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伦理打电话跟我说，他的家人要外出旅行一周。他请我在这期间住在他家。
我同意了，不单是好奇，也很乐意——我从来没有在他家跟他在一起待过那么长时间。
他来接我，替我提着包。到了那座水泥城堡，我很害羞地问：
“我睡哪儿？”
“和我一起睡，睡在我父母的床上。”
我表示反对，这太不靠谱了。他像往常那样耸耸肩。
“而且是你父母的床！”
“他们又不知道。”他说。
“可我知道。”
“你总不想我们睡在我房间里的那张小床上吧？那不成地狱了？”
“难道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有。睡在我外公、外婆的床上。”
理由一大堆。他的老祖宗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恐惧，我只得同意睡在他父母的床上，并且松了一口气。
这是一张巨大的水床。这种玩意儿二十年前曾时髦过一阵，大家都知道很不舒服。
“有趣，”我说，“这会强迫人们思考自己的任何行为。”
“我们好像在电影《激流四勇士》[36]的小船上。”
“一点不错。解脱，就是摆脱。”
伦理准备做一些特别的菜，去了厨房，我则在水泥城堡里转悠。
我老觉得有个摄像头在监视我。这一念头为什么挥之不去？我觉得有个人在暗中看着我。我朝屋顶做个鬼脸，又朝墙壁做个鬼脸——什么事也没发生。敌人很狡猾，故意装作没看见我的“不法”行为。要警惕！
就在我对着一幅现代画吐舌头时，被伦理撞见了。
“你不喜欢中上清[37]的作品？”他问。
“喜欢，很不错。”面对这幅晦涩难懂但又极漂亮的油画，我真的有点激动。
伦理应该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比利时人看到让他们激动的绘画时都会吐舌头。
在饭桌上，许多精美的菜肴在等待着我：芝麻菠菜、刺身鹌鹑蛋冷热搭配、海胆肉冻。我吃光了我的那份，却发现他一口都没吃。
“怎么啦？”
“我不喜欢这些菜。”
“那为什么还做？”
“为你做的，我喜欢看着你吃。”
“我也喜欢看着你吃。”我抱着双臂说。
“求求你了，再吃点吧。那么好看。”
“你要不吃，我就罢吃。”
我深受折磨，不仅仅是因为让他难受了，更因为面对诱人的佳肴而不能吃。
伦理感到很抱歉，他走到厨房里，端来一些意式加美式的色拉米香肠和一瓶色拉酱。我想：“他不会真的吃这个吧！”然而，他真的吃这个。他在每片色拉米上都涂了一层厚厚的色拉酱，然后一一吃完。这是报复还是挑衅？我假装不在乎，继续吃我的精美餐食，而他也在津津有味地吞噬这一恶果。他看见了我惊讶的神态，便阴着险问：
“我吃这东西你不高兴？”
“高兴啊！”我撒谎说，“我们吃各自喜欢的东西吧，这样挺好的。”
“我想把我所有朋友都请来，把他们介绍给你。你同意吗？”
我同意。时间定在五天以后的晚上。
当时正值放假，我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城堡。伦理待我像公主。他在客厅里放了一张涂漆的小书桌，就放在中上清的油画下方。我从来没有在这样好的条件下写作过，不过，这一点都不适合我。要创作，只要有一些低档的材料，甚至是废品就可以了。油漆被我的手指弄褪色了，弄脏了我的手稿。
伦理精神恍惚地看着我，我的笔僵住了。于是，他用乞求的神态，做了个写作的动作。我明白只要胡乱写些字就可以了，他会感到很高兴。我就像《闪灵》[38]中的主人公，不断地写道：我正在变疯，但周围没有斧头制止我这样模仿。
在这之前，我唯一经历过的二人生活，是与姐姐在一起。而姐姐可以说是我的影子，所以那不叫二人生活，而是一个不再寻求什么的完美者的生活。
我和伦理在一起的感觉是全新的，其主要内容是分享一种可爱的尴尬。这种二人生活很像是我们睡在上面的水床——过时、不舒服、滑稽。我们的共同生活就是一起感受一种动人的不安。
伦理每次说我漂亮时，都要让一切停下来：无论我在做什么，我都必须保持那种姿势，哪怕那种姿势怪怪的。他会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嘴里不断地说着“啊”字，显得十分激动。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一天，我走进厨房，他正在里面忙活。我被一个西红柿吸引住了，便把它塞进嘴里。他大叫一声，我相信那是最美的场景之一，我愣住了。他夺过我的西红柿，说这东西会坏了我的肤色。我觉得这个吃色拉米香肠蘸色拉酱的人说话太离奇，便夺回西红柿。他失望地叹了一声，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有时，电话铃会响起来。他接电话时讲的是日语，说话十分简短，不禁让人怀疑。他打电话最多十秒，当时，我还不知道日本人的这种习俗，心想，会不会是黑道上来的电话，就像他那辆洁白无瑕的奔驰一样让人怀疑。他开着车出去买东西，两小时后回来只带回三块姜。这样购买东西，背后必有阴谋。而且，他有个妹妹在加利福尼亚，所以他可能跟那里的黑道有联系。
后来，当事实证明他无辜的时候，我才知道事情要比我想象的更难以置信：他真的花了两小时的时间买了三块姜。
时间过得很慢。我可以随便出去，但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喜欢这种庄严刻板的生活。当伦理出门神秘地采购时，我宁愿利用一个人在城堡里的机会做些坏事：我在水泥城堡里转来转去，找机会搞破坏，但没找到。我厌烦了，便去写作。
他回来了，我出于礼貌去迎接他，叫他danasama（主人阁下）。他连忙拒绝，卑躬屈节，称自己是“你的仆人”。一番怪声怪气之后，他给我看他买回来的东西。
“三块姜。这太好了！”我兴奋地叫起来。
我觉得自己参加了一个研讨会，讨论犯罪头目们的老婆。
“你们是怎么知道你们的未婚夫是个黑帮头目的？”
我试图探明他的行为。他有一些十分奇怪的举止，他在客厅中间放了一大捆竹子，里面有些沙子。他竟然在上面撒尿，然后，光着的脚丫在上面写一些神秘的符号。
我想弄清他写的是什么意思，但他由于害羞，又用脚跟把字擦掉了。我觉得，这证明他与黑帮有关。我假装天真，问他那些字符是什么意思。
“这是为了让自己集中精神。”他说。
“把精神集中在什么上面？”
“不集中在什么上面，但人总需要集中精神。”
这话好像行不通，他完全是胡言乱语。我最后想起了某个人。
“基督看见有女人通奸时，他就用脚在地上画些符号。”我说。
“啊。”他完全无动于衷，所有宗教方面的东西他都不放在心上（除了圣殿骑士团。你们会知道原因的）。
“你知道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上，罗马人在耶稣头顶写了些什么吗？INRI，比你的名字[39]少一个字母。”我开始向他解释首字母组合词，他终于产生了兴趣。
“我的名字为什么会多一个字母？”
“也许是因为你不是基督。”我暗示道。
“或者是基督的名字还有一个字母。起首的R可能是rounin[40]的R。”
“日语和拉丁语混在一起的词句，你是知道很多吗？”我讽刺道。
“如果基督现在回来，他不会满足于只讲一种语言的。”
“是的，但他不会讲拉丁语。”
“为什么不？他会把各个时代都混杂起来。”
“你觉得他会是个浪人吗？”
“他确定是个浪人。千万别忘了，他受难的时候曾说：‘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一个失去主人的武士说的话。”
“原来你都知道。你读过《圣经》？”
“没有。但在《如何成为圣殿骑士》一书中有。”
那个书名告诉我，火候到了。
“日本有一本书叫这个名字吗？”
“有。你让我睁开了眼睛，我就是武士耶稣。”
“你什么地方像基督？”
“我们走着瞧吧！我才二十一岁。”
这个让他下了台阶的结论让我感到非常好笑。
到了跟他的朋友们吃饭的日子。一大早，伦理就抱歉说不得不离开我，然后进了厨房。
除了原和雅，我不知道还会见到谁。上述二人不像是极道[41]的人，伦理也不像，但其他人也许长得更像是干这一行的。
我久久地凝望着中上清的巨幅油画。要欣赏这种晦涩的美，甚至连最轻的音乐也会让人觉得碍事。
晚上六点左右，我看见浑身是汗的伦理从大锅小锅里钻出来，在长桌上铺上桌布。我提出来要帮他，他不让。他接着跑去淋浴，然后来到我身边。六点五十五分，他告诉我客人们到了。
“你听见他们的声音了？”我问。
“没有。我邀请他们七点十五分来我家，也就是说，他们将在七点钟到达。”
七点整，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证明伦理说得对。门外站着十一个男孩，不过，他们并不是同时到达的。
伦理把他们让进来，简单地打个招呼，然后又消失在厨房里。原和雅向我点点头，另外九个人分别做了自我介绍。客厅大到刚好能容纳他们。我给他们倒伦理已经准备好的啤酒。
大家都默默地看着我。我试图跟我已经认识的人聊天，白费劲，于是我又想跟我还不认识的人聊天，也是白费劲。我在心里暗暗祈祷伦理来到桌边，让他的出现来消除这种尴尬，但他的菜应该还没做完。
大家都不说话，弄得我没话找话，差不多是自言自语：
“我以前从来不相信日本人有那么喜欢啤酒。今晚，我证实了我注意到无数次的事情：问你们喝什么的时候，你们总是说喝啤酒。”
他们有礼貌地听我说，没有搭腔。
“日本人过去就喝啤酒吗？”
“我不知道。”原说。
其他人摇摇头，证明他们也不知道。继续保持沉默。
“在比利时，我们也喝很多啤酒。”
我希望原和雅能想起在我们上次聚会时我送的礼物，聊一聊，但他们没有说话，我只好又续上话头，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比利时啤酒的事全说了。十一个人都没说话，好像他们是应邀来听讲座的，恭恭敬敬地听我说话。我真怕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掏出笔记本做记录。说我觉得可笑这还是轻的。
我一停止说话，全场就没了声音。这种沉默似乎让这十一个年轻人感到很不自在，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敢于牺牲自己，站出来帮助我。有时，我也尝试他们的态度，想把他们逼到南墙，让他们不得不说话。看看手上的表，整整五分钟过去了，他们还是一言不发。当大家都痛苦到极点时，我不得不尽我所能地开口了：
“还有罗登巴赫，那是一种红啤，人们把它叫作红酒啤。”
大家的呼吸立即顺畅了一些。我最后只希望他们能把我当作一个真正的演讲人，向我提些问题。
当伦理叫我们上桌时，我松了一口气，感到解脱了。我们在长方形的桌子四周坐下，我坐在中间，却发现主人已经没有位置了。
“你忘了给自己摆副碗筷。”我轻声对他说。
“没忘。”
他马上进了厨房，我都不知道他还要去干吗。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托着一个盘子，上面尽是好吃的。他把盘子放在我们面前：面裹蒲公英、寒叶莲藕馅、醋泡蚕豆佛手、矮蟹炒杏仁。他给我们倒满暖暖的清酒后便走开了，把自己关在厨房里。
这时，我明白了：我是这顿晚餐唯一的主人。伦理就像一个日本妻子，要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当奴隶。
好像只有我对这种现象感到惊讶，除非客人们都出于礼貌而掩饰了自己的惊讶。他们轻声称赞菜做得好，我希望好菜至少能让他们说说话，但他们没有说，而是在一种庄严的沉默中品尝着每道菜。
我赞同他们的这种态度。我总觉得享受美食时被迫说话是件很讨厌的事。最后，当伦理终于出来救场时，我仍在沉思，心满意足地舔着嘴唇，没有说一句话。
吃完这些好吃的东西，我发现客人们都看着我，好像有点不舒服，一副不解的样子，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再管他们。我决定罢说。如果他们想说，就让他们说去吧！做完关于比利时啤酒的讲座后，我有权休息一下，吃点东西。我“辞职”不说话了。
伦理过来收掉空碗，用漆碗给每个人端上一碗兰花羹。我对他的厨艺大加赞赏。其他人对他扮演日本妻子的角色习以为常，只赞扬了一句。那个“奴隶”谦卑地低下头，一言不发地跑回他的“地牢”，把自己关在里面。
兰花羹好看而无味。大家欣赏了一番之后便无话可说了，于是又沉默起来。
这时，原对我说了一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
“刚才，你说到红酒啤。”
我的汤匙停在了半空中，我明白了，他们下令让我把讲座继续下去。确切地说，他们颁布了命令：今晚，你是说话者。
日本人发明了这个了不起的职业：说话者。他们注意到，吃饭的不好之处在于不得不说话，这很令人讨厌。在中世纪，皇室举办宴会时，大家都噤声，这样挺好。十九世纪，西方的习俗传入日本，促使权贵们在餐桌上说起话来。但他们很快发现，这太烦人了，于是曾一度让歌伎来代替，结果，歌伎很快成了抢手的宝贝。就这样，精明的日本人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创造了说话者这一工种。
每次执行任务之前，说话者都会接到一份资料，上面有座位安排，并注明客人的身份。他负责打听每个人的情况，前提是不失礼貌。吃饭的时候，说话者配有一个麦克风，围着餐桌转来转去，说：“在场的东芝先生，即知名公司的总裁，可能对佐藤先生（他与东芝是大学同届同学）说，自从那个时期以来，没有什么改变。佐藤回答说，经常打高尔夫球有助于保持体形，上个月他对《朝日新闻》说过同样的话。《每日新闻》主编堀江向他暗示说，以后不如接受《每日新闻》的采访……”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当然没什么意思，但总比我们吃西餐时说的话有意思，其好处是明摆着的：客人们可以好好吃饭，不用被迫说话。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大家都听说话者说话。
“在布鲁塞尔，人们还制造了一张人工嘴……”我说。
这下可好了，伦理的朋友们很快就显出高兴的样子。喝了古代高卢人喝的自然发酵的啤酒，他们激动起来，况且刚才已有好一阵没有说话了。而我心里很后悔自己没有参加工会：我是个不拿工资的说话者。更糟糕的是，我没有关于这些人的任何资料。在这样的条件下，你要我怎么工作？
不过，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了，但对伦理怀恨在心。伦理撤去兰花羹的空碗，又给每人上了一个茶碗蒸，让我沮丧透了。我不顾一切地扑向这些必须趁热吃的鱼露海鲜香菇，但也知道自己无法一口吃掉，因为我得解释为什么奥威啤酒[42]是世界上唯一必须根据周围温度来喝的啤酒。
“这是比利时版的《最后的晚餐》，低地国家[43]的一个基督在喝苦酒，里面倒的不是红酒，而是啤酒。他说：‘这是我的血，永恒的《新约》之白酒，它为了你们，为了赎去众多的罪孽而泼洒。你们要喝了这酒，以记住我的苦难，因为在你们大吃扇贝的时候，有个人在干活。至于躲在炉灶后的第十三个人，他甚至都不敢过来向我献上犹大之吻。让他等着吧，少不了他的好处。’”
那个竟敢以武士耶稣自居的人端来了甜点——法式杏仁牛奶冻，配以好茶。我没有看茶的颜色，因为我正在夸夸其谈：
“我今晚所说的许多啤酒在纪伊国屋书店有的卖，其中有一些甚至可以在麻布超市买到。”
大家应该给我雷鸣般的掌声：我发现他们心满意足地吃完了晚餐，我的讲座就像是背景音乐，让他们听得如痴如醉。他们在极其安宁的环境中，吃了一顿美味大餐，感官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我并非毫无用处。
接着，伦理请我们去客厅，他要过来和我们一起喝咖啡。他一来到我们中间，客人们就变成了来朋友家参加晚宴的二十一岁的年轻人：他们开始极其自然地聊天，分开双腿躺在沙发上，抽着烟听弗雷迪·默丘里[44]的歌。曾经不得不面对十一个极不自然的“和尚”的我，内心一阵深深的失望。
我倒在一张长沙发上，四肢无力，好像我把自己所说的啤酒全都喝了，直到那些“入侵者”离开也没有再说一句话。我真想掐死伦理：本来，在这过去的三小时里，只要他来到我们当中一次，就足以把我从这痛苦之中解救出来！我怎能忍住不杀死他？
“入侵者们”告辞以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保持冷静。
“你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和他们待三小时？”
“为了让你认识他们。”
“你应该告诉我怎样才能认识他们。不管我怎么努力，他们就是不说一句话。”
“他们觉得你很有趣。我很高兴，我的朋友们喜欢你，今晚的聚会太成功了。”
我很泄气，没有说话。
这个小伙子可能明白了，因为他最后这样对我说：
“天气预报说周末有台风。今天是周五晚上，我父母周一回来。如果你愿意，我就把门关上，周一之前对谁都不开。我把门插上，谁也不能进，谁也不能出。”
这计划深深地吸引了我。伦理拉起吊桥，按动电钮，关上了所有百叶窗。外面的世界不复存在。
第三天，现实世界重新出现了。我打开窗，睁开眼睛。
“伦理，过来看。”
花园一片狼藉。邻居的一棵树倒在他家的屋顶，砸烂了许多瓦。地上也出现了一道裂缝。
“好像哥斯拉[45]来访过。”我说。
“我想台风比预报的还要强，可能还发生了地震。”
我看着他，竭力忍住不笑。他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太不擅长吹牛了，我喜欢。
“咱们赶快把留在我父母房间的痕迹消灭掉。”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来帮你。”
“你不如把衣服穿好吧！他们一刻钟以后就要到了。”
当他打扫“欧律斯透斯的马厩[46]”时，我穿上自己最轻薄的裙子：天太热了。
伦理效率奇高，他以打破常规的速度把东西一一还原，然后来到我身边，迎接他的家人。我们向他们弯腰鞠躬，说着客套话，但他母亲和外公、外婆用手指着我，大笑着。我羞死了，从头看到脚，心想自己是否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什么都没有发现。
老人们来到我身边，摸着我大腿的皮肤，喊道：
“Shiroi hashi！Shiroi hashi！”
“是的，我的大腿很白。”我结结巴巴地说。
他母亲不怀好意地笑着对我说：“在我们国家，女孩如果穿短裙，就必须穿连裤袜，况且你的大腿那么白。”
“这么热的天穿连裤袜？”我问道。
“是的，这么热的天也不例外。”她的声音有些不愉快。
这时，他父亲有礼貌地改变了话题，看着花园说：“破坏没我想象的那么严重。在海边，十多个人在台风中丧生了。但在名古屋，我们什么都没感觉到。你们呢？”
“我们也什么都没感觉到。”伦理说。
“你已经习惯了。可是您，阿梅丽，您不怕吗？”
“不怕。”
“您是个勇敢的女孩。”
当他的家人“收复”家园时，伦理开车送我回家。随着水泥城堡渐去渐远，我觉得回到了真实的世界。一周以来，我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眼前只有一个小小的禅院和中上清的一幅黄昏图。我的待遇没几个公主比得上。比较起来，我觉得自己更习惯东京。
台风和地震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在那里，这很常见。
假期结束了。我回去上日语课。
九月，我成了蚊子的大餐。它们一定是喜欢我的血，全都扑到我身上来。伦理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安慰我说，我是对付这一惩罚的最好的挡箭牌：有我在，就像有避雷针一样。
我在身上擦柠檬皮烧酒，涂驱蚊膏，但无济于事，我太招引蚊子了。那些让人发疯的夜晚今天还历历在目：除了闷热，我还得忍受无数蚊子的叮咬，樟脑醑也帮不了我什么忙。很快，我就发现只有一个策略：接受。迎接痒痒，千万不要去搔。
由于原谅了不可原谅的东西，人会产生一种满足感。被接受的痒痒最后会让灵魂兴奋，给人以一种悲壮的幸福感。
在日本，人们用蚊香来驱蚊。我一直不知道那小小的螺旋状绿色蚊香是用什么做的。它慢慢地燃烧，驱赶着蚊虫。我也点了蚊香，但仅仅是因为这种奇怪的香很好看。但我的诱惑力太强了，蚊子没有被这点东西赶跑。这些嗡嗡叫着的东西给了我无限的爱，我先是逆来顺受，后来，痛苦一过去，这种忍受就变成了享受。血给我以快乐：阵阵刺痛之后有一种快感。
由于有了这一经验，我明白了十年前在印度见过的蚊子庙：庙里的板壁上有一些活动门，信徒们把后背伸进去，让成百上千只蚊子同时叮咬。我一直在想，在这比狂欢节还要拥挤的地方，蚊子们是怎么大快朵颐的？人们又怎么会爱上这些长翅膀的神灵，以至于这样用身体去喂它们？最迷人的是想象蚊子狂欢之后布满肿块的后背。
当然，我绝不会主动到去当这种牺牲品的地步。不过，我发现可以用一种激动人心的形式去忍受蚊子的叮咬。“痒痒”这个词终于得到了正确的解释：我不再让别人吃，而是让人渴望，在这些会飞的小虫子的盛宴中，我的血里有些让它们渴望的东西。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自愿成了蚊子的美餐[47]。
我的享乐主义思想因此得到了加强：不去搔痒是对灵魂的巨大训练。这种训练并非没有危险，一天晚上，蚊子的毒素让我大脑中毒了，以至于我毫无理由地在半夜两点一丝不挂地出现在自己的住所门前。幸亏街巷空空，没有一个人看见我。我一清醒过来，就跑回了住处。要给几千只日本蚊子当情人，就要准备承担这样的后果。
十月，天不那么热了。秋天开始展现其无穷魅力。当人们问我什么季节去日本最好的时候，我总是回答说：“十月。”那时，无论是景色还是气候都是最好的。
日本的枫叶比加拿大的枫叶更漂亮。为了恭维我的双手，伦理用了一个比喻：
“你的双手像枫叶一样完美。”
“什么季节的枫叶？”我心想，绿色、黄色、红色，哪种颜色的手最好？
他邀请我去参观他的大学。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但校园值得转一转。我穿着一条黑丝绒的长裙，很想跟在路上不断遇到的漂亮的日本女大学生比一比。
“你好像要去参加舞会。”伦理说。
除了十一所名牌大学，日本还有极多很容易进的大学，被叫作“火车站大学”，因为它们多如火车站。在这个铁路发达的国家，火车站的确不少。我有幸参观了伦理在那里度了几年假的大学。
这是一个奢华的领地，一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在这里逛来逛去。女孩们穿着怪模怪样的衣服，我这样的打扮根本没人会看一眼。这里散发着一种温馨的气氛，就像是个疗养院。
从三岁到十八岁，日本人像被鬼迷了似的；从二十五岁到退休，他们像苦役犯一样干活；而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他们十分有意识地过着一种例外的生活——尽情享受。就连那些通过了可怕的入学考试，进入那十一所名牌大学的人也可以喘口气：只有第一次挑选才是真正重要的。那些上火车站大学的人完全是有道理的。
伦理让我坐在一堵矮墙上，然后坐在我身边。
“看，这里可以看见轻轨。我常常到这里来一边看轻轨一边梦想。”
我有礼貌地羡慕着，然后问：
“有时也上课？”
“上。”
“什么课？”
“嗯……很难说。”
他把我带到一间灯光明亮的教室里，里面有几个昏昏欲睡的学生。
“文明课。”他终于回答说。
“什么文明？”
他想了很久。
“美洲文明。”
“可你是学法语的。”
“是的，但美洲文明很有趣。”
我明白了，我们的讨论基于非逻辑。
这时，进来一个中年老师，他在讲台前坐下。我试图回想起他当时讲了些什么，但只记得他一味地在讲，而学生们毫无怨言地在听。我的出现似乎让老师感到有些不自在，下课后，他走过来对我说：
“我不会讲英语。”
“我是比利时人。”我回答说。
他似乎放心了。对他来说，比利时就像美洲的那些默默无闻的地区，谁也不会提起，比如说马里兰州。他肯定是认为我是在那里监督他的讲课内容的，所以才那么警觉。
“很有趣。”那堂没完没了的课结束之后，伦理这样对我说。
“是的。你现在还有别的课吗？”
“没有。”他答道，好像一想到还要听课，他就害怕了一样。
我发现他在大学里一个朋友都没有。
“因为我了解他们。”他说。
他带着我在美丽的校园里又逛了一会儿，向我一一介绍能看见整个轻轨的地方。
参观过他读书的地方之后，我觉得他打发时间的方式更让人莫名其妙。他鬼鬼祟祟的，十分可疑。
晚上，当我问他白天做了些什么时，他回答说他很忙。很难知道他忙了什么，更糟糕的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忙了什么。
当我放下这种偏执的想法时，我明白了，上大学的那几年，对日本人来说，也是唯一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的几年。上小学时，他们要严格服从时刻表，没有玩的时间；工作了以后又将戴上工作制度的枷锁。所以，他们蓄意用上大学的那几年来做一些不确定的事情，甚至奢侈地什么都不干。
我和伦理很喜欢一部电影——伊丹十三导演的《蒲公英》，讲的是一个年轻寡妇，她往来于社会底层之间，寻找最美味的拉面的做法。这是目前最滑稽可笑、最有味道的电影。
我们一起看了好多遍，经常试着重演其中的某些片段。
在东京看电影，往往会让人不知所措。首先，在那里看电影与在美国和欧洲看电影没什么不同。人们坐在宽敞舒适的放映大厅里。电影开始了，播放预告片、广告片，没有一个人上厕所。但为了看守住自己的位置，他们会公然把钱包放在椅子上。我想，他们回来的时候不会少一分钱。
他们选电影时一点都不假正经，银幕上充满了露骨的镜头，不加掩饰，也不打马赛克——日本人不假正经。不过，当出现裸体女人时，她的阴毛会被遮上一块“云朵”：出现性器官没有任何问题，露出阴毛却是不合适的。
公众的某些反应让人吃惊。有家电影院放映《宾虚》[48]，我很想去看。历史大片，加上我好奇地想在东京重看一遍这部电影，于是我带伦理去看。宾虚和梅萨拉的对话有日语字幕，我感到很有趣。细细想来，用日语并不比用英语更荒谬。有一个场景讲的是基督出生的故事：天上出现一道道神光，吸引了前来朝拜初生耶稣的三博士。我听见身后有一家人在惊叹：“UFO！UFO！”显然，不明飞行物出现在这个犹太罗马帝国里他们并不是不能接受。
伦理曾带我去看一部旧战争片——《虎！虎！虎！》[49]。那是一个怪异的小放映厅，里面的观众都非同寻常。放到日军轰炸珍珠港的著名场景时，大部分观众都鼓起掌来。我问伦理为什么想让我看这个。
“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有诗意的故事片之一。”他极其严肃地回答我说。
我没有追问，这家伙不断地让我不知所措。
后来东京上映了英国人斯蒂芬·弗雷斯拍摄的电影《危险关系》，这是由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导演的，根据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改编的，我当然要去看。伦理没有看过那本书，不知道电影讲的是什么。首映的那天晚上，电影院人满为患。在看暴力电影时常常笑得直不起腰来的东京观众，面对梅特伊侯爵夫人竟被吓得一动不敢动。我却从头到尾感到兴奋，以至于最后实在忍不住，疯狂地大叫起来。太好看了！
当我满怀激动地离开放映厅时，我却看见伦理在哭。我用不解的目光询问他。
“那个可怜的女人……那个可怜的女人……”他哽咽地重复道。
“哪个女人？”
“那个可爱的女人。”
我明白了：伦理在看电影的时候一定是把自己当作杜维尔夫人了。我不敢问他为什么，因为我很怕他回答。我试图让他摆脱这一令人痛苦的化身。
“别把自己牵扯进去。这部电影说的不是你的故事。你不觉得它美得惊人吗？画面的质量和扮演男主角的那个让人不可思议的演员……”
伦理就像在三味线上撒尿一样，神经质地重复了一小时，泪水汪汪：
“那个可怜的女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也不会再见到他这样。“至少，他没有无动于衷。”我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