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女人与海

“她在发什么梦？”娜杰玛姑姑问，好像我是在痴心妄想。而我还在设法消化她从未亲眼见过大海这个事实，她在卡拉奇这座海滨城市生活了三十年呢。她丈夫从不带她到海边去，就算她能溜出家门，也没法顺着路标找到海滩，因为她不识字。

我坐在岩石上，思绪飘向海的彼岸，在那些国度，女性拥有宝贵的自由。我们巴基斯坦出过一位女总理，我也在伊斯兰堡见过一些了不起的职业女性。但事实是，我们国家绝大多数女性必须依赖男性生活。我们的校长玛丽亚姆女士能力出众，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我们这个社会依然不允许她独自居住，也不允许她自由地工作。她必须跟丈夫、兄弟或父母住在一起。

在巴基斯坦，女人如果表示想独立生活，人们就会认定她是想挑战父亲、兄弟和丈夫的权威。但这并不是她们的目的。我们想要的是自己为自己做决定。我们想自由地上学，自由地工作。《古兰经》上找不到关于女性必须依附男性的内容。这不是真主的意志，真主没有说过女人必须服从男人。

“贾尼，你好像在神游千里啊。”父亲打断了我的思绪，“你在想什么呢？”

“我只是想到海的另一边去，爸爸。”我回答。

“别再胡思乱想啦！”弟弟阿塔尔嚷道，“我们可是在海边啊，我要去骑骆驼！”

这是2012年1月，我们作为Geo电视台的嘉宾应邀前往卡拉奇，当时信德省政府刚刚宣布要以我的名字命名使命路的一所女子中学。我弟弟胡什哈尔在阿伯塔巴德上学，所以同去的只有我和父母，还有阿塔尔。我们是飞往卡拉奇的，大家都是第一次坐飞机。飞行时间只有两小时，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同一段路，坐长途车至少要花两天时间。在飞机上，我们看到有人因为看不懂字母和数字而找不到座位。我坐在靠窗的位子，能俯瞰脚下的沙漠与山峦。越往南飞，土地越是焦黄。我开始想念斯瓦特的苍翠，也理解了为什么斯瓦特人可以去卡拉奇工作，但骨子里总想回到河谷，投身这片清凉。

原文如此，但根据2024年的数据，卡拉奇人口约为2000万，是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还不在世界最大城市前列。——编者注

从机场前往住处的路上，我惊讶地看到竟有那么多行人、房屋和车辆。卡拉奇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想到它在巴基斯坦建国时还只是一个仅有三十万人口的小港口，我感觉不可思议。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曾在这里生活，把这里定为巴基斯坦的第一个首都。很快，数百万穆斯林难民从印度拥入这座城市，他们被称为穆哈吉尔人（mohajirs），也就是“移民”，他们的语言是乌尔都语。今天，卡拉奇大约有两千万人口，而且尽管它远离我们的故土，却依然是全世界普什图人口最多的城市，没有之一。有五百万到七百万普什图人在卡拉奇谋生。

阿尔塔夫·侯赛因（Altaf Hussain，1953—　），英籍巴基斯坦政治人物，统一民族运动党创始人。伊姆兰·汗（Imran Khan，1952—　），巴基斯坦政治人物，第22任巴基斯坦总理，年轻时曾是巴基斯坦板球国家队队长。法兹勒·拉赫曼大毛拉（Maulana Fazlur Rehman，1953—　），巴基斯坦政治人物，宗教激进主义者。

可惜卡拉奇也是一座暴力横行的城市，穆哈吉尔人和普什图人常常爆发冲突。我们见到的穆哈吉尔人社区都秩序井然、干净整洁，普什图人聚居区却又脏又乱。几乎所有的穆哈吉尔人都支持一个名叫统一民族运动党（MQM）的政党，这个党派由阿尔塔夫·侯赛因领导，他目前流亡伦敦，平时用Skype跟党内成员联络。统一民族运动党是个组织性极强的团体，穆哈吉尔人也特别团结。相形之下，我们普什图人则四分五裂。有些人追随伊姆兰·汗，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板球运动员；有人追随法兹勒·拉赫曼大毛拉，因为他领导的伊斯兰神学者协会是伊斯兰宗教政党；有人则支持世俗政党人民民族党，因为它是普什图民族主义政党；还有人支持贝娜齐尔·布托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PPP），或是纳瓦兹·谢里夫领导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PML）。

我们来到信德省议会，在场的议员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接着我们走访了几所学校，包括那座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我做了演讲，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还提到了贝娜齐尔·布托，因为卡拉奇是她的故乡。“我们一定要携手努力，为女孩争取权益。”我在演讲中说。同学们为我唱歌，还送给我一幅画，画的是我仰望天空的模样。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一所学校的招牌上，正像阿富汗的许多学校都以迈万德的马拉莱——我名字的由来——命名一样，我感觉既古怪又幸福。下个假期，我和父亲打算深入斯瓦特的偏远山区，向当地孩子的父母强调学习读写的重要性。“我们就像传教士，传播教育的信仰。”我说。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拜访了姑姑和姑父。他们的房子很小，父亲终于理解了当年他上大学时，他们为什么不肯让他借住。路上，在经过阿西宽·拉索尔广场时，我们震惊地看见那里赫然摆着一张照片，上面是谋杀萨勒曼·塔西尔省长的凶手，四周还装点着玫瑰花环，仿佛他是个圣人。父亲愤慨不已：“这座城市有两千万人，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这东西摘下来吗？”

除了游览海滨，逛那些巨大的巴扎（母亲从巴扎买了一大堆衣服），我们此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地，那就是我们巴基斯坦的国父、伟大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陵墓。这座白色的大理石建筑宁静祥和，仿佛遗世独立，隔绝了都市的繁忙与喧嚣。它是我们心中的圣地。贝娜齐尔·布托乘坐的汽车被炸毁时，她就是要去这里演讲，那本该是她重返巴基斯坦后发表的第一次演讲。

大厅里悬挂着一盏中国赠送的巨型吊灯，灯下有一副棺木，但警卫告诉我们里面并没有真纳的遗体。真正的棺木在下方那层，真纳与比他晚很多年去世的妹妹法蒂玛合葬在这里。旁边则是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理利雅卡特·阿里·汗之墓，他是被暗杀的。

接下来，我们参观了陵墓后方的小博物馆，那里展示着真纳从巴黎订购的白领结、在伦敦定制的三件套西装、他的高尔夫球用具和为他特制的旅行箱，箱子能装十二双鞋，包括他最喜欢的双色雕花皮鞋。墙上挂满照片。在建国初期的照片里，他面颊深陷，看得出已时日无多。他的皮肤薄如蝉翼。但在当时，他的健康状况被视为机密。真纳每天要抽五十支烟，当时，蒙巴顿勋爵——英属印度的末任总督——同意印度独立并一分为二，而与此同时，身患肺结核和肺癌的真纳已经病入膏肓。事后，蒙巴顿勋爵承认，假如知道真纳已经不久于人世，他就会推迟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就不会存在。实际上，真纳在1948年9月去世，当时巴基斯坦独立仅有一年多时间。接着，三年多后，我们的第一任总理也惨遭暗杀。自打建国之初，巴基斯坦就是个命途多舛的国家。

帕西人（Parsee），特指从古代波斯，即今天的伊朗，移居到印度次大陆的波斯人，信仰拜火教先知琐罗亚斯德。

博物馆还陈列着真纳最著名的几篇演讲稿，其中一篇宣称在新成立的巴基斯坦国，人们可以自由地信仰各种宗教，还有一篇强调了女性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很想看看在真纳生平中出现的重要女性的照片，但他的妻子很早就过世了，而且她是帕西人，他们唯一的女儿迪娜则留在了印度，也嫁给了帕西人，这在新成立的伊斯兰国家并不容易被人接受。迪娜目前生活在纽约。所以我看到的照片几乎都是真纳的妹妹法蒂玛的。

参观了真纳之墓，读过他那些演讲稿之后，我不禁想，真纳如果还在世，应该会对巴基斯坦的现状非常失望。他也许会说这不是他当初想建立的国家。他希望我们的祖国独立而包容，人民能善待彼此。他希望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无论他们信奉什么。

“假如我们没有独立，而是继续作为印度的一部分，情况会不会不像现在这么糟糕？”我问父亲。在我印象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巴基斯坦建国前一直冲突不断。即便后来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冲突依然存在，只是敌对双方变成了穆哈吉尔人和普什图人，还有逊尼派和什叶派。我们的四个省非但没有互相支持，反而龃龉不断。信德省总是扬言要脱离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战事不断，但由于地处偏远，一直无人关注。既然存在这么多冲突，我们是不是该把国家再拆分一次？

我们离开时，有几名男青年在博物馆外举旗抗议。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他们来自旁遮普省南部，说的是赛莱基语，他们想建立自己的省份。

似乎有太多事情让人们争执不休。如果基督徒、印度教徒或犹太教徒真像人们说的那样，是我们的敌人，那我们穆斯林之间又有什么理由互相争斗呢？我们的人民受到了蛊惑。他们最关心的是捍卫伊斯兰教的尊严，却被蓄意曲解《古兰经》的塔利班之流引入歧途。我们应该多关注实际问题。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文盲，许多女性连一天学都没上过。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学校会被炸毁，电力时有时无。每天都至少有一名巴基斯坦人死于非命。

某天，一位名叫谢拉·安茹姆的女士来到我们的住处。她是一位巴基斯坦裔美国记者，生活在美国阿拉斯加，她从《纽约时报》网站上看到了我们的纪录片，很想来见见我。她跟我聊了一会儿，又跟父亲聊了几句。我发现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她问我父亲：“齐亚丁，你知道塔利班已经开始威胁这个无辜的女孩了吗？”我们听得一头雾水，于是她打开网页，给我们看塔利班当天向两名女性发出的威胁，一个是迪尔的政治活动家莎·贝加姆，另一个就是我自己，马拉拉。“此二人散布世俗主义谬论，死有余辜。”我并没在意，因为互联网上什么消息都有，这如果是真的，我们应该会从别的渠道得到消息。

那天傍晚，父亲接到一个电话，过去这十八个月以来，有家人一直在我们家借住，这个电话就是他们打来的。他们家的屋顶是泥巴糊的，一下雨就会漏水。我家还有两间空房，就请他们来住。他们只需要象征性地交点房租，孩子们可以在我们学校免费就读。他家有三个孩子，我们很欢迎他们来住，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凑在屋顶上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了。这家人打电话告诉父亲，警察来到我家，询问我们有没有收到威胁。父亲听罢立刻给警察局副局长打了个电话，结果副局长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问？难道你们听到了什么风声？”副局长告诉父亲，回斯瓦特之后务必去见他一面。

那之后，父亲开始坐立不安，无心再欣赏卡拉奇的风光。我能看出母亲和父亲都心烦意乱。我知道母亲还没从姨妈去世的伤痛中走出来，我频繁得奖也让他们担心，但他们似乎还有别的挂虑。“你们怎么啦？”我问，“你们有事瞒着我们。”

于是他们把家里打来电话的事告诉了我，说他们得重视这次威胁。不知为什么，得知自己成了袭击目标，我并不是特别担心。我想人人都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死。既然没人能永生，那么被塔利班杀死和被癌症杀死，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所以，我更应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贾尼，也许我们该暂停宣传活动，蛰伏一段时间。”父亲说。

“这怎么行？”我回答，“你告诉过我，一旦我们相信有些事比生命重要，死亡只会放大我们的声音。我们绝不能半途而废！”

人们请我在活动上发言，我怎么能因为一点安全隐患就一口回绝？我们不能这样做，何况我们还是骄傲的普什图人。父亲常说，英雄主义刻在普什图人的基因里。

话虽如此，我们回到斯瓦特时依然心情沉重。父亲去了警察局，警方给他看了一份关于我的资料。他们说，我在国内外的声誉已经引起了塔利班的注意，也招来了死亡威胁。他们还说我需要保护。他们提出派警卫保护我们一家，但父亲并不赞成。斯瓦特的许多长老都配有警卫，却依然惨遭杀害，旁遮普省的省长更是死于自己的保镖之手。父亲认为武装警卫会让学生家长紧张，他也不想给别人带来危险。父亲此前也曾遭受威胁，那时他总说：“杀我可以，但不能伤及无辜。”

父亲提议送我去阿伯塔巴德读寄宿学校，像胡什哈尔一样，但我不同意。他还会见了我们本地的陆军上校，后者表示去阿伯塔巴德读书并不会比现在安全，只要我低调一点，我们在斯瓦特就不会有事。所以，得知开伯尔-普什图省政府想任命我为和平大使，父亲认为还是拒绝比较好。

回到家中，我开始每天晚上锁门。“她嗅到了威胁。”母亲对父亲说。父亲闷闷不乐。他一直嘱咐我晚上睡觉时拉上窗帘，我却不肯。

“爸爸，我不明白。”我对他说，“塔利班最强大的时候，我们没有危险，现在没有塔利班了，我们反而不安全了。”

“是啊，马拉拉。”父亲回答，“现在的塔利班只针对我们这些敢于发声的人。斯瓦特其他地方都风平浪静。三轮摩托车司机、小店店主都安全无忧。这次塔利班瞄准的是一小群人，其中就包括我们。”

频繁获奖还有另一个副作用——我缺了太多的课。3月的考试结束后，我的新橱柜里只添了一座第二名的奖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