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真像一场噩梦。我们离开河谷已经快三个月了。乘车返回河谷时，我们经过丘吉尔哨所，经过山上的遗迹和巨大的佛塔，突然瞥见宽阔的斯瓦特河，父亲顿时泪流满面。看样子军方已经完全控制了斯瓦特地区，我们的车居然得先过一道安检，确认了车上没有爆炸物才能驶入马拉根德山隘。一越过山隘进入河谷，我们就看见路上到处是军队的检查站，无数屋顶上都有士兵们设的机枪掩体。
我们驾车穿过一座座村落，看见许多建筑被毁，许多车辆被烧焦。那画面让我想起以前的战争电影，还有我弟弟胡什哈尔爱玩的电子游戏。到了明戈拉，眼前的惨状令我们震惊。军方和塔利班在城内展开了巷战，几乎所有的墙壁都弹痕累累。塔利班曾藏身的建筑被炸成瓦砾，到处是成堆的残骸、变形的金属和被砸毁的招牌。商店大都加装了厚重的金属百叶窗，没装百叶窗的商店则被劫掠一空。整座城市变得鸦雀无声，空无一人，车辆稀少，像暴发了瘟疫一样。最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在公交车站。平时这里总是乱作一团，挤满巴士和三轮摩托，如今却荒无人烟。我们甚至看到杂草从人行道砖块的狭缝中冒出来。我们从没想过自己的城市竟会变得如此颓败。
不过至少，塔利班已经看不到了。
那是2009年7月24日，总理宣布塔利班被彻底清除已有一周了。他保证燃气已经恢复供应，银行已经恢复营业，号召大家返回斯瓦特。斯瓦特有一百八十万人，其中一半离开了河谷。但据我们观察，这些人大都不相信回家之后能有安全保障。
车子快开到家门口时，我们所有人都沉默了，连一向健谈的小弟阿塔尔都一言不发。我家离军队总部所在的环形大楼很近，我们特别怕房子已经被炮弹摧毁。我们还听说有许多房屋被洗劫一空。父亲把钥匙插进锁孔，我们全都屏住了呼吸。门开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们的花园，三个月无人打理，它成了一片凌乱的丛林。
弟弟们直奔他们的宠物鸡。回来时，他俩泣不成声。那两只鸡只剩一堆羽毛，两具小小的尸体缠绕在一起，仿佛相拥着死去。它们是饿死的。
我为弟弟们难过，但我还有自己的东西要确认。我欣慰地看到书包里的书本都在，默默在心里感谢真主应允了我的请求，保住了它们。我把书一本一本取出来摩挲，像怎么也看不够似的。数学、物理、乌尔都语、英语、普什图语、化学、生物、伊斯兰教研究和巴基斯坦研究。我终于可以安心地回去上学了。
随后我坐到自己床上，心中百感交集。
我们还算走运，房子没被入侵。我们街上有四五栋房子被劫掠一空，电视和黄金首饰都被掳走了。隔壁邻居萨菲纳的母亲把黄金首饰存进了银行保险库，但那里也惨遭洗劫。
父亲急于查看学校的情况，我陪他一起去了。我们看到女校对面的建筑中了炮弹，但我们学校应该完好无损。不知为什么，父亲的钥匙打不开校门。所以，我们找了个男生翻墙进去，从里面把门打开。我们三步并作两步地跨上楼梯，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父亲一走进院子就说：“有人来过。”只见地上到处都扔着烟蒂和食品包装袋，椅子歪倒在地，院里一片狼藉。父亲临走前曾摘下胡什哈尔学校的招牌放在院子里。现在，它就靠在墙边。当我们抬起它时，我尖叫起来。招牌底下全是腐烂的山羊头，应该是什么人吃剩的晚餐。
然后我们走进教室。墙上到处涂写着反塔利班的口号。有人用永久性马克笔在白板上写下“ARMY ZINDABAD”，意思是“军队万岁”。这下我们知道是谁住在这里了。一名士兵甚至在一位同学的日记本上写了首滥俗的情诗。弹壳散落一地。士兵们在墙上凿了个洞，透过它俯瞰脚下的城市，或许甚至还曾向外面的人开过枪。看到我们心爱的学校沦为战场，我心痛不已。
就在我们四下查看时，楼下传来一阵敲门声。“别开门，马拉拉！”父亲大声喝令。
在办公室，父亲找到军队留下的一封信。他们在信中大肆指责我们，说正是我们这些公民姑息纵容，塔利班才控制了斯瓦特。“是你们的无所作为让这么多士兵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巴基斯坦军队万岁。”父亲读道。
“这是他们一贯的论调。”父亲说，“我们斯瓦特人民先是被塔利班引诱、杀害，现在又要因塔利班的罪行受人指责。引诱、杀害、指责。”
在某种程度上，军队似乎跟激进分子没什么两样。一位邻居告诉我们，他甚至看到军队把塔利班战士的尸首摆在大街上示众。如今，军队的直升机两两一组从我们头顶飞过，像嗡嗡乱叫的大黑虫。走路回家时，我们尽量贴着墙根走，免得被他们发现。
我们听说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捕，包括一些被洗脑的小男孩，他们受训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最小的年仅八岁。军方把这些孩子关进一个专门收押圣战分子的营地，希望能消除他们的极端思想。我们的乌尔都语老师也在被捕者之列，他曾拒绝给女生上课，转而去帮法兹卢拉的手下没收CD和DVD来销毁。
法兹卢拉本人依然在逃。军方摧毁了他在伊满德里的总部，对外宣称已经将他围困在皮欧查尔山区。很快，他们又改口说他受了重伤，他的发言人穆斯林·汗已被收监。不久，他们又变了口径，声称法兹卢拉已经逃往阿富汗，躲在库纳尔省。有人说法兹卢拉曾一度落网，但军方和三军情报局对于如何处置他无法达成一致。军方想把他关进监狱，情报部门却占了上风，把他转移到巴焦尔，方便他越过边境进入阿富汗。
在塔利班的领导层当中，落网的似乎只有穆斯林·汗和一个名叫马哈茂德的指挥官——其余人都逍遥法外。我担心只要法兹卢拉还在，塔利班总有一天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我有时还是会噩梦连连，但至少，他的广播已经停止。
父亲的朋友艾哈迈德·沙阿认为这只是一种“控制下的和平，而不是持久的和平”。但人们渐渐开始重返河谷，因为斯瓦特是如此美丽，我们无法与它长久地分离。
8月1日，经过长时间的沉寂，我们学校的铃声终于再次响起。能像以前一样踏着铃声跑进校门、登上台阶，我如沐春风。跟老朋友们重逢让我喜出望外。关于那段流离失所的日子，每个人都有讲不完的故事。那段时间我们大都有亲友收留，但也有人进了难民营。我们知道自己已经算幸运的了。许多孩子的学校都被塔利班摧毁，他们不得不在帐篷里上课。我的一位朋友桑杜斯还失去了她的父亲，他在一场爆炸中遇难。
好像所有人都知道我就是英国广播公司那些日记的作者。有人认定那些文章是父亲代我写的，但我们校长玛丽亚姆女士正告他们：“不是这样的。马拉拉不仅是优秀的演说家，也是出色的作家。”
那年夏天，我们班的话题只有一个。西扎·沙希德，我们那位伊斯兰堡的朋友，已经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为了抚平塔利班统治给我们造成的创伤，她邀请胡什哈尔学校的二十七名女生到首都伊斯兰堡待几天，去游览观光和参加研讨会。我们班入选的有我、莫妮巴、马勒卡·努尔、里达、克莉希玛和桑杜斯，我母亲和玛丽亚姆女士也会陪我们一起去。
8月14日独立纪念日那天，我们乘巴士前往首都，大家都兴奋极了。许多女生都是在沦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时才第一次离开河谷，而这次旅行与那次截然不同，简直像小说中的梦幻假期。我们住进一家旅馆，参加了好几场研讨会，探讨怎么讲好我们的故事，好让外界看到斯瓦特的遭遇并帮助我们。我看得出来，西扎从第一场讨论开始就感到惊讶，因为我们的意志是如此坚强，声音是如此洪亮。“这一屋子女孩全像马拉拉一样！”她对我父亲感叹道。
我们还逛了公园，听了音乐，玩得特别开心。也许这些对大部分人而言都稀松平常，但在斯瓦特却成了政治上的抗议行为。我们还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比如马尔加拉山脚下的费萨尔清真寺，它是沙特阿拉伯人斥巨资建造的，花费高达数百万卢比。清真寺造型庞大，通体纯白，如一顶微光闪烁的帐篷悬挂在尖塔之间。我们还第一次走进剧院，看了一场名叫《汤姆、迪克与哈利》的英文话剧，体验了艺术课程。我们下了馆子，第一次吃到了麦当劳。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第一次，不过我为了参加一档名叫《首都对话》的节目而错过了去中国餐馆吃饭的机会。结果我到现在都没吃过烤鸭卷饼！
伊斯兰堡跟斯瓦特完全是两个世界。在我们眼中，这两地的差异不亚于伊斯兰堡与纽约的区别。西扎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女律师、女医生和女政治活动家，让我们看到女性可以在身居要职的同时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大街上，我们看到许多女性无视深闺制度，也不遮盖面容。我也在一些会议上摘下了头巾，以为这样我就是现代女性了。但后来，我明白现代女性绝不仅仅是露出头发而已！
我们在伊斯兰堡待了一个星期，不出所料，莫妮巴和我又吵了一架。她看到我在跟一个高年级女生闲聊，就说：“那你去跟雷萨姆玩吧，我找里达玩去。”
西扎想把我们介绍给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当然，在巴基斯坦，这往往意味着要与军方接触。在一场会议上，我们见到了阿塔尔·阿巴斯少将，他是军方的首席发言人兼公关负责人。我们驱车前往伊斯兰堡的姊妹城拉瓦尔品第，在他的办公室受到接见。军方总部绿草如茵，鲜花盛开，看到这里比城里别的区域整洁许多，我们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这里连树木的高度都是相同的，树干有一半涂着白漆——我们不明白这样做有什么用意。走进总部大楼，我们看到有几间办公室里装了一排排电视，人们密切关注着每个频道，一位军官向父亲展示了厚厚一沓新闻剪报，那是当天所有提及军方的新闻报道。父亲大为惊奇。军方的公关能力似乎远远强于我们的政府官员。
我们被带到一间大厅等候。大厅墙上挂着历任军方首脑的照片，全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物，包括穆沙拉夫和齐亚将军。一位戴白手套的随从为我们端上茶水和饼干，外加一份入口即化的小肉馅咖喱角。见阿巴斯将军走进来，我们全都站起身来。
他首先谈到了斯瓦特的军事行动，称之为一场“胜利”，宣称有一百二十八名士兵在这场行动中不幸牺牲，一千六百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等他讲完，我们就开始提问。问题得提前准备，所以我列了一张清单，拟了七八个问题。西扎笑了，说这么多问题将军可没法一一回答。我坐在前排，第一个被点到提问。我问：“两三个月前，你们曾宣布法兹卢拉和副手被子弹打伤，然后又说他们躲在斯瓦特，接着又说他们逃到了阿富汗。他们是怎么逃到那里的？你们消息这么灵通，为什么还是没抓住他们？”
他回答了十到十五分钟，但我听得云里雾里。接着我问到了重建问题。“军方一定要为河谷的未来做出贡献，而不是只盯着军事行动。”我说。
莫妮巴也提了类似的问题。“被毁的建筑和学校由谁来重建？”她问。
将军以典型的军方口吻回答：“行动结束后，我们必须首先着手复原，之后才考虑重建问题，再之后是维护并移交政府部门。”
在场的女生都明确表示，希望看到塔利班被绳之以法，但我们并不指望这真能实现。
见面结束后，阿巴斯将军给我们中的一些人分发了名片，告诉我们，有需要可以跟他联系。
最后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伊斯兰堡俱乐部登台演讲，分享我们在塔利班统治下的河谷生活的经历。莫妮巴演讲时泪流不止。大家很快被她感染，开始抽泣。这次伊斯兰堡之行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我在演讲中告诉听众，看了那场英文话剧，我才发现巴基斯坦这么卧虎藏龙，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人。“我们这才发现根本不用去看印度电影。”我打趣地说。我们在伊斯兰堡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回到斯瓦特时，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甚至趁斋月期间在花园播下了一颗杧果种子，因为杧果是人们在斋月结束后最爱吃的水果。
父亲却遇到了大麻烦。学校在我们沦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期间关闭了好几个月，他一分学费也没收到，但老师们依然盼着领薪水。算下来，他总共欠下一百多万卢比。所有私立学校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有所学校给老师发了一个月工资，但大多数学校一筹莫展，无力支付这笔费用。胡什哈尔学校的老师们希望学校多少能有所表示。他们也等着用钱，他们中的一位，赫拉小姐，就要结婚了，得用工资支付婚礼的开销。
父亲陷入窘境。这时，我们想到了阿巴斯将军和他的名片。我们正是因为军方对塔利班展开军事行动才被迫离开家园，落到这步田地。于是玛丽亚姆女士和我一起给阿巴斯将军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明了我们遇到的困难。将军特别慷慨，给我们汇来一百一十万卢比，足够我父亲给每个人补发三个月的工资。老师们都很开心，很多人从没一下子领到过这么多钱。赫拉小姐给父亲打来电话，哭着感谢他让婚礼得以如期举行。
斯瓦特族长支尔格大会（Swat Qaumi Jirga），支尔格大会是一种民间决策机构，即传统的部落长老大会。——编者注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原谅了军方。军方没能抓住塔利班高层，我们对他们的失职极度失望。我和父亲继续接受大量的采访。父亲的朋友扎西德·汗常常跟我们一起受访，他是斯瓦特族长支尔格大会的成员，还身兼斯瓦特酒店协会主席，所以比一般人更希望生活能回归正轨，游客能重回河谷。他说话像父亲一样无所顾忌，也收到过不少威胁。2009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差点丧命。那天深夜，他在环形大楼见完几位军方将领之后，在回家途中遭到伏击。好在他有许多亲属住在那个区域，他们与袭击者交火，逼退了对方。
接着，在2009年12月1日，沙姆谢尔·阿里·汗医生遭遇了自杀式袭击，他是当地有名的人民民族党政治家，也是开伯尔-普什图省代表大会成员。当时他正在自己的胡吉拉接待来庆祝尔德节的亲友和选民。他的胡吉拉离法兹卢拉在伊满德里的总部只有一英里远。沙姆谢尔大胆敢言，经常直言不讳地批判塔利班。他本人当场死亡，另有九人受伤。据说袭击者是一名十八岁左右的少年。警察在现场找到了他的腿和一些残骸。
原文为“Khpal Kor (My Home) Foundation for orphans”。——编者注几星期后，我们学校应邀参加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克帕寇尔（我的家）孤儿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斯瓦特地区儿童大会”。全斯瓦特有六十名学生被选为参会代表，他们大多是男生，不过我们学校有十一名女生入选。第一次会议在一个大厅举行，有不少政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出席。我们投票推选发言人，我获选了！虽然登台演讲、被称作“发言人女士”都让我有些别扭，但能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心声，我感觉很棒。大会代表的任期是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月会开一次会。我们一共通过了九项决议，内容包括呼吁停止雇用童工，号召人们帮助行动不便或流落街头的儿童上学，还有重建所有被塔利班摧毁的学校。这些决议一经采纳便会递交到政府手中，其中一些甚至已经得到实施。
莫妮巴、艾莎和我还开始学习新闻写作，参与了英国组织“战争与和平报道协会”（War and Peace Reporting）主导的“开明巴基斯坦”（Open Minds Pakistan）计划。学习以正确的方式报道新闻非常有趣。看到自己的话语竟能产生这么大影响，我对新闻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这当中也有《丑女贝蒂》DVD的功劳，这部电视剧向我展示了美国杂志从业者的生活。不过我们报道的内容与贝蒂的杂志完全不同——我们写的是自己真正关心的话题，比如极端主义和塔利班，而不是衣着和发型。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考试。我险胜马勒卡·努尔，再次夺得第一名。校长玛丽亚姆女士劝马勒卡·努尔去当级长，但她表示不想分散学习精力。“你应该学学马拉拉，多承担些别的工作。”玛丽亚姆女士说，“这与学业同样重要。学习不是全部。”但我能理解她。她太想让父母高兴了，尤其是她母亲。
斯瓦特不复从前，很可能再也回不去了。但它也在慢慢复原。连班惹巴扎的一些舞蹈家都搬回来了，虽说他们现在大都不再现场表演，而是改为出售DVD光盘。我们在和平的庆典上欣赏音乐和舞蹈，这在塔利班统治时期简直不可想象。父亲在马尔格扎办了一场庆祝活动，邀请南斯瓦特那些曾收留“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人参加，以表感谢。音乐响了整整一夜。
我生日前后似乎总有大事发生。2010年7月我满十三岁时，斯瓦特迎来了雨季。这里一向干燥少雨，所以我们一开始还很高兴，以为降雨预示着丰收。但雨下个没完，而且越下越大，大到连站在面前的人都看不清楚。环保人士警告我们斯瓦特山区的树木已经被塔利班和走私贩砍伐殆尽。很快，泥石流沿着河谷汹涌而下，席卷了一切。
洪水暴发时，我们正在学校上课，随即被要求立刻回家。但水势太猛，淹没了脏水溪上的小桥，我们只得另寻一条路。我们找到的第二座桥也被洪水淹没，但水还不算太深，我们一路蹚着水回家。洪水的臭味直往鼻子里钻。回到家，我们已经浑身湿透，满身脏污。
第二天，我们得知学校被洪水淹没了。洪水过了好几天才退，我们回到学校，看见墙上还残留着齐胸高的水痕。烂泥，烂泥，到处都是烂泥，沾满了课桌和椅子。教室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臭味。洪水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维修花去父亲九万卢比——相当于九十名学生一个月的学费。
整个巴基斯坦的情形都大致相同。伟大的印度河发源自喜马拉雅山脉，流经开伯尔-普什图省与旁遮普地区，再贯穿卡拉奇，注入阿拉伯海。它曾是我们的骄傲，如今却化作滔天的巨浪，冲垮了河堤，摧毁了道路、农田和一座座村庄。约两千人溺水而亡，一千四百万人受灾，无数人丧失家园，七千所学校被毁。这是人们记忆中最严重的一次洪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形容这是一场“缓慢的海啸”。据媒体报道，这场洪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及损失甚至超过了2004年亚洲海啸、2005年巴基斯坦大地震、卡特里娜飓风和海地地震的总和。
在斯瓦特地区，斯瓦特河及其支流泛滥成灾。这里的四十二座桥梁中有三十四座被冲毁，导致河谷内道路大面积中断。电塔断裂成碎片，电力中断了。我家那条街处在一片高地，所以我们还不至于被洪水吞没，稍微安全一些。但洪水就像一条低声咆哮的巨龙，喘着粗气，吞噬着沿途的一切，那可怕的轰鸣声令我们不寒而栗。那些曾供游客欣赏美景、品尝鳟鱼的河畔旅馆和餐厅被悉数摧毁。旅游景区是斯瓦特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山上的度假胜地，像马兰贾巴、马迪扬和巴林，全都毁于一旦，酒店和市集也都沦为废墟。
不久，我们从亲戚口中得知，香格拉县的灾情严重得难以想象。香格拉县首府阿尔普里和我们村之间的主要道路被洪水冲毁，许多村庄被整个淹没。在卡尔沙特、沙阿布尔及巴卡纳村，许多建在丘陵梯田上的房屋被泥石流席卷。我母亲娘家的房子，也就是法伊兹·穆罕默德舅舅现在的家，得以幸免，但房前的道路不复存在。
人们拼命保护自己仅剩的一点儿财物。他们把牲畜赶到高处，但洪水泡涨了他们收割的玉米，摧毁了果园，淹死了大批水牛。村民们一筹莫展。他们无法用电，因为临时水电设施全都被洪水撕碎。河水裹挟着残骸瓦砾，变得浑浊污黄，村民们急缺清洁的饮水。河水破坏力惊人，甚至能冲垮混凝土建筑。主干道两侧的学校、医院和发电站全被夷为平地。
没人能理解这次洪灾为什么如此严峻。三千年来，斯瓦特人始终沿河而居，把这条河视作命脉而非威胁，把我们的河谷视作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而现在，用我表哥苏丹·罗梅的话说，我们这里已经成了“悲伤之谷”。先是地震，然后是塔利班，接着是军事行动。现在我们刚要着手重建，滔天的洪水就席卷而来，冲走了我们的心血。人们忧心忡忡，怕塔利班会趁乱重返河谷。
父亲通过朋友和斯瓦特私立学校协会筹集到一笔资金，为香格拉县送去食品等救援物资。我们的朋友西扎和我们在伊斯兰堡认识的政治活动家来明戈拉慰问，捐献了大笔善款。像地震那次一样，首先带着救援物资抵达偏远和隔绝地区的救援力量，依然主要是各个伊斯兰团体的志愿者。有人说真主降下洪水，是为了惩罚我们最近在各大庆典上载歌载舞。不过这次好在不会有电台来散布这种论调了！
而就在这些痛苦不断上演，人们痛失挚爱、家园被毁、丧失生计的同时，我国的总统阿西夫·扎尔达里却在一座法国古堡里度假。“爸爸，我想不通，”我问父亲，“为什么咱们国家没有一位政客懂得行善积德？他们为什么不想保障人民的安全，让他们有东西吃，有电可以用呢？”
继伊斯兰团体之后，军队成了援助的主力。参与赈灾的不仅有我们国家的军队，还有美国人派出的直升机，这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有种说法认为，这场灾难是美国人利用一种名叫“高频主动极光研究计划”（HAARP）的技术制造的，借助这种技术，他们能在海底掀起巨浪，淹没我们的国土。这样他们就能打着赈灾救援的旗号堂而皇之地进入巴基斯坦，窃取我们所有的机密。
雨停之后，生活依然困难重重。我们没有清洁的饮水，也没有电力。8月，明戈拉出现了第一起霍乱病例。医院外很快就搭起一顶帐篷，里面挤满病人。由于运送补给的道路中断，仅存的食物变得极其昂贵。当时正值收获桃子和洋葱的季节，农民们为抢救自己的作物而拼尽全力。许多人铤而走险，划着轮胎扎成的橡皮船往返于波涛汹涌、水位高涨的河面，设法把作物运到市场上去。我们发现市场上还能买到桃子，高兴极了。
这次我们得到的国际援助不比以前。西方发达国家遭遇了经济危机，扎尔达里总统环游欧洲的旅行也削弱了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同情。有外国政府指出，巴基斯坦大多数政客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让这些西方国家并不富裕的纳税人来为巴基斯坦捐款似乎有些说不过去。而且，塔利班发言人还要求巴基斯坦政府拒绝接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捐助，这也使得外国援助机构开始担心员工的人身安全。没人敢无视塔利班的话。去年10月，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驻伊斯兰堡办事处遭到自杀式袭击，五名援助队员不幸遇难。
在斯瓦特，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塔利班从未走远。又有两所学校被炸毁，三名来自某基督教团体的外国援助队员在回到明戈拉的驻地时被人绑架，随后惨遭杀害。我们陆续得知了更多惊人的消息。两名持枪歹徒闯入穆罕默德·法鲁克博士的办公室将他杀害，他是父亲的挚友，也是斯瓦特大学的副校长。法鲁克博士精通伊斯兰教研究，曾是伊斯兰大会党成员，他是塔利班意识形态最有力的反对者，甚至颁布过一道禁止自杀式袭击的伊斯兰教令。
我们再度陷入挫败和恐惧。在我们沦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时，我曾想过成为一名政治家，而现在，我确信这是正确的决定。我们的国家遭遇过那么多危机，却从来没有一位真正的领袖人物能带领我们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