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es Science Need Philosophy?
我受邀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一场演讲，题目是“科学需要哲学吗？”，这同时也是欧洲物理哲学大会的闭幕演讲，旨在回应近期一系列对哲学的非常负面的公开评论，做出评论的是我的一些很有名气的同行。比如，斯蒂芬・霍金写道，既然我们有了科学，哲学已经死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最新出版的书里，有一章的题目就是“反对哲学”。出于对哲学家们的声援，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但压根都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然后我开始研究这个题目，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幸运女神眷顾，就像一个小学生被留了一份很难的家庭作业，结果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完美答案，可以照抄下来。我发现，这个题目在一篇鲜为人知的文章里早就有了精彩的论述，文章的作者无疑是一个比我更有天赋的年轻人，他就是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4世纪，雅典上流社会家庭的男孩子都在柏拉图的学园里学习。但是它并不是这座城市唯一的一所学校，有其他学校挑战它的领头羊地位，其中的代表就是伊索克拉底[41]创办的学校。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的学校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就像今天的牛津和剑桥一样。但这种竞争更多不是在教学质量上，而是在教学方法上。柏拉图学园的教育是基于柏拉图本人的思想，他认为一切事务的关键都是要研习那些最基础的东西。你要学的不是如何成为一名法官，雕刻一尊塑像，或者管理一座城市，而是要深入探究公正、美和理想城邦的本质。柏拉图为他的这种方法找到了一个术语，后来它被发扬光大，这个术语就是“哲学”，它原本指的是这种教育年轻人和鼓励他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伊索克拉底在他的圈子里质疑这种“哲学”方法，认为它毫无用处，没有效果。比如，他这样写道：
学习哲学的人也许能够真正做点事情，但是他们一定不如那些直接参与实践活动的人。那些不理会哲学讨论，直接参与实践活动的人，在所有事情上都会取得更大成功。就艺术和科学而言，哲学可以说一无是处。
今天霍金和温伯格批评哲学时，表达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意思。但是针对这一批评，柏拉图学园里的一位年轻学生给出了绝妙的回答。亚里士多德，对，就是他，用柏拉图式对话的形式给出了回答，书名就叫《劝勉篇》（Protrep-ticus），这个词的大致意思是“邀请”（进入哲学大门）。亚里士多德回应了伊索克拉底提出的批评，讨论了为什么哲学这门研究基本原理和抽象概念的学问，对于艺术和具体科学是有用的。这也正是我被安排的演讲题目。
《劝勉篇》在古代是一个很有名的文本，曾被无数作者引用过。亚里士多德有大量著作流传下来，但那些都是在他离开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后写成的。他先在爱琴海的莱斯博斯岛上待了一段时间，研究鱼和其他动物，并在这个过程中创立了生物科学。后来他成为年轻的亚历山大——这位未来的世界征服者——的老师，他还有其他一些学生，他们后来将帝国割据而治，构成了希腊化世界的统治家族，并在其中广泛传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价值观。后来他回到雅典，开办了自己的学园，取名吕克昂。亚里士多德流传下来的著作很可能是吕克昂学园使用的讲义，其中没有一部是用对话体写成的。在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引发的文化灾难中，那篇写成不久的关于哲学有用性的对话亡佚了，那个时期异教思想遭到了系统性的野蛮破坏，由狄奥多西一世在公元4世纪开始（后来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毁，罪魁祸首很可能是亚历山大城的主教提阿非罗和他的继任者圣济利禄），一直持续到查士丁尼一世，他在公元529年关闭了雅典最后一座传承自柏拉图的学园。
对《劝勉篇》文本的当代重建一直饱受争议。它主要基于古典时代晚期希腊作家扬布里柯[42]的一部广博的作品，他在其中详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系统性地誊抄和吸收了他的作品。这让我们可以从中对亚里士多德原始的对话进行合理的重建。为了准备演讲，我读了这部作品，并惊喜地发现，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对科学之有用性的论点在今天依然完全适用。我只需要把它们复述下来，稍作调整。
第一个论点是最好笑的，但也是很敏锐的。亚里士多德注意到，那些批评哲学对科学无用的人，在思考的并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
当霍金和温伯格做伟大的物理学研究时，他们是科学家。而当他们写道，哲学对科学无用时，他们不是在尝试解决某个物理学难题，而是在思考什么被认为是有用的，什么样的方法论和概念框架对于科学研究是适宜的。这样的思考是有用的，而这也正是哲学的使命。霍金和温伯格的这种傲慢的实用主义和“反哲学”态度，事实上，源头正是哲学！我们可以很容易将这种态度追溯到那些影响了他们那代科学家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和托马斯・库恩之后那些反形而上学的逻辑实证主义者。霍金和温伯格只是在重复来自科学哲学的观点。而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都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最新进展，因为科学哲学在波普尔和库恩之后已经取得了一些有用的进步……
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个观点是最直接的，即对于基本原理的分析，实际上会对科学施加影响。
在公元4世纪，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今天它已经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哲学思想对于西方最顶尖科学的影响已是深刻而持久的。没有笛卡儿，就不会有牛顿。爱因斯坦直接从莱布尼茨、贝克莱[43]和马赫[44]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并从庞加莱[45]的哲学著作中获益良多；更不用提他晚上睡觉前都会读叔本华的著作，在不满15岁时，他就已经读完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合集[46]。从维尔纳・海森堡这位量子力学创始人的文章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实证主义和马赫对他的影响。没有实用主义的影响，战后美国物理学的发展是无法想象的。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要完整地列出一个清单会非常长。哲学思想打开一扇扇窗户，让我们摆脱偏见的桎梏，暴露出逻辑的前后矛盾和漏洞，指明新的方法，总体上让科学家解放头脑，看到新的可能性。它在过去就一直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将来也将如此。
哲学思想有这么重要的作用，是因为科学家不是一个背负着固定“概念行李”的与数据和理论打交道的理性存在；他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随着我们的知识逐渐增长，他的“概念行李”也在逐渐演变。哲学家的本职工作就是阐述整体的概念框架。哲学和科学接驳的领域首先就是在科学方法论上，因为它的特点就是在时时变动。亚里士多德写道：“哲学为怎样开展研究提供了指引。”
亚里士多德的第三个论点是一个简单的观察：科学需要哲学，“特别是在疑问最多的地方”。
当基本原理遭到质疑，科学处于剧烈变动的时期，也是它最需要哲学的时候。一个典型例子是我们当下，当基础物理学面对量子重力的问题（也是我研究的课题）时，我们的时空概念再次成为讨论的主题，昔日——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一直到大卫・刘易斯——关于时空的争论再次变得重要。
不，哲学对科学不能说是没用的。恰恰相反，它是灵感、批评和想法的重要源头。
如果说过去的伟大科学得到了哲学的滋养，那也可以说，过去的伟大哲学也得到了科学的热情滋养。如果没有牛顿，我们是读不懂休谟和康德的著作的。同样，没有哥白尼，就不会有笛卡儿；没有前苏格拉底时代的物理学家，就不会有亚里士多德；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会有蒯因。即使像胡塞尔和黑格尔这样地位崇高的哲学家，似乎跟当代科学不沾边，其实也吸收了他们时代的科学成果作为其哲学思考的一个参照系。
在我看来，对当代科学知识视而不见，简直就是无知，而欧洲一些国家的哲学研究就是如此。更糟糕的是，哲学中的一些思潮将科学知识认为是“非本真的”，或者是低等的，将其视为一种主观而任意的思想组织形式，并不比其他形式更有效。它们让我想到坐在公园长椅上的两个退休老人，一个嘀咕着说：“科学家真是自负，居然以为他们能够理解意识，或者宇宙的起源。”另一个嘟囔着说：“真是傲慢啊！显然他们永远无法成功！要理解这些，当然需要……我们两个一起才行！”
我们的知识是不完整的，但它是一个不停增长的有机体，每个部分都会影响其他部分。拒绝聆听哲学的科学会变得肤浅，而忽视同时代科学知识的哲学是愚蠢和贫瘠的，因为它背离了这个学科的最深层的根源，“哲学”这个词的词源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爱知识”。
（《晚邮报》2016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