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七岁，我已经习惯了当全班第一。每当同学们遇到困难，都会来请教我。“马拉拉是天才少女。”我们班的同学会这样说。而且我也是出了名地踊跃，对课外活动来者不拒——从羽毛球到戏剧，再到板球、美术，甚至包括唱歌，尽管我的歌声并不动听。因此，当一个名叫马勒卡·努尔的同学转到我们班时，我并没放在心上。马勒卡·努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光之女王”，她还宣称自己将来要当巴基斯坦第一位女军事领袖。她的母亲是另一所学校的老师，这很少见，要知道我们的母亲都不工作。刚到班上时，她显得沉默寡言。在此之前，第一、二名的角逐总在我和好友莫妮巴之间展开，莫妮巴的字写得漂亮，卷面总是十分工整，这在考试当中特别加分，但我知道我写的内容更胜一筹。所以后来看到马勒卡·努尔在期末考试中拿到第一时，我简直傻了眼。回到家，我哭得停不下来，还得让母亲来哄。
差不多就在那时，我们搬了家，不再跟莫妮巴住在同一条街上，而是搬到了另一个街区，我在那儿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这条街上有个比我小一点的女孩，叫萨菲纳，我们渐渐玩到了一起。她在家中备受宠爱，有数不清的洋娃娃，首饰也多得塞满了一整只鞋盒。她却总盯着我那只粉色的塑料玩具手机，那是父亲送我的礼物，是我仅有的几件玩具之一。父亲总用手机打电话，我也有样学样，拿玩具手机假装打电话。结果有一天，玩具手机不见了。
几天后，我看见萨菲纳也在玩一只玩具手机，看上去跟我那只一模一样。“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我问她。“在巴扎买的呀。”她回答。
我现在觉得她说的应该是实话，但当时，我想的却是：“她竟然这么对我，那我也要这样对她。”我那段时间常去她家做作业，每次去她家，我都会顺手拿走一样东西，主要是玩具首饰，像耳环、项链之类的玩意儿。这毫无难度。我一开始只觉得刺激，但这种感觉并没维持太久。很快，我的顺手牵羊发展成一种强迫性行为，我怎么也停不下来。
一天下午放学，我像往常一样一回到家就直奔厨房找点心吃。“巴比！”我嚷道，“我饿坏啦！”但母亲一声不吭。她正坐在地上捣香料，把色泽明丽的姜黄和小茴香捣成粉末，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香气。她一下接一下地捣着，始终不肯看我。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我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打开壁橱，发现自己偷来的东西都不见了。我的劣迹败露了。
表姐里纳走进来说：“他们早知道你在偷东西了，一直想等你亲口承认，结果你却不知悔改。”
我顿时心头一沉。我低着头回到母亲身边。“你犯了错，马拉拉。”母亲说，“你是不是想让我们为没钱给你买这些东西而抬不起头？”
“不是的！”我撒了谎，“我没偷。”
但母亲知道我确实偷了。“是萨菲纳先偷的。”我继续狡辩，“她偷了爸爸给我买的粉色玩具手机。”
母亲不为所动。“萨菲纳比你小，你应该教她学好，”她说，“给她带个好头。”
我哭了起来，开始不停地道歉。“千万别告诉爸爸。”我恳求母亲。我承受不了父亲的失望，被亲生父母鄙视的感觉可怕至极。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顺手牵羊。我小时候有一次跟母亲逛巴扎，看见一辆推车上堆满了杏仁。杏仁看上去是那么可口，我忍不住抓了一把。母亲喝止了我，向摊主赔了不是。但摊主勃然大怒，不肯罢休。那时我家还很穷，母亲打开钱包，数着里面还剩多少钱。“十卢比卖给我行吗？”她问。“没门儿，”老板说，“杏仁贵着呢。”
母亲很生气，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立刻赶到巴扎，把那位摊主的杏仁全买了下来，带回来盛在一只玻璃盘里。
“杏仁是个好东西。”他说，“睡前配牛奶吃，有益智补脑的功效。”但我知道他手头并不宽裕，他把杏仁装在盘子里，是为了让我铭记自己的错误。我暗下决心，今后绝不再偷。可现在我居然重蹈覆辙。母亲带着我去向萨菲纳和她父母道歉。对我而言，迈出这一步十分艰难。萨菲纳只字未提我的玩具手机，我感觉很不公平，但什么也没说。
尽管心情低落，我还是庆幸这一切终于结束了。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撒过谎或偷过东西。不说一句谎话，不拿一枚硬币，就连父亲放在家里给我们买零食的零钱都没拿过。我也不再佩戴首饰，因为我问自己：这些吸引我的小玩意儿到底有什么魔力？我为什么要为几个不值钱的小首饰而丢掉人格？但我依然羞愧难当，直到今天都会在祈祷时向真主道歉。
我父母无话不谈，所以爸爸很快也知道了我难过的原因。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自己辜负了他的期望。我多想让他重新以我为荣，就像我夺得年级第一的奖杯时那样。或者就像那次，我们幼儿园的乌尔法特老师告诉他，在乌尔都语刚开课时，我在黑板上写下“请只说乌尔都语”，想帮大家更快地掌握这门语言。或者又像那次，我在普什图语作文比赛中一举夺魁。
父亲用伟人童年犯错的故事来安慰我。他引用莫罕达斯·甘地的名言，告诉我：“若犯错不自由，则自由无价值。”我们也在学校学到过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故事。他的童年在卡拉奇度过，那时他家没有电灯，他只好借着路灯学习。他建议其他男生改打板球，而不是在尘土飞扬的地上玩弹珠，这样就不会弄脏衣服和手。父亲在办公室外挂着一幅裱好的摹本，那是亚伯拉罕·林肯一封书信的普什图语版本，收信人是林肯儿子的老师。这封信文辞优美，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林肯在信中写道：“如果可以，请教他领略书本的美妙……但也请给他时间思考，让他去叩问那些永恒的谜题——譬如空中的飞鸟、阳光下的蜜蜂、绿坡上的花朵。请告诉他，失败远比作弊光荣。”
我想，是人总会犯错，重要的是你能从错误中学到什么。这就是我对普什图瓦里颇有微词的原因。它规定人受了委屈就必须报复，可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家族中要是有人受伤或遇害，族人就必须杀害对方家族中的任意一名男性，用复仇来维护家族的荣誉。恩怨就这样周而复始，永无止境。我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谚语：“普什图人报仇，二十年不晚。”
我们这个民族盛产谚语，其中一句是“普什图的石头不会被流水磨去锋芒”，意思是我们这个民族从不原谅，从不遗忘。这就是我们很少说谢谢的原因，我们相信普什图人会对别人的恩情没齿不忘、涌泉相报，就像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复仇一样。恩情只能用恩情偿还，而不是轻飘飘地说一句“谢谢”。
为了提防仇人，许多人家居住的院落都带有围墙和瞭望塔。我们认识很多家族纷争的受害者。谢尔·扎曼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父亲的老同学，考试总胜父亲一筹。祖父和伯伯以前常开父亲玩笑，说他“比不上谢尔·扎曼”，把父亲气得够呛，甚至曾盼着山上能落下一块石头，把扎曼砸扁。不过谢尔·扎曼没上大学，而是在村里的药房当起了药剂师。有一次，他的家族为一小片林地跟表亲起了冲突，谢尔·扎曼带着两个兄弟去看那块地，在途中被他的叔父及同伙偷袭，三兄弟全部遇难。
父亲在我们社区很受尊敬，常有人请他调解争端。他从不认为巴达尔（badal）——即复仇——能解决问题，总想试着让大家明白，继续诉诸暴力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最好放下仇恨，让生活继续。但村里有两户人家，他始终无法劝服。两家的宿怨由来已久，以至于所有人都忘了因何而起——可能只是些小小的怠慢，毕竟我们是个容易头脑发热的民族。其中一家的兄弟率先出手，袭击了另一家的叔伯。而对方很快也以牙还牙。他们的生命就这样被消耗着。
我们普什图人觉得这套机制很好，因此犯罪率一向低于非普什图地区。但在我看来，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你并不该去杀死对方或他们的兄弟，而应该教导他们。我在这方面深受阿卜杜勒·加法尔·汗启发，他被称为“边境上的甘地”，把非暴力哲学引入我们的文化当中。
偷窃也同理。有些人，比如我，被发现之后就发誓绝不再犯。另一些人则会说：“哦，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件小玩意儿而已。”下次他们就会偷大一点的东西，再下次还会更大。我们国家有太多政客对偷窃不以为意。他们很富有，国家却很贫弱，而他们还在不断地掠夺。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缴税，但这还不算什么。他们从国有银行贷款，却不偿还。他们把政府项目分包给朋友或某些厂商，顺便中饱私囊。他们中许多人都在伦敦拥有豪华的公寓。
我们的人民在忍饥挨饿，由于持续停电而只能在黑暗中枯坐，孩子们不能上学，因为父母需要他们打工挣钱。我不知道看到这一切，那些政客怎么能心安理得？父亲说巴基斯坦受了诅咒，有太多钻进钱眼里的政客。他们不在乎军方有没有好好驾驶巴基斯坦这架飞机，他们很乐意远离驾驶舱，坐进头等舱，拉上窗帘享受美食与服务，不顾我们普通人在经济舱里挤作一团。
阿塔克堡（Attock Fort），巴基斯坦著名的古迹，建于1583年，位于旁遮普省北部的阿塔克市附近。我出生时，巴基斯坦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主国家，政权在贝娜齐尔·布托和纳瓦兹·谢里夫之间更替，两人组建的政府都没干满过任期，还不断指责对方腐败。但在我出生两年后，政权再次落入军方手中。政变过程极富戏剧色彩，精彩程度堪比电影情节。当时的总理是纳瓦兹·谢里夫，他与军方领导人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失和，解除了穆沙拉夫的职务。当时穆沙拉夫正从斯里兰卡回国，乘坐的是巴基斯坦国有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纳瓦兹·谢里夫担心穆沙拉夫得知消息之后的反应，竟企图阻止飞机降落在巴基斯坦境内。他命令卡拉奇机场关闭着陆信号灯，还把消防车停在跑道上阻挡飞机，不顾飞机上另外两百名乘客的安全，也不管飞机携带的燃油根本不足以飞到境外。电视新闻宣布穆沙拉夫将军被解职的消息后，不出一小时坦克便开上街头，军队接管了新闻演播厅和机场。卡拉奇本地指挥官伊夫蒂哈尔将军突袭了机场的塔台，穆沙拉夫乘坐的飞机得以降落。随后，穆沙拉夫掌握了政权，把谢里夫关进了阿塔克堡的一处地牢。有人撒糖庆祝，因为谢里夫不得民心，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却泪流满面。他本以为巴基斯坦已经摆脱了军政府的独裁统治。谢里夫被控叛国罪，只是凭借与沙特王室成员的交情才捡回一条命，在沙特人的安排下流亡国外。
穆沙拉夫是我们国家第四位军人执政者。像前三位一样，他也开始在电视上发表全国讲话，言必称“我亲爱的国人”（Mere aziz hamwatano），在演讲中连篇累牍地声讨谢里夫，号称巴基斯坦在其统治下“荣誉尽失，尊严扫地，无人尊重”。他发誓要消灭腐败，绝不放过那些“掠夺与洗劫国家财富的蛀虫”。他承诺会公开个人财产与纳税情况，声称自己只是暂时代管国务。但他这些话没人相信。齐亚将军曾许诺只执政九十天，结果却统治了巴基斯坦十一年之久，直到他死于空难。
父亲说这是历史重演。他是对的。穆沙拉夫承诺要终结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不让国家落入少数几个大家族手中，还说要让更多年轻的面孔进入政坛。但实际上，他的内阁依然由那几张老面孔组成。我们国家再次被英联邦除名，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一年前，美国在我们刚开始进行核试验时就中断了大部分援助。而现在，我们几乎遭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抵制。
Deputy Commissioner的缩写，即特派员、专员。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斯瓦特人不愿并入巴基斯坦也就不难理解。巴基斯坦政府每隔几年就会指派一名专员，也就是DC，来管理斯瓦特，正如英国人在殖民时期的做法一样。我们觉得这些官员似乎只是来发财的而已，把荷包塞满就走。他们根本无意发展斯瓦特。我们普什图人一向逆来顺受，因为在瓦里统治下，任何人都不得非议政府。任何人只要胆敢冒犯瓦里，整个家族就会被逐出河谷。所以，专员来到斯瓦特，就成了新的君主，不会遭到任何质疑。老一辈时常怀念最后一代瓦里在位的时代，说那时山上林木茂盛，河谷里每五公里就有一所学校，瓦里老爷还会亲自登门，替他们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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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菲纳事件后，我发誓再也不会辜负朋友。父亲总说人一定要善待朋友。大学时他买不起书、吃不起饭，是许多朋友帮他渡过难关，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我有三个好朋友——同住一条街的萨菲纳、同村的松布尔，还有一起上学的莫妮巴。莫妮巴跟我在小学时就成了好友，我们那时住得很近，我说动她来我们学校读书。她是个聪慧的女孩，不过我们也经常吵架，特别是在全校出游的时候。她来自一个大家庭，有三个姐妹、四个兄弟。我虽然大她半岁，却把她当成姐姐。莫妮巴负责制定规则，我则尽力遵守。我们之间没有秘密，我们的秘密也不与别人分享。她不喜欢我跟别的女生讲话，叮嘱我不要跟表现差劲或是爱惹麻烦的人来往。她总说：“我有四个兄弟，但凡我犯一点小错，无论多不起眼，他们都会让我无学可上。”
我太怕父母对我失望了，因此总帮所有人跑腿。有一天，邻居让我帮忙去巴扎买玉米。我走在路上，被一个骑车的男孩撞倒在地，左肩一阵剧痛，泪水涌上眼眶。但我还是坚持去巴扎买了玉米，拿给邻居再回家，然后才哭了出来。不久后，我找到了重新赢得父亲尊重的好办法。学校宣布要举办公众演讲比赛，莫妮巴和我都决定报名参加。我想起父亲曾通过演讲比赛让祖父对他刮目相看，也想效仿他的做法。
原文是富兰克林的名言“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大意为“诚实是最明智的决策”。——编者注拿到题目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演讲的主题是“诚为上策”。
早会上的诗朗诵是我们练习演讲的唯一机会。不过，学校里有个高年级女生叫法蒂玛，特别擅长演讲。法蒂玛人长得漂亮，演讲更是绘声绘色。她能对着几百名观众侃侃而谈，而他们也听得聚精会神，不放过她说的每一个字。莫妮巴和我都特别想变得像她一样，所以会留心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依照我们的传统，演讲稿一般要由父亲、叔伯或老师代为撰写，语言往往是英语或乌尔都语，而不是我们的母语普什图语。我们总觉得说英语会显得比别人聪明。这当然是不对的。说什么语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怎样的措辞表达思想。莫妮巴的讲稿是她的一个哥哥写的，引用了我们的民族诗人阿拉马·伊克巴尔的美丽诗句。我的演讲稿则由父亲代写。他在文中阐述了一个观点：意图行善，如果方法不当，仍将酿成恶果。同理，意图作恶，纵使方法可取，结果亦为不善。最后，他以林肯的名言结尾：“失败远比作弊光荣。”
那天只有八九位同学参赛。莫妮巴讲得很棒——她冷静沉着，稿子也比我的更富激情，更有诗意，不过我的稿子或许立意更好。上台前我紧张极了，害怕得发抖。祖父也来看我比赛，我知道他特别希望我获胜，想到这里，我心里更紧张了。我记起父亲的忠告，开口前一定要深吸一口气，但看见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我身上，我讲得潦草又仓促。手中的稿纸抖得厉害，我不断看错自己讲到了哪行。可是当我以林肯那句话收尾时，我抬头望向父亲，看见他面露微笑。
评委公布了比赛结果，莫妮巴得了第一，我则是第二。
但名次并不重要。林肯写给儿子老师的那封信中还有一句话：“请让他学会有风度地落败。”我已经当惯了全班第一。但我意识到，即使已经赢过三四次，只要你放松努力，下次也不一定会取胜。我还悟出一个道理：自己的故事，有时就是最好的故事。于是我开始自己写演讲稿，也改变了演讲的方式。我决定不再照本宣科，而是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