往北开，上国家2号公路，这条路通往毛里塔尼亚。在那里我应该能找到公共交通工具返回姆布尔。我们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达成了交易。我们出发了，路上他还是用手拉着车门。路程很长，车子行驶在一条尘土飞扬、被太阳晒得干硬的土路上。这辆车似乎是由土坷垃、锈和老掉牙的塑料做成的。尽管如此，在大片的干旱土地和孤独荒凉的村庄之间，它依然在移动着。
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透过早就没了玻璃的车窗，我看着路边的田野向后跑去。我突然想到，大多数人类的生活都像这些男人和女人一样，像这些满面尘土的孩子一样，而不是像我这样。我们是少数例外，在我们那富裕而洁净的花园中，我们与外界隔绝，被保护得很好。
几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孔伯勒，我再次看到了路边村庄堆积的泥土，这在非洲国家许多主路两旁都很常见。这里情况尤其糟糕。我不知道这和法国是“殖民我们”（这里的人们经常这样说）的国家是否有关系。我不敢吃任何复杂的食物，将就只吃橙子、香蕉和面包。我找了一个树荫自己吃起来，但没过一会儿，我就被一帮孩子围住了。我和他们逗着玩，给他们拍照，让他们看相机里的照片。女孩害羞地笑着，男孩大笑着显摆自己。我犯了个错误，给了他们一些饼干，结果他们争相过来要更多，我被迫落荒而逃……
我看到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塞满了人，正往我要去的方向走，我就上了车。那天很晚我才到提耶司，意识到如果我不想半夜回去就得抓紧时间。一个穿着白色长衫的和善老人陪我到了公共汽车站，我问是不是有车去姆布尔。有一辆。我要做的就是等，看是否有人也要去姆布尔。非洲大多数公共交通都是这样。你要等。可能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你坐在公共汽车站的车上、石头上，或者坐在一堆不可言说的垃圾和苍蝇中间。半个大陆的人花了多得离谱的时间在等待上。我利用这个时间读一会儿书。我在这个地区唯一一家食物没有盖上一层土的商店里发现了一本小书，一直随身带着。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塞内加尔人，他原本在一所教授《古兰经》的学校受教育，后来欧洲的教学内容引进来，这个年轻人被送到一所法国学校，最后到了巴黎，在索邦大学学习哲学。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主人公在不同世界之间犹豫不定，传递出作为一个非洲人在西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界里的疏离感，或者说到底是作为一个人的疏离感。当公共汽车终于发动时，我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书已经看完了大半，我开始带着小说那令人不安的视角，看着周围的田野。我看着稀树草原从开着的车窗外飞驰而过。近处，是一些房舍，远处，在烟雾笼罩中，是一座工厂的轮廓。
我们到姆布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姆布尔是大城市，在广袤的内陆待了一天后，到这里感觉就像进入了但丁的作品。在浮出水面的唯一一条路上，交通极为繁忙。飞扬的尘土被车前灯照亮。路上充满了噪声、黑暗和光亮、混乱还有神色忧虑的路人，就像是地狱的前厅。公共汽车到达了车站。我下了车，买了一些橙子，发现它的价格因为我的肤色翻了一番，但我也不是很介意。然后我发现公共汽车站就在一座很大的糖果粉色的清真寺后面，之前我有几次都路过这里。它给人的感觉是不对外开放、进不去的。我曾经向我常去的一家饭店的老板提过，他是我在这个地区见过的唯一一个白人，我问他那里能不能进去，他心不在焉地咕哝了一句“不行”。但是现在有人在晚祷后从那里出来。我决定赌一把。最糟的结果无非就是被拒之门外。
清真寺所在的区域外，围着一条细细的锁链，锁链里面是一种平静的氛围。我走到围栏处。从里面出来的人正在穿鞋。我脱掉自己那沾满污垢的凉鞋，拎在手里，穿过那个区域。我感受到了脚下柔软的草皮。信徒们三五成群地从清真寺里出来，就像欧洲教堂里那样。不同的是，这里全是男人——年纪都差不多，要不就年纪很大。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仪表是那样整洁，神情是那样庄重、安详。经过我身边时，他们跟我打招呼。许多人都微笑着。在这个国家人们不怎么爱笑，但看来这里的人们不同。我好奇在他们眼里我是什么样子。在外奔波了一天后，我一定是脏兮兮的；我光着胳膊，而其他人全都穿着长袖衣服。我背着旅行包，带着简易草帽，这样的打扮显然不是特意来清真寺的。而且我的肤色是白色，跟其他人对比之下，简直白得发光。但是他们都在冲我微笑，友善地点头。显然，他们很高兴看到我走进清真寺。我原本担心自己会不受欢迎，或者遭到敌视……我来到了清真寺门前，小心翼翼地光着脚跨进门，环顾四周。一个年轻人匆匆向我走来，脸上带着担忧的神情。他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显然我触犯了什么规矩。他指着我手里的凉鞋，我忽然意识到，规矩不是人不能穿鞋进入清真寺，而是鞋不能进入清真寺。我赶紧转身走出门，把鞋子和别人的放在一起。我正要往回走进去时，一个老人过来，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对刚才拦住我的那个年轻人说了句什么。他拿起我的鞋子，放在一个黑色塑料袋里，拎着它们进了清真寺，然后递回给我。我尴尬地想要解释我不担心它们会被偷，我很乐意把它们放在门外……但是那个老人对我微微一笑，那个年轻人也在微笑。于是我接过鞋子，用眼神对他们表示感谢，然后进入清真寺内。我说不出话来，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善意比规矩更重要。
现在几乎人都离开了。只有几个人逗留在寺内，但这里空间太大了，给人感觉像一个巨大的空洞。深沉的平静。深沉的静默。我坐在地板上，坐在地毯上，背靠着一面墙。这里与外面的世界形成了巨大反差。寺外是地狱，寺内是天堂。一切都一尘不染，洁净无瑕。墙壁和柱子上面刷了一层闪亮透明的白漆。地毯是长的、简单的、端庄的、迷人的，上面装饰着庄严的绿色和黑色相间的阿拉伯花饰。这些地毯一排排摆放得整整齐齐。光线弥散而透亮。拱顶和柱子引着人的目光和心往上走。留在寺内的几个人也没有像教堂里的人们那样悄声说话，他们的音量是正常的，但是他们的声调很平静，甚至可以说高贵。这里没有过多的装饰、浮华、炫富、十字架苦像、蜡烛、黑暗、描绘着狂喜面孔的古老画作、金叶子。这是一个巨大的祥和的空间，一个友好的地方。某种人性的，有深厚人情味的东西，在这里，人的内心似乎会被吸引去追求某个极重要的、绝对的真理。
突然，我似乎瞥见了这个地方的核心。藏在这个辛劳的、贫穷的、布满尘土的、杂乱的非洲之中的，藏在这个在我看来遥不可及的地方的，是这些人平静的尊严，是这个完美地方赋予人的，在这里他可以完全成为自己，和自己和平相处，而这我在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完全的宁静平和。一时之间，尽管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我感觉自己突然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投入全能的神的怀抱，这个神不是一个父亲，而是真正的彻底的绝对真理。
我离开的时候找到了属于我的平静。可能这不过是对一天暑热、旅行、脱水、偶遇、压力和疲劳的生理反应。也可能我确实学到了某种东西，多学了一件小事，即关于生而为人的复杂性。
（《晚邮报》文化副刊2016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