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阴云笼罩的日子里，是学校给了我坚持的勇气。走在街上，我有种感觉，仿佛任何一个与我擦身而过的男子都有可能是塔利班。我们把书包和课本藏在披巾下。以前，父亲常说村中最美的晨景，就是学童身穿校服的身影，而现在，那身校服我们却不敢再穿。
我们升入了初中。校长玛丽亚姆说老师们都不想教我们班，因为我们总围着老师刨根问底。我们希望被当作聪明的女孩。每逢节日或婚礼，我们都会用海娜颜料在手上作画，但我们画的不是鲜花和蝴蝶，而是微积分算式和化学分子式。我与马勒卡·努尔之间的竞争仍在继续，不过自从被初来乍到的她击败过一次之后，我更加用功读书，重新夺回了班级第一的宝座。马勒卡·努尔一般排名第二，莫妮巴排名第三。老师告诉我们，考试时，阅卷人一般会先看我们写了多少字，再看卷面是否整洁。在我们三人当中，莫妮巴的字写得最好，卷面最工整漂亮，不过我总说她应该再自信点。她学习特别勤奋，怕考砸了会让家里的男亲戚抓到把柄，借机逼她退学。我数学最弱——还得过一次零分——但我学得非常刻苦。我的化学老师奥贝杜拉先生（我们都用“先生”或者“女士”称呼老师）说我是天生的“政客”，因为每次口试前，我都会说：“先生，我想说您是最好的老师，我最喜欢上您的课了。”
有家长抱怨老师因为我是学校的创办人的女儿而偏袒我，不过人们常常惊讶地发现，我们几个尽管在学习上总是你追我赶，但关系很好，从不互相嫉妒。我们还会在一种叫作“委员会考试”的选拔中一决胜负。这种考试旨在从本地私立学校选拔最优秀的学生，我有一年跟马勒卡·努尔考了一样的分数。后来，为了决定大奖的归属，我们又在学校参加了加试，再次打成平手。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免得他们觉得我受了优待，父亲让我们去另一所学校——他朋友艾哈迈德·沙阿创办的学校——再考一次。结果我们又考得一样，最后双双得奖。
学习并不是校园生活的全部。我们还喜欢表演话剧。我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蓝本创作了一出讽刺贪腐的短剧。我扮演的罗密欧是位公职人员，正在为一个职位面试候选人。第一位候选人是个美丽的女孩，所以罗密欧提的问题特别简单，比如“自行车有几个轮子”，她刚一回答“两个”，罗密欧就夸她“太聪明了”。第二位候选人是个男人，罗密欧就专提刁钻的问题，比如“不要起身，立刻告诉我咱们头上的吊扇是什么牌子”。“这我怎么可能知道？”候选人反问。“你一个博士，居然连这都不知道！”罗密欧回答。最后，他决定聘用那个女孩。
女孩的扮演者不是别人，正是莫妮巴，我的助手则由另一位同学阿提亚扮演，她机智的旁白为表演增添了独特的风味，逗得观众捧腹大笑。除了演戏，我还喜欢模仿。课间休息时，朋友们总会围上来要我模仿老师，尤其是奥贝杜拉先生。在那段充满不幸的日子里，我们需要一些小小的理由来让自己笑一笑。
时间已经来到2007年年底，军事行动依然没能彻底铲除塔利班势力。军队在斯瓦特驻扎下来，城中到处是他们的身影，但法兹卢拉依然每天在广播中叫嚣。到了2008年，形势每况愈下，爆炸和杀戮更频繁地发生。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每天谈论的不是军队就是塔利班，还有被他们夹在中间的感觉。阿提亚会跟我开玩笑：“塔利班是好人，军队是坏人。”我则回答：“假如同时被蛇和狮子攻击，你会觉得谁更友好？是蛇还是狮子？”
我们学校如同世外桃源，把灾难挡在外面。班上的女生将来都想当医生，我却想当个发明家，发明一种对付塔利班的机器，能嗅到他们的踪迹，摧毁他们的枪支。不过就算待在学校，我们也面临威胁，我的一些朋友因此不再上学。法兹卢拉不断在广播中宣扬女孩应该闭门不出，他的手下开始炸毁学校，他们一般会趁晚上宵禁时动手，那时学生们不在学校。
他们炸毁的第一所学校是沙瓦赞盖，马塔小镇一所公立女子小学。我们不敢相信竟有人能做出这种事。很快，更多的爆炸接踵而至，几乎每天都有一起。就连明戈拉也没能幸免。有两次爆炸时，我都在厨房，爆炸点离我家实在太近，震得整栋房子都摇晃起来，窗上的排风扇都被震了下来。自那之后，我就对厨房有了阴影，每次跑着进出。
2008年2月的最后一天，我正待在厨房，忽然听见一声巨响。那响声震耳欲聋，爆炸点显然就在附近。像往常一样，我们喊着彼此的名字——“卡什塔、皮硕、巴比、胡什哈尔、阿塔尔！”——确认大家都在。接着，我们听见警笛大作，一声接着一声，仿佛全明戈拉的救护车都在朝这边赶。原来，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哈吉巴巴高中的篮球场上引爆了炸弹。那里正在举行一场葬礼，送别深受大家爱戴的本地警官贾维德·伊克巴尔，他本想逃离塔利班的魔爪，却在某个偏僻的地方遭遇了自杀式炸弹袭击。他是明戈拉人，所以人们把他的遗体运回家乡，好让他魂归故里，并接受警方的致敬。结果塔利班又袭击了前来悼念的人群。爆炸至少造成五十五人死亡，其中包括贾维德·伊克巴尔年幼的儿子，还有不少我们认识的人。莫妮巴家有十位亲戚参加了葬礼，结果死的死、伤的伤。莫妮巴悲痛欲绝。全城都为之震惊，每座清真寺都有人在哀悼死者。
“现在你害怕了吗？”我问父亲。
“在夜里，人的恐惧往往是最强烈的，贾尼。”父亲告诉我，“但天亮之后，我们沐浴着光明，又会重拾勇气。”这的确是我家人的写照。我们有过恐惧，但它敌不过我们内心的勇气。“我们一定要把塔利班赶出河谷，让大家不再这样担惊受怕。”父亲说。
每到危难时刻，我们普什图人总会诉诸经久不衰的传统，所以在2008年，斯瓦特的长老们成立了一个叫“考米·支尔格”（Qaumi Jirga，民族部落会议）的组织，向法兹卢拉发起挑战。四名本地人——穆赫塔尔·汗·尤素福扎伊、胡尔希德·卡卡吉、扎希德·汗和穆罕默德·阿里·汗——走访了一座又一座胡吉拉，挨个说服长老们加入。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位白胡子老人，名叫阿卜杜勒·汗·哈利克，今年七十四岁，当年英国女王访问斯瓦特，到瓦里家中做客时，他曾是女王的贴身保镖。我父亲既不是长老也不是汗，却因为刚直敢言而被推举为发言人。他的普什图语讲得充满诗意，不过他也精通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乌尔都语和英语，跟斯瓦特内外的人都能顺畅地交流。
他每天都代表斯瓦特长老议会出席各种研讨会，要么就在媒体上抨击法兹卢拉。“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他质问塔利班，“你们是在摧毁我们的生活和文化。”
父亲告诉我：“凡是促进和平的组织，我都愿意加入。要解决纷争、平息冲突，首先得说出真相。要是你明明头疼，却谎称胃疼，那医生还怎么给你治病？你必须据实相告，真相能驱散恐惧。”
我常常陪父亲一起去见他的同道中人，尤其是他的老友艾哈迈德·沙阿、穆罕默德·法鲁克、扎希德·汗和法兹勒毛拉。艾哈迈德·沙阿也办了一所学校，穆罕默德·法鲁克就在那所学校工作，所以他们有时会在学校的草坪上聚会。扎希德·汗是开酒店的，他家的胡吉拉特别宽敞。他们来我家做客时，我会给他们沏茶，然后坐下来，静静听他们讨论下一步的计划。“马拉拉不光是齐亚丁的女儿，也是我们大家的女儿。”他们这样说。
他们奔波于白沙瓦和伊斯兰堡之间，接受各种电台采访，尤其是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他们轮流受访，确保每次采访都有人在场。他们告诉人们，塔利班在斯瓦特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在捍卫伊斯兰教。父亲说塔利班在斯瓦特如此猖獗，背后肯定少不了军政两界人士的支持。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但假如你无法区分国家机器与非官方势力，而国家也无法保护你不受非官方势力的侵害，你的处境就会非常艰难。
巴基斯坦军方和三军情报局势力强大，大家都不敢公开发表这些看法，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却毫不畏惧。“你们是在跟我们的人民作对，跟巴基斯坦作对。”父亲说，“不要支持宣扬塔利班思想，这是不人道的。有人说，牺牲斯瓦特是为了换取巴基斯坦的长治久安，但任何人、任何事物都不该为国家牺牲自己。国家就像我们的母亲，母亲是不会抛弃或欺骗孩子的。”
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1892—1984），德国神学家，信义宗牧师。下文引用的诗句出自《起初他们》，是他最著名的一篇反纳粹忏悔文。他痛恨大多数人不肯站出来说话。他的衣兜里总揣着马丁·尼莫拉的一首诗。尼莫拉曾生活在纳粹德国：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属于这个民族；
然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没加入工会；
再之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信奉新教；
最后，他们冲我而来，
而这时已经没有人能替我说话了。
我知道他说得没错。如果人人都保持沉默，现状就不会改变。
在学校，父亲发起了和平游行，鼓励我们大胆发声，反对正在发生的一切。莫妮巴做了精彩的发言。“我们普什图人对信仰充满热忱。”她说，“可是就因为塔利班的存在，全世界都把我们视作恐怖分子。这不是事实。我们爱好和平。我们河谷中的一草一木——我们的山脉、树木、花朵——无不诉说着和平。”我们几个女生接受了开伯尔电视台——全国唯一一家私立普什图语电视台——的采访，谈论女孩子为加入激进分子而辍学的事。老师们在采访前帮我们做了演练。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有受访经验的人。十一二岁时，有几个朋友跟我一起接受采访，但等我们长到十三四岁，那些同学的父兄就不再允许她们出镜了，这既是因为她们已经步入青春期，得遵守深闺制度，也是因为他们忌惮塔利班。
有一次我上了Geo电视台——我们国内最大的新闻频道。电视台的办公区有一面硕大的电视墙，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频道同时播放，惊得目瞪口呆。回到家，我想：新闻媒体有采访需求。他们想找个小女孩做采访，但她们很害怕，而且就算她们自己不怕，她们的父母也不会答应。而我的父亲无所畏惧，支持我发声。他告诉我：“你是个孩子，你有说话的权利。”我接受的采访越多，人就充满力量，赢得的支持也越多。那时我才十一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稍微成熟一些，而媒体似乎很乐意了解一个年轻女孩的想法。有位记者称我为塔克拉·捷奈（takra jenai）——意思是“闪耀智慧光辉的少女”，另一位则说我是帕哈·捷奈（pakha jenai）——意思是“我拥有超越年龄的智慧”。在内心深处，我始终相信真主护佑着我。我没做错什么，而是在为自己的权利疾呼，为女孩们的权利疾呼。这是我的责任。真主一定想看我们如何面对眼前的困境。《古兰经》有言：“谎言必将消散，真相终将胜利。”而我想：既然法兹卢拉凭一己之力就能摧毁一切，那么一个女孩为什么不能凭一己之力改变一切？每个夜晚，我都虔诚地祈祷，请求真主赐予我力量。
斯瓦特的媒体迫于压力，不得不对塔利班做正面报道——有些媒体甚至毕恭毕敬地称塔利班发言人穆斯林·汗为“学校之父”，尽管他实际上是毁坏学校的罪魁祸首。不过不少本地记者都对河谷的遭遇感到不满，他们为我们搭建起强有力的平台，因为他们能借我们之口说出自己不敢说的话。
我家没有车，所以我们一般会乘三轮摩托去做采访，或是请父亲的朋友载我们一程。有一天，父亲和我去白沙瓦参加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档乌尔都语访谈节目，主持人是著名专栏作家瓦萨图拉·汗。一道接受采访的还有父亲的朋友法兹勒毛拉和他的女儿。两位父亲，两位女儿。他们请的塔利班代表是穆斯林·汗，但他本人并没出现在演播现场。我有点紧张，但我明白这次访谈意义非凡，巴基斯坦全国有许多人在听。
“塔利班何德何能，竟想夺走我们最基本的受教育权？”我质问。穆斯林·汗没有回答，他那部分电话采访是预先录好的。录音怎么会回答现场提问呢？
访谈结束后，大家纷纷来向我道贺。父亲笑了，夸我有从政的潜质。他调侃道：“你还在学走路的时候，说话就已经有政治家的调调了。”但我从没重听过自己的采访。我很清楚，这些成绩微不足道。
我们的谈话随风而散，犹如春天的桉树花瓣。破坏学校的行径仍在继续。2008年10月7日晚，我们听见远处传来一连串爆炸声。第二天早上，我们听说激进分子闯入了桑戈塔女子修道学院和伊克塞尔希尔男子学院，在学校引爆了自制的简易炸弹。老师们已经提前撤离，他们事先收到了警告。这两所学校都是名校，尤其是桑戈塔女校，它向来以学生学业优异著称，历史可以追溯到最后一任瓦里在位的时代。这两所学校规模也很大——伊克塞尔希尔有超过两千名学生，桑戈塔也有一千余名。爆炸发生后，父亲去往现场，看见整栋校舍被夷为平地。他在断瓦残垣和烧焦的书本间接受电视采访，回家时惊魂未定。“整所学校都被炸得只剩废墟。”他说。
不过父亲依然没放弃希望，相信破坏总有结束的那天。真正令他感到失望的，是被毁的学校还惨遭洗劫——家具、书本、电脑都被当地人搜刮一空。听到这些，他哭了：“他们就像秃鹫扑向死尸。他们在自我掠夺。”
第二天，父亲上了美国之音的直播节目，痛斥袭击行径。塔利班发言人穆斯林·汗通过电话进入了直播。“这两所学校何罪之有，你们非要把它们炸平？”父亲质问他。
穆斯林·汗说桑戈塔是修道院学校，宣扬基督教文化，伊克塞尔希尔则是因为男女同校，允许男女生坐在一起上课。“一派胡言！”父亲反驳道，“桑戈塔从20世纪60年代建校起，从没劝过一个学生皈依基督教——实际上，她们中的一些人还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伊克塞尔希尔只有小学部是男女同校。”
穆斯林·汗默不作声。我问父亲：“他们自己的女儿呢？他们难道不想让自己的女儿上学吗？”
我们的校长玛丽亚姆女士是桑戈塔的校友，她妹妹艾莎也在那里就读。出事之后，艾莎和桑戈塔的几名女生转到了我们学校。我们学校一向入不敷出，每个月收的学费都不够支付全部开销，能多收几笔学费是件好事，父亲却开心不起来。他为呼吁重建这两所学校四处奔走。有一次，他在一场大型集会上发言。他高高托起一位听众幼小的女儿，对大家说：“这个女孩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难道想看到她一生都在愚昧中度过吗？”现场听众纷纷赞同，表示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捍卫女儿受教育的权利。新转来的女生给我们讲了许多可怕的故事。艾莎告诉我们，她有一天从桑戈塔放学回家，在路上看见一名塔利班武装分子高举着一名警察被砍下的头颅，脖子的断面还在不断滴血。桑戈塔来的女生都很聪明，加剧了我们的课业竞争。其中一位叫里达的女生演讲特别厉害。她跟我和莫妮巴成了好友。我们偶尔也会争吵，毕竟三个人嘛，难题会多一些。莫妮巴经常带些吃的到学校，却只多带一副叉子。“你跟我好还是跟里达好？”每到这时我就会问莫妮巴。
她会哈哈一笑，说：“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呀。”
阿西夫·扎尔达里（Asif Zardari，约1955— ），巴基斯坦第十一任总统，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的丈夫。2007年12月27日贝娜齐尔·布托遇刺身亡之后，他成为巴基斯坦人民党联合主席，在2008—2013年担任巴基斯坦总统。到2008年年底，巴基斯坦已经有四百所学校毁于塔利班之手。巴基斯坦新政府在阿西夫·扎尔达里总统的领导下成立，他是已故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的丈夫。但新政府似乎对斯瓦特漠不关心。我跟同学们说，要是扎尔达里自己的女儿就在斯瓦特上学，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冷漠。整个巴基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迭出，就连首都伊斯兰堡的万豪酒店都未能幸免。
在斯瓦特，城市远比偏远地区安全，所以很多亲戚都从乡下来投靠我们。我们的房子本来就小，又住了不少表亲，这下更是拥挤不堪。生活变得单调乏味。我们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在街上或屋顶上玩板球，只能在院子里一遍遍地打弹珠。我总跟弟弟胡什哈尔吵架，他老去找母亲哭诉。胡什哈尔和马拉拉这辈子都没法和睦相处。
我喜欢给自己做各式各样的发型，会在浴室里对着镜子折腾好几个小时，模仿我从电影里看到的造型。母亲一直让我把头发剪得跟弟弟们一样短，直到我八九岁还坚持这样，免得我头上长虱子，而且短发也更好打理——长发会在头巾里乱成一团。但我后来总算说服她让我留起披肩长发。我的头发不像莫妮巴那么顺直，而是天生带卷，我喜欢把头发卷成大波浪或扎起来。“你在里面干什么呢，皮硕？”母亲会在门外大喊，“客人们还要用洗手间呢，所有人都得等你。”
2008年的斋月是最难熬的一段日子。整个斋月期间，穆斯林都不能在日间饮水进食。塔利班炸毁了发电站，切断了我们的供电，没过几天又炸毁了管道，切断了我们的煤气。以前我们常去市场上买煤气罐，而现在煤气罐的价格暴涨了一倍，母亲不得不像从前在乡下时一样，开始生火做饭。她没有怨言——大家得吃饭，她就去做，还有许多人处境比我们更糟。由于缺乏清洁的饮用水，霍乱开始在人群中蔓延。医院应接不暇，只好在门外支起高大的帐篷来收治患者。
我们家没有发电机，不过父亲买了一台装在学校，这样能用水泵从地下打出淡水。附近的孩子都来学校取水。每天，取水的人都会排起长队，等着装满手中的水罐、瓶子和大桶。对此，有位邻居感到惊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他问，“要是被塔利班发现你们在斋月里送水，他们会让我们挨炸弹的！”
父亲则回答：“炸死是死，渴死也是死。”
从前那些能去郊游、野餐的日子像一场梦。天黑之后，没有人敢冒险走出家门。恐怖分子甚至炸毁了滑雪缆车和马拉姆·贾巴的一座大酒店，那里从前曾住满游客。度假天堂沦为地狱，再也没有游客敢来游览。
随后，在2008年年底，法兹卢拉的副手沙阿·道兰大毛拉在广播中宣布所有女校都必须关闭。他警告说从第二年1月15日开始，女孩们一律禁止上学。我起初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他们凭什么不让我们上学？”我问朋友们，“他们没这个能耐。他们号称要摧毁大山，却连道路都控制不了。”
但其他女生不这么想。“谁能阻止他们呢？”她们反问，“他们已经炸毁了数百所学校，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做点什么。”
父亲说过，哪怕只剩一间教室、一位老师和一名学生，斯瓦特人和这里的老师也会继续给我们的下一代上课。父母从没动过让我辍学的念头。以前我们虽然也喜欢上学，但直到塔利班妄图把我们赶出校园，我们才认识到教育有多重要。上学、读书、完成作业绝不仅仅是一种消遣，而是我们的未来。
那年冬天大雪纷飞，我们照例堆起雪熊，却不再有昔日的快乐。塔利班在冬季往往退回山中蛰伏，但我们明白他们肯定会回来，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相信学校还会重开。塔利班可以夺去我们的笔和书本，却无法让我们的头脑停止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