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三岁，我突然不长个儿了。我一直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但突然间，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比我高了。全班三十人，我成了最矮的三个女生之一。在朋友们中，我总有些抬不起头。每天临睡前，我都会向真主祈祷，希望能再长高些。我用直尺和铅笔在卧室墙上给自己量身高，每天早上都会紧紧地背靠墙壁，看自己有没有长高。但铅笔画下的记号顽固地停在五英尺处。我甚至向安拉保证，只要能再长高一点，我就在每天的五次正式祈祷之外再多做一百次自愿拜功（raakat naf l）。
我在许多活动上做过演讲，但由于个子太矮，很难显得威严。有时我的视线甚至无法越过讲台。我不喜欢高跟鞋，但也只好开始穿了。
那年，我们班有个女生没能再回学校。她刚进入青春期就嫁了人。她虽然比同龄人高大，但也只有十三岁而已。没过几年，我们就得知她有了两个孩子。在课堂上，我背诵碳氢化合物分子式的时候会走神，想象自己假如离开学校相夫教子会怎么样。
我们渐渐开始关心塔利班以外的事，但还无法彻底淡忘。我们的军队开发了许多奇怪的副业，比如生产玉米片、制造化肥，甚至拍肥皂剧。巴基斯坦各地都迷上了一部名叫《迅雷尖兵》的黄金档剧集，它反映了军队士兵在斯瓦特与激进分子作战的真实经历。
针对激进分子的军事行动造成一百多名士兵死亡，九百余人受伤，这些人希望能被当作英雄。按理说，他们巨大的牺牲应该能让政府重新控制斯瓦特，但我们的社会依然无法可依。我下午放学回家时，常看到有女人来我家哭诉。战争期间，数百名男子在军事行动中下落不明，据说是遭到了军方或三军情报局的逮捕，但没人出来证实。这些女人打听不到任何消息，不知丈夫或儿子是死是活。她们中有人根本无法养活自己，陷于绝望。而依照我们的习俗，只有在丈夫被宣布死亡而不是失踪之后，女人才可以再婚。
母亲给她们沏茶，为她们准备食物，但她们并不是为这些而来。她们来到我家，是为了得到父亲的帮助。父亲是斯瓦特族长支尔格大会的发言人，充当了民众与军队沟通的桥梁。
“我只想知道我丈夫是死是活。”我看见一位妇女这样恳求，“要是能确认他已经遇害，我就可以把孩子送进孤儿院。可现在我既不是寡妇也没有丈夫。”另一个女人则说自己的儿子失踪了。她们说这些失踪的男人并没跟塔利班合作，也许只是被迫给过塔利班士兵一点水和面包而已。现在倒好，塔利班领导人逍遥法外，这些无辜的人却被关了起来。
我们学校有位老师，住得离我家很近，走路只要十分钟。她的兄弟就被军队带走了，他被铐上脚镣，严刑拷打，然后关进冰箱冻死。他跟塔利班毫无瓜葛，只是一名普通的店主。事后，军队向她道歉，说他们搞错了名字，抓错了人。
来我家求助的不光是穷困的妇女。一天，一位富商也从波斯湾地区的马斯喀特远道而来。他告诉我父亲，他的兄弟和五六个侄子全都下落不明，他很想知道他们究竟是已经遇害还是被关了起来，这样他才能确定他们的妻子是否可以改嫁。这些人中有一位是大毛拉，父亲设法把他救了出来。
这种事不只发生在斯瓦特。我们听说巴基斯坦全国有数千人失踪。许多人在法庭外抗议，张贴寻人海报，但往往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我们的法院正忙着处理另一个问题。巴基斯坦有项法令叫《渎神法》，保护《古兰经》不受亵渎。齐亚将军推行伊斯兰化运动期间，这项法令变得尤为严苛，任何“玷污神圣先知之名”的人都可能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
2010年11月的一天，我们读到一则新闻：一位名叫艾莎·比比的女基督徒被处以绞刑。她是个贫穷的母亲，有五个孩子，在旁遮普省的一个村子里以采摘水果为生。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她打水给工友们喝，有人却拒绝喝她打来的水，说她是基督教徒，打的水是“不干净”的，穆斯林与她一同喝水就会被她玷污。其中一个人是她的邻居，也是跳得最高的一个，她叱责艾莎·比比的山羊弄脏了她的水槽。两人终于吵了起来。当然，就像我们在学校争吵一样，对于吵架的内容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是那些人想劝说艾莎·比比皈依伊斯兰教。她却反问，耶稣基督为偿还基督徒犯下的罪孽而在十字架上受难，请问先知穆罕默德又做了什么？一名摘果工向当地的伊玛目告发了她，伊玛目报了警。她被关进监狱，过了一年多法院才审理此案，结果她被判处死刑。
穆沙拉夫当政时批准了卫星转播，现在我们的电视上有不少频道。突然间，我们能从电视上了解这类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这件事在全世界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所有谈话节目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旁遮普省省长萨勒曼·塔西尔，是少数为艾莎·比比辩护的人之一。他本人曾是政治犯，也是贝娜齐尔·布托亲密的盟友，后来成为富有的传媒大亨。他去监狱探望了艾莎·比比，还称扎尔达里总统应该赦免艾莎·比比。他斥责《渎神法》是一部“黑暗之法”，一些电视新闻主播不断把这个词挂在嘴边，想故意搅起风浪。结果，在拉瓦尔品第最大的清真寺，几名伊玛目在星期五的祈祷中谴责了这位省长。
几天后，2011年1月4日，在伊斯兰堡一处咖啡馆林立的时髦街区，萨勒曼·塔西尔刚吃过午饭就被自己的保镖射杀。保镖朝他连开二十六枪。事后凶手坦承，自己在拉瓦尔品第听了星期五的布道，决定替天行道。让我们震惊的是，许多人对凶手大加称赞。凶手出庭时，连律师都往他身上抛撒玫瑰花瓣。而与此同时，在已故省长隶属的清真寺，伊玛目却拒绝为塔西尔做葬礼上的祈祷，总统也没来吊唁。
我们的国家正一步步陷入疯狂。我们怎么能给杀人凶手戴上花环呢？
那之后不久，我父亲收到了死亡威胁。他在纪念哈吉巴巴中学遇袭三周年的活动上发表了一次演讲，讲得慷慨激昂。“法兹卢拉是群魔之首！”他高呼，“他为什么还没被绳之以法？”事后，大家都劝他多加小心。不久，一封写给父亲的匿名信被寄到家中。这封信以“愿真主赐你平安”开头，内容却跟平安毫不沾边。信上说：“你是教士之子，但你不是个好穆斯林。无论你走到哪里，圣战者都会找到你的踪迹。”收到这封信之后，父亲似乎也担心了几个星期，但他并没停止发声，不久注意力就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那段时间，我感觉好像人人都在谈论美国。我们过去总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我们的宿敌印度，而现在，人们把什么都怪到美国头上。大家都在抱怨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几乎每周都会遭到无人机轰炸。我们听说有许多平民死于非命。接着，在拉合尔，一个名叫雷蒙德·戴维斯的美国中情局特工开枪打死了两名靠近他汽车的摩托车骑手，号称他们想对他实施抢劫。美国否认他为中情局工作，说他只是一名普通外交官，但人们普遍认为这并不可信。连我们这些学生都知道，普通外交官不可能开着无牌汽车四处转悠，身上还揣着格洛克手枪。
2008年11月26日，印度孟买发生了一连串恐怖袭击，恐怖分子在孟买南区的多处地点同时发动袭击，目标主要是标志性建筑和旅游胜地。我国媒体宣称，由于不信任我们的情报机构，美国中情局向巴基斯坦派遣了大批秘密特工，戴维斯就是其中之一。据说他负责监视拉合尔的激进组织“虔诚军”，这个组织曾在大地震和洪灾期间大力援助民众，但也有传言称他们是2008年孟买连环恐怖袭击案的幕后黑手。这个组织的目标是解放克什米尔的穆斯林，让他们脱离印度统治，不过他们最近也开始在阿富汗活动。还有人说，戴维斯真正的任务是窥探我国的核武器。
雷蒙德·戴维斯迅速成为巴基斯坦最知名的美国人。抗议活动在全国各地蔓延。人们想象市场上到处都是雷蒙德·戴维斯这样的密探，四处搜集情报，发回美国。接着，由于迟迟得不到公正的判决，被戴维斯枪杀的其中一位骑手的遗孀陷于绝望，服鼠药自杀。
华盛顿与伊斯兰堡，或者说是华盛顿与拉瓦尔品第的陆军总部僵持了数周之久，案子才尘埃落定。双方协商的结果，其实有点像我们传统的支尔格大会的决定——美国人将支付两百三十万美元的“血腥钱”（blood money），戴维斯被迅速带出法庭，送出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要求美国中情局从巴基斯坦撤出大批雇员，停止给他们发放签证。这起事件影响极为恶劣。而且3月17日，也就是戴维斯获释的第二天，北瓦济里斯坦的一个部落会议竟然又遭到无人机轰炸，造成约四十人丧生。这如同一次挑衅，宣告美国中情局可以在巴基斯坦为所欲为。
* * *
约3.7米。某个星期一的早上，我正要靠墙测量身高，想看自己有没有奇迹般地一夜长高，忽然听见隔壁传来一阵喧哗。父亲的朋友带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美国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Navy SEALs）昨晚突袭了阿伯塔巴德，抓获并处死了奥萨马·本·拉登。我们逃难时也在阿伯塔巴德住过。而本·拉登竟一直住在离军校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藏在一座高墙环绕的大院内。我们很难相信军方居然一直不知道本·拉登的下落。报纸上说，本·拉登住的地方甚至就离军校生操练的田野不远。他的院墙高达十二英尺，顶端还加装了带刺铁丝网。本·拉登和他最年轻的妻子住在顶楼，她来自也门，名叫阿迈勒。楼下住着他另外两位妻子和十一个子女。美国一位参议员说本·拉登的藏身处其实昭然若揭，就差挂块霓虹灯招牌了。
其实，为了遵守深闺制度和保护隐私，普什图地区的许多居民都住在围墙高筑的大院里，所以本·拉登的住处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之处在于院内居民从不出门，房子里也没装电话和网络。有一对兄弟负责往院里运送食物，他俩也携妻子住在院内，给本·拉登跑腿送信。其中一人的妻子还是斯瓦特人。
海豹突击队击中了本·拉登的头部，将他当场击毙，用直升机运走了他的尸体。听上去他似乎并没反抗。本·拉登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已成年的儿子也被杀死，但他妻子和别的子女则被捆绑起来，留在现场，随后被带往巴基斯坦关押。美国人把本·拉登的尸体葬在大海。奥巴马总统喜出望外，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白宫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巴基斯坦政府知情并参与了美国的行动，但很快我们发现这场行动完全由美国单独展开。这引发了我国民众的不满。按理说我们两国是盟友，我军士兵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伤亡比美国还要惨重。美国人摸黑潜入我们的国家，驾驶特制的降噪直升机低空飞行，用电子干扰器屏蔽我们的雷达。事成之后，他们才向陆军参谋长阿什法克·卡亚尼将军和扎尔达里总统通报了本次行动。大部分军方领导人是从电视上得知的。
美国人说他们别无选择，因为没人清楚三军情报局真正的立场，如果提前通知巴基斯坦，就存在有人在本·拉登落网前向他通风报信的可能。美国中情局局长说巴基斯坦“不是与其串通一气，就是能力不足。而这两种情况都很糟糕”。
父亲说这是耻辱的一天。“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为什么能藏身巴基斯坦这么多年而不被发现？”他质问。许多人也有同样的疑问。
你完全可以理解人们为什么普遍认为我国情报部门早就掌握了本·拉登的藏身地点。三军情报局毕竟是个庞大的组织，特工网络遍布全国。本·拉登怎么能住在离首都这么近——仅仅四十英里的地方？还住了这么长时间！或许这可以用“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来解释，但他从2005年地震之后就一直住在那所房子里。他有两个孩子甚至是在阿伯塔巴德的医院出生的。而且他已经在巴基斯坦生活了九年之久。搬到阿伯塔巴德之前，他住在赫里布尔，而在那之前，他就躲在我们斯瓦特河谷，还曾在这里跟“9·11”事件的主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碰头。
本·拉登被捕的过程跟我弟弟胡什哈尔喜欢的那些间谍片的情节一样精彩。为了不被追踪，他派人送信，从不依赖电话或电子邮件。但美国人盯上了他的一名信使，追踪了那人的车牌，一路从白沙瓦跟到了阿伯塔巴德。接着，他们用一种带X光透视功能的大型无人机侦察这栋房屋，看见一名蓄长须的高大男子在院内踱步。他们称他为“踱步者”。
民众着迷于每天新出炉的种种细节，但更让他们愤怒的似乎不是世界头号恐怖分子就住在我们国家，而是美国人的入侵。有报纸宣称美国人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杀死了本·拉登，并把他的尸体放进冰柜冷藏。这次他们提前将尸体藏在阿伯塔巴德，然后导演了这场突袭，为的是让巴基斯坦颜面扫地。
我们开始收到短信，鼓动大家上街集会，表达对军方的支持。“1948年、1965年和1971年，我们都与你们同在。”一则短信这样写道，暗指三场印巴战争，“而现在，我们遭人暗算，请跟我们站在一起。”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嘲讽军队的短信。有人问：四架美国直升机绕过我们的雷达，大摇大摆地进入巴基斯坦，我们每年的六十亿美元军费（比教育经费多七倍）都花到哪里去了？要是连遥远的美国都能如此肆意妄为，我们又拿什么来阻止邻国印度？“别按喇叭，军队睡得正香呢。”一条短信这样写道。“转让巴基斯坦二手雷达，无法侦测美军直升机，但能接收有线电视。”另一条短信这样调侃。
卡亚尼将军和三军情报局局长哈迈德·舒贾·帕夏将军接到了议会质询的传唤，这在我国前所未有。国家蒙受了屈辱，我们想知道原因。
我们还了解到，美国政界对本·拉登一直生活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事实感到愤慨，他们一直以为他藏身在某座山洞。美国人抱怨说，在过去八年的合作中，他们已经向我们输送了两百亿美元，而我们的立场始终暧昧不明。有时，好像一切都是为了钱。大部分资金落入军方手中，普通百姓什么也没得到。
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1931—2021），圣公会开普敦教区荣休大主教，南非圣公会首位非裔大主教，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几个月后，在2011年10月，父亲告诉我他收到一封邮件，通知他“儿童权益”（KidsRights）——一个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儿童权益组织——提名了五位国际和平奖候选人，其中有我。提名我的是南非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他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是我父亲心中的大英雄。我最终没能获奖。父亲有些失望，但我告诉他，我所做的只是公开发言而已，而最终的获奖者成立了自己的组织，采取了切实的行动。
不久，我应旁遮普省首席部长沙赫巴兹·谢里夫之邀前往拉合尔，在一场教育盛会上发言。他正在筹建一个全新的学校网络，名叫达尼斯学校，他们会免费向学生提供笔记本电脑。为了激励全省的学生，他还向成绩优异的男女生发放现金奖励。我则因为帮女孩争取受教育权而获得了一张五十万卢比的支票，大约相当于四千五百美元。
那天我穿着粉色的衣裙出席晚会，头一次公开讲述我们在塔利班禁令下悄悄上学的经历。“正因为有人强行夺走了我的书本和笔，我才真正意识到教育是多么重要。但斯瓦特的女孩们无所畏惧，我们依然坚持学习。”
后来有一天，我正在上课，班上的同学突然告诉我：“你得了大奖，能拿到整整五十万卢比！”父亲告诉我，政府决定授予我巴基斯坦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和平奖。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记者蜂拥而至，学校几乎成了新闻演播室。
颁奖典礼于2011年12月20日在总理官邸举行，官邸坐落在宪法大道尽头的小山坡上，就是我们上次游览伊斯兰堡时参观过的那排高大的白色公馆之一。那时我已经习惯了会见政治人物。虽然父亲一直告诉我吉拉尼总理的家族圣贤辈出，想引起我的重视，但我一点也不紧张。从总理手中接过奖状和支票后，我向他提出一连串诉求。我说我们希望能重建学校，还希望斯瓦特能有一所女子大学。我知道他不会把这些要求当真，所以也并没有强求。我想：我总有一天要成为一名政治家，亲手把这一切变为现实。
政府决定，这个奖项今后每年颁发一次，专门面向十八岁以下的孩子，并以我的名字将它命名为“马拉拉奖”。我发现这让父亲有些不安。像大多数普什图人一样，他也有点迷信。在巴基斯坦，我们一般不用活人的名字为事物命名，这是逝者专属的待遇，所以父亲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
我知道母亲不喜欢我得奖，因为她担心随着知名度上升，我会被人盯上。她自己从不公开露面，甚至不拍照片。她是位传统女性，恪守我们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美德。假如她打破传统，那么大家，尤其是我们自己的亲人，就会对她指指点点。她从不反对父亲和我从事这些工作，但我获奖后，她却说：“我不想要那些奖项，我只要我的女儿。就算把整个世界给我，也别想换我女儿一根睫毛。”
父亲辩解说他的初衷只是创办一所学校，让孩子们有学可上。后来他投身政治、倡导教育，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唯一的抱负，”他说，“就是尽我所能地让自己的子女和同胞多受教育。但假如我们的领导人有一半在说谎，另一半则与塔利班沆瀣一气，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站出来发声。”
回到家，我得知有一大群记者要来学校采访我，心想我得稍稍装扮一下。我起初想穿一条特别漂亮的连衣裙，但后来还是决定穿得朴素一点，因为我希望人们能关注我的话语而不是衣着。到了学校，我发现朋友们全都身着盛装。“惊喜！”我一踏进校门，他们就齐声喊道。原来他们凑了一笔钱，给我办了个庆功派对，还准备了一个纯白的大蛋糕，上面用巧克力糖霜写着“成功永驻”。朋友们愿意分享我的成功，这实在是太好了。我知道，只要有父母支持，我们班每个女生都能取得同样的成就。
“你们蛋糕也吃了，现在可以回去上课了吧。”派对快结束时，玛丽亚姆女士说，“3月就要考试了！”
这一年却在悲伤中结束。我获奖五天后，我母亲的大姐巴布姨妈突然撒手人寰，她还不到五十岁。她患有糖尿病，从电视广告中看到拉合尔有位医生会一种神奇的疗法，于是说服姨夫带她去看病。我们不知道那个医生给她注射了什么，但她突然休克，猝然离世。父亲说那个医生是江湖骗子，正因如此，我们才必须继续与愚昧做斗争。
那年年底，我攒下不少钱——总理、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和信德省政府各奖给我五十万卢比。我们本地的军队指挥官，古拉姆·卡马尔少将，也给学校捐赠了十万卢比，用于修建科学实验室和图书馆。但我的抗争还远没有结束。我想起曾在历史课堂上学到过，军队每打一场胜仗都会获得战利品或奖赏。我也开始以同样的态度看待这些奖励和表彰，它们不过是小小的战利品，没有太多意义。我必须继续集中精力去赢得整场战争。
父亲用一些奖金给我买了新床和新橱柜，又拿出一些钱给母亲植牙，还在香格拉县买了块地。剩余那些钱，我们决定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我想成立一个教育基金会。自打见了那些在垃圾山谋生的孩子，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我忘不了垃圾山上黑黢黢的硕鼠，也忘不了那个蓬头垢面、不停分拣垃圾的女孩。我们邀请二十一名女孩召开了一次大会，把确保每个斯瓦特女孩都有学可上列为第一要务，重点关注流浪儿童和童工。
途经马拉坎德山隘时，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在兜售柑橘。她只能用指甲在一张纸上画道道记录自己卖出了多少个柑橘，因为她不会读写。我拍下她的照片，暗下决心一定要尽我所能，帮助这样的女孩上学。这是一场战争，而我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