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拳馆里认识的小钟说我是个诗人，他说：“淳哥你的眼神总那么无神，你的脖子总那么不屈。”
其实我不是诗人，我只是个病人。哪怕不愿意面对、说出来矫情，但我的确是一个伤病缠身的男人。我成天拖着病体残躯，蹒跚在成都的穷街陋巷，三步一踉跄，就像小钟那不停蓝屏的电脑，已经日薄西山，再不重装，仿佛就要被年轻人们扫进历史。
可是我不服，我决定四渡赤水出奇兵。我扬起我不屈的颈椎，就像瑞星那傲骨铮铮的小狮子，我要战胜万病千毒。我已经战胜并终将继续战胜，以下这几项困扰了我多年的伤病：
（一）
高中时，我对足球事业的热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带去学校的足球被老师没收了无数个，就算这样也浇灭不了我的熊熊欲火。我们在操场踢排球，在水泥地踢可乐瓶，在楼道踢用透明胶带裹起来的纸团，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还有没有这种朴实得让人辛酸的乐趣。
但就是这样我才落下了很多伤病。一次和对手冲撞时我的腰被他的胳膊肘结结实实顶了一下，从此我一蹶不振，卧床不起，发展到后来连走路都困难，只有弯着腰走。在路上遇到迎面走来的熟人，我就弯着腰跟他们打招呼，大家可能都以为我是一个奴性很重的男生，见到谁都点头哈腰。
可我迟迟不去治疗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我们高中正在搞什么集体舞比赛，我们班的文娱委员紧跟时尚，选择了郭富城在电影《浪漫樱花》里的舞，让我们班那群四肢发达的猛男演绎得就像在打军体拳。我是绝不会去出那个丑的，于是我每次都借口腰不好，不参加班里的舞蹈排练。
我们文娱委员是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小眼睛女生，她自认为很有文艺气质，且极具责任心，每次见到我都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想将我拉入到如火如荼的集体舞方阵里去。这时我就会喜滋滋地从裤兜里掏出华西医院的诊断报告“深度腰肌劳损”（那个“深度”二字是我哭着求医生加上去的），耀武扬威地在她的小眼睛跟前晃来晃去。
她质问我这么嘚瑟干吗？
“我怕你眼睛太小了看不清。”我弯着腰，无奈地摊摊手。
文娱委员被我气得愈发变得不正常，她竟然给每个参加舞蹈的同学都发了一个白手绢，说让他们在舞蹈时将手绢挥舞起来，就像无数落英缤纷的樱花。班里的同学怨声载道，认为这明明像一群投降的散兵游勇，成何体统。这时在一旁观战的我及时挺身而出，语重心长地教育他们，要配合班委工作，不要有情绪。并且为了表示对班级文艺事业的支持，我在他们挥动手绢的时候也在观众席上掏出我的诊断报告，随着音乐节拍挥来舞去。
一旁的群众很诧异地看着我的诊断报告，想看清楚上面那潦草的字迹。
“腰肌劳损。”我严肃地告诉他们，“深度”。
群众纷纷向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他们夸奖我真是腰伤未敢忘忧国，真是个奴性未改的奇男子。
就这样，我在同学们的羡慕和嫉妒之中全程逃离了班级的舞蹈排练，每当结束了一天的课程，大家就会收起书包愁眉苦脸地到操场，排起方阵，操练舞蹈到深夜。而我总是推着自行车闲庭信步地路过排练现场，向正在随音乐扭动的同学们吹着戏谑的口哨。当时我觉得华夏民族五千年来的苦难都写在他们脸上了，他们气得直想咬我，我只有苦笑着跟他们逐个解释：“没办法，哥们儿腰不好。”
也许是高调终被克，就像是假戏真做，我的腰肌劳损病情愈演愈烈，到后来已经收不了场了。华西医院的专家教授们给我开的名贵膏药根本不管用，我只有循着某腰肌劳损界前辈的指示，去成都市体育医院接受理疗。
所谓的理疗就是：按摩+针灸+烤灯热敷。其他两项都不打紧，关键是按摩差点要了我的狗命。那个给我按摩的大夫是一名退役散打运动员，他的手劲儿大到每一下都能让我回忆起课本里的重庆中美合作所。更要命的是理疗室床位太少，我旁边不到两米的距离就躺着另外一病友，还是女的。按摩腰肌时我趴在床上，大夫熟练地一把拉下了我的内、外裤，别提多丢人了。我想哪怕当年烈士们受刑的时候也没有革命同志在一旁围观吧，这待遇真是太没人权了！
每次按摩完，我都觉得我的整个后腰都要爆炸了，趴在床上轻声地呻吟。大夫拍拍我的屁股，让我别在女孩子跟前丢人。我提起裤子落荒而逃，根本不敢正眼看那女孩儿一眼，她也一定没有看见我眼里屈辱的泪水。
还真是顽疾当用猛药，一个疗程之后我的腰肌劳损就光速康复。从那以后，我的腰伤再也没有复发，我也再也没有去过体育医院，不知那个退役散打运动员现在还是不是在做按摩工作。不过现在的我早已非当年的我，我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业余泰拳手。
我还落下一个后遗症，就是在生活中见到文艺女青年，我就像当年见到那个扎着双马尾的文娱委员一样，不等她近身就情不自禁地主动迎上去，弯下腰对着她连连摆手：“别碰我，我腰不好。”
我讲这个腰肌劳损的故事，是想告诉大家，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伤痛而装×，那是必然会被雷劈的。身负轻伤就下战场的怂人，以后一定会有更重的伤势在等着你。我就是最好的教训。
（二）
我第一次踝关节扭伤，是高中打排球时。一记帅得连教务处都惊动的扣杀之后，我帅气地落地，可惜在落地时右脚踩在了队友的脚背上，当时就痛得我满地打滚，我分明听见了骨头碎裂的声音，我想一定是骨折了。我哭着对那些将我团团围住而袖手旁观的队友们大叫：“快抢救我！快抢救我！”
这时哥们儿走了过来，很有经验地捧起我的右脚，目光温柔地端详着。我第一反应是他要闻我的脚，于是谦虚地告诉他，我的脚不臭。话音未落，他对我的脚进行了疯狂的翻腕，将我的踝关节扭成了90度。
然后我迷迷糊糊地听见他少年老成地向群众宣布：“经初步诊断，他没有骨折。”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对着他喊道：“你以后生儿子……”然后我就晕过去了。
醒来时我发现我正伏在哥们儿宽厚的背脊上，他背着我刚从校医务室出来。我低头一看，我的踝关节上裹着厚厚的绷带，自下而上散发出浓浓的中药味。
我无力地靠在他的背上，他转过头来问我：“你刚才说我生儿子什么来着？”
“没有屁眼。”我小心翼翼地如实相告，生怕他一怒之下一个过肩摔，让我脸着地扑在地上。
谁知他只是宽厚地笑笑，并且告诉我他生女儿不就得啦！
我赞赏地捏了捏他的小脸，夸奖他真是个机智的男人。
那是我职业生涯里第一次踝关节扭伤，我当时哪里会想到，这该死的伤势在接下来的四年多里反反复复，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整个大学时光。我的初恋女友曾经说山无棱天地合都不会离开我，但是事实证明她没有做到，我的踝关节扭伤做到了。
在整个大一期间，我几乎没有完整地踢过一场比赛。经常踢了10分钟不到我就一瘸一拐地要求换人，我的脚踝已经疼得没有知觉了。然后不到两周我又按捺不住心中的狂野，强行复出，然后又受伤，又复出，周而复始……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学院的迎新比赛，大一联队对阵大二联队。我作为大一联队的副队长（队长是我的室友），却只有站在场边观战的份儿。我心有不甘地全副武装，不仅穿戴整齐、脚踝上缠上了厚厚的运动绷带，还穿上了我那双从来舍不得穿去踢球的阿迪贝克汉姆猎鹰球鞋。我望着场内尽情奔跑着的队友们，看着自己脚上的绷带，心里百转千回，别提多难受了。
比赛到了80分钟时，我们队还落后一球。我天生就有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当时感性战胜了我的理智。我示意裁判换人，然后深情地拍了拍自己的踝关节，告诉它不许再坑爹了，这是它的主人拯救世界的机会。
上场前我决定原地跳几下当作热身，就在跳到第三下落地时，我听见右脚脚踝又是一声低调的脆响，它又负伤了。
我面无表情地在地上打滚，队长安排了两个拉拉队员抬我出场去校医院，他的表情淡定得就像在扔可乐瓶子。有群众问他：“为何这种奇葩的事你都不感到震惊？”
“李淳就是这样的男人。”队长用他的杭州口音普通话淡淡地回答。
到了大三、大四，我的脚踝已经变得“死猪不怕开水烫”。我甚至摸索到了这种韧带和软组织损伤的规律，如果总是反复受伤，就会变成陈旧性损伤，韧带会被拉长，软组织会变得比脸皮还厚，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关节伤得容易，恢复得也快。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球场上因为踩到一块凹凸不平的草皮而扭伤。然后我经验丰富地席地而坐，脱下球鞋和球袜，查看踝关节的肿胀程度，判断它还能不能继续参与比赛，如果不行，我就跟队长摇摇手示意换人，然后也无需他人搀扶，自己在草地上打滚儿滚出边线，不影响球赛的正常进行。
群众也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如果我哪场比赛没有因为受伤而滚出球场，他们还会在赛后围着活蹦乱跳的我嘘寒问暖说：“李副队长，你今天怎么没打滚儿了呢？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
只有队长从头到尾都一如既往的淡定。我有时脚伤了无法下楼，让队长给我带几个面包当晚饭。他每次回到宿舍时都只拿着三分之二个或半个面包，羞赧地递给我，就像新娘让新郎检查床单上的落红一样。
我问他：“怎么就这么点面包？其他的被狗啃了？”
“我啃了。”阿扑低着头回答。“在路上太饿了。”
我哭着将那小半个面包吃下去，他嘿嘿一笑说：“不要生气，晚上我背你去小北门吃烧烤。”
“谁要你背！谁要你背！你以后别生儿子！你以后别生儿子！”我气急败坏地骂道。
“为什么别生儿子？”他问道。
“老子把你儿子屁眼儿啃了。” 我又饿又怒，口不择言。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的大学时光走到了尽头。说来也奇怪，我的脚踝在大四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好了起来。
还记得最后一次带伤作战，是大四的学院联赛，我们班和创新班进行的决赛。我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被对方的后卫别了一下脚，脚踝又被扭伤。
队长对着我做了一个左右手交替翻滚的手势，不明真相的群众肯定会以为他在示意换人。其实他是在跟我说你可以就地滚出球场。
我拒绝了，我想这也许是我大学里最后一场正式比赛了，老子就是脚断了也要断在球场上，而不是躺在冰冷的寝室里等着啃他啃了一半的面包。
于是我把没有受伤的左脚的绷带解了下来，缠在了扭伤的右脚踝上面，厚厚的绷带让我感觉整个右半身都增高了至少两公分。我突然想起了伟大的巴西边锋，“火箭鸟”加林查，他因为小儿麻痹症，从小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俗称“地不平”。他身体上的这种劣势被他改造成了足球场上的优势，他熟练地运用双腿长度不一带来的魔幻效果，在球场上过人比吃饭还容易，他成了在马拉多纳之前最伟大的盘球大师。
我当时认为，那一定是上帝的旨意。死去的加林查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时空，在川大球场上对我灵魂附体。我瘸着腿在场上奔跑着，每一步都像是要挂掉的前奏。谁想到那招出奇制胜，因为对手都被我的残疾形象给吓着了，根本不敢伸腿抢断，生怕一碰我我就高位截瘫，然后赖上他一辈子。
就这样我在下半场时瘸着腿取得了1个进球和2个助攻，帮我们班3︰0战胜了对手，取得了学院联赛的冠军。
赛后队长一把抱住我，他眼里似乎噙满了泪水。我以为他被我的坚强和狂野所打动，努力挣脱他的怀抱，谦虚地告诉他，这是每一个男人都应该做的事。
他却伸出大拇指：“没想到你是一个苦心孤诣的男人，你这苦肉计用得，简直堪称川大黄盖！”
我就这么被群众和对手误解了一辈子，他们认为我是在演戏，是在跳水。
只有上帝和我的踝关节明白，在那个夏天，我真的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地不平”。
那是我的踝关节最后一次受伤。那个夏天之后，我们的球队解散了，但我很快又找到了新的组织，我帮朋友的单位以及一些球迷协会继续踢球，脚踝始终安然无恙，不再有一点点的痛楚。到后来我干脆摘下了陪伴我整整四年的运动绷带，轻装上阵，那感觉轻松得有点不真实，就像一个高度近视患者，刚从近视手术后恢复，头一次如此清晰地欣赏着这个美丽的世界，清晰而明亮。
伤痛是上帝设置的考验，而不是上帝设置的末日。你迎难而上了才能战而胜之，否则它就像一个坎儿，让你永远都有心结，永远都跨不过去。我胸口上的文身——伟大的摔跤手史蒂夫·奥斯汀，他在医生宣判了如果他再运动就会有高位截瘫的危险之后，仅仅三个月，他就再度踏上擂台，最终成就了他的摔跤事业。如果他当时知难而退，就像我如果在最后一场比赛里选择滚下球场，那么我们一定就再也没有踏上擂台或球场的勇气，因为伤病没有杀死我们，我们是被吓死的。
（三）
我的手腕腱鞘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已经记不大清了。我只知道我在健身房卧推、俯卧撑和打拳时都让我手腕的伤势日益加重，以致经久不能痊愈。最要命的是我双手手腕都患上了腱鞘炎，幸亏大多数时候都是单手发作，不然我就连基本的民事行为能力都要丧失。这炎症时好时坏，不发作的时候和正常手没多大区别，发作的时候明显能感到手背腕关节处有一凸起的囊肿，痛得完全无法弯曲。
我腱鞘炎发作的时候连推门都是小心翼翼的，稍用点力我的手腕都会剧痛。到后来我形成了条件反射，推门不用掌而用拳，或者干脆用脚或膝盖。记得以前做双流机场二号航站楼的弱电设备项目时，机场建设指挥部的领导来我们公司视察，我殷勤地给他带路，一路点头哈腰、嘘寒问暖，就差跪地上给他当脚垫了，领导甚是满意，说我真是后生可畏。然后走到公司门口，我不假思索地一脚就将门踹开……
领导战战兢兢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上了贼船的惊恐。我只得苦口婆心地跟他解释，我的手腕有问题，习惯了用脚踹门，我越解释越混乱，急得满头大汗，结结巴巴地跟领导申辩着：“主任，您不信把您手腕弄折试试，然后再用手掌推门，保证痛得你连你妈都不认识。”
说完我就预感这单子要黄，领导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我们公司。我甚至想好了怎么跟我老板负荆请罪：我站在公司门口，用双手手掌反复推拉弹簧门，持续一个小时，每推一下就发出一声杀猪般的嚎叫，直到叫得连我妈都听不出那是我的声音。
万幸的是建设指挥部临阵换将，空降了一个新的副主任来分管此项目。他来我们公司参观时，恰逢我双手腱鞘都没有发炎，我走到大门前，灵活地翻动手腕，将门徐徐推开。新主任冲着我诧异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在说，这个人是不是傻，开个门有啥好傻乐的，又不是洗浴中心的门。
最后这个项目不出意外地拿下了，我也功成身退，远走英国。在离开成都的飞机上，我俯瞰着双流机场二号航站楼那大气磅礴的建筑，“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我爱怜地捏了捏我那饱经沧桑的手腕，自言自语道。
而在英国，我的腕关节腱鞘炎更是变本加厉，不可收拾。那里没有骨科医院和关节病诊所，这种伤势明显又不适合去看医师，于是我只得自己当起了赤脚医生，想尽一切办法搜刮民间伤药，自己给自己进行理疗，但是后果可想而知，生活全乱套。我最近一次腱鞘炎发作，是在一周前哥们儿的生日聚会上。在KTV里，有人点了《江南style》这首歌，我跳得兴起之时，在“电梯开门”的环节主动趴在地上做俯卧撑，让我哥们儿跨在我身上扭屁股。
刚撑了半首歌的时间，我就感觉左手手腕一阵剧痛，这腱鞘炎来得真不是时候。我拔地而起，全然不顾我的后背结结实实地顶翻了我哥们儿，他当场痛得蹲在了地上，不住地骂我。我根本不为所动，面色冷峻地坐在了沙发上，熟练地从放冰块的容器里拿出一坨冰来，旁若无人地给手腕做起了冷敷。
然后，我看见了那个依旧痛得蜷缩在地上的哥们儿，满脸无辜，又极其痛苦。
整个包间的群众都嗨翻了天，大家纷纷高呼着乱舞了起来，其实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的辛酸和痛楚。
我之所以讲手腕腱鞘炎的故事，是想告诉大家，不是每一个人，不是在每一个时刻，都能像我对付腱鞘炎的方法那样，用拳头代替手掌，用强硬代替温柔。更不是每一种伤口都能用严寒去麻木，伤口要温柔对待，细心抚平。
（四）
我一直说我是一个戴着拳套的诗人，只要我站上擂台，我的眼里就满是忧郁，我的脖子总是不屈。因为我就在那擂台上险些被人扭断了颈椎，我的颈椎椎间盘突出，就是拜这擂台所赐。
在拳馆里，我是由大师兄带着训练的。大师兄是一个苦行僧般的男人，我每次去拳馆，他都在那里准时出现，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从没缺席。这点我无比佩服他，扪心自问我是做不到的，太枯燥了。他的生活里似乎只有泰拳，没有其他任何乐趣。如果说沉湎于游戏动漫的男人是宅男的话，那么大师兄可以被称作“拳男”，这真是每个格斗家都梦寐以求的精神境界。
可是大师兄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教练。他只是一个武痴，却不像职业教练或一个真正的高手那样收放自如。他曾经在对练环节中打断过我哥们儿胡云飞的鼻梁，导致胡云飞在自己婚礼的时候鼻梁都是歪的，群众还以为他被新娘子家暴了。
而在一次缠抱训练中，大师兄挑中了我和他对练。我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想拒绝都来不及了，他就像一只饿狼一样扑了过来，抱住了我的脖子，猛地一扭。我只听见一声脆响，然后我的颈椎再也无法动弹。
这就是我颈椎梦魇的开端。我在床上躺了不到一个月，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复出。也许就是因为如此，本来并不严重的外伤被我作成了不可逆转的椎间盘突出。我得到的教训是：你不善待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一定也不会善待你。
小时候我看动作片，特别羡慕里面的格斗家们在打架之前都要先轻描淡写地扭扭脖子，发出骨骼爆响的声音。而我把脖子扭成麻花都发不出任何响动，这让我着实羡慕得要死，我认为只有成为一个武林高手才能做到那样。
现在的我仍然不是一个武林高手，但我做到了，因为我是一个颈椎病人。我轻轻一扭脖子，就能听到脖颈后方传来炒豆般的响声，原来那是突出的椎间盘和颈椎碰撞的声音，那并不是金庸笔下所描述的少林派在运用的内功。
我哭着对自己说，电视里都是骗人的。那些格斗家们不过也是颈椎病患者而已，有啥了不起的。我现在也做到了，可我为什么还是觉得那么空虚呢？
大概是因为电视里的格斗家们在罹患颈椎病的同时仍然能够纵横武林吧。而我却再也不能踏上擂台了，就连在家里打打沙袋，都会导致颈椎钻心的疼痛。
我想到这里就难过，我只是想警醒世人，就是爱护好自己的颈椎。手折了可以用脚，脚断了可以坐轮椅，但是颈椎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空洞的眼神和无法弯曲的不屈。
（五）
听过许多奇葩的故事，但我这个奇葩的故事你估计是第一次听。
那年秋天，一个寒风习习的秋夜，我和女友携手去电影院，准备观看那场电影的首映。当时电影尚未开场，女友觉得无聊，心生一计，从爆米花盒里精选出一颗没有爆开的硬邦邦的玉米粒，恶作剧地塞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当时不在意，把食指拇指伸进去想将这颗玉米粒掏出来，但那玉米粒太滑，根本无法捏住，反而被我推进去了半寸，陷进了我深深的耳道里。
这下我有些急了，因为这下用手是无论如何也掏不出来了。我想先将就着看完电影再说，可是我害怕等电影演完，那颗玉米粒就陷入我深深的脑海里了。于是我连电影也不看了，和女友飞奔去了校医院，那里的值班医生揉着惺忪的睡眼，一听我的来由，惊得那个医生睡意全无，他大概还从没有见过这么古怪的伤势。我甚至听见他打电话求助同事，在对话里用到了“日怪”这个词。“日怪”在四川话里就是“奇怪”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你根本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奇怪。
我曾经和我中学语文老师探讨过关于“日怪”的涵义和来历，他给我举了一个生动活泼的例子，说假如你出门看见你的哥们儿正在亲吻一只来路不明的死猫，这种程度的奇葩大概就可以用“日怪”来形容。
当时我们校医院的值班医生一定认为我就是一个“日怪”，一个比亲吻来路不明的死猫的人还“日怪”的“日怪”。他用棉签蘸了碘酒，擦拭了我的外耳道，然后将镊子伸了进去，试图将玉米粒夹出来。这一夹不打紧，半个川大都听到了我撕心裂肺的惨叫。那医生吓得一个箭步跳开，落荒而逃，大概以为我被他捅死了，全然不顾镊子还插在我的耳道里。
我气急败坏地大叫：“镊子还在老子耳朵里！镊子还在老子耳朵里！” 他这才想起，满脸堆笑地回来帮我拔出了镊子。这下那颗挨千刀的玉米粒陷得更深了，估计已经到了我的中耳。那医生表示他无能为力，让我去大医院解决。
我离开的时候用余光瞥见他在写值班报告，那圆珠笔的走势分明是一个斗大的“日”字。
我真是个苦命的“日怪”。
我和女友打车来到了华西附一院挂了急诊，值班医生累得满头大汗也没夹出我的玉米粒，她不住地对着我破口大骂，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玩自己耳道干吗？
我女友一脸惭愧地站在一旁，我心有不忍，大包大揽地告诉医生说是我自己塞进去的。医生扭过头去看了看我女友，小声地嘟囔：“多好的姑娘，怎么找了一个瓜娃子。”
我当时怒不可遏，你骂也骂了，损也损了，你倒是把玉米粒给我弄出来啊。结果这个庸医折腾了半天，除了把我痛得连毛衣都湿透了之外，连颗玉米细胞都没掏出来。她无奈地示意我去医院的五楼挂专家门诊，说那里有教授等着我。
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中了生化危机T病毒的可怜虫，在各种专家和医生之间被推来推去，大家都对我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颗玉米种子在我脑袋里生根发芽，直到玉米叶子从我眼眶里生长出来，我彻底地变成一个半人半玉米的“日怪”。
我带着这种绝望的念头来到了专家门诊，结果所谓的教授竟然是一个科学怪人般的大叔。他留着爱因斯坦一般的发型，一脸童趣地打量着我这史上最奇葩的伤员。我感动得眼泪都快下来了，他是那晚我遇到的唯一对我和颜悦色的医生，我心想等我的玉米粒被拔出来后，我一定要好好地报答他，不说把我女朋友送给他，至少也要送他下半辈子都吃不完的爆米花。
结果科学怪人也无能为力，他甚至召开了一个小型电话会议，召集耳鼻喉科的专家给我会诊。我听见他一会儿说四川话一会儿说普通话，心想我的耳道竟然已经惊动全国各地的专家了。我听见科学怪人在电话里说，实在不行只有手术，上全麻……
我吓得从椅子上跳起，准备夺路而逃，被我女友一把按了下去。我顿时觉得我成了一个孕妇，顺产不得只有选择剖腹产。我这下算是彻底体会到女人分娩时的不易了，从耳道里取出一颗玉米粒尚且疼痛至此，何况是从腹部取一个七八斤重的婴儿？
“母亲真伟大。”我哭着对我女友说，她一脸诧异地看着我，心想这孩子估计真被吓成傻子了。
科学怪人从他的电话会议归来，我歇斯底里地大吵大闹坚决不手术，他一脸温柔地安慰我：“别害怕，这不是剖腹产，只是类似于顺产时用剪刀做一个侧切，扩大口径而已。”
“你其实还是顺产。”他盖棺定论道。
“我不要侧切！我不要侧切！”我哭喊着抵死不从。科学怪人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拿过来一瓶液体麻醉剂，说先用棉签给我浅表麻醉一下，之后看看能不能强行将玉米粒取出。
这个科学怪人果然有两把刷子，他放弃了镊子，找来了一把带有弯钩的长针，插进了我的耳道，慢慢地将玉米粒往外拉扯。
时间仿佛静止了，我看着科学怪人专注的眼神，心里反而感到无比的静谧。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伟大的母亲，为了玉米粒能回归这个世界，我什么痛苦都愿意承受。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那颗该死的玉米粒终于从我耳道里滑出。科学怪人长出一了口气，宣布我总算不用被侧切了。
我揉了揉我重获新生的耳道，里面仍然有一种撕裂般的疼痛。我挥别了科学怪人，和女友离开了医院。电影早已结束，我和她之后再也没有携手走进过电影院，直至分手。但是耳道里的疼痛仍然挥之不去，以至于我无法带上耳塞，因为疼痛，每每戴耳机右耳总会有一种恐惧感觉。
我后来买了一个包耳式耳机，戴着它去健身、去上课，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那些平素里就对我不满的群众正好借题发挥，对我指指点点，说戴这耳机不就为装酷吗。只是每当我在健身房里重复着枯燥的机械运动，耳机里的重金属和硬核说唱震得我的右耳道隐隐生疼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个装玉米粒的秋夜，那部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电影，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不同脸孔，和那个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过客。
如果杨过爱上郭芙，那么他的断臂之痛也会成为刻骨的浪漫，不是吗？
记得很早前看过一本美国人著作的《朝鲜战争回忆录》，里面有一个当年的美军上尉说过的一句话：“不要害怕疼痛，疼痛有三个优点，它能让你保持清醒，它能反映出你伤病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它能告诉你，你还活着。”
我们需要这样一些刺激，来提醒我们自己的存在，尤其是在自己最没有存在感的时候。
美好的记忆总是在脑海深处，像一团圣洁的光晕一样模糊不清。脑海深处有个伊甸园，园里的生命树下环绕着你所有的光荣和梦想。
但那是伊甸园，不是我们的人生。
唯有痛苦时时刻刻伴随着你，直到你失去知觉，生命终止，它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钟爱和你为之奋斗的东西，带给你多少痛苦，就会回馈给你多少荣耀。运动如此，爱情亦然。为什么这个世界有如此多的软蛋，他们不敢放手去爱，他们害怕受到哪怕一丁点儿的伤害。也许他们才是正常的人吧，这个世界上正常人太多，他们是断然无法理解我们这样的偏执狂的。他们永远也无法理解，当一个男人将左脚的绷带解下缠在受伤的右脚，将受伤后的手掌握成拳头的时候，哪怕他最终一无所获，但在那一刻，他已经是一个赢家了，至少在他自己的心里是。
这其实是一种仪式，经历过这种仪式的人一定会变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