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会连夜把尸体弃置在广场上，这样人们第二天出门上班时就能看见。尸体上一般会别张字条，上面写着“这就是为军方刺探情报的下场”，或者“上午十一点前勿动，否则下一个就是你”。在某些杀戮的夜晚还会发生地震，这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我们总觉得每场天灾都跟人祸有关。
2009年1月一个严寒的冬夜，他们杀害了谢巴纳。她住在班惹巴扎，那是我们明戈拉城里一条狭窄的街道，是著名的舞蹈家、音乐家聚居区。据谢巴纳的父亲回忆，当时有一群男人来她家敲门，说要看她跳舞。她换上舞蹈服正要表演，他们突然掏出手枪，还威胁要割她的喉咙。当时是晚上九点，宵禁已经开始，附近的居民都听见了她的尖叫声：“我保证不跳了！我再也不唱歌跳舞了。看在真主的分儿上，你们就放过我吧！我是个女人，是个穆斯林。求你们不要杀我！”枪响了，她的尸体被拖到绿色广场，上面布满弹孔。这座广场上被丢弃的尸体实在太多，渐渐地，人们开始把绿色广场称作“血色广场”。
第二天早上，我们得知了谢巴纳的死讯。法兹卢拉在毛拉电台中大放厥词，说谢巴纳道德败坏，死有余辜。任何女孩只要敢在班惹巴扎演出，都会遭到处决。斯瓦特的音乐等艺术曾是我们的骄傲，但现在，大部分舞蹈家都逃到了拉合尔或迪拜。音乐家为了安抚塔利班，不得不登报声明自己不再演奏，发誓今后会虔敬恭顺。
人们以前常常抱怨谢巴纳不好相处，这里的男人既想看她跳舞，又看不起她舞者的身份。汗的女儿不能嫁给理发师的儿子，理发师的女儿也不能嫁给汗的儿子。我们普什图人喜欢鞋子，却看不起鞋匠；喜欢围巾和毯子，却不尊重织工。体力劳动者对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得不到应有的认可。所以，他们中才有那么多人加入塔利班——这样他们才终于能获得权力与地位。
同样地，大家爱看谢巴纳跳舞，却不尊重她这个人，她惨遭杀害之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她说话。有些人甚至觉得她是咎由自取。这种人要么特别怕塔利班，要么是他们的拥趸。“谢巴纳根本不能算穆斯林。她是坏人。她就是该死。”这些人说。
但那远不是最黑暗的一天。谢巴纳遇害前后的每个日子都暗无天日，每分每秒都充满煎熬。坏消息不断传来：这个人的家被炸毁，那所学校被夷平，某人被当众处以鞭刑。这样的事层出不穷，来势汹汹。谢巴纳遇害几个星期后，马塔也有一位教师惨遭杀害，只因为他拒绝按塔利班的规定把裤脚卷到脚踝上方。他说伊斯兰教并没有这样的规定。他们杀害了他，还杀了他的父亲。
我看不懂塔利班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在滥用我们的信仰。”我在一次采访中说，“如果我用枪指着你的头，说伊斯兰教才是真正的宗教，那你怎么可能服膺这种信仰？他们如果想让全世界都皈依伊斯兰教，为什么自己不做出好穆斯林的表率？”
父亲回家时常常一脸震惊，因为他刚刚在外目睹或听说了残忍的暴行，比如有警察被砍头，头颅还被游街示众。甚至一些曾为法兹卢拉说话，相信他的队伍是正统伊斯兰教捍卫者，还曾给他捐献黄金的人，现在也开始反对他的所作所为。父亲告诉我，有个女人，丈夫在国外务工，她趁丈夫不在向塔利班慷慨解囊。丈夫回到家，发现妻子把金饰都捐了出去，气得大发雷霆。一天夜里，他们村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爆炸，把妻子吓得哭了起来。“快别哭了。”丈夫说，“那是你的耳环和鼻钉在响。仔细听吧，接下来就轮到你的项链和手镯了。”
尽管如此，敢公开发声的人依然少得可怜。父亲在大学竞选学生领袖时的老对手伊赫桑·乌尔哈克·哈卡尼在伊斯兰堡当了记者，他组织了一场会议，专门商讨斯瓦特的局势。他邀请斯瓦特的律师和学者参会发言，却没有一个人出席。到场的只有我父亲和几位记者。这让人感觉大家好像都接受了塔利班会长期盘踞河谷的事实，觉得学着与他们共存才是明智之举。“加入塔利班，性命百分之百有保障。”他们会这样说。这就是他们主动把儿子交给塔利班的理由。塔利班会跑到居民家里，要么索要用于购买步枪的钱财，要么逼他们送儿子去替塔利班上战场。很多富人逃离了斯瓦特，但穷人别无选择，只能留下来，想尽办法活下去。许多男人远赴矿井或波斯湾务工，家里只剩妇孺留守，导致他们的儿子更容易成为塔利班的猎物。
危险向我们步步逼近。一天，艾哈迈德·沙阿收到一条匿名的死亡警告信息。他只得去伊斯兰堡避了一段时间，顺便呼吁更多人关注我们河谷的遭遇。那一阵子最让人痛心的现象，就是我们自己人开始互相猜忌。有人甚至开始怀疑父亲。“我们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遇害，而齐亚丁这样口无遮拦，却还活得好好的！他肯定是内奸！”但父亲其实也受了恐吓，只是没告诉我们罢了。他在白沙瓦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呼吁军方对塔利班采取行动，缉捕他们的头目。事后，有人告诉他，沙阿·道兰通过毛拉电台散布威胁，在广播中提到了他的名字。
父亲并没放在心上，我却担心得要命。他敢怒敢言，又加入了那么多团体和委员会，常常忙到很晚，有时甚至半夜才回家。为了保护我们，他开始到朋友家借住，免得塔利班突然上门抓人。他无法忍受死在我们面前。夜里，我必须在他回家之后锁好门，才睡得着。而他在家的时候，母亲会把一架梯子搭在后院的围墙上，好让他突遇危险时逃到街上。他笑她异想天开。“阿塔尔这只小松鼠应该能爬上去吧，我可办不到！”
母亲总想做好万全准备，一遍遍设想假如塔利班突然上门，自己该怎么做。她想过睡觉时在枕头下藏一把刀。我说我可以悄悄溜进卫生间报警。我跟弟弟们还想过可以挖一条地道。我再次祈求真主赐我一根魔杖，轻轻一挥就能让塔利班消失。
某天，我看见小弟阿塔尔在花园里奋力挖土。“你在干吗呢？”我问。“我在挖坟啊。”他回答。我们的新闻中充斥着杀戮与死亡，难怪阿塔尔会想到棺材和坟墓。如今，孩子们玩的已经不再是“捉迷藏”或“警察抓小偷”的游戏，而是“军队大战塔利班”。他们用树枝充当火箭筒，用棍子充当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这就是他们的恐怖游戏。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缩写。无人保护我们。我们的警察局副局长赛义德·贾维德经常参加塔利班集会，还会去塔利班的清真寺祈祷，主持他们的会议。他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塔利班。非政府组织（NGO）也是塔利班打击的对象。他们宣称这些组织具有反伊斯兰教性质。NGO被塔利班威胁之后，会向警察局副局长求助，而他根本不听他们申诉。某次会议上，父亲质问副局长：“你到底是在为谁效力？法兹卢拉还是政府？”阿拉伯语中有句谚语：“人从其王。”要是连某地的最高长官都加入了塔利班，塔利班势头越来越盛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巴基斯坦人喜欢阴谋论，国内阴谋论满天飞。有人认为当局在故意纵容塔利班，军方巴不得把塔利班留在斯瓦特，因为美国人想用河谷里的空军基地起降无人机。把塔利班留在河谷，政府就可以告诉美国人他们现在自顾不暇，帮不上忙。这也能帮政府回应美国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我国军方不但没打击塔利班，反而助长了他们的气焰。而现在，政府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你们说我们一边拿你们的钱，一边暗中扶持恐怖分子，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还袭击我们？”
“塔利班显然有不明势力撑腰。”父亲说，“但这件事并不简单。你越是琢磨就越看不懂。”
当时是2008年，那一年，政府居然释放了正在服刑的“保卫先知教法运动”创始人苏非·穆罕默德。据说他并不像他的女婿法兹卢拉那么极端，所以人们指望他能与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同意在斯瓦特实施伊斯兰教法，以此换取塔利班放弃暴力。父亲赞同这个方案。我们深知和平依然任重而道远，但父亲认为河谷地区一旦实施伊斯兰教法，塔利班就失去了战斗的理由。这样他们就只得放下武器，回归生活。父亲说要是他们还在继续施暴，大家就会看到他们的真面目。
军队依然在明戈拉城外的山上操练枪械。我们躺在床上，听到他们的机枪突突突地响一晚上。枪声偶尔会暂停五分钟、十分钟或十五分钟，我们刚要睡着又冷不丁地响起。有时我们会捂住耳朵或用枕头蒙住脑袋，但枪声太响，又离得太近，这么做根本不起作用。第二天早上，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塔利班又杀害了许多人。这让我们不禁想问，军队的枪炮到底在突突突地打些什么？为什么连毛拉电台每天的广播都阻止不了？
军队和塔利班都很强大。有时，他们的路障会出现在同一条主干道上，相隔不到一公里。双方都会把我们拦下来盘查，但好像都不知道对方就在不远的地方。这真是匪夷所思。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无人保护我们。大家都说，政府和塔利班是一体两面。父亲说我们普通人就像夹在水磨里的粗糠。但他依然无所畏惧，他说，我们应该继续发声。
我只是普通人一个，听到枪响也会心跳加快。我有时会怕得要命，但我什么也没说，而且我再怕也不会不去上学。但恐惧的力量也很强大，正因为恐惧，一些人才与舞蹈家谢巴纳为敌。恐惧让人变得残忍。塔利班摧毁了我们普什图人的信念，践踏了伊斯兰教的价值。
为了少想这些，我开始读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它回答了许多大问题，像宇宙如何起源、时间能否倒流。我只有十一岁，却已经想让时光倒流了。
我们普什图人相信复仇之石永不枯烂，不义者自有天谴。可是天谴什么时候才来？我们不断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