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克里斯蒂娜从比利时回来了。我厚道地把公寓还给了她。伦理显得比我还受伤。以后，我们在一起，要更多地采取流浪的方式了。我并非完全不高兴，我有点怀念“大富翁”了。
我又去了水泥城堡。他父母不再叫我老师，这说明他们很敏锐。而他的外公、外婆总是叫我老师，这说明他们很邪恶。
当我和他们一起喝茶时，他父亲给我看一件他刚刚做好的首饰。那是一个很怪的项圈，既像是考尔德[17]的动态作品，又像是缟玛瑙项链。
“您喜欢吗？”他问。
“我喜欢黑色与银色的结合，很高雅。”
“送给您了。”
伦理把它戴在我的脖子上，我非常困惑。当我单独和他在一起时，我问：
“你父亲送了我一个漂亮的礼物，我怎么才能还一个相应的礼物呢？”
“如果你送他什么，他会送你更多。”
“我该怎么办？”
“什么都别办。”
他说得对。为了避免没完没了的慷慨，除了勇敢地接受豪华礼品，没有别的办法。
在这期间，我曾回到自己的住处。伦理非常谨慎，没有让我邀请他去我家，却做了我刻意避免的事情。
他常常打电话来，尽量装出幽默的样子，这让我感到非常好笑，因为他原本是个严肃的人。
“你好，阿梅丽。我想知道你的健康情况。”
“非常好。”
“既然这样，你愿意见我吗？”
我大笑起来。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伦理有个十八岁的妹妹，在洛杉矶上大学。一天，他告诉我，她妹妹要来东京度几天假。
“我今晚过来接你，让你认识认识她。”
他声音颤抖，庄严得有点激动。我连忙准备，像是要迎接某件重大的事情。
坐在奔驰轿车里的时候，我转过身向坐在后座的女孩问好。她漂亮得让我不敢相信。
“阿梅丽，这是莉香。莉香，这是阿梅丽。”
她露出美丽的笑容，向我问好。她的名字很让我失望，但别的都很完美。这是个天使。
“伦理经常跟我说起你。”她说。
“他也经常跟我说起你。”我编造说。
“你们两人都在说谎，我可没有怎么说起过你们。”
“这倒是真的，他似乎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莉香说，“他几乎没有跟我说起过你，所以我相信他爱你。”
“既然这样，他也爱你。”
“如果我跟你说英语，你不会见怪吧？讲日语，我的错误太多。”
“我可发现不了。”
“伦理老是纠正我，他希望我讲得一字不错。”
她远远超越完美。伦理把我们带到了白银公园，夜幕降临时，那地方十分荒凉，让人觉得是在某座神秘的森林里，远离了东京。
莉香拿着一个包下了车，然后把包打开，拿出一张丝绸桌布，铺在地上，又拿出清酒、酒杯和蛋糕。她坐在桌布上，然后请我们也坐下。她的优雅让我目瞪口呆。
当我们为这次相会而干杯的时候，我问她，她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她给我做了解释。
“香之国，”我大叫起来，“这太妙了，非常适合你。”
知道了她的名字在日语里的意思后，我就不再觉得它难听了。
加利福尼亚的生活使她变得比她哥哥开放。她衣着迷人，我倾听她的每一句话。伦理好像跟我一样着迷。我们看着她，就像看一种令人愉快的自然现象一样。
“好了，”她突然说，“现在，放烟花吗？”
“我来。”伦理说。
我云里雾里，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伦理从后备厢里拿出一个手提箱，里面装着烟花。这个手提箱跟装瑞士火锅的那个手提箱一模一样。他把放烟花的器具都拿出来，放在地上，告诉我们说，马上就要开始了。很快，我们头顶的天空就在烟花声中变得五彩缤纷，星光灿烂。那女孩大声地欢笑着。
我赞叹不已。伦理当着我的面，向妹妹展示了对我的爱。是展示，而不是证明。我从来没有感到离他这么近过。
当北极光似的烟花不再在我们头顶噼啪作响时，莉香遗憾地问：
“已经放完了？”
“还剩一些烟花棒。”伦理说。
他从手提箱里拿出几束烟花棒，一束束分发给我们。然后，他点燃一根，用这一根点燃所有烟花。每根烟花都旋转着喷出彩色的火光。
夜色让白银公园的竹子变得银晃晃的。荧黄的烟花在灰白色的天空中投掷出金光，那一串串星星让兄妹俩欣喜万分。我蓦然发现，自己是在跟两个互相爱慕的孩子在一起，这种想法让我非常激动。
他们允许我来到他们中间，这是怎样的礼物啊！这不仅是爱的表示，还是信任的表现。
噼噼啪啪的烟花终于熄灭了，但大家余兴未了。女孩高兴地赞叹道：
“真漂亮啊！”
我和伦理一样，很喜欢这个幸福的女孩。在这余韵未了的节日气氛中，和一个传奇般漂亮的女孩在一起，真有种奈瓦尔[18]的味道。奈瓦尔在日本，谁会相信？
第二天晚上，伦理带我到一家小饭店去吃中国面条。
“我喜欢莉香。”我对他说。
“我也是。”他很激动，笑着回答说。
“你知道，我们俩有一个奇特的共同点。我很喜欢我姐姐，她住得很远。她叫朱丽叶，离开她真让人肝肠寸断。”
我把我可爱的姐姐的照片给他看。
“她很漂亮。”他专注地看着照片说。
“是的。她不单是漂亮，而且人很好。我很想她。”
“我理解。莉香在加利福尼亚时，我想她想得厉害。”
看着眼前的面碗，我忧伤起来，对他说，只有他才能理解离开朱丽叶我是多么痛苦。我告诉他，有一种力量，总是把她和我联结在一起；我太爱她了，跟她分开的时候，我仿佛遭到了难以想象的强暴。
“我得回日本，但我必须经受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吗？”
“为什么她不陪你一起来？”
“她喜欢住在比利时，她在那里有自己的工作。她不像我这样热爱你的国家。”
“莉香也一样，她不爱日本。”
像他妹妹那么可爱的人怎么可能不喜欢这个国家？我问伦理，他妹妹在加利福尼亚学什么，他回答说她学的专业很广。“事实上，她给一个姓张的人当情妇，那是一个中国人，在洛杉矶的下层社会影响很大。”
“你想象不到他多有钱。”他很失望地说，那样子十分有趣。
我愕然，不解地问自己，那个从天而降的天使怎么会跟一个黑帮头目混在一起？“别傻了，”我这样对自己说，“自古以来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仿佛看见莉香脖子上围着长毛围巾，穿着高跟鞋，挽着一个穿白色衣服的中国人的胳膊走在大街上。我大笑起来。
伦理默契地对我一笑。我们各自的姐妹出现在面汤里。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
我在日语方面的进步让我吃惊，但没伦理的法语提高得那么快。他的法语水平简直是突飞猛进。
我们都充满热情地全身心投入其中。每当下大雨，伦理便会说：
“天下大雨，像牛拉尿。”
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清晰，所以这话一经他的嘴说出来，就很有喜剧味道。
当他说起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时，我总是大笑着说：
“Nani wo shaimasu ka？”[19]
这话的意思也许无法尽善尽美地翻译出来，因为除了日本人，谁也不会使用这么典雅的说法，甚至现在连日本人也不再使用了。权可理解为：“您说话竟然如此高雅？”
他笑得直不起腰来。一天晚上，他父母请我到他们家的城堡里去做客，我想让他们大吃一惊。所以，伦理一说些什么让人惊讶的事情，我便大叫起来，让大家都听得到：
“Nani wo shaimasu ka？”
他父亲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他的外公、外婆有些生气，轻声地责备我说，不能这样说话。等大家都沉默下来之后，他母亲微笑着对我说：
“你的脸如此富有表情，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的劲让大家都注意你？你永远不想成为大家闺秀吗？”
我深信她的彬彬有礼已经让我看出：这位女士不喜欢我。不单是因为我抢走了她的儿子，而且因为我是个外国人。除了这两桩罪，她似乎还在我身上觉察到了她更不喜欢的其他东西。
“如果莉香在这里，她会笑得眼泪都出来的。”伦理说，他没有注意到他母亲不友好的说话方式。
我以前学过英语、荷兰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这些鲜活的语言对我来说总是这样：说它们的时候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这是符合逻辑的：人们先是观察某种行为，然后才接受它。甚至在掌握这门语言之前，语言的直觉就已经在起作用了。
日语却恰恰相反：我的主动求知远远超过被动求知。只有在我说不清楚时，这种现象才会消失。有好多次，我成功地用这种语言表达出十分微妙的意思，以至于对方都以为我是日语语言学毕业的，所以也用同样高深的语句来回答我。我没有别的办法，除了逃跑，以掩饰我并没有听懂对方的话。如果无法逃脱，对方会如何回答、怎样继续跟我说话（其实是自言自语），那就难以想象了。
我就这一现象请教过语言学家，他们向我保证说，这是正常的：“对于一门与您的母语如此遥远的语言，您无法产生语言直觉。”他们忘了我五岁之前一直讲日语。而且，我还在中国、孟加拉国等国生活过。在那些国家与在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我被动地使用语言远远超过主动使用。所以，对我来说，日语是一个真正的例外，我试图用命运来解释：在这个国家，被动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六月，伦理哭丧着脸对我说，酸李酱吃完了。
“根据我们的食用速度，不可能还有。”
他的法语进步得如此之快，让我不敢相信。我回答说：
“那太好了！我一直想着跟你去广岛。”
他的脸色从严肃转为可怕。我试图从历史上做出解释，便像谈判专家一样对他说：
“全世界都佩服广岛和长崎生存下来的勇气。”
“我说的不是这事，”他打断我的话，“我读了一个法国女作家写的一本小书，也就是你跟我说起过的那本……”
“《广岛之恋》[20]。”
“是的。我一点都看不懂。”
我大笑起来。
“别担心，许多法国人也一样。这样，我们去广岛就更有理由了。”
“你是说到了广岛再读这本书就能读懂了？”
“那还用说。”我不假思索。
“不对。我无须到威尼斯就能读懂《威尼斯之死》，无须到巴马就能读懂《巴马修道院》[21]。”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家。”我深信自己说的是对的。
第二个周六，我们约好上午七点在羽田机场会面。我喜欢坐火车，但对日本人来说，天天坐火车太平常了，伦理想换换口味。
“而且，在广岛上空，我们会产生坐在‘艾诺拉·盖伊[22]’上的感觉。”他说。
那是在六月初，东京的气候非常宜人，天气很好，二十五摄氏度。而在广岛，气温要高五摄氏度，空气中已经弥漫着季风雨的潮湿，太阳却很毒。
一到广岛机场，我就产生了一种十分特别的感觉：我们不是在一九八九年，我忘了我们是在哪一年，当然不是在一九四五年，不过很像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难道是原子弹爆炸延缓了时间的进程？在这里，有很多现代建筑，人们的衣着和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两样，汽车也和日本国内的其他地方相同。这里的人好像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有活力。生活在一个对全世界的人来说都意味着死亡的城市里，这激发了他们身上的热情，所以，他们给人一种乐观的感觉：重建一个新时代，对未来依然充满希望。
这一发现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一下子就被这座城市震撼了。那种勇敢而幸福的气氛十分动人。
原子弹爆炸纪念馆让我深感震惊。我们都知道那个事件，但详细经过超出人们的想象。他们以一种十分有效并颇有诗意的方式还原了那段历史：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一辆火车沿着海岸向广岛方向驶去，车上坐着许多上早班的工人，旅客们睡眼惺忪地望着窗外的城市景象，此时火车钻进一条隧道，而当它从隧道里出来时，广岛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个外省城市的街上散步时，我想，日本人的尊严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完全没有任何痕迹显示出这座城市曾受到过毁灭性的打击。我觉得，无论在其他哪个国家，这么大的一场悲剧，肯定都会被利用到极致。因受害而换得的资本，甚至筑成了许多国家的国库，而在广岛，这不存在。
在和平公园，情侣们依偎着坐在长凳上。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是独自一人在旅行，于是入乡随俗。之后，伦理从口袋里掏出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书。我已忘了这本书，而他只想着这本书，大声地从头到尾给我念《广岛之恋》。
我觉得他好像在向我念起诉书，而我应该明白他在指责我什么。他念的东西很长，他的日本口音又延长了这一时间，所以我还来得及准备应诉。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在他念的时候要忍住不笑，他往往会因为看不懂而生气：“行行好，请你杀死我。”他并不像埃玛妞·丽娃[23]那样念。
两小时后，他念完了，合上书，看着我。
“很精彩，不是吗？”我大着胆子轻声说。
“我不知道。”他毫无表情地答道。
要摆脱这一困境可不那么容易。
“请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年轻的法国女子，为广岛人民而剪掉头发。杜拉斯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
“啊，是吗？那是什么意思？”他问道。
“是的，这是一本歌颂爱情的书，被野蛮葬送的爱情。”
“作者为什么要用那么奇特的方式来表达？”
“这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她的魅力在于，人们能感觉到她想说的东西，却不一定要懂得。”
“可我什么也没感觉到。”
“你感觉到了，因为你生气了。”
“要的就是这种反应，对吗？”
“杜拉斯也喜欢这样。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读完杜拉斯的书，人们能感觉到一种失望。就像一场调查，到了最后还没怎么弄明白；想要看清什么，却得透过一层毛玻璃；离开饭桌的时候仍感到饿。”
“我饿了。”
“我也饿了。”
日本烧是广岛的特产，在露天市场里，人们在一块巨大的铁板上制作，烟雾弥漫了整个夜空。尽管夜晚相对较凉，厨子仍大汗淋漓。他当着我们的面在做白菜，汗水滴进了他的杰作。我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日本烧。伦理趁机向厨子买了很多箱酸李酱。
后来，旅馆的房间又让我找到理由说了好多从杜拉斯的书中借用的句子。伦理好像更喜欢这些句子。我不知为法国文学做出了多少贡献。
七月初，我姐姐过来度一个月的假。看到她，我开心死了。整整一小时，我们嘀嘀咕咕地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
晚上，伦理坐在白色的奔驰轿车里，在我住处门口等。我向他介绍了我在世界上最亲爱的人。他们俩谈得很投机，倒是我插不上话了。当我单独和朱丽叶在一起时，我问她对伦理有什么评价。
“他很瘦。”她说。
“还有吗？”
我没有问出什么东西，于是打电话给伦理。
“哎，你觉得她怎么样？”
“她很瘦。”他说。
我同样没有问出什么东西。他们并不是串通好的。我在心里生起气来：“这叫什么评价啊！是的，不用说，他们俩都很瘦。然后呢？难道他们没有更有趣的东西要告诉我吗？”对我来说，最让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的瘦，而是我姐姐的美丽和神奇，是伦理的细腻和怪异。
不过，他们对对方的看法并没有敌意，他们一开始就互相欣赏。事后，我觉得他们是对的。如果仔细想想自己的过去，我会发现，在我的生命中起重要作用的全都是些瘦人。瘦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特征，却是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这应该说明一些问题。
当然，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也遇到过许多并没有改变我命运的瘦子。而且，我在孟加拉国生活过，那里的人绝大多数都瘦骨嶙峋：他们的生活不能与其他地方的人相比，甚至连他们的瘦别人也无法比。在我弥留之际，当我躺在床上时，游走在我记忆中的人影将全都是瘦子。
如果我不知道它所暗示的意义，我也许会怀疑这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选择。在我的小说中，被爱的人总是极瘦。然而，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我就喜欢瘦子。两年前，一个年轻的蠢女人曾过来跟我说话，我在这里就不说她是谁了，她是干什么的我也想装作不知道。见我一脸沮丧的样子，她便在我面前扭动身子，想突出自己的苗条身材，然后这样对我说（我发誓她是这样说的）：
“您不觉得我像您书中的某个女主人公吗？”
一九八九年夏，我“开除”了我那个瘦瘦的情人一个月，和朱丽叶一起去旅行了。
我们坐火车来到了关西。那里还是那么美，但我不希望任何人做这样的旅行。我这样伤心欲绝，还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如果不是姐姐在身边，我永远也不会有勇气回到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如果不是姐姐在身边，我会伤心地死在夙川。
八月五日，朱丽叶回比利时去了。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号啕大哭了几小时，像头困兽。当我把心中的痛苦全都哭喊完之后，我打电话给伦理。他善良地掩饰住自己的快乐，因为他知道我很痛苦。白色的奔驰轿车又来接我了。
他带我来到了白银公园。
“我们上次是和莉香一起到这里来的，”我说，“你没有趁我不在的时候去看看她？”
“没有。到了那里，她就不一样了。她扮演着一个角色。”
“那你干了些什么？”
“我看了一本关于圣殿骑士的法语小说。”他高兴地说。
“很好嘛。”
“是的。我决定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不明白。”
“我想成为圣殿骑士团的骑士。”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一边散步，一边对他说，他的愿望是不现实的。在美男国王腓力四世[24]统治时期的欧洲，这兴许还有可能。但在一九八九年的东京，对一所著名的珠宝学校未来的校长来说，这是非常荒谬的事。
“我想当圣殿骑士，”他固执地说，愁眉苦脸，“我敢肯定在日本已经有圣殿骑士团了。”
“我也这样认为。理由很简单，在你的国家里，什么都有。你的同胞们太好奇了，不管你喜欢什么，在这里都能找到与你一起分享这种爱好的人。”
“为什么我当不了圣殿骑士？”
“因为它现在让人觉得像个邪教组织。”
他叹了一口气，被我说服了。
“我们去吃中国面条好吗？”这个想当圣殿骑士的人向我建议。
“好主意。”
吃面条的时候，我试着给他讲述《宫廷恩仇记》[25]，但最难解释的是教皇的选举。
“这没有任何改变。教皇选举依旧进行，枢机主教们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商量……”
话题一展开，我就兴奋起来，原原本本地给他讲了起来。他一边吸他的面条，一边听我说。讲完后，我问他：
“日本人对教皇到底是怎么看的？”
一般来说，当我问他问题，他在回答之前都会想一想。现在，他却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不怎么看。”
他说这话时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这让我忍不住大笑起来。他语气坚决，并没有不恭敬的成分，只是说了一个明显的事实罢了。
后来，每当我在电视里看到某个教皇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个人，一亿两千五百万日本人对他没有任何看法。”这句话总让我忍不住要笑。
而且，鉴于日本人对奇特的东西特别好奇，几乎可以肯定，伦理的话并不排除众多例外。不过，阻止一个对主要敌人那么不感兴趣的人进入圣殿骑士团，我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对的。
“明天，我带你去爬山。”伦理打电话给我，“穿上你的平跟鞋。”
“这也许不是个好建议。”我说。
“为什么？你不喜欢爬山？”
“我喜欢爬山。”
“那就决定了。”他果断地说，毫不在乎我的矛盾之处。
他一挂上电话，我的热情就上来了：全世界的山，尤其是日本的山，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不过我知道，爬山不是没有风险：过了海拔一千五百米，我就成了另一个人。
八月十一日，白色的奔驰轿车对我打开了车门。
“我们去哪儿？”
“你会知道的。”
我对表意文字毫无天赋，可我总能看懂地名。当我在日本旅行时，这种本领对我十分有用。所以，走了很长时间后，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
“富士山！”
那是我的梦想。根据传统，日本人一生当中至少要登一次富士山，否则，他们就不配当一个如此骄傲的日本人。极其渴望成为日本人的我，把这次登山看作一次身份证明之旅，尤其是因为这座山本就是我的领地、我的地盘。
车子停在平原上一个巨大的停车场里，到了这个地方，谁也不能再往前开了。汽车多得要命，看来，想当真正的日本人的人太多了。其实，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只要在一天之内越过海拔三千七百七十六米的高度就行了，因为只有在山顶或者山脚才有客栈让上山者过夜。然而，云集在山脚准备上山的人当中，有老人，有孩子，也有抱着婴儿的母亲。我甚至还看见一个孕妇，似乎已有八个月身孕了。好像有日本国籍就多么光荣似的。
我看看头顶：真的，是富士山。我最后找到了一个从那里看上去富士山并不好看，所以人们不在那里看它的地方：山脚。必须有这么一个地方，否则，这座火山就不像是真的了。人们可以从各个方向看它，我甚至会把它当作一张全息照片。人们不再关心在本州有多少地方可以看到富士山的美景，而是寻找在什么地方可以看不见它。如果民族主义者想创造一个象征联盟的东西，他们本来是可以建造一座富士山的。看着它，你肯定会觉得很假：因为它太漂亮、太完美、太理想化了。
只有在山脚，你才会觉得它跟其他山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一个不成形状的隆起之物罢了。
伦理是全副武装：登山鞋、观察星星的用具和一把冰镐。他怜悯地看着我的运动鞋和牛仔裤，强忍着不说我，也许是不想在伤口上撒盐吧！
“上山？”
我只等着这句话。我立即撒开双腿往上跑。时近中午，太阳当头。我走着走着，很高兴能爬这么高的山。前一千五百米是最难的：地面全是软软的熔岩，脚常常陷下去。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必须有意志力。我们俩都意志坚强。看到那些矮小的老人排着队在登山，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
过了一千五百米，便是真正的山了，地上都是石头和硬土，不时有一块块黑色的卵石。到了那个高度，我就变了个人。我停下来等伦理，他离我有二百米。我跟他说山顶见。
后来，他对我说：
“我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你消失了。”
他说得对。过了一千五百米之后，我就消失了。我的身体完全变成了能量，他在看我在哪里的时候，我的双腿正载着我飞奔，我仿佛成了隐形人。有这本领的不止我一人，但我不知道还有谁这么理直气壮。因为，无论远看还是近看，我都不像查拉图斯特拉[26]。
但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产生了一种超人的力量，直奔太阳而去，脑际回响着歌曲，不是奥林匹克之歌，而是奥林匹亚[27]之歌。海格立斯[28]是我受苦受难的小表弟。在这方面，我还要说我的家族是希腊人的分支。我们是琐罗亚斯德教[29]教徒，总之不是一般的人。
要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脚下如有众神，能吞掉高山，将之变成天空；膝盖就像投石器，能把整个身体弹出去；肚子如同战鼓，心能高奏凯歌，头脑欣喜若狂，要有超人的力量才受得了；要拥有世界上的所有力量，为了这唯一的目的而将之召来且能把它储藏到血液当中；要脚离大地，以便能近距离与太阳对话。
命运过于幽默，让我生来就是比利时人。出生于平原地区却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一员，这是对你的嘲弄，让你成为一个双重间谍。
我赶上了大群大群的日本人。他们当中有人抬头看天上的火流星。老人们说着wakaimono（年轻时候的事情），好像在解释什么。年轻人呢，找不到任何话说。
当我超过所有这些行走者之后，我发现自己并非孤身一人。在登山好手当中，还有一个“查拉图斯特拉”，他执意要认识我。那是一个驻扎在冲绳的美国大兵，他走过来看我。
“我终于相信自己非同寻常，”他对我说，“不过，您是一个女子，却像我一样爬山。”
我不想对他说，哪里都有查拉图斯特拉。他不配加入这个行列。他太贫嘴，对神圣的事物无动于衷。每个家庭都会有这种遗传差错。
景色变得美丽起来，我试图让我的“美国表兄”睁大眼睛看看这美景，但他只是说：
“Yeah,great country.”[30]
我猜想他对煎饼也会有同样的热情。
我加快脚步，想摆脱他。可惜，他紧紧地跟在我后面，不断地重复：
“That's a girl！”[31]
他喜欢套近乎，也就是说，绝不是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我很希望能重回孤独，以体验那种琐罗亚斯德—瓦格纳—尼采的精神状态。但做不到，那个美国大兵不断地跟我说话，问我比利时是不是郁金香之国。我从来没有这样诅咒过美国驻军冲绳。
到了三千五百米高度的时候，我彬彬有礼地请求他不要说话了，我对他解释说，这是一座灵山，剩下的二百七十六米，我想在沉思中攀登。“No problem.”[32]他说。我终于摆脱了他，兴奋地到达了山顶。
山顶便是圆月般的火山口，周围都是大堆大堆的石头，沿着边缘走才能保持平衡。如果回头，可以看见蓝天下的日本平原。
这时是下午四点。
“您现在准备做什么？”美国大兵问我。
“我在等我的男朋友。”
这一回答起了预料之中的作用：美国大兵马上朝着平原下山了。我松了一口气。
我沿着火山口往前走。心想，如果要绕一圈，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没有一个人敢在火山口中心冒险：火山是休眠的，但这个巨大的石场有神灵出没。
我在地上坐下，面对着朝圣者陆续到来的方向。大家争先恐后地从同一个斜坡来到圆锥形的山顶，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仅仅是因为这是日本的风俗。我早已认可这种习俗，因为我曾想成为日本人。除了我和那个美国人，没有其他外国人。那些老人登上了山顶，真让人感动。他们拄着拐杖，十分自豪，为自己竟然真的能登上山顶而惊讶。
傍晚六点左右，一个八十来岁的老人爬上了山顶，他大喊：
“现在，我配得上叫日本人了！”
这么说，要成为骑士，光打过仗是不够的，还要能爬上三千七百七十六米的陡峭高山。
在一个民众不那么诚信的国家里，许多人都谎称自己爬上了山顶，所以，人们不得不在火山口设了一个窗口，颁发证书。我是完全可以得到证书的。可惜，我只能靠嘴说来证明自己确实爬上了山。显然，那证书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伦理六点三十分才到。
“你已经到了！”他大声喊道，松了一口气。
“我早就到了。”
他瘫坐在地上。
“我再也走不动了。”
“现在，你是个真正的日本人了。”
“好像我必须这样才能成为日本人似的！”
我注意到那个八十来岁的老人和他的观点有所不同，看来，国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威严。
“你不能坐在这里。”我对他说。
我把他扶起来，搀到长长的高山小屋里，在那里可以租到一些小床。他递给我一些糕点和苏打水，我提醒他说，为了看日出，我们天不亮就要起来。
“你怎么会爬得这么快？”他问我。
“因为我是查拉图斯特拉。”
“查拉图斯特拉，他是如此说的？”[33]
“是的。”
伦理把它记了下来，一点都没有感到奇怪，然后便入睡了。我把他摇醒，想让他陪我，但我就像在摇一个死人。我怎么可能有睡意呢？我可是在富士山山顶，这太令人激动了。我无法合上双眼，于是走出了小屋。
夜色已经吞没了平原。可以看到远处有个灯火辉煌的大蘑菇：东京。我冷得发抖。看见眼前这个日本的缩影，我又激动起来：古老的富士山和未来主义的都城。
我躺在火山口，一夜未眠，脑子里不断胡思乱想。营地里，大家都睡着了。我想成为看到第一缕阳光的人。
在等待日出的时候，我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午夜一过，便有许多支举着灯火的队伍开始登山。这么说，有人勇敢地在夜间登山，也许是不想挨太长时间的冻。确实，有个仪式不能错过，那就是看日出。是不是提前到，这不重要。我含着泪水，看着这些金灿灿的毛虫蜿蜒着慢慢地往山顶而来。毫无疑问，他们不是田径运动员，而是普通人。怎能不钦佩这样的人？
凌晨四点左右，当第一批夜行者到达山顶的时候，天空出现了光亮。我去摇醒正在打呼噜的伦理。他已经是个日本人，便约我傍晚在车上见。我想，如果我配得上当一个日本人，那他也配得上当一个比利时人。我回到外面。人群慢慢地聚集起来，面对开始发亮的天空。
我来到人群当中。大家都站着，沉默着，等待日出。我的心怦怦直跳。夏日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在我们身后，是火山的深渊。
突然，天边出现了一道红光，沉默的人群一阵骚动。接着，一个完整的圆球迅速而庄严地跳出来，高挂在平原上。
这时，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我每次想起来都会激动万分。几百人聚集在一起，其中包括我，人们大喊：
“Banzai！”[34]
这种喊叫是一种间接否定：一万年也不足以表达这种景象在日本人心中唤起的那种永恒感情。
我们可能很像是极右分子在集会。不过，在场的勇敢者应该像你我一样，并没有多浓的法西斯主义色彩。其实，我们并不是在参加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而是置身于一个神话，这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神话之一。
我两眼噙着泪，望着日本国旗慢慢地失去了红色，因为它把其中的金黄色都倾注到了依然暗淡的蓝天之中。天照[35]与我无关。
当集体狂欢平静下来时，我听见有个人说：
“要下山了，我觉得这比上山难。下山的纪录好像是五十五分钟。我在想这怎么可能。而且如果摔倒，将被取消比赛资格——得一直跑才行。”
“我觉得这很正常。”另一个人说。
“不，地面那么滑，人可能要蹲坐着下来才行。我看见一个老太太就是这样。”
“您是说您不是第一次上山？”
“第三次了。我乐此不疲。”
“为了日本国籍，值得来许多次。”我想。他的话没有白说。
我面对天空坐着，五点三十分，我准时冲向斜坡。我已经松开“刹车”，体验到了异乎寻常的东西：为了不摔倒，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大腿不停地迈动，在熔岩里奔跑，大脑要动得比双腿快。你不可避免地会打滑，身体飞快地往前冲，这时，你要大笑，要随时保持清醒，一刻都不能放松警惕，这样才不会摔倒。我是曙光下射出的火流星，是自己的弹道研究对象，我大喊着，想唤醒火山。
当我来到停车场时，还不到六点一刻。我打破了纪录，大大地打破了。可惜，没有人承认这一点，我的成绩永远只能是一个个人神话。旁边有个水龙头，我洗了洗自己溅满熔岩的黑乎乎的脸，然后喝了一肚子水。现在要做的，就是等伦理。可能要等很长时间，幸亏，看人们走过，尤其是在日本，你永远不会感到厌烦。我坐在地上，看着几乎被我当成同胞的人，看了几小时。
伦理与我会合时，应该已是下午两点。他好像散了架。他没有一句牢骚，开着奔驰轿车，把我送回了东京。
第二天，他让人给我送来二十二枝红玫瑰，上面插了一张字条：“亲爱的查拉图斯特拉，生日快乐！”他道歉说，他不是超人，无法亲自送玫瑰给我。他的大腿酸痛得厉害，他走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