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ch Science is Closer to Faith?
梵蒂冈天文台举办了一场小型会议，邀请了一些重量级科学家与会，其中就有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会议地点在美丽的甘多尔福堡，位于罗马城的后山上，是教皇夏季别墅的所在地。这次会议旨在让科学家们就“黑洞、引力波和时空奇点”的主题交换意见。在蒙昧主义势力日益扩张的灰暗背景下，这一小撮科学家代表了光明、深刻和理性。我记得几年前我曾到访甘多尔福堡，当时的天文台台长是乔治・柯尼，一个深刻的思想者，他的谈话和文章都曾影响过我。那次我也见到了盖伊・康索马格诺，也就是现任天文台台长，当时他充满热情地跟我谈起“他的”陨石，我意识到他和我一样，对科学、对宇宙及其奥秘充满热爱。
举办这次会议也是向乔治・勒梅特致敬，这位伟大科学家今日在公众中的名气还及不上他的贡献。勒梅特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对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抱有极大的兴趣，他就这一主题写过的文字在今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以我浅陋和不专业的看法，它也是富于启发性的。我的一个科学家好朋友，也是一位神父，在梵蒂冈天文台工作，他给我看了宗座科学院的《备忘录》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乔治・勒梅特的文章，作者是保罗・狄拉克，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物理学家之一（另一位是爱因斯坦）。
狄拉克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很可能患有轻度自闭症。他也是一位彻底的无神论者。他这篇写于1968年的关于勒梅特的文章非常专业。狄拉克以他一贯的敏锐阐述了勒梅特在科学上的重大贡献，对其内在价值进行了评价。这篇文章是以他典型的枯燥的、列举事实的文风写成的。但是，其中有一段激发了我现在的想法，让我产生了下面的思考。
在文章末尾，有点不同寻常的是，狄拉克竟然就宇宙和人类的关系进行了模棱两可的推论。勒梅特发现了宇宙进化的事实。狄拉克说，这一发现预示了一个伟大的洞见：宇宙、生物和社会三者的进化是携手并进的，它们共同将我们带入一个更美好、更光明的未来。要知道，这篇文章写于1968年，即使是严肃的老科学家也不免受到时代狂热氛围的影响，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份，所有人都感受到一种乐观主义，觉得变化可期。
但是狄拉克提及这个，是为了引出他和勒梅特在这个话题上的谈话。受到勒梅特为我们开启的这一宏大愿景的触动，狄拉克告诉他，宇宙学可能是“最接近宗教的科学分支”。自闭症患者在表达上有时会有点笨拙，当时狄拉克可能也是这样，这位信奉无神论的科学家想要对神父勒梅特说一些友好的话。
但让狄拉克吃惊的是，勒梅特不同意他的观点。在思索了一会儿后，他说，在他看来，宇宙学不是最接近宗教的科学分支。那什么是呢？狄拉克迷惑不解地问道。勒梅特给出了他的答案：心理学。
勒梅特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将宇宙学和宗教分离开来。我相信，正是由于他的主张，天主教会才没有犯和其他教派一样的错误，试图将宇宙大爆炸和《创世记》中讲述的创世故事联系起来。但是认为最接近宗教的科学是心理学，这样的想法出自一位对宗教和科学关系有过深入思考的天主教神父，仍然令人惊讶，但是这在我看来，也是发人深省的。
几个月前，《自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国圣公会的一位代表。文章诚挚地呼吁，将科学与宗教的传统争端搁置一旁，关注它们的共同点，而非差异。求同存异向来都是好的建议，正因此，勒梅特在这个话题上的想法在我看来是有启发性的。科学和宗教所使用的语言的相似性（“宇宙”“创造”“原理”“存在”“不存在”“造物主”……）在我看来，完全只是表面上的一种错觉，因此从根本上说是有误导性的。两个阵营的辩论就像是两个听不见彼此说话的人在争吵。他们用的是一样的词汇，但表达出的意思并不一样。
有些宗教并没有和科学世界发生冲突；而另外一些则明显感觉受到科学思想的威胁，要拿起武器抵抗它。这种差异是从何而来的呢？在我看来，勒梅特点明了一个重要原因。宗教是复杂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在文明的进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们都与权力行使和公共事务联系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思考现实的复杂的和全球性的框架，包括思考像宇宙起源这样的问题。当人类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应对这些问题——比如，世俗的民主，以其在指导公共事务上的宽容和多元主义；或者科学，以其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对世界的探寻——一些宗教因为自身失去了重要性而感到不安，进而与它们视为有害的新事物发生冲突。我想教宗庇护十二世当年对宗教自由、媒体自由、信仰自由的猛烈抨击一定会让今天的教会感到尴尬。教会感到自己腹背受敌，于是誓死捍卫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核心角色——而我们都愿意这成为历史——这是一场反科学的倒退的斗争，暴露了它无力理解道德的有利而积极的发展和进化。所有这些都助长了——甚至引发了——许多公民对教会的不信任。
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和科学一定是互相冲突的。有一些伟大的宗教能够毫不费力地接受这样的事实：读一篇宗教文章，或者不假思索地相信传统传承给我们的东西，无助于加深对宇宙的物理历史的理解。它们也很容易接受公共生活的世俗性、观点的众多、对多样性的真正包容，以及不管属于哪个教会，我们所有人都不是绝对真理的守护者这一想法。英国圣公会和佛教的一些分支曾是其中的典范。它们不会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持有异见的人，或者将自己的行为强加给那些奉行不同道德观的人；它们不会妄自尊大，去教授一些自己都没弄明白的东西。但它们的确知道如何树立令人钦佩的榜样，知道如何令人信服地谈论人类的境况；它们知道如何让人们深入思考人性、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内心。这些思考对无数人都有真正的深刻的价值。它们知道如何提供教导、超越、仪式、凝聚力和庇护。
这些宗教明白，它们真正能提供的知识是关于我们的内心生活，关于我们选择赋予人生的意义的，而不是关于我们身边的世界，不是支配公共事务的法律，不是我们对物理宇宙的理解。这些宗教知道，它们跟宇宙学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上，它们也渴望向量子力学或宇宙学学习。佛教的一些知识领袖就这样做了，还有在梵蒂冈天文台工作的那些科学家也一样。也有那样一些宗教，它们知道怎样有效地同与宗教最相近的科学即心理学开展对话。这就是勒梅特要表达的意思，他深刻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和它在现阶段的局限性，同时也意识到宗教自身真正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24小时太阳报》周日版2017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