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当地的汽车把我们送到码头。在船上，伦理看着远去的岛屿，说：
“离开佐渡，我很伤心。”
“是啊。”我回答说，有点假惺惺。
我会怀念那些柿子的。
伦理的眼睛湿漉漉的，他看着我，突然大声地说：
“我的佐渡未婚妻！”
将来还了得！
奔驰轿车在新潟等我们，把我们送回了东京。路上，我问自己这个不断地跳出来的问题：为什么我没有说“不”？我不愿意嫁给伦理。而且，一想起结婚我就会不高兴，永远如此。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拒绝呢？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我很喜欢伦理。拒绝意味着断绝关系，而我不想断绝与他的关系。那么多的友谊、喜爱和欢笑把我与这个多情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我不想放弃他甜蜜的陪伴。
我要谢谢发明订婚的人。生活中充满了坚如磐石的考验，不过，还是有弯弯流水穿越其中。《圣经》，这崇高的精神之约，它通过卵石、岩石和史前留下的糙石巨柱，告诉了我们一些让人赞叹的永恒原则：“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56]只有那些立场坚定、团结一致、受到大家尊敬的人才能不动摇。相反，有些人做不出这种坚决的行为，对他们来说，要前进，只能靠钻、靠溜、靠绕。当人们问他们愿不愿意娶某人，他们会提出来先订婚，这是一种液态的婚礼。当他们表现出像水一样的真诚时，态度坚决的家长们会把他们看作叛徒或是说谎者。如果我是水，我对你说“是”，那是什么意思？表明我会嫁给你吗？显然是说谎。水是留不住的。是的，我会滋润你，把我的财富慷慨地献给你，给你清凉，替你解渴。可是，我知道自己这条河将流向何方吗？如果你的未婚妻是条河，你永远无法在同一条河里沐浴两次。
那些像水一样流动的人，当他们的态度变化无穷，以避免种种冲突时，便会引起人们的蔑视。高尚的道德就像一块块巨石，人们不断地赞美它们，它们却是所有战争的根源。当然，对伦理而言，这不是国际政治问题，但我得在两种巨大的危险之间做出选择：一个叫作“好”，它是“永恒”“肯定”“坚固”“稳定”的同义词，能冻住让人恐惧的水；还有一个叫作“不好”，它可以解释为“痛苦”和“失望”。我还以为你爱我，“从我眼前消失吧！”，你却似乎那么高兴。别的言之凿凿的话会让愤怒的水沸腾起来，因为那些话不公正，太野蛮。
找到了订婚这个解决办法，真让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是一个液态的回答，在这件事上，它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把问题往后推了，但赢得时间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在东京，我出于谨慎，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订婚这事。
一九九〇年一月初，我进了日本七大公司之一，它在商业方面掌握着日本的实权。我像所有雇员一样，想在那里工作上个四十来年。
我在《诚惶诚恐》一书中讲过我为什么没能坚持到一年合同期满。
那是下地狱，平庸至极。如果在那里干下去，我的命运将与日本的绝大多数雇员没有根本的区别。而且，我是个外国人，有的方面又笨手笨脚，所以我的情况只能比他们更糟。
晚上，我去找伦理，把白天的经历告诉他。我没有一天不受各种侮辱。伦理听我说着，为我所忍受的事情而痛苦万分。当我讲完我的故事时，他摇摇头，以日本人民的名义请我原谅。
我安慰他说，问题不是出在他的人民身上。在那家公司里，我有众多重要的同盟者。但说到底，我的牺牲是一个人造成的，这在劳工界是很常见的事。诚然，她有强大的支持，但只要她的态度一变，我的命运就也将随之改变。
我过着双重生活。白天是奴隶，晚上是未婚妻。如果夜晚不是那么短暂，我也许还能得到补偿，可我在晚上十点之前无法见到伦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凌晨四点起来写作。而且，有时工作没有做完，我晚上还得在公司里加班。
周末则消失在一个无底洞里，留不下任何回忆。我起得很晚，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然后写作，把衣服拿出来晾干。一一做完这些事后，我又带着一周的劳累，倒在床上。伦理像以前一样，想带我去做各种事情，可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他所能得到的，最多只是在周六晚上跟我去看电影，而我有时甚至会在电影院里睡着。
伦理勇敢地忍受着这个毫无活力的未婚妻，而连我自己都忍受不了。上班的时候，我能理解自己；离开了公司，我就成了一个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的幽灵。
当地铁把我送到我的“受难地”的时候，我会想起以前的生活。前后才隔几个月。难以置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查拉图斯特拉能变成什么样？我真的徒步征服过日本的山峰？我真的像我记忆中的那样曾与富士山共舞？我真的与现在看着我睡觉的那个男孩有过那么多的快乐？
但愿我能让自己相信，低谷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不，我完全有理由认为，我正遭遇与大家一样的命运，它将伴随我四十年。我把这些都告诉了伦理，他急忙对我说：
“别再工作了。嫁给我吧，这样你的忧虑就可以结束了。”
我有些心动。远离这些痛苦，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永远悠闲地度日，唯一的条件是与一个可爱的小伙子生活在一起。谁会犹豫呢？
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我还在等待其他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我肯定在期盼它。如果你不知道渴望什么，这种渴望会显得更加强烈。
梦幻中唯一清醒的，是写作。它已经占用我很多时间。当然，我当时没有那么大的幻想，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够出书，更没有想到能以此为谋生手段。可我荒谬地想做一尝试，哪怕是为了将来不后悔，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尝试一下。
到日本之前，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太害怕收到出版社的退稿信了，而那种耻辱我觉得是少不了的。
现在，鉴于我天天碰到的情况，任何耻辱我都已经不怕了。
一切都非常肯定。理智在对我大声疾呼“接受这段婚姻”：“你不但不用劳动就可以变得很富有，而且，你会拥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丈夫。你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这么可爱、滑稽和有趣的男人。他没有缺点。他爱你，你也爱他，也许比你以为的还要爱。拒绝嫁给伦理无异于自杀。”
我无法下决心。这个“是”字难以从我嘴里说出来。就像在佐渡岛一样，我只能以拖延的办法来对付。
他常常向我求婚，而我的回答总那么闪烁其词。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其实羞耻得要死。我觉得给大家都带来了不幸，首先是给我自己。
工作的时候，是地狱。和伦理在一起的时候，我得到了我不配得到的甜言蜜语。我有时想，工作上的痛苦正是对我在爱情上忘恩负义的惩罚。白天，日本把它晚上给我的东西又全要了回去。这个故事的结局将很惨。
有时，我会感到去上班是一种解脱。我宁愿以和平为借口宣战，宁愿忍受被动的折磨，也不希望承受主动的痛苦。我一直讨厌权力，但我觉得让人服从我比让我服从别人更痛苦。
人生最大的危险是语言。一天晚上，已经到后半夜了，我困得要死，这时，伦理第二百四十次向我求婚。我太累了，都不知道要闪烁其词了，于是回答说“不”，然后马上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在文具盒旁边发现了他留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谢谢。我太幸福了。”
我从中得到了具有很大的道德价值的教训：“你因态度明了而让某人感到了幸福；应该敢于说‘不’；让别人抱有虚幻的希望，这太不好了；模糊是痛苦的根源；等等。”
我去上班，收获每天必得的耻辱。晚上，伦理在公司的门口等我。
“我带你去吃饭。”
“真的？我饿扁了。”
“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的。”
面对碗里的山蕨汤，伦理对我说，听到这个好消息，他父母都很高兴。我大笑起来，回答说：
“我并不感到惊奇。”
“尤其是我父亲。”
“这我就奇怪了。我还以为高兴的是你妈。”
“对一个母亲来说，看到儿子离开是最难受的。”
这话似乎给我大脑发出了一个警报。我不怀疑昨晚说了“不”，但我不知道那个有关结婚的问题是怎么问的。如果伦理是用否定的方式问的（这在这个复杂的国家是很常见的），那我就栽了。我试着回忆日语里回答否定句的语法规则，这跟保持探戈的步法一样难。我疲惫的大脑想不出来，于是求助于经验。我拿起一壶清酒，问：
“你不想再喝清酒了？”
“不。”这个年轻人有礼貌地回答。
我把没人想再喝的清酒重新放下。伦理似乎显得很困惑，但没有问我要，而是拿起酒壶，自己斟起酒来。
我用双手捂住脸。我明白了，他昨晚一定是这样问我的：“你还是不想嫁给我？”而我是以西方人的方式回答他的[57]。后半夜，我往往会可恨地脑子糊涂。
这真可怕。我清楚地了解自己，知道自己不会讲出实情，不会让某个可爱的人不愉快。为了不让他失望，我会牺牲自己。
我在想伦理是不是故意用否定句来问我的。我不相信是这样，但我不怀疑他不由自主地采取了这种狡猾的办法。
结果，我将因为语言上的一个误会而嫁给一个无意识使坏的可爱的小伙子。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
“我通知了你父母，”他补充说，“他们高兴地叫起来了。”
当然，我父母喜欢这个年轻人。
“让我自己来告诉他们难道不是更好吗？”我问，尽管我已经决定不再用否定句来问问题。
伦理避开了陷阱。
“我知道。可是，你有工作，而我还在当学生。我想你没有时间通知他们。你会怪我吗？”
“不会。”我回答说。他没有用否定句问我，我感到挺遗憾的。否则，我可以根据文化差异，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在我目前的情况下！”我最后总结道。
“你希望把日子定在哪天？”他问。
就剩下这个问题了。
“别这么急把什么都定下来，”我回答说，“不管怎么说，只要我还在弓元公司上班，那就结不了婚。”
“我理解。你的合同什么时候到期？”
“一月初。”
伦理吃完饭说：
“那就是说一九九一年。那将是一个回文之年[58]，适合结婚的一个千年。”
一九九〇年糊里糊涂地结束了。
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我辞职了。弓元公司很快就失去了我宝贵的服务。
我同样希望能辞去我的婚姻。不幸的是，伦理越来越可爱，让人无法生气。
一天晚上，我听见内心有个声音在对我说：“别忘了云雀山的教训。当山姥抓住你的时候，你找到了解决办法：逃跑。如果你无法用语言自救，那就用大腿逃跑。”
如果要逃离一个国家，这双大腿就是飞机。我悄悄地买了一张东京到布鲁塞尔的机票，单程票。
“双程票比单程票更便宜。”售票小姐说。
“一张单程票。”我态度坚决。
自由是无价的。
在离现在并不那么遥远的那个时期，电子机票还不存在。那时的机票是硬纸做的，过塑，放在包里或口袋里是实实在在的，摸得着，每天可以无数次用手去证明它的存在。不便之处是万一弄丢了，要再补一张就等于异想天开。好在我绝不会弄丢这张象征着自由的机票。
伦理的老家在名古屋，我和他在水泥城堡过了三天。在日本，只有新年的这三天是真正不用工作的，甚至不能做饭。他母亲在一个传统的漆盒里装满了为这三天假期所准备的食物：荞麦面、甜豆、米糕和一些好看而不好吃的怪东西。
“不想吃就别吃，别让自己觉得是被迫的。”伦理说。他给自己煮了意大利面，一点都不感到难为情。
我没有觉得是被迫的：不好吃，但亮晶晶的甜豆在黑漆盒中有反光，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把那个方盒子端到眼前，用筷子一粒一粒地去夹豆子。我不想错过任何好戏。
那几天过得很高兴，这大大有利于隐藏那张机票。我带着善意的好奇看着这个年轻人：真的是他，这个小伙子，我和他幸福地度过了两年。现在，我准备要逃离他。多么离奇的故事，多么荒唐的浪费——他不是有着世界上最漂亮的脖颈、最优雅的举止吗？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是真的感觉很好吗？既充满新奇，又感到放松，这应该是最理想的二人世界了。
而且，这不是我最喜欢的国家吗？这不是这个可爱的岛国没有抛弃我的唯一证明吗？这不是获得它宝贵的国籍最简单、最合法的办法吗？还有，我不是对它有着真正的感情吗？是的，当然。我非常喜欢它，而这种非常，对我来说，是很少见的。不过，正因为这句话中有“非常”这个词，我才下决心要赶快离开这个国家。
我只要幻想撕了那张机票，我对伦理的绵绵情意就会变成充满敌意的恐慌。相反，只要摸一摸口袋里的那张冰冷的机票，我就能感到交织在心中的欣喜和罪恶，它就像爱情却又不是爱情；它如神圣的音乐激动人心，像是信任却又不是信任。
他有时会把我搂在怀里，一言不发。我不希望我最大的敌人能觉察到我此刻的感受。伦理从不曾有过低级、庸俗或卑鄙的行动。如果有过，那倒是帮了我的忙。
“说到底，你身上没有缺点。”我对他说。
他没有说话，但感到很惊奇，最后问我这是不是一个问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回应。
我一针见血：因为他身上没有缺点，所以我才那么爱他；也正因为他没有缺点，我对他才没有爱情。然而，我并不喜欢痛苦。一道菜，在里面倒点醋，味道才会完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如果没有失望的犹豫，那将不堪入耳。
这种想法又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
“你还是武士耶稣吗？”
伦理的回答十分聪明：
“啊，是的。我都忘了这事。”
“是还是不是？”
“是。”他说，就像他曾声称自己是学生一样。
“有什么迹象？”
他习惯性地耸耸肩，说：
“我正在读一本关于拉美西斯二世[59]的书。我对那段文明很感兴趣，我想当一个埃及人。”
我知道他是哪种日本人：这种人对异域的所有文化现象都有强烈的兴趣，所以，我们能在日本找到一些研究十二世纪布列塔尼语和佛拉芒绘画中的鼻烟图案的专家。伦理先后有过的志向，我还以为都是一样的。错了，他还对别的东西感兴趣。就是这样。
一九九一年一月九日，我对未婚夫宣布了我第二天要回布鲁塞尔的消息。我说这话的时候非常轻巧，好像在说要买一份报纸一样。
“你去比利时干什么？”伦理问。
“看我姐姐和几个熟人。”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很快吧。”
“要我送你去机场吗？”
“谢了。我自己解决吧！”
他犹豫不决。一月十日，那辆白色的奔驰轿车最后一次停在我的住处门前等我。
“行李箱这么大，这么重！”他说着，把箱子放进了后备厢。
“是些礼物。”我说。
我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搬走了。
在成田机场，我要他赶快回去。
“我不喜欢在机场里说再见。”
他拥抱了我，走了。他一离开，我哽咽的喉咙就松开了。我满心欢喜，忧伤变成了巨大的喜悦。
我笑了。我骂自己，百般诅咒自己，这是应得的，但我还是忍不住舒心地笑了，我解脱了。
我知道我本该伤心，感到耻辱，等等，但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办理登机牌时，我要求给我一个靠窗的座位。
有一种快乐比机场还要大，那就是坐在飞机上时所感到的快乐。当飞机起飞，而你又坐在舷窗旁边的时候，这种快乐达到了顶点。
不过，离开这个我所爱的国家，又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我真的感到有些失望。请相信，在我的心中，对婚姻的惧怕压倒一切。我欣喜若狂。机翼就是我的翅膀。
飞行员肯定是故意飞过富士山上空的。从天上看下去，富士山多美啊！我在心中默默地对它说：
“老兄，我爱你。我走了，这是对你的背叛。有时，逃跑也是一种爱。为了爱，我需要自由。我走了，是为了把我在你身上感受到的美永远留在心里。你可别变啊！”
很快，舷窗外就看不见日本了。那时，痛苦还没有取代欣喜。机翼使我的身体延长了，还有什么比拥有翅膀更好的事呢？哪个城市的名字比得上拉斯维加斯[60]？荒谬的是，这是世界上结婚的人最多的城市，而里诺[61]是个离婚之城。我觉得反过来才对。翅膀是用来逃跑的。
逃跑好像是不大光彩的。遗憾的是，逃跑太让人开心了。逃跑给人以一种巨大的自由感。有得逃比没得逃更让人感到自由。逃跑者腿部肌肉紧张，皮肤颤抖，鼻孔抽动，眼睛睁大。
“自由”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提起来我就会打哈欠。不过，用身体体验自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总得有什么东西要逃跑，以便给自己创造这种美好的可能性。而且，人永远都有东西要逃跑，那就是人自身。
人可以摆脱自身，这是个好消息。所摆脱的，是个小监狱，我们定居在什么地方就把它安排在什么地方。那就溜之大吉，走人：这个“自身”感到太惊讶了，都忘了扮演狱卒的角色。人可以摆脱自身，就像摆脱追捕者一样。
从窗口望去，西伯利亚无边无际，冬天里一片白茫茫。那是个理想的监狱，因为巨大无边。想要逃出去的人会因为迷失在这巨大的空间里而死亡。无限有个矛盾之处：人们能预感到自由，而这种自由并不存在。那是一个大得永远也走不出去的监狱。从飞机上看下去，这很容易明白。
我身上的查拉图斯特拉突然想起来，如果是徒步，我会在雪地上留下痕迹，人们可以循着脚印追踪我。翅膀，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
逃跑，不那么光彩？但总比让人捉住好。唯一的羞耻，是没有自由。
空乘给每个乘客都发了一个耳机。我来来回回收听不同的音乐节目。人在这么高分贝的环境下也能旅行，真是不可思议。突然，我搜索到了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那是我最早接触的音乐。当时我才两岁半，在夙川的客厅里，母亲严肃地对我说：“这是《匈牙利狂想曲》。”我听着这音乐，好像是在听一个故事。坏人在追骑马逃跑的好人，那些坏人也骑马，看谁跑得更快。有时，音乐说，好人得救了，但他们受骗了，坏人们狡猾地暗示他们已经逃离了追击圈，以便更好地抓住他们。终于，好人明白了坏人的诡计，但已为时太晚。他们能逃脱危险吗？他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人跟马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们跑得筋疲力尽，他们的马也同样。我就在他们旁边，不知道自己属于好人还是属于坏人，但我不得不待在这些逃跑者旁边。我就像只猎物，心狂跳着。啊，前面出现了一条激流，马能跳过这样宽的深沟吗？必须跳过去，否则就会被敌人抓住。我听着，害怕得两眼圆睁。马起跳了，刚好落在对岸，他们得救了。坏人们没有跳过去，他们没那么勇敢，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东西要逃。抓人的愿望没有被人抓住的恐惧那么强烈，所以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是以胜利结束的。
我给这架飞机取名为“飞马”。李斯特的音乐大大地为我增添了喜悦。我即将二十三岁了，还没有找到自己寻找的东西，所以我才那么热爱生活。二十三岁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这真好啊！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一日，飞机降落在扎芬特姆机场[62]。我扑到前来接我的朱丽叶的怀里。马嘶、狗吠、狮吼、羊叫、狼嚎……狂喊乱叫了一番之后，姐姐问我：
“你不会再走了，是吗？”
“不走了！”我斩钉截铁，要消灭否定句的模糊性。
朱丽叶开车把我送到了我们在布鲁塞尔的家。比利时正是这样的，我喜欢它低矮的灰色天空，喜欢它的郊区，喜欢那些紧紧地裹着外套、拿着手提包的老太太，喜欢它的地铁。
“那个伦理，他会到这里来吗？”朱丽叶问。
“我想不会吧！”我含糊其词。
好在她没有追问下去。
我们的二人生活重新开始了，像一九八九年之前那样。能和姐妹一起生活，那真好。比利时的社会保险局正式确认了这种关系，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证件上这样写着：朱丽叶·诺冬的女佣。这不是瞎编的。我非常认真地从事我的职业，给我姐姐洗衣服。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四日，我开始写一部名为《杀手保健》的小说。早上，朱丽叶出门上班时向我告别：“再见，保姆！”之后，我会写很长时间，然后突然想起衣服还在洗衣机里，便匆匆拿出来晾干。晚上，朱丽叶回家时会给我一个拥抱，作为感谢。
在日本，我把一部分工资存了起来，带回了比利时。靠这笔存款，我省吃俭用可以生活两年。如果两年后我的小说还是出版不了，那也来得及另想办法，我洒脱地对自己这样说。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与我在日本企业的工作一比较，它显得多有诗意啊！
有时，电话铃会响。听到伦理的声音，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觉得我在日本的生活和比利时的生活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通过电话来交谈两地生活，我觉得就像让时间倒流那样不可思议。我的惊讶让那个小伙子也感到吃惊。
“你在干什么？”他问我。
“写作。”
“回来吧。你可以在这里写。”
“我还得给朱丽叶当女佣。我给她洗东西。”
“没有你她会怎么样？”
“很糟。”
“那就带她一起来。”
“好啊！你把我们俩一起娶了。”
他笑了，而我并不是在开玩笑。要让我接受这一婚姻，这是唯一的条件。
他最后这样说：
“我希望你尽快回来。我很想你。”
说完，他便挂了电话。从来没有一句责备。他很善良。我感到有些内疚，但很快就过去了。
慢慢地，电话来得越来越少，最后就没了。我用不着去做那种最为可怕的、野蛮的、充满欺骗的、被叫作“分手”的事了。我不知道该怎样跟别人分手，除非对方犯了滔天罪行。对某人说“我们之间结束了”，这样很不好，很假，这绝对不是结束。哪怕你不再想他，你能否认自己心中已完全没有他了吗？一个人，只要他曾在你的生活中有过影响，这种影响就将一直持续下去。
在伦理这件事上，我真的是坏透了。“你给了我很多好处，你是第一个给我带来幸福的男人，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指责你，你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如果要对他说这么无耻的话，便会玷污这个美丽的故事。
我感谢伦理上了这门课：他懂得了这个意思，无须我告诉他，从而也让我体验到了一段完美的爱情。
一天，电话响了，是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弗朗西斯·埃斯梅纳尔。他告诉我说，他将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在巴黎出版《杀手保健》。新的生活开始了。
一九九六年初，父亲在东京打电话给我：
“我们收到了伦理的结婚喜帖。他要结婚了。”
“真没想到！”
“他娶了一个法国女人。”
我笑了。还是那么热爱伏尔泰的语言。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我的日本出版商邀请我去东京出席《杀手保健》日语版的首发式。
在从布鲁塞尔到东京的飞机上，我的感觉怪怪的。我已经快六年没有前往我所逃离的那个可爱的国家了。在这期间，我遇到了那么多事情。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一日，刚刚辞职的我成了一个女佣。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我已是一个作家，刚刚回答完记者们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社会地位的上升，而是身份的转变。
飞行员可能得到了指示：不许从富士山上空飞行。在东京，很多东西我都已经认不出来了。这座城市倒没有什么改变，但它不再是我的试验场。一辆商务车把我送到各个地方，记者们毕恭毕敬地跟我说话，向我提了一些严肃的问题。我的回答很随意，当我看到他们恭恭敬敬地把它们全都记录下来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我很想对他们说：“说白了，那都是写着玩的！”
日本出版商举行了鸡尾酒会来纪念该书的出版，宾客盈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在人群中看见了一张自一九九一年一月十日之后便再也没有见到过的面孔。我向他跑去，喊着他的名字。他也说着我的名字。我在他面前惊奇地停下了脚步。我离开时他还是一个六十公斤的小伙子，现在他却成了一个九十公斤的年轻人。他笑了，说：
“我胖了，是吗？”
“怎么回事？”
问了这么一个愚蠢的问题，我马上就后悔了。他本来可以这样回答的：“因为你离开了。”但他很有风度地没有答话，只是一如往常地耸了耸肩。
“你没有变。”我笑着对他说。
“你也没变。”
我马上二十九了，他二十八。
“你好像娶了一个法国女人。”我又说。
他点点头，然后做了道歉：她没有跟他一起来。
“她是一个将军的女儿。”他补充说。
我笑了，又是一个怪异之处。
“神了伦理！”
“神了我！”
他要我题词送给他一本《杀手保健》。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好。
还有别的人在等我的签名题词，得告别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伦理只对我说了这么一句：
“我想像武士一样给你一个友谊的拥抱。”
这话对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重新见到这小伙子，我太高兴了。我突然激动起来，难以自制。我扑到他怀里，想掩饰冒出来的泪水。他紧紧地拥抱着我，我也紧紧地拥抱着他。
他找到了该说的话。他花了七年时间才找到。如果他跟我说起爱情，我会嗤之以鼻，因为那不是该说的话。可是现在，他说出了我跟他一起体验过的东西，我刚刚明白。当他对我说出这句该说的话时，我才终于感觉到。
在我们拥抱的那十秒里，我感受到了在那几年当中我应该感受到的东西。
在十秒里体验七年的激情，那真是太强烈了！我和伦理真的是这样：像武士一样友好地拥抱。这比愚蠢的爱情故事要美丽多少、高贵多少啊！
后来，两个“武士”都松开了对方的身体。伦理潇洒地转身离开，没有再回头。
我仰起头，想让眼睛把泪水都收回去。
我现在是个武士了，要给下一个读者签名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