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寒假，弟弟们的学校开学了，可胡什哈尔却说他宁可像我一样整天待在家里。我愤怒极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我冲他嚷道。不能上学的感觉怪怪的。我们连电视也没的看了——我们在伊斯兰堡的时候，有人用父亲的“逃生梯”爬进我家，偷走了电视。
朋友送了我一本保罗·柯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是个寓言故事，讲了一位少年远赴金字塔寻找宝藏，殊不知宝藏一直就在自己家中。我特别喜欢这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书上说：“只要你诚心想做一件事，整个宇宙都会同心协力，帮你达成心愿。”但我想柯艾略大概没有遇到过塔利班，也没有遇到过我们国家这些无能的政客。
我当时并不知道，海·卡卡尔正在与法兹卢拉及其手下秘密会谈。他通过采访结识了他们，正竭力劝说他们重新考虑关于女孩的教育禁令。
“大毛拉，你看，”他对法兹卢拉说，“之前你们杀人、砍头、屠城，还摧毁学校，巴基斯坦人都没起来反抗。但你们一禁止女孩上学，人们就发出了愤怒的呼声。就连一直对你们态度温和的巴基斯坦媒体都义愤填膺。”
来自全国的压力奏效了，法兹卢拉同意解除针对十岁以下女孩的教育禁令——也就是说，女孩可以读到四年级为止。当时我上五年级，但我和同学们假装自己还不到十岁。我们又开始上学，穿着便服，把书本藏在披巾里。这得冒很大风险，但当时我一心只想学习。我们是幸运的，玛丽亚姆女士勇敢地顶住了禁令的压力。她十岁时就跟我父亲认识了，绝对彼此信赖——她会在父亲滔滔不绝时提醒他适可而止。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暗中上课就是我们无声的抗议。”她告诉我们。
我的日记并没提到秘密上学的事。要是被塔利班发现，他们就会鞭打我们，甚至像对待谢巴纳一样，将我们残忍地杀害。有人怕鬼，有人怕蜘蛛，有人怕蛇，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怕的是人，是我们自己的同类。
上学路上，我偶尔会遇见塔利班，他们往往戴着帽子，留着一头肮脏的长发，而且大多数时候蒙着面。他们行为怪异，模样可怖。明戈拉的街道空空荡荡，城里三分之一的居民都离开了河谷。父亲说这不怪大家，只能怪政府软弱无能。目前，军队共有一万两千名士兵驻扎在河谷——是他们估算的塔利班兵力的四倍——他们还拥有坦克、直升机和无数先进的武器。然而，斯瓦特地区仍有七成处在塔利班控制之下。
返校差不多一星期后，在2009年2月16日深夜，我们突然被枪声惊醒。鸣枪庆祝婴儿诞生、婚配嫁娶是我们普什图人的习俗，但冲突爆发以来，人们已经停止了这种做法。所以，我们一开始还以为是有什么危险，但随后，我们得知那的确是庆祝的枪声。塔利班与省政府达成了和平协议，省政府目前由人民民族党执掌，不再受毛拉控制。政府同意在斯瓦特全境实施伊斯兰教法，条件是激进分子必须停止战斗。塔利班答应休战十天，并释放了他们六个月前绑架的一位中国电话工程师，以表诚意。
我们也很开心——父亲和我接受采访时常常赞许地谈到和平协议——但我们很怀疑这项协议能否推行成功。人们希望塔利班能安定下来，回家乡去，回归普通人平静的生活。人们开始自我安慰，相信斯瓦特的伊斯兰教法与阿富汗的不同——我们会保留女校，也不会设道德警察。斯瓦特没变，只是换了一套司法体系而已。我很想相信这种说法，但心中的忧虑依然挥之不去。我想：制度运转得如何，难道不是取决于由谁来执行吗？这套律法的执行者，就是塔利班啊。
我也很难相信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冲突造成了上千名平民和警察死亡。妇女被幽闭在深闺，学校和桥梁被炸毁，企业被迫关闭。我们不得不承受野蛮的群氓法庭和残暴的司法制度，终日担惊受怕。而现在，这些都结束了。
在早餐桌上，我告诉弟弟们别总把战争挂在嘴边了，我们现在应该谈论和平。像往常一样，他俩把我的话当耳旁风，继续玩他们的战争游戏。胡什哈尔有架玩具直升机，阿塔尔有把纸手枪，两人一个喊着“开火”，一个喊着“各就各位”。我懒得搭理他们。我拿出校服，盯着它看个没完，很高兴自己很快又能光明正大地穿上它了。校长给我们捎来口信，学校会把考试安排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看来我该重新捡起书本了。
可惜好景不长。短短两天后，我突然得知我们熟识的一位电视记者惨遭杀害，当时我正在泰姬玛哈酒店顶层接受著名记者哈米德·米尔的采访，谈论和平协议。遇害的记者名叫穆萨·汗·凯尔，经常采访我父亲。出事那天，他正在报道苏非·穆罕默德领导的和平游行。其实那并不是真正的徒步游行，而是车队巡游。游行结束后，人们在附近找到了穆萨·汗·凯尔的尸体，发现他身中数枪，喉咙被割开了一半。他才二十八岁。
我们把他的死讯告诉母亲。她非常难过，痛哭不已，直到睡着。她担心和平协议才刚刚签订，暴力就卷土重来。这份协议难道只是一个梦？她问。
几天之后，2月22日，在明戈拉的斯瓦特新闻俱乐部，警察局副局长赛义德·贾维德宣布与塔利班“永久停火”，呼吁斯瓦特人重返家园。随后，这条消息得到了塔利班发言人穆斯林·汗的证实，他们同意无限期停火。扎尔达里总统将签署和平协议，使其具有法律效应。政府也同意补偿遇难者家属。
斯瓦特人无不欢欣鼓舞，但最令我振奋的是，这意味着学校很快就能重新开学了。塔利班表示，协议签署后女孩可以重返学校，但必须戴上面纱、遮挡身体。我们对此的态度是：如果他们坚持要这样，我们配合就是，只要我们能过上正常生活。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和平协议感到满意。我们的美国盟友怒不可遏。“我认为巴基斯坦政府是在向塔利班和极端分子妥协。”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评论道。美国人担心达成和平协议就等于投降。巴基斯坦《黎明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这项协议传递出“一个可怕的信号——只要向政府开战，你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且不必付出任何代价”。
说这些话的人都不必在斯瓦特生活。我们斯瓦特人需要和平，不管它是怎么来的。只不过这一次，带来和平的恰好是蓄着白胡子的激进分子苏非·穆罕默德。他在迪尔建了一座“和平营”，而他本人则端坐在我们著名的塔布利·玛卡兹清真寺内，俨然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他承诺塔利班将放下武器，河谷将迎来和平。人们专程前来向他致敬，吻他的手。他们实在受够了战争和自杀式炸弹袭击。
3月，我停更了博客，因为海·卡卡尔觉得我们已经没那么多东西可写了。但让我们害怕的是，现状并没有什么改变。要说有什么变了，那就是塔利班变得更穷凶极恶了。他们成了官方批准的恐怖分子。我们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感到大失所望。所谓的和平协议不过是一座海市蜃楼。一天夜里，塔利班在我们街道举行了我们称为“旗帜游行”的活动。他们在街上四处巡逻，端着冲锋枪，提着棍棒，俨然是正规军的架势。
他们依然派人巡逻奇纳巴扎。母亲有一天跟我表姐去逛巴扎，表姐快结婚了，想买点婚庆用品。一名塔利班武装分子跑来跟她们搭话，还拦住她们的去路。“再让我看见你们只戴头巾不穿罩袍，我就要把你们一顿好打。”他说。母亲没那么容易被吓倒，始终保持着镇定。“好的，好的。下次我们一定穿罩袍。”她告诉那人。母亲从来不忘遮起头发，但穿罩袍不是我们普什图人的传统。
我们还听说塔利班袭击了一位开化妆品店的店主，只因为有位无人陪伴的妇女在他店里挑选口红。那些塔利班说：“市场上明明挂了横幅，规定妇女没有男性亲属陪伴一律不得进入店铺，你却不把我们的规定放在眼里。”店主遭到毒打，但没有人站出来帮他。
一天，我看见父亲跟几个朋友凑在他的手机前看一个视频。那一幕令人触目惊心。一名十来岁的少女匍匐在地，穿黑色罩袍、红色长裤，一个戴黑头巾的大胡子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皮鞭狠狠抽打着她。“别打了！”鞭子每次落下，她都会用普什图语哀求，声音既像尖叫又似呜咽，“看在真主的分儿上，我快被打死了！”
视频中传来那名塔利班的声音：“摁住她。摁住她的手。”她的罩袍一度滑落，打她的人暂时停下来拉起罩袍，又继续鞭打。他们总共抽打了三十四下。现场聚集了大批围观者，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做点什么。女孩的一个亲戚甚至主动帮塔利班摁住她。
尤素福·拉扎·吉拉尼（Yusuf Raza Gilani，1952— ），巴基斯坦政治家，巴基斯坦人民党成员，2008—2012年担任巴基斯坦总理。不出几天，这段视频就传遍了每个角落。伊斯兰堡的一位女制片人拿到这段视频，在巴基斯坦电视台反复播放，随后又向全世界播放。人们群情激愤，这种反响在我们看来却很奇怪，因为这就代表外界对我们河谷的遭遇一无所知。我希望他们的怒火能对塔利班造成影响，迫使他们撤销对女孩上学的禁令。总理尤素福·拉扎·吉拉尼下令调查此案，并发表了一份声明，宣称当街鞭打少女有违伊斯兰教的教诲。“伊斯兰教教导我们，对妇女要以礼相待。”他说。
有人甚至宣称这段视频是伪造的。还有人说鞭刑事件其实发生在1月，那时和平协议还没有签订，选择现在公布就是为了破坏和平协议。但穆斯林·汗证实了视频的真实性。“她走出家门，同行的男人却不是她的丈夫，所以我们必须惩戒。”他说，“有些界线是不可逾越的。”
差不多也是这时，在4月初，另一位知名记者——扎希德·侯赛因——来到斯瓦特。他去警察局副局长家登门拜访，发现副局长正在大宴宾客，那场面简直像在给塔利班占领斯瓦特开庆功大会。好几位塔利班高级将领都在现场，身边跟着持枪的警卫。其中就包括穆斯林·汗，甚至还有巴焦尔的激进分子头目法基尔·穆罕默德，他的队伍当时正在与军方血战。政府悬赏二十万美元捉拿法基尔，他却大摇大摆地坐在一名政府官员家中享用晚餐。我们还听说，有位陆军准将去参加了法兹卢拉主持的礼拜。
“一山不容二虎。”父亲的一位朋友评论道，“一个国家容不下两位君主。我们斯瓦特到底谁说了算？政府还是法兹卢拉？”
但我们依然心怀和平的信念。大家都期待着4月20日的大型户外公众集会，会上，苏非·穆罕默德将向斯瓦特人民致辞。
那天上午我们全都在家。父亲和弟弟们站在门口，看见一拨十来岁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呼啸而过，用手机播放胜利的歌曲。“哇，爸爸，瞧这帮人。”胡什哈尔说，“我要是有冲锋枪，准把他们崩了。”
那是个美丽的春日。人人都心潮澎湃，翘首期待苏非·穆罕默德宣布和平终于实现，胜利终于到来，号召塔利班放下武器。父亲没去现场，而是从萨罗什学院的屋顶上远远看着。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是他的朋友艾哈迈德·沙阿，父亲晚上常常跟另一些政治活动人士聚在这里。学校的屋顶可以俯瞰整座舞台，所以也有媒体把摄像机架在这里。
集会吸引了大批民众——足有三四万人。所有人都裹着头巾，高唱歌颂塔利班与圣战的歌曲。“这完全是扩大塔利班势力的大合唱。”父亲评论道。他这种崇尚自由的进步人士特别不喜欢这种集体合唱和齐声吟诵，认为这有害无益，尤其在这样的关头。
埃米尔（amir），伊斯兰国家对上层统治者、军事长官的称呼。——编者注苏非·穆罕默德端坐在台上，赶来向他致敬的人排起长队。集会从朗诵《胜利之章》——《古兰经》的一章——开始，然后是地区领导人讲话，他们分别来自河谷五大地区——科希斯坦、马拉根德、香格拉、上迪尔和下迪尔。他们每个人都口沫横飞，因为他们都想当上本地的“埃米尔”（amir），负责实施伊斯兰教法。这些领导人后来不是被杀就是入狱，但在当时，他们都贪恋着权力。他们每个人言语间都透出十足的威严，像刚刚征服麦加的先知一样慷慨激昂，只不过先知宣扬的是宽恕，而不是残酷的胜利。
轮到苏非·穆罕默德发言了。他并不擅长演讲。他上了年纪，身体好像也不太硬朗，在台上拖拖拉拉地讲了四十五分钟。他的发言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的舌头就像不属于他自己似的。他谴责巴基斯坦的法庭不遵守伊斯兰教法，还说：“我认为西式的民主是异教徒强加给我们的制度。伊斯兰教不允许实行民主制度，也不允许选举。”
苏非·穆罕默德对教育只字未提，也没劝塔利班放下武器，走出胡吉拉。他反而像在威胁整个巴基斯坦。“等着瞧吧，我们要向伊斯兰堡进发了。”他咆哮着。
我们无比震惊。他非但没有扑灭激进主义的火焰，反而火上浇油。大失所望的人们开始咒骂苏非·穆罕默德。“那个恶魔在说些什么？”他们质问，“他要的不是和平，而是更多的杀戮。”对这件事，我母亲总结得相当到位：“他本可以成为名垂青史的英雄，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回家路上，我的心情跟出发时迥然不同，一颗心彻底沉入谷底。
那天晚上，父亲登上Geo电视台发言。他告诉著名主持人卡姆兰·汗，人民对和平寄予很高的期望，现在都落了空。该做的事苏非·穆罕默德一件也没做。他本该利用这次演讲呼吁各方和解，终结暴力，真正让和平协议生效。
人们用各种阴谋论揣测事情的真相。有人说苏非·穆罕默德已经精神错乱。有人说他是被迫发表那份演讲的，因为有人威胁他说：“你敢不照做，我们就派四五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把你和现场所有人炸得粉碎。”有人说他上台演讲前显得心神不宁。人们谈论着幕后黑手、神秘势力。但我想说，那有什么要紧？重点是，我们已经沦为一个塔利班国家。
父亲又开始频繁参加各种研讨会，忙着在会议上发言，讲述塔利班带给我们的困扰。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我们省的新闻部长说塔利班化其实源于巴基斯坦的一项国策，我们曾训练武装分子，将他们送往阿富汗作战，起初是为了抗击苏联，后来又对抗美国。“要不是当初被外国势力怂恿，让宗教学校的学生掌握了武器，部落地区和斯瓦特也不会经历这场腥风血雨。”他说。
约105公里。大家很快看到美国人对和平协议的预判是正确的。塔利班认定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妥协，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成批拥入与斯瓦特相邻的布内尔，这个地区在斯瓦特西南侧，离伊斯兰堡只有六十五英里。布内尔人一直在抵抗塔利班，当地政府却命令他们停止战斗。激进分子扛着火箭筒和枪支赶到那里，警察闻风而逃，借口塔利班有“更精良的武器”，当地居民也纷纷逃散。塔利班在每个地区都设立了伊斯兰教法庭，还在广播中播放清真寺的布道，鼓动当地青年加入他们。
他们焚烧电视、绘画、DVD和磁带，与在斯瓦特时如出一辙。他们甚至控制了苏非派圣贤皮尔·巴巴的圣殿，那是一处著名的朝圣场所。人们会去那里祈求神的指引，祈祷疾病痊愈，甚至祈求子女婚姻幸福。而如今，圣殿被套上了重重锁链。
塔利班一步步向首都逼近，巴基斯坦南部的居民开始人心惶惶。人人好像都看过那个穿黑罩袍的女孩惨遭鞭打的视频，每个人都在问：“这是我们希望在巴基斯坦看到的吗？”激进分子杀害了贝娜齐尔·布托，炸毁了全国最著名的酒店，以自杀式炸弹袭击和砍头的方式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还摧毁了数百所学校。军方和政府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肯出手反击？
在华盛顿，奥巴马政府刚刚宣布将向阿富汗增派两万一千名士兵，想扭转对塔利班战争的形势。但美国现在似乎更担心巴基斯坦而不是阿富汗。他们担心的并不是我这样的女生和我们的学校，而是巴基斯坦那两百多枚核弹头，他们不知这些武器会落到谁的手中。美国人开始讨论是否要中止他们数十亿美元的援助，直接向巴基斯坦派兵。
5月初，巴基斯坦军队展开了“真理之路行动”，目标是把塔利班逐出斯瓦特。我们听说军队派出直升机，在北部山区空降了数百名突击队员。明戈拉也出现了更多兵力。这一次，政府终于下定了决心，要肃清这里的塔利班势力。他们用扩音器宣布，所有居民都必须撤离。
父亲说我们应该留下。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被夜里的枪声吵得睡不着觉。每个人都长期处于焦虑状态。一天夜里，我们被尖叫声惊醒。那时我家养了几只宠物——三只白鸡和一只白兔，兔子是胡什哈尔的朋友送他的，我们会放任它在家里跑来跑去。那年阿塔尔才五岁，他特别喜欢那只兔子，它常常睡在我父母床下。但它总是四处撒尿，所以我们那天晚上就把它放在了门外。午夜时分，一只猫跑来咬死了它。我们都听见了它凄厉的叫声。阿塔尔不停地抽泣。“太阳快出来吧，明天我要狠狠教训那只恶猫。”他说，“我要把它杀掉。”这仿佛是个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