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古尔·玛凯的日记

正是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父亲接到了朋友阿卜杜勒·海·卡卡尔打来的电话。卡卡尔是英国广播公司驻白沙瓦的记者，当时正在物色一名女教师或女学生，想请她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他想从个人角度切入，揭示斯瓦特遭遇的不幸。他原本请到了玛丽亚姆女士的妹妹艾莎，但艾莎的父亲知道后劝阻了她，觉得这风险太大。

我无意中听父亲谈起这件事，就说：“要不让我来试试？”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我还说受教育是我们的权利，正像我们有唱歌和玩游戏的权利一样。伊斯兰教把这项权利赋予我们，主张每个女孩、每个男孩都应该上学。《古兰经》鼓励我们追求知识，努力学习，探索世界的奥秘。

我从没写过日记，不知该怎么下笔。我家有电脑，但我们这里经常停电，能上网的地方也少得可怜。于是海·卡卡尔每天晚上都通过母亲的手机跟我通话。为了保护我们，他每次都用妻子的手机拨号，因为他说情报部门窃听了他的手机。他会用几个问题引导我，帮我回顾一天的生活，再让我讲几件趣事或是我做的梦。我们都是普什图人，但我们会用乌尔都语聊上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因为我的博客文章都是用乌尔都语写成的，他希望我们的语言能尽量真实。然后他会把我说的话整理成文，每周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乌尔都语网站上发表一篇。他给我讲了安妮·弗兰克的故事。二战期间，这位十三岁的犹太少女为了躲避纳粹的追捕，随家人逃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海·卡卡尔说安妮写了一本日记，讲述他们一家艰苦的生活，分享他们日常的点滴，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感。令人哀伤的是，最后，安妮一家被人告发，遭到逮捕，年仅十五岁的安妮在集中营死去。后来她的日记被结集出版，成为一份震撼人心的历史记录。

海·卡卡尔告诉我，用真名发表日记会非常危险，所以他帮我起了个笔名，叫“古尔·玛凯”。这个名字是“矢车菊”的意思，取自一个普什图民间故事的女主人公的名字。这个故事有点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讲的是古尔·玛凯跟穆萨·汗在校园相识相恋。但他们来自不同部落，两人的爱情引发了战争。不过与莎士比亚戏剧不同的是，这则传说结局圆满。古尔·玛凯援引《古兰经》教导长辈们战争的罪恶，两个部落最终停战，同意这对恋人结合。

我的第一篇日记发表于2009年1月3日，题目是《我害怕》。我在日记中写道：“昨晚，我做了个噩梦，梦见到处都是军用直升机和塔利班。自从军方开始在斯瓦特展开军事行动，我常常做这样的噩梦。”在日记中，我写到自己慑于塔利班的法令而不敢上学，走在路上也总是不住地回头，怕被人跟踪。我还写到放学路上发生的一件事：“我听见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他说：‘我要杀了你。’我连忙加快了脚步。走了一阵子，我才敢回头看他有没有跟来。我看见他其实是在打电话，这才大大松了口气。原来他那句话是对别人说的。”

看到自己的文字登上网站，我激动万分。我一开始还有些放不开手脚，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明白海·卡卡尔希望了解些什么，写得越来越游刃有余了。他希望我多写写切身体会，也很喜欢我那些“辛辣的语句”，还喜欢看我描写我们一家在塔利班统治下的日常生活。

我们的生活围绕学校展开，我有很多篇日记都写到了学校。我喜欢我的品蓝色校服，但学校建议我们穿便服上学，把书本藏在披巾里。有一则日记的题目是《切忌衣着鲜艳》。在这篇日记里，我写道：“某天上学前，我正要穿校服，突然记起校长叮嘱我们‘切忌衣着鲜艳’。于是，我决定改穿那条我最喜欢的粉色连衣裙。”

我也写到了罩袍。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罩袍，因为它特别适合乔装打扮。但被迫穿罩袍又是另一回事了。何况穿着罩袍还很难走路！在一篇日记里，我记录了跟母亲和表亲去逛奇纳巴扎时的一件事：“我们在那里听到大家议论，说有一天有个女人穿着覆面式罩袍摔倒在地，有位男士想去搀扶，她却拒绝了他，还说：‘别扶我，兄弟，我倒在地上能让法兹卢拉开心。’我们走进一家店铺，店主笑着说他一开始吓得要命，以为我们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类人往往都穿着罩袍。”

在学校，大家开始谈论我的日记。有个女生甚至把它们打印出来，带到学校给我父亲看。

“写得不错。”他心领神会地笑了。

我真想昭告天下，向大家宣布我就是这些日记的作者，但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劝我最好还是保持低调，否则会非常危险。我不理解他在担心什么，我只是一个孩子，谁会对孩子下手？但有朋友认出了我日记里写到的事。而且在一篇日记中，我几乎点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这样写的：“母亲喜欢我的笔名古尔·玛凯，她跟父亲开玩笑说我把这当成真名来用……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的真名有‘悲痛欲绝’的意思。”

古尔·玛凯的日记受到了来自远方的关注。有报纸刊登了日记节选。英国广播公司甚至找来另一位女孩，录制了有声版本。我开始认识到，有时候，笔和用它写成的文字的威力远远胜过机枪、坦克和直升机。我们在学习如何抗争，也领悟到开口说话的自己是何等强大。

有些老师不再来学校授课。其中一位说自己接到法兹卢拉的命令，得去伊满德里帮他修建总部。另一位说他在上班路上看到一具被砍了头的尸体，不敢再冒着生命危险来学校。许多人都很害怕。我们的邻居说，塔利班正指示人们向清真寺报告家中未婚女儿的情况，这些女孩很可能会被嫁给激进分子。

到了2009年1月初，我们班的二十七名女生只剩十人。我的许多朋友都离开河谷去白沙瓦上学。但父亲坚持我们一家绝不离开。“斯瓦特给过我们那么多馈赠。危难关头，我们也要为了河谷坚强起来。”

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去父亲的朋友阿夫扎尔医生家里吃饭，阿夫扎尔医生经营着一家医院。饭后，医生开车送我们回家，我们看见道路两旁都有蒙面持枪的塔利班武装分子。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阿夫扎尔医生的医院处在塔利班占领区，持续的交火和宵禁导致医院无法运转，他只好把医院迁到巴里果德。这引发了人们强烈抗议，塔利班发言人穆斯林·汗来见医生，要求重开医院。医生征求我父亲的意见。父亲告诉他：“勿受恶人之恩。”把医院置于塔利班的保护之下绝不是明智之举。听了父亲的话，医生拒绝了穆斯林·汗。

阿夫扎尔医生家离我家不远，所以在我们安全到家后，父亲坚持要陪他一起回去，免得他被塔利班盯上。开车回去的路上，阿夫扎尔医生问父亲：“他们要是拦车，我们该报哪个名字？”他们都很紧张。

“你是阿夫扎尔医生，我是齐亚丁·尤素福扎伊。”父亲回答，“这些可恶的暴徒。我们又没做亏心事，干吗要隐瞒自己的姓名？只有罪犯才需要隐姓埋名。”

好在那些塔利班已经离开。接到父亲报平安的电话，我们全家都松了口气。

我也不打算低头。但塔利班定的最后期限正在逼近：女生们必须离开学校。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怎么能不让五万多名女生读书呢？我一直盼望有奇迹发生，盼望学校能继续上课。但那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们决心让胡什哈尔学校的铃声响到最后一刻。玛丽亚姆女士甚至为了留在斯瓦特而结了婚，因为她的娘家人已经迁往卡拉奇避难，她一个女人，不能独自生活在这里。

1月14日是星期三，是我们学校关闭的日子。那天早上，我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卧室里架了一台摄像机。一位名叫伊尔凡·阿什拉夫的巴基斯坦记者一直跟着我拍摄，连我祈祷和刷牙的样子都拍了下来。

我看得出父亲情绪低落。他的朋友法兹勒毛拉说服他参与拍摄《纽约时报》网站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好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遭遇。所以在几周前，我们前往白沙瓦，见到了美国摄影记者亚当·埃利克。那次见面很有意思，亚当用英语采访了父亲，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我只是默默待在一旁。接着，亚当问能不能跟我聊几句。他开始提问，并让伊尔凡翻译。过了差不多十分钟，他从我的表情看出我其实完全能听懂他的问题。“你会说英语？”他问我。

“对呀。我刚才在说，我还是很害怕。”我回答。

亚当非常惊讶。“你们是怎么回事？”他问伊尔凡和我父亲，“她的英语说得比你俩都好，你们却在替她翻译！”我们都大笑起来。

片子最初的设想是跟拍我父亲，记录他如何度过学校关闭前的最后一天。但那天我们临走前，伊尔凡突然问我：“假如有一天你再也不能回到河谷和学校，你会是什么感觉？”我说我不可能离开。但他一再追问，我再也忍不住眼泪了。我想大概就是从那一刻起，亚当决定把重点放在我身上。

亚当不能亲自来斯瓦特，他是外国人，来这里太冒险了。那会儿舅舅住在我家，他看到伊尔凡带着一位摄像师从明戈拉赶来，开始不停地念叨在家里架起摄像机有多危险。我父亲也不断提醒他们把摄像机藏好。但他们远道而来，我们普什图人不能不热情招待。何况父亲也明白，这部纪录片会扩大我们的声量，让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朋友们告诉他，这部片子会远比他四处奔走游说更有影响。

我接受过许多电视采访，也喜欢对着麦克风说话，甚至可以说有点痴迷，引得朋友们纷纷开我的玩笑。但我还从来没被跟拍过。伊尔凡叮嘱我：“表现得自然点儿。”但随时随地都有摄像机跟着，连刷牙都会被拍下来，人真的很难放松。我对着镜头展示了自己不能再穿的校服，说我担心塔利班如果抓到我去上学，会用硫酸泼我的脸，在阿富汗，他们就这样残害年轻女孩。

最后一个上课日早上，学校办了一场特别集会，但直升机一直在我们头顶盘旋，噪音淹没了大家的话语。有的同学大胆发言，谴责发生在河谷的暴行。下课铃最后一次响起，玛丽亚姆女士宣布寒假开始。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她没宣布开学日期。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位老师给我们布置了假期作业。在操场上，我拥抱了每一位朋友。我看看荣誉榜，不知自己的名字什么时候才能再出现在那里。3月本来要举行考试，但现在我们还考得成吗？既然根本不能学习，考不考第一也就无所谓了。当有人夺走你手中的笔，你才会意识到教育是多么重要。

关上校门之前，我回望校园，好像要永远告别这里。这一幕成了纪录片一个章节的结尾。但在现实中，我又进了校门。我和朋友们都不希望这一天这么快结束，决定多待一会儿。我们来到小学部，那里更宽敞，我们可以跑来跑去，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然后我们又玩了“杧果杧果”，所有人围成一圈唱歌，在歌声停止时定住不动。谁要是动了或笑了，就得出局。

那天我们很晚才回家。平时我们都是下午一点放学，但那天我们待到了三点。临走前，莫妮巴和我争执起来，起因特别可笑，我现在都已经想不起来了。朋友们都觉得我们实在太离谱了。“你俩总是这样，一到关键时候就吵架！”朋友们说。的确，我们真不该这样分别。

我告诉纪录片摄制组：“塔利班阻止不了我。我一定会继续读书，无论在家中、学校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请求——救救我们的学校、救救巴基斯坦、救救斯瓦特吧。”

回到家，我哭得停不下来。我不愿停止学习。我才十一岁，却已经感觉失去了一切。我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断言塔利班不会真的关闭学校，我说：“他们跟我们国家的政客一样——都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但他们最终还是关闭了我们的学校，我觉得很难堪。我无法控制自己，眼泪一直在流，母亲也在哭泣，父亲却坚定地说：“你绝对不会失学。”

对父亲而言，关闭学校也意味着事业受损。寒假过后，男校还会照常开学，但失去女校，意味着我们的收入将会锐减。有半数以上的学费逾期未交，学校关闭前的最后几天，父亲一直在催缴学费，好支付房租水电、教师工资。

那天夜里，空气中硝烟弥漫，我被惊醒了三次。第二天早上，一切都不复从前。我开始考虑要不要去白沙瓦或出国继续学习，或者我也许可以把老师们请到家里，办一所地下学校，效仿一些阿富汗人在塔利班掌权后的做法。我尽可能多地出现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他们可以禁止我们上学，却不能阻止我们学习。”我这样宣告。我说着振奋人心的话语，心中却满是忧虑。我跟父亲来到白沙瓦，走访了很多地方，告诉人们斯瓦特遭遇了什么。我说，塔利班一方面号称要让女教师教育女学生、女医生诊治女病人，另一方面却不允许女孩上学获取从事这些职业的资格，这简直是自相矛盾。

穆斯林·汗曾说女孩不该去学校学习西方的东西。这种言论居然出自一个曾久居美国的人之口，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他号称要创立自己的教育体系。父亲问道：“穆斯林·汗拿什么代替听诊器和温度计？我们发明过什么治病救人的医疗器械吗？”塔利班反对教育，是因为他们觉得孩子们一旦接触书本，开始学习英语或钻研科学，就会开始“西化”。

但我想说：“教育就是教育。我们应该广泛吸纳各种知识，再选择自己将来的信仰。”教育没有东西方之分，教育是属于全人类的。

母亲曾叮嘱我接受采访时要遮起面容，因为我已经到了该遵守深闺制度的年龄，她很担心我的安全。但她从不阻止我做任何事情。那段日子充满恐怖与忧惧。人们常说塔利班也许会杀害我父亲，但不会对我下手。“马拉拉还是个孩子呢。”他们说，“就算是塔利班，也不至于对一个孩子下手。”

但我外祖母并不那么确定。每次看到我在电视上讲话或是准备出门，她都会祈祷：“真主啊，请让马拉拉成为贝娜齐尔·布托式的人物，但别像她那样英年早逝。”

学校关闭后，我还在继续写博客。女校禁令生效四天后，又有五所学校被毁。“真想不到，”我写道，“这些学校都已经关了，何必再把它们摧毁？自从塔利班的禁令生效，我们已经没有人去上学了。我们的军队却无所作为，只知道躲在山顶的地堡里烹宰山羊，大快朵颐。”我还写到人们会根据毛拉电台公布的时间去围观鞭刑，而军队或警察总是不见踪影。

有一天，我们接到一通来自美国的越洋电话，对方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学生。她叫西扎·沙希德，来自伊斯兰堡。在看过《纽约时报》制作的纪录片《斯瓦特河谷的最后一课》（Class Dismissed in Swat Valley）后，她找到了我们。这让我们看到了媒体的力量，西扎后来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父亲为我在片中的表现骄傲不已。“看看这孩子，”他对亚当·埃利克说，“你不觉得她注定会翱翔天际吗？”这些做父亲的啊，有时候真让人哭笑不得。

亚当带我们去了伊斯兰堡。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首都。伊斯兰堡是座美丽的城市，有着漂亮的白色平房和宽阔的道路，不过自然风光没法跟斯瓦特相提并论。我们参观了曾遭到围困的“红色清真寺”，游览了宽阔的宪法大道，大道的尽头就是竖立着白色立柱的议会大厦和总统官邸，现在住在里面的是扎尔达里。穆沙拉夫将军早已流亡伦敦。

我们逛了商店，我买了些教科书，亚当给我买了几张美剧DVD，其中之一是《丑女贝蒂》，故事的主角是个戴着大大的牙套、心胸很开阔的女孩。我喜欢这部电视剧，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去纽约，像她一样进入杂志社上班。我们参观了国家遗产博物馆（Lok Virsa museum），很高兴又能赞美我们民族灿烂的遗产了。在斯瓦特，我们的博物馆早已关门。从博物馆出来，我们看见一位老人在台阶上卖爆米花。他也像我们一样是普什图人。父亲问他是不是来自伊斯兰堡，他回答：“您觉得伊斯兰堡会是咱们普什图人的城市吗？”他说他来自莫赫曼德，一个部落地区，为躲避一次军事行动而被迫离开家乡。我看见父母眼中泛起了泪光。

伊斯兰堡有不少建筑外都有混凝土围墙，入口处还设立了车辆检查站，以防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回家路上，我们的巴士驶过一个大坑，颠醒了我弟弟胡什哈尔。“是爆炸了吗？”他问。这就是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恐惧。听到任何风吹草动、任何噪音，我们都会以为是爆炸声或枪声。

在短暂的旅途中，我们暂时忘记了斯瓦特的不幸。但一回到河谷，我们又被恐吓与危险包围。尽管如此，斯瓦特依然是我们的家园，我们还没做好离开的准备。

回到明戈拉，我打开衣橱，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校服、书包和几何套尺。我难过极了。伊斯兰堡之行是一次愉快的休整，但眼前这一切，才是我的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