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的一个清晨，父亲正准备去学校，却发现那幅描绘我注视天空的画像在夜里移了位，歪了一点。这幅画是卡拉奇那所学校送给我的，父亲特别喜欢，把它挂在床头。看到画挂歪了，他心烦意乱，特别严厉地责怪我母亲：“把它摆正行吗！”
也是在那个星期，我们的数学老师莎兹娅小姐惊慌失措地来到学校。她告诉父亲自己做了个噩梦，梦见我来上学时腿被严重烧伤，她竭力想保护我。她恳请父亲煮一些米饭分给穷人，因为我们普什图人相信只要把米饭分给穷人，连蚂蚁和鸟儿也会吃到地上的碎屑并为我们祈祷。父亲选择捐款而不是分发米饭，这加剧了莎兹娅小姐的担忧，她说捐款起不到作用。
我们笑莎兹娅小姐杞人忧天，但我自己很快也开始噩梦连连。我没告诉父母，但每次出门，我都会担心突然有塔利班跳出来，举着枪对我射击或往我脸上泼硫酸，像他们在阿富汗对一些女性做的那样。我特别害怕那段通向我们街道的阶梯，就是那些男生以前玩耍的地方。有时，我感觉仿佛有脚步声从身后传来，或有人闪身躲进阴影。
我不像父亲那么大意，而是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晚上，在所有人——母亲、父亲、弟弟，以及与我们同住的亲戚和从村里来的客人——都睡下之后，我会再次逐一确认所有门窗都已关好。我会走出房门去检查大门有没有上锁，会依次查看每个房间。我的房间位于屋子前部，窗户很多，而我总是不拉窗帘。我想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尽管父亲总让我把窗帘拉上。“他们要真想杀我，2009年就动手了。”我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担心有人会在屋外搭起梯子，爬进窗户。
这些都做完了，我就开始祈祷。我曾在夜晚频繁地祈祷。尽管塔利班不承认我们，但我们是真正的穆斯林。我们对真主的信仰比他们虔诚，我相信真主会保佑我们。我喜欢在祈祷时念《王座诗》（Ayat al-Kursi），那是《古兰经》第二章《黄牛》的一节。这段经文非常特别，我们穆斯林相信夜里把它念上三遍，能保佑家宅平安，不受魔鬼侵扰。念上五遍，你家那条街道都会安然无虞。念上七遍，整个地区都会平安无事。所以我起码会念七遍，有时甚至更多。然后我会祈求真主：“请保佑我们，保佑我们的父亲和亲人，保佑我们的街道，保佑整个摩哈拉，保佑我们的斯瓦特。”接着又补充说，“不对，请保佑全体穆斯林。哦不，不光是穆斯林，请保佑全人类吧。”
我一年中祈祷最多的是考试期间。只有在那段时间，我和朋友们才会一次不落地做完五次礼拜，像母亲一直指望的那样。我发现下午那次礼拜最难坚持，因为我不想中途放弃精彩的电视节目。考试时，我会祈求真主赐我高分，尽管老师常常告诫我们：“不努力学习，真主是不会让你得高分的。真主为我们赐福，但真主也是诚实的。”
所以，我学习也很用功。我对考试一般都没什么不满，把考试看成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但在2012年10月那个考试季，我感觉压力很大。我不想再像3月那样屈居第二，输给马勒卡·努尔。我们之间通常只有一两分的差距，但那次，她整整比我高出五分！这次我一通恶补，考前还在男校的阿姆贾德先生那里补课。考试前一天，我熬夜学到凌晨三点，把教科书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
第一门考试安排在10月8日，星期一，科目是物理。我喜欢物理，因为它揭示真理——物理世界遵从一条条原理和定律，不像政治，尤其是我们国家的政治那样充斥着胡作非为、黑白颠倒——我在心中默念神圣的诗句，等待考试铃声响起。我完成了试卷，但很快发现自己做错了一道填空题。我气极了，觉得太不应该了，差点气哭了。这道小错只值一分，但不知为什么，这却让我觉得灭顶之灾就要来了。
那天下午回到家，我困得要命，但第二天我们还得考巴基斯坦研究，这是我觉得很难的一科。我担心会丢掉更多分数，就给自己冲了杯牛奶咖啡，想驱散睡意。母亲来看我，尝了一口咖啡，觉得很好喝，于是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我又不能跟她说：“巴比，别喝了，那是我的咖啡。”可橱柜里已经没咖啡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又熬了一夜，背诵课本上关于巴基斯坦独立的内容。
早上，父母像往常一样来房间叫我起床。在我印象中，凡是上学的日子，我没有哪一天是大清早自己醒来的。母亲准备了我们常吃的早餐，有加了糖的茶、恰帕提薄饼（chapati），还有煎蛋。我们全家一起吃早餐，我、母亲、父亲、胡什哈尔和阿塔尔全部围坐在桌旁。那天对母亲来说意义重大，因为那天下午，她就要开始跟我的幼儿园老师乌尔法特小姐学习读写了。
父亲拿阿塔尔开涮，阿塔尔今年八岁，脸皮越来越厚。“阿塔尔，听好，将来马拉拉当了总理，你就来给她当秘书。”
阿塔尔火了。“不要，不要，才不要！”他抗议道，“我又不比马拉拉差。我才是总理，她来给我当秘书。”这些插科打诨占去了不少时间，弄得我都快迟到了，鸡蛋只吃了一半，桌子也来不及收拾。
约1609公里。巴基斯坦研究的试题比我想的简单，考了真纳把巴基斯坦建成世界第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始末，还有孟加拉国独立的民族悲剧。孟加拉国离我国足有一千英里，我总是很难相信它曾经属于巴基斯坦。我答完了所有题目，感觉自己考得不错。考完之后，我心情舒畅，一边跟朋友们聊天，一边等校务助理谢尔·穆罕默德·巴巴打电话通知我们校车到了。
校车每天有两班，我们那天坐的是第二班。每次考完试，我们总喜欢在学校逗留，莫妮巴提出：“考试那么累，我们不如在回家之前留下来聊聊天吧！”我觉得自己巴基斯坦研究考得不错，放松了不少，所以同意留下。那天我无忧无虑。我感觉肚子有点饿，但我们已经十五岁了，不能再单独上街买东西，所以我托一个小女孩帮我买了根煮玉米。我吃了一点，把剩下的留给另一个女生吃完。
十二点整，巴巴在广播里召唤我们。我们飞奔下楼。别的女生出校门前都会遮起面容，再爬上巴士后座。而我只是裹着头巾，没遮住脸。
趁等待两位老师上车的当儿，我请奥斯曼大哥给大家讲个笑话。他肚子里全是搞笑的故事。但那天他没讲故事，而是给我们变了个魔术，把一颗鹅卵石变不见了。“让我们看看你是怎么变的！”我们吵着要看，但他怎么也不肯说。
等所有人都准备就绪，他就让鲁比小姐和几个年幼的孩子跟他一起坐进前排的驾驶室。一个小女孩哭了起来，说她也想坐前面。但奥斯曼大哥告诉她前面满员了，她只能跟我们一起坐后排。我觉得她很可怜，便说服奥斯曼让她也坐前面。
母亲让阿塔尔跟我一起坐校车，他从小学部走了过来。他喜欢站在车尾的挡板上，这动作十分危险，惹得奥斯曼大哥大为光火。那天，奥斯曼大哥终于忍不下去了，坚决不让他站在那里。“坐进来，阿塔尔·汗，否则我就不带你了！”奥斯曼大哥呵斥道。阿塔尔使起性子，不肯上车，一气之下决定跟朋友们走路回家。
奥斯曼发动了校车，我们上了路。我一路都在跟我聪明又善良的朋友莫妮巴聊天。有几个女生在唱歌，我用手指敲打座椅，打着拍子。
莫妮巴和我都喜欢坐在车子敞开的后盖附近，好欣赏沿途的风景。在那个时段，哈吉巴巴路上总是车水马龙，挤满五颜六色的三轮摩托、步行的人们和摩托车手，人们你推我搡，喇叭声响个不停。一个卖冰激凌的少年蹬着三轮自行车追在我们车后，他的车上用颜料画着红白色的核弹头，他不停地冲我们挥手，直到一位老师赶跑了他。一个男人正在宰鸡，他斩下鸡头，鸡血滴在大街上。我用手指打着拍子。“嚓、嚓、嚓”“嗒、嗒、嗒”。说来好笑，我小时候总听人说斯瓦特人爱好和平，想找人宰鸡都难。
空气中弥漫着柴油、面包和烤肉串的味道，还夹杂着小河沟散发的臭气。尽管父亲和朋友们一再呼吁，人们还是继续往小河沟里倾倒垃圾，而且看样子还会继续倒下去。不过我们早就见怪不怪。再说，冬天就快到了，大雪会让一切重归宁静与洁白。
校车在军队检查站右转，驶离主干道。一座岗亭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通缉恐怖分子”一行大字，还有几个眼神狂热的男人形象，不是蓄着大胡子就是戴着帽子或头巾。最上方那个裹着头巾、留着大胡子的男人就是法兹卢拉。军方清除斯瓦特塔利班的行动已经过去三年多了。我们感谢军方的努力，但我们想不通军人为什么还是无处不在，把机枪架在屋顶，或是在检查站里站岗。就连进入我们河谷都得官方批准。
那条上坡路是一条捷径，平时总是挤满车辆，那天却异常空旷。“人都到哪儿去了？”我问莫妮巴。女生们都在唱歌、聊天，我们的声音在车厢里回荡着。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母亲应该刚刚走进学校。这是她自从六岁辍学以来第一次上课。
我并没看见有两个年轻人突然出现在路中央，拦住我们的去路。我也来不及回答他们的问题——“谁是马拉拉？”否则我一定会向他们解释清楚，他们为什么应该允许我们这些女孩上学，允许他们自己的姐妹和女儿接受教育。
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自己正在琢磨要为明天的考试复习哪些内容。我脑中回响的不是那三枚子弹出膛的“啪、啪、啪”三声脆响，而是街上那人斩下鸡头的声音。“嚓、嚓、嚓”“嗒、嗒、嗒”，鸡头纷纷坠向尘土飞扬的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