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来想象这是一部《暮光之城》的电影吧，咱俩就是森林里的吸血鬼。”我对莫妮巴说。我们正在参加全校郊游，要去马格哈札。那是一处美丽的山谷，郁郁葱葱，空气凉爽，还有一座巍峨的高山和一条清澈的河流，我们就打算在那条河边野餐。白色宫殿大酒店也在那附近，它曾是瓦里的夏季行宫。
那是2012年4月，大考已过，我们都非常轻松。我们一行大约有七十名女生，同行的还有几位老师和我的父母。父亲租了三辆飞行巴士，但人实在太多，我们只好拨出五个人——我、莫妮巴和另外三个女生——去坐丰田戴纳，我们的校车。车上并不舒适，车里还堆满我们为野餐准备的几大锅鸡肉和米饭，好在车程只有短短半个小时。我们一路唱着歌，兴高采烈。那天莫妮巴显得特别好看，皮肤像瓷器一样白皙。“你用的哪款润肤霜？”我问她。
“跟你用的一样。”她回答。
我知道她没说实话。“不可能。瞧我多黑，再瞧瞧你！”
我们前往白色宫殿大酒店，参观了英国女王住过的房间，游览了姹紫嫣红的花园，只可惜没看到瓦里的房间——它被洪水冲毁，尚未修复。
森林里草木葱茏，我们在林中奔跑、拍照，又去河里蹚水，互相泼水嬉戏。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山崖下有道瀑布，我们在岩石上坐下，静静听着水声。然后莫妮巴又朝我泼水。
“别泼啦！我可不想把衣服弄湿！”我向她求饶，跟另外两个她不喜欢的女生走了。别的女生开始拱火，我们管这叫“火上浇油”，结果我又跟莫妮巴吵了一架。我感觉很不痛快，但等到我们登上悬崖准备吃午餐时，我的心情又豁然开朗。司机奥斯曼大哥像往常一样逗得我们捧腹大笑。玛丽亚姆女士带来了她尚在襁褓中的小儿子和两岁的女儿汉娜，汉娜看着就像个洋娃娃，但她人小鬼大。
午餐糟透了。校务助理正准备把锅架在火上给咖喱鸡加热，却忽然担心这点食物不够那么多人吃，就往锅里加了许多溪水。我们把这顿饭称为“史上最难吃的午餐”。咖喱鸡稀得不成样子，有个女生甚至说：“这咖喱汤清得都能倒映出天空。”
返程前，按照每次旅行的惯例，父亲让大家轮番登上一块大石头，分享我们这一天的见闻。这次大家的话题高度一致，纷纷吐槽午餐有多难吃。父亲有些难堪，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第二天早晨，一位校工来到我家，给我们送了早餐要吃的牛奶、面包和鸡蛋。每次都是父亲去开门，因为按照传统，女性不能抛头露面。校工告诉父亲，店老板捎给他一封复印的信件。
父亲拆开信封，顿时脸色煞白。“真主啊，这是对我们学校可怕的诬蔑！”他告诉母亲，然后大声读道：
亲爱的穆斯林兄弟：
有一所学校，就是胡什哈尔学校，是由一个非政府组织开办的（在巴基斯坦的信众心目中，非政府组织形象恶劣，所以这种说法旨在激起人们的愤怒），集低俗与淫猥于一身。神圣先知在圣训中教诲我们，目睹邪恶，就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去制止。自己做不到，也应该告知他人；如果这也做不到，那你至少应该在心中认清它的邪恶。我个人与这所学校的校长并无瓜葛，但我认为有必要重申伊斯兰教的教义。这所学校集低俗与淫猥于一身，竟带年轻女子到各个度假胜地野餐。如果你不出手制止这种行为，那么等到末日来临，你就得自己去向真主交代。去问白色宫殿大酒店的经理吧，他会告诉你这些女子都干了什么勾当……
父亲放下那张纸。“没有署名。这是封匿名信。”
我们坐在那里，瞠目结舌。
“他们知道没人真会去问经理，”父亲说，“大家只会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堪的事。”
“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情况，这些女孩没做任何坏事。”母亲向他保证。
父亲打电话给我堂兄卡安吉，请他了解一下这封信传播得有多广。卡安吉带回了坏消息——传单撒得到处都是，尽管大多数店主没理会它，把它当垃圾扔了。清真寺前还贴着一张大幅海报，上面是同样的指控。
在学校，同学们都很害怕。“先生，他们把我们学校说得邪恶不堪。”她们对父亲说，“我们的父母看了会怎么想？”
父亲让所有女生到操场上集合。“你们有什么好怕的？”他反问，“你们违背伊斯兰教的教义了吗？你们做什么不道德的事了吗？你们没有。你们只是泼水、拍照，根本不用害怕。这都是法兹卢拉走狗们的宣传。希望他们倒台！你们跟男孩一样有资格享受绿林、瀑布和美景。”
父亲的发言掷地有声，但我看得出，忧虑与恐惧依然盘桓在他心中。只有一个人来让他妹妹退学，但我们明白事情不会就此结束。不久，我们得到消息，一位从德拉伊斯梅尔汗出发，曾完成过和平徒步壮举的旅行家要途经明戈拉，我们想对他表示欢迎。我和父母赶去见他，途中，一个对着两部手机喋喋不休的矮个子男人突然走上前来。“别走那条路。”他劝我们，“那边有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但我们已经跟徒步旅行家约好见面了，于是临时改走另一条路，给他献上一个花环，然后匆匆打道回府。
那年春夏之际，怪事层出不穷。陌生人跑到我家门口问东问西，打探父亲和那些跟他一起呼吁和平的同僚的情况。父亲说这些人都是情报部门的特工。后来，父亲与斯瓦特族长支尔格大会在我们学校举行了一场集会，反对军方抽调明戈拉居民和我们的社区自卫委员会成员在夜间上街巡逻。集会之后，那些陌生人来得更频繁了。“军方号称和平已经实现，”父亲质问，“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搞旗帜游行和夜间巡逻？”
接下来，我们学校为明戈拉的孩子们办了一场绘画比赛，赞助者是父亲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创办了一个非政府组织，旨在为女性争取权利。参赛作品必须体现两性平等或反映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那天上午，两个情报特工来学校找我父亲。“你们学校在搞些什么？”他们问。
“这里是学校，”父亲回答，“我们在办绘画比赛，像办辩论赛、烹饪大赛、作文比赛一样。”那两人听了非常生气，父亲也怒不可遏。“大家都清楚我的为人，也知道我做过什么！”父亲怒斥，“你们为什么不做点正事？为什么不去抓法兹卢拉和那些双手沾满斯瓦特人鲜血的刽子手呢？”
那个斋月，父亲有一位来自卡拉奇的朋友，瓦基勒·汗·斯瓦蒂，寄来一批为穷人准备的衣物，想让我们帮忙分发。我们在一座大礼堂派发衣物。但活动还没开始，情报人员就跑来质问：“你们在干什么？这些衣服是谁弄来的？”
7月12日是我十五岁的生日，伊斯兰教认为十五岁就是成年人了。但同时到来的，却是这样一个消息：塔利班杀害了斯瓦特欧陆酒店的老板，他是和平委员会的委员。那天他走出家门，前往开在明戈拉巴扎的酒店，在一片田野里遭到塔利班伏击。
人们开始担忧塔利班会卷土重来。不过这次的情况与2008年、2009年不同，那时所有人都面临频繁的威胁，而现在受威胁的主要是敢于公开反对激进分子、不满军方高压手段的人。
父亲的朋友希达亚图拉与父亲讨论这件事，说：“塔利班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组织严明的团体。它是一种心态，而这种心态在巴基斯坦十分盛行。无差别反对美国、反对巴基斯坦政府当局、反对英式法治的人，有些其实已经受到了塔利班思想的侵染。”
8月3日傍晚，父亲接到一通电话，打来电话的是Geo电视台记者马赫布，他带来一个令人惊恐的消息。马赫布是父亲的朋友扎希德·汗的侄子，扎希德·汗是一位酒店业主，曾在2009年遭受过袭击。大家常说扎希德·汗和我父亲都上了塔利班的名单，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只是不确定他们谁会先遇害而已。马赫布在电话中说，他叔叔那天正要去家附近的清真寺做当天最后一次礼拜——宵礼，在路上被人一枪击中面部。
父亲说，得知这个消息，他顿时两腿一软，脚下的土地仿佛突然陷落。“那种感觉，就像我自己也中了一枪似的。”他说，“我明白，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我们恳请父亲不要去医院看他，因为当时天色已晚，袭击扎希德·汗的凶手很可能就守在医院等他。但父亲说他要是不去，就是懦夫。几位与他共事的活动人士提出要陪他一起去，但父亲觉得等他们赶过来再去医院，很可能就见不到扎希德·汗了。于是他打电话让我堂兄开车送他到医院去。母亲开始祈祷。
到了医院，他发现那里只有一名支尔格大会成员在陪护。扎希德·汗血流如注，白胡子都被鲜血染红了。不过他还算走运。一名男子用手枪近距离朝他开了三枪，但他设法抓住了对方的手，所以对方只有第一发子弹命中。神奇的是，子弹穿过他的脖颈，竟从鼻孔钻了出来。事后他说，他记得有个小个子男人在他面前狞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甚至没戴面罩。接着，黑暗围拢过来，吞没了他，他仿佛坠入暗无天日的黑洞。讽刺的是，扎希德·汗是在不久前才开始走路去清真寺的，因为他觉得已经没有危险了。
为朋友祈祷之后，父亲在医院接受了媒体采访。“我们难以理解，既然当局号称和平已经实现，为什么扎希德还会遇袭？”他拷问道，“我要对军方和政府提出质问。”
有人提醒父亲赶快离开医院。“齐亚丁，午夜都已经过了，你怎么还待在这里！别犯傻了！”他们说，“你和扎希德都是塔利班的目标，你也像他一样容易遇袭。别再铤而走险了！”
扎希德·汗最终被转往白沙瓦接受手术，父亲回到家中。我提心吊胆，一直睡不着觉。自那之后，我晚上总要把家里的锁统统检查一遍，确认每扇门都锁得严严实实。
我家的电话响个不停，不断有人打电话来提醒父亲，下一个很可能就是他。希达亚图拉是第一批打来电话的人之一。“看在真主的分儿上，你一定要当心。这次遇袭的本可能是你。”他告诫父亲，“他们正逐一除掉支尔格大会成员。你可是发言人啊，他们怎么会放过你呢？”
父亲也相信塔利班不会放过他，但他再次拒绝让警方保护。他说：“要是我到哪儿都带着一大群保镖，塔利班就会动用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或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更多伤亡。现在我要是死了，至少不会牵连无辜。”他也不肯离开斯瓦特。“我还能去哪儿？”他问我母亲，“我不能离开这里。我是全球和平委员会的主席、支尔格大会的发言人、斯瓦特私立学校协会的主席，我是我们学校的理事长，也是这个家的一家之长。”
他唯一采取的安保措施，是打乱每天的行程安排。今天他可能在小学部，明天可能在女校，后天可能在男校。我发现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把街道来回看个四五遍。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父亲和朋友们依然十分活跃，忙着组织抗议活动和召开新闻发布会。“如果和平真的实现了，为什么扎希德·汗还会遇袭？袭击他的凶手是谁？”他们质问道，“自从我们脱离‘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身份后，我们就没再见过军人或警察遇袭。现在遭受攻击的只有那些努力促成和平的人和平民百姓。”
我们本地的军事指挥官听了很不高兴。“我说了，明戈拉没有恐怖分子。”他坚称，“我们的报告上是这么写的。”他还宣布，扎希德·汗被枪击是因为财产纠纷。
扎希德·汗一共在医院住了十二天，做了修复鼻子的整形手术，然后回家休养了一个月。但他依然不甘沉默，要说他跟以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变得更加心直口快，不留情面，对情报部门尤其不客气，因为他相信，情报部门正是塔利班的后台。他在报上发表评论，指出斯瓦特地区的军事冲突是有人精心策划的。他这样写道：“我知道要杀我的是谁。但我们更需要知道究竟是谁给我们招来了这么多恐怖分子。”他强烈要求最高法院院长设立一个司法委员会，查明把塔利班带入河谷的幕后黑手。
他画下袭击者的画像，呼吁人们要赶在这名男子对别人下手之前阻止他。但警方完全没有搜捕袭击者的意思。
我受到威胁后，母亲不再放心我自己走路，坚持要我坐三轮摩托去上学，放学再乘校车回家，尽管从我家到学校步行只要五分钟而已。校车会把我送到通向我们街道的台阶前。一群住在附近的男孩经常在那儿玩耍。有个叫哈龙的男生有时会跟他们混在一起，他大我一岁，以前也住在这条街上。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过，后来有一天，他突然来跟我表白，说他爱上我了。但没过多久，我们的邻居萨菲纳有个漂亮的表妹搬来跟她同住，他转而爱上了她。被她拒绝后，他又回过头来找我。后来他家搬到另一条街上去了，我们住进了他家以前的房子里。再后来，哈龙就去陆军学校读书了。
不过他每逢假期都会回来。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他在街上转悠。他跟着我走到我家门口，往门缝里塞了张字条，让我一眼就能看见。我托一个小女孩帮我取来字条，只见他在上面写着：“你现在变得好受欢迎。我依然爱你，我知道你也爱我。这是我的号码，给我打电话哦。”
我把字条交给父亲，他气坏了。他打电话给哈龙，扬言要告诉他父亲。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哈龙。自那之后，男生们再也不敢到我们街上来了，但有个跟阿塔尔一起玩的小男孩每次见我走过，总会阴阳怪气地问一句：“哈龙怎么样了？”弄得我不胜其烦。于是，有一天，我让阿塔尔把那个男生带到家里，冲着他一通怒吼，骂得他再也不敢乱问。
跟莫妮巴重新和好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她跟男生接触总是万分小心，因为她那几个哥哥什么都要过问。“有时候啊，我真觉得在《暮光之城》里当个吸血鬼都比在斯瓦特当个女孩轻松。”我感叹道。但说实在的，如果我最大的困扰只是被男生骚扰，那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