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Identity is Toxic
英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我的祖国意大利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两国人都为本国历史感到骄傲。两者都有鲜明的国民性格：你在国际机场能够很容易认出人群中的意大利人和英国人。我自己身上就有意大利人的特征，比如我说话时总忍不住挥舞双手，我在维罗纳的房子地窖里存放着古罗马时期的石头，我小时候崇拜的英雄是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
然而，这种国家认同只是我们身上薄薄的一层，此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但丁塑造了我受的教育，但是，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的影响还要更大。我出生在保守而褊狭的维罗纳，来到开放的博洛尼亚求学时，体验到了某种文化冲击。我是在特定的社会阶层长大的，我跟地球上其他地方这个阶层的人有同样的习惯和偏好，我与他们的相似之处，比起与我的大多数意大利同胞要更多。我属于特定的一代人：我与一个同龄英国人的共同之处，要大于与一个不同代的维罗纳人。我的身份来自我的家庭——它像每个家庭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来自我成长过程中的朋友们，来自我年轻时选择的文化族群，来自我成年后结交的五湖四海的朋友。
我们的身份首先是来自与他人共享和培育的一些价值观、思想、图书、政治梦想、文化偏好、共同目标，我们为之一起努力。它们在一些大大小小的社群中传播，而这些社群完全跨越了国家的界限。这才是我们所有人的身份：多个分层的组合，整个人类在其形式多样、不断变化的文化中编织的交流网的结点。
我说的事实显而易见。那么，如果这就是我们每个人丰富多样的身份，为什么我们还要组成国家来进行集体政治行动，以对同一个国家的归属为基础而形成彼此的认同呢？为什么有意大利？为什么有英国？
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并不是国家认同决定了权力的结构方式，恰恰相反，是权力结构创造了国家认同。从我的祖国意大利来看，可能比从女王陛下那古老高贵的疆域看，更容易认清这一点。与英国不同，意大利是个年轻的国家，至今依然有些运转不良。但模式都是一样的。任何新的权力中心一旦出现——通常是通过血与火的战争——不管上台的是新国王还是19世纪的自由资产阶级，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倡导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我们已经缔造了意大利，必须接着缔造意大利人！”这是意大利统一运动先驱马西莫・德・阿泽利奥的名言。
我一直都惊异于不同国家所教授的历史课程是多么千差万别。对于法国人来说，世界历史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的。对于在意大利长大的人，（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罗马帝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对于美国人而言，独立战争是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它让人类迎来了现代世界、民主和自由，而这场战争的敌人正是……英国。对于印度人来说，文明的根源要到吠陀时代去寻找……每个人都觉得其他国家视角下的历史歪曲得有些荒唐，却没有人反思他们本国的版本。
我们常常从冲突和斗争这种宏大叙事的视角来解读世界，其中，我们与本国同胞处于同一阵营。这些刻意制造的叙事，是为了让人产生对某个家庭的归属感，这个家庭就是国家。在不到两个世纪前，卡拉布里亚[50]还有人自称“希腊人”；不久之前，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还自称“罗马人”；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不是所有人在2018年世界杯中都支持英格兰……
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国家认同一定都是不好的。相反，将不同的人群——比如威尼斯人和西西里人，或者不同的讲英语的部落——团结起来，让他们能够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协作，这是明智和有远见的政治。内斗显然要比协作糟糕得多。让所有人受益的是合作，而非冲突。整个人类文明是合作的结果。不管那不勒斯和维罗纳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将它们之间的边界消除，对所有人都更好。思想和商品的交流、凝视和微笑，这些都构成了文明的脉络，让所有人在商品、智慧和精神上都得到丰富的供给。将不同的人会集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空间里，这对每个人都有利。用一点意识形态和政治戏剧来加快这一进程，防止内部冲突，是一个有用的策略，不管它是否虚假。它或许是在欺骗人们，但谁又能否认合作要比冲突更好呢？
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家认同变得有毒。它原本是为了加强团结，最终却变成了更大范围合作的障碍。它原本是为了减少内部冲突，最后却挑起了破坏性更大的外部冲突。意大利的开国者们本是怀着良好动机而倡导国家认同的理念，但仅仅几十年后，这却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它是对国家认同的一种极端的美化和颂扬。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催生了希特勒式的纳粹主义。德国人围绕“德意志民族”的激情高昂的国家认同，给德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带来了灾难。当国家利益引向冲突而非合作，当人们不再寻求协商制定规则，而更愿将本国利益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时，国家认同就变得有毒了。
当民族主义和迷恋至高主权的政治在全球蔓延，紧张关系便会加剧，播下冲突的种子，对我们所有人构成威胁。我的国家就刚刚沦为这种鲁莽行为的受害者。作为回应，我想现在是时候大声而清晰地说出来：这种国家认同是一个骗局。为了共同利益而超越局部的利害是好事，但当人们将一个完全人为制造的团体——“我们的国家”——的利益置于更广泛意义的共同利益之上时，它就是短视的、适得其反的。
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误判，它们提供了一种身份，满足了人们的情感诉求，而它们的权力也正来源于此。政治喜欢利用我们对归属感的强烈渴望。“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51]国家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栖居之地，一个虚构的家园：这种有毒的国家认同是虚假的，但它成本很低，且在政治上有利可图。
我们不是没有国家认同，我们确实是有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多种多样身份的集合体。将国家放在首位可能就意味着对其他身份的背弃。这并不是因为世界上人人平等，而是因为在每个国家里的我们都个个不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一个家园，而是因为在国家主义的剧场外，我们还有许多更好更高贵的家园：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旅伴，以及和我们有共同价值观的人群，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处。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不是孤单一人，有许多人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可以称为家——地球，以及一个了不起的五彩斑斓的族群，其中有和我们相处自在且有共鸣的兄弟姐妹——人类。
（《卫报》2018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