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垃圾山的孩子们

胡什哈尔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们又搬了一次家，终于有了一台电视。我最喜欢的节目是印度少儿连续剧《沙卡拉卡砰砰》，它讲的是一个名叫桑居的小男孩得到了一支魔法铅笔，用这支笔画的东西都会成真。他要是画下蔬菜或警察，蔬菜或警察就会奇迹般地冒出来。要是不小心画下一条蛇，他可以把它擦掉，蛇也就消失了。他用这支铅笔帮助人们——甚至从黑帮手中救出了自己的父母。这支铅笔成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想得到的东西。

晚上做礼拜时，我会念念有词：“真主，请赐我桑居的铅笔吧。我一定会保守秘密。请把它放进我的壁橱。我会用它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我会立刻去查看抽屉。那里从来没有出现过魔法铅笔，但我已经想好了自己第一个要帮的是谁。我们新家那条街上有块狭长的空地，大家都往那里倾倒垃圾——斯瓦特没有垃圾清运服务。那儿的垃圾很快就堆成了小山。我不喜欢靠近那地方，那里实在臭气熏天。我们有时还会看见老鼠从垃圾山上飞快地蹿过，乌鸦在空中盘旋。

有一天弟弟们不在家，母亲叫我出去扔土豆皮和鸡蛋壳。我走到垃圾堆旁，不禁皱起鼻子，用手挥赶苍蝇，还生怕弄脏脚上那双漂亮鞋子。我把垃圾抛上堆满腐食的小山，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有什么在动，吓了一大跳。那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她的头发缠成一团，皮肤上布满脓疮，活脱脱就是我想象中的莎莎卡。莎莎卡是村里亲戚用来吓唬我们的脏女人，为的是催我们赶快洗漱。我面前这个女孩拎着一只大口袋，正把垃圾分门别类摆在一起，金属罐是一堆，瓶盖是一堆，玻璃和纸是一堆。附近还有几个小男孩在用套着绳子的磁铁吸金属。我很想去跟他们说说话，但没能克服恐惧。

那天下午，父亲刚从学校回到家，我就把拾荒孩子的事说给他听，恳求他跟我一起去看看。他试着跟他们说话，他们却一哄而散。父亲告诉我，那些孩子会把从垃圾堆里淘来的东西卖给废品商店，换取几个卢比。商店则会把这些东西当商品出售。回家路上，我注意到父亲眼里噙着泪水。

“爸爸，你一定要免费让他们来学校上学。”我恳求父亲。他对我笑笑。母亲和我已经说动他免费收了好几个女生。

母亲虽然没受过教育，却是我们家的实干家，父亲则更像是言语上的巨人。母亲总在外面帮助别人。父亲有时会很生气——他回来吃午餐，高喊着“托尔·佩凯，我回来了”，却发现母亲并不在家，自己没东西可吃。随后，他发现她其实是去医院探望病人，或去帮另一家人的忙了，气一下就消了。不过她有时是去奇纳巴扎逛街买衣服，这又另当别论了。

无论我们搬到哪里，母亲总会请许多人到家里来住。我跟表姐阿妮萨，还有另一个女生谢纳兹住一个房间。阿妮萨从村里过来，为了上学而投靠我们。谢纳兹的母亲苏丹娜以前在我们家干过活。谢纳兹的父亲过世后，他们家陷入贫困，她和妹妹也被送去捡过垃圾。她的一个哥哥患有精神病，总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比如放火烧他们的衣服，或是卖掉我们送给他们消暑的电风扇。苏丹娜脾气很差，我母亲不想留她在家里干活，不过我父亲给她安排了一笔小小的补贴，又让谢纳兹和她的另一个兄弟来学校读书。谢纳兹以前没上过学，她虽然大我两岁，却比我低两个年级。她住到我家，这样我就能帮她辅导功课了。

住在我家的还有努莉娅，她母亲卡努平时帮我们洗衣打扫。阿莉什帕也是，她家姐妹众多，她母亲卡莉达是给我母亲帮厨的。卡莉达曾被卖给一个老男人为妻，丈夫常常打她，最后她终于带着三个女儿逃了出来。卡莉达的娘家不肯收留她，因为人们认为已婚女子离开丈夫，会令家族蒙羞。有一段时间，她的女儿们也不得不靠捡垃圾为生。那时我已经开始读小说了，感觉她们的经历就像小说中的情节。

那时学校已经扩建不少，有了三栋校舍——最早那栋位于兰蒂卡斯街，是小学部，然后是亚亚街上的女高和佛寺废墟附近的男高，男高校园里有座开阔的花园，里面开满玫瑰。我们学校的学生满打满算有八百人左右。尽管并没有真正赢利，但我父亲还是允许一百多名同学免费就读。其中一名男生是沙拉法特·阿里的儿子，我父亲上大学那会儿穷困潦倒，曾接受过阿里的资助。他们是同一个村出来的，又是朋友。沙拉法特·阿里在电力公司上班，一有节余就会给父亲几百卢比。父亲很高兴能回报他当年的好意。我们班还有个叫考萨尔的女生，她父亲是手艺人，专门给衣物和披肩镶边——这是我们这里一种有名的工艺。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去山里郊游，我知道她没钱参加，就用自己的零花钱帮她付了钱。

让穷人家的孩子来上学，不仅仅意味着父亲会收不到他们的学费，而且一些有钱的家长得知自己的孩子得跟自家清洁工、缝衣工的子女一起上学，会直接让孩子退学。他们觉得孩子跟贫寒家庭的孩子混在一起是件丢脸的事。母亲说穷人家的孩子不先填饱肚子就很难认真学习，所以有几个女生会来我家吃早餐，父亲开玩笑说我家都快成膳宿公寓了。

家里住了那么多人，我很难集中精力学习。本来我很高兴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父亲甚至给我买了一张梳妆台，权当书桌了。可现在，我还得跟另外两个女生挤在一起。“我需要自己的空间！”我嚷道。但我话一出口就后悔了，意识到自己已经非常幸运了。我想起垃圾山上拾荒的孩子们，那个女孩脏兮兮的面孔不断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缠着父亲，求他一定要免费让他们入学。

父亲试着跟我解释，这些孩子得负责养家糊口，就算免去学费，全家人也会因为他们上学而挨饿。不过父亲还是请富有的慈善家阿扎迪·汗出资，印了很多传单。传单上是他的质问：“接受教育难道不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Kia hasool e elum in bachun ka haq nahe?）他把这张传单印了几千份，摆在各个集会场所，还在城里分发。

那时，父亲在斯瓦特地区已经小有名气。尽管他既不是汗也不是富人，但大家都愿意听他说话。人人都知道他在研讨会上总是有话要说，也知道他敢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权者，连军政府也不例外。他也逐渐进入军方的视野，有朋友告诉他，本地指挥官曾公开评价他“杀伤力极大”。父亲并不知道这位准将是什么意思，但在我们这个国家，军方势力强大，被这么点评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父亲最看不惯那些“幽灵学校”。在偏远地区，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说服政府在当地办学，却一个学生也不招。他们会把校舍当作自己的胡吉拉，甚至用来圈养牲口。更过分的是，有些人这辈子从没教过一天书，却在领教师津贴。除了腐败和政府的无能，父亲当时最担忧的还有环境问题。明戈拉市正在迅速扩张——人口已突破十七万五千人——原本清新的空气变得污浊不堪，充斥着汽车尾气和炒菜的油烟。山上美丽的树木遭到砍伐，被用作木材。父亲说全城只有一半人能喝到清洁的饮水，大多数人家里都没有卫生设施，包括我们家在内。因此，父亲和朋友创办了一个叫“全球和平委员会”（the Global Peace Council）的机构。这个组织名字虽然很大，但关注的主要是本地事务。这个夸张的名字令人啼笑皆非，父亲常常拿它打趣，不过组织的目标非常严肃：保护斯瓦特的自然环境，在本地倡导和平、推广教育。

父亲喜欢写诗，有时是情诗，但更多的是反映一些有争议的话题，比如“荣誉谋杀”和女性权利。有一次，他去阿富汗参加一个诗歌节，住在喀布尔的洲际酒店，在那儿朗诵了一首赞美和平的诗歌。活动闭幕式上，这首诗被称作最能启迪人心的作品，现场还有观众请他逐句再读一遍，人们听到喜欢的句子，还会发出“哇哇”（wah wah）的惊叹声，意思是“棒极了”。连祖父都为他感到自豪。“儿子啊，愿你成为知识天空中一颗闪亮的明星。”祖父说。

我们都为父亲骄傲，但父亲越是知名，我们就越难见到他的身影。我们的衣服都是母亲去买，我们生了病也都是她带我们去医院。按照我们的习俗，尤其在我们这种乡下人眼中，这些事都不该由女人独自完成。所以，每次都是从父亲那几个外甥中抽个人陪她出去。而父亲在家时，他和朋友会趁着暮色坐在屋顶，没完没了地谈论政治。其实他们谈来谈去只有一个话题——“9·11”事件。世界上或许也有别的地方被这起事件改变，但我们无疑首当其冲。世贸中心遇袭时，“基地”组织头目奥萨马·本·拉登就住在坎大哈，美国派出数千名士兵赴阿富汗搜捕，推翻了为他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政权。

赫拉特（Herat），阿富汗西北部赫拉特省省会。

当时，巴基斯坦依然处在军事独裁政府统治下，但美国人需要我们的支持，就像他们20世纪80年代需要我们在阿富汗牵制苏联一样。苏联入侵阿富汗扭转了齐亚将军的命运，同样地，“9·11”事件也改变了穆沙拉夫将军的处境，让他不再是国际社会的弃儿。一夜之间，他又是受邀去白宫会见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又是去唐宁街十号会见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不过这当中有个很大的问题：塔利班差不多就是三军情报局一手扶持的。三军情报局的许多高官都与塔利班头目过从甚密，相识多年，部分认同他们的理念。三军情报局的伊玛目上校曾得意地夸耀自己培训过九万名塔利班战士。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期间，他甚至当上了巴基斯坦驻赫拉特的总领事。

我们不支持塔利班，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劣迹早有耳闻，知道他们曾摧毁女校、炸毁大佛——斯瓦特有许多我们引以为傲的佛像。但很多普什图人并不愿看到美军轰炸阿富汗，也不喜欢巴基斯坦支持美国的做法，尽管巴基斯坦的支持仅限于允许美国人穿越我们的领空，并停止向塔利班输送武器。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穆沙拉夫将军也允许美军使用我们的机场。

在巴基斯坦，一些宗教人士把奥萨马·本·拉登奉为英雄。在巴扎上能买到他身骑白马的海报，糖果包装盒上印着他的照片。这些教士声称“9·11”事件是对美国的报复，是对美国侵犯世界其他国家的惩罚，但他们忽略了一点：世贸中心里的遇难者是无辜的，他们与美国政府的政策无关。再说《古兰经》也明确说过，杀戮就是作恶。我们普什图人习惯性地相信一切背后皆有阴谋，许多人坚称犹太人是这场袭击的幕后黑手，目的是为美国制造打击伊斯兰世界的借口。我们国内有些报纸甚至写道，袭击当天，世贸中心的犹太人都没去上班。父亲说这是一派胡言。

奥马尔毛拉，即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Mullah Mohammad Omar，约1960—2013），塔利班创始人。在1996—2001年担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最高领导人。

穆沙拉夫向巴基斯坦人民宣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人合作。他说，美国人曾警告他“不跟我们合作就等于支持恐怖分子”，还威胁说巴基斯坦如果拒不合作，他们就把我们“炸回石器时代”。但我们并没有全力配合，三军情报局仍在向塔利班战士输送武器，在奎达庇护塔利班头目。他们甚至说服美国允许他们用军机从阿富汗北部撤出了数百名巴基斯坦籍武装分子。三军情报局局长要求美国暂缓进攻阿富汗，先让他去坎大哈请塔利班头目奥马尔毛拉交出本·拉登；实际上，他却在暗中支持塔利班。

在我们省，曾赴阿富汗抵抗苏联的苏非·穆罕默德大毛拉发出教令，向美国宣战。马拉根德曾是我们的先辈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战场，他在那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集会。巴基斯坦政府并没有阻止他。我们省长发布了声明，允许有意赴阿富汗抗击北约（NATO）的人自行前往。大约有一万两千名斯瓦特青年奔赴阿富汗，为塔利班作战。其中许多人再也没能回来。他们很可能已经战死，但因为没有死亡证据，他们的妻子也无法正式成为寡妇。这对她们是种煎熬。父亲有位好友叫瓦希德·扎曼，他的兄弟和姐夫就在这批奔赴阿富汗的青年之列。他们的妻子直到今天还在盼他们归来。我去她们家中做客时，她们热切的期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对我们这个花园般宁静的河谷而言，这一切依然显得十分遥远。阿富汗离我们只有不到一百英里，但要去阿富汗，你首先得穿过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处的巴焦尔部落地区。

本·拉登和手下逃往阿富汗东部托拉博拉地区的白山，那里有他当年对抗苏军时布下的地道网。他们利用这些地道，穿山越岭逃到古勒姆——那是另一处部落地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本·拉登还来过斯瓦特，在一座偏远山村里住了一年，充分利用了普什图人热情好客的原则。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ad，1964—　），“基地”组织海外活动首领，“9·11”事件主谋，2003年被捕，目前被关押在美国。约1.61公里。

谁都看得出穆沙拉夫是两面三刀，拿着美国人的钱支持圣战分子——三军情报局所谓的“战略资源”。美国人自称已经向巴基斯坦输送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支持政府进行反“基地”组织宣传，但我们的人民连美元的影子都没见到。穆沙拉夫在伊斯兰堡的拉瓦尔湖畔建了一栋别墅，又在伦敦购置了公寓。美国政府不时会有某位要员对巴基斯坦表达不满，说我们没有全力反恐，每到这时，某条大鱼就会突然落网。其中一条就是“9·11”事件的主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他在拉瓦尔品第被捕，落网地点距离军方统帅的官邸连一英里都不到。小布什总统却不断称赞穆沙拉夫，还请他到华盛顿访问，称他为好兄弟。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对此非常反感。他们说，美国一向喜欢跟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者交好。

我从小就对政治感兴趣，我会坐在父亲膝头，听他跟朋友们讨论每个问题。但比起国家大事，我更关心身边发生的事，确切地说就是我们这条街上发生的事。在学校，我跟朋友们讲起垃圾山上的孩子，说我们应该向他们伸出援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这样做，有人说那些孩子身上脏兮兮的，很可能还身患疾病，他们的父母不会允许他们跟那种小孩一起读书。他们还说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们的确可以坐视不管，指望政府救助，但我们肯定什么也等不到。要是我能去帮一两个孩子，另一个人再帮一两个孩子，那么我们全部加起来，就能帮助所有的孩子。”

我明白向穆沙拉夫请愿纯属徒劳。根据我的经验，如果连父亲都无能为力，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我给真主写了封信。“亲爱的真主，”我写道，“我知道您能洞晓一切，但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事情在发生，尤其是阿富汗目前还在经受轰炸，也许有时有些事被遗漏了。不过我深知，您一定不愿看到我们这条街上有群孩子在垃圾堆里生活。真主啊，请赐我力量与勇气，让我变得更好，因为我想把这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马拉拉敬上。”

问题在于，我并不知道该怎么把这封信寄给真主。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应该把它深深埋进土里，所以一开始，我把它埋在花园。可我又担心泥土会把信弄脏，于是把它重新挖了出来，罩上一层塑料袋。但这好像也没什么用处。我们民族有个习俗：把神圣的文字放入水中，让它顺水漂流。于是我把信卷成一卷，拴上一块木片，又在上面摆了枝蒲公英，把它放入一条汇入斯瓦特河的溪流。这样一来，真主肯定就能在斯瓦特河找到这封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