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普什图人有个传统，孩子出生第七天要办一场“沃玛”（woma），“沃玛”就是“第七”的意思。到了那天，亲朋好友、邻里乡亲都会到家里来看宝宝。父母没给我办“沃玛”，因为他们没钱买山羊和稻米来招待客人，祖父也因为我不是男孩而不肯出资赞助。弟弟出生后，巴巴想给他办“沃玛”，但父亲拒绝了他。父亲说既然马拉拉没办，那弟弟也不该办。不过外祖父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已久，我只有巴巴这一位祖父，所以跟他还是很亲。父母说我身上兼具祖父和外祖父两人的特质——我像外祖父一样幽默聪慧，又像祖父一样能说会道！上了年纪之后，巴巴的胡子白了，脾气也平和了许多。我很喜欢回村里看他。
每次见到我，他总会唱起同一首歌，因为他一直对我含义悲伤的名字耿耿于怀，想为它注入一丝欢乐。“马拉拉来自迈万德，人世间数她最快乐。”（Malala Maiwand wala da, Pa tool jehan ke da khushala da.）
我们每年都会回村里过尔德节。我们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挤上飞行巴士——一种小巴，车身漆得五颜六色，车上挂满叮叮当当的链条——赶往北部的巴卡纳村，那是我们家族在香格拉县的发源地。我们每年要过两次尔德节，一次是标志斋月结束的“开斋节”，人称“小尔德节”；另一次是纪念先知伊卜拉欣向真主献祭儿子伊斯玛仪的“古尔邦节”，也称“大尔德节”。节庆的日期由一个宗教委员会公布，他们会观测新月，根据它出现的时间决定。一从广播中得知日期，我们便动身了。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们会兴奋得夜不能寐。只要道路没有毁于暴雨和塌方，这段路一般是五小时车程。飞行巴士会在第二天一早上路。我们紧赶慢赶来到明戈拉汽车站，身上背着大包小包，里面塞满为亲友准备的礼物——有刺绣的披肩、一盒又一盒的玫瑰、用开心果做的点心，还有村里买不到的药品。有人还会带上几大袋糖和面粉，包裹全都绑在车顶，堆得像一座小山。我们鱼贯上车，抢着坐靠窗的座位，尽管车窗上总是蒙着厚厚一层灰，几乎看不到什么风景。在斯瓦特，长途汽车车身两侧都画着风景画，图案有粉色和黄色的花朵，有荧光橘的老虎，还有白雪覆盖的群山。我的两个弟弟特别希望某辆车能画上F-16战斗机或核导弹，尽管父亲说那帮政客但凡能少花点钱制造核武器，国家的教育经费都不至于不够。
我们的车子驶出巴扎，驶过牙医广告上的血盆大口，驶过摞满木笼的推车——笼中挤满目光机警、红喙白羽的鸡，驶过橱窗里陈列着结婚金手镯的首饰店。我们驶出明戈拉向北开去，经过的最后几家店铺是几座棚屋。棚屋看上去摇摇欲坠，仿佛只是因为靠在一起才没有坍塌，屋前放着成堆的翻新轮胎，是为了应对前方崎岖的山路而准备的。接着，我们的车子驶入最后一任瓦里修建的公路，左侧是开阔的斯瓦特河，右侧是陡峭的山崖，山里蕴含着丰富的翡翠矿藏。几家观光餐厅散落在河边，巨大的玻璃窗宽敞明亮，不过我们从没进去过。途中，我们会与一些满脸尘土的孩子擦身而过，他们背着大捆的干草，被肩上的重担压弯了腰；我们还会经过牧羊人身旁，看他们赶着脏兮兮的羊群四处转悠。
车子继续向前，沿途的景致开始变换：郁郁葱葱的稻田散发着清新的香气，果园里种满杏树和无花果树。车子有时经过跨建在溪上的大理石作坊，排污废料染白了溪流。这令父亲愤怒不已，他总会说：“瞧这些恶棍都干了什么，把我们美丽的河谷全给毁了。”道路逐渐从河岸剥离，化作狭窄的山道，在冷杉林立的高地上蜿蜒向前，车子不断爬升，直到我们开始耳鸣。秃鹫在山顶的遗迹上盘旋，那里曾矗立着首任瓦里建造的堡垒。汽车铆足了劲，艰难地爬坡。每次遇到卡车在有盲区的急弯超车，我们的司机总会破口大骂。我那两个弟弟最喜欢这个，还会嘲笑我和妈妈，把山下的汽车残骸指给我们看。
终于，我们来到“天弯”，这道山隘是香格拉峰顶的入口，让人恍若置身世界之巅。站在天弯之上，我们俯瞰群山，感觉千峰万仞都在我们脚下。远处，白雪覆盖的马拉姆·贾巴山傲然挺立，山上坐落着我们斯瓦特的滑雪场。道路两旁有清泉、瀑布，停车休憩、喝杯茶时，我们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感受杉树与松树的馨香。我们贪婪地深深吸气。香格拉县群山环抱，层峦叠嶂，只能从峰峦间瞥见一线天空。天弯一过，道路再度蜿蜒而下，沿古厄本河延伸，然后逐渐变窄，化作崎岖小道。过河只能走吊桥，要么就得借助滑索，坐进一只金属吊篮里滑到对岸。外国人管这种吊桥叫“敢死桥”，但我们很喜欢走。
打开地图，你会发现斯瓦特是一道狭长的河谷，由众多较小的河谷连缀而成，我们管这些小河谷叫“达勒”（darae），它们就像树木的枝丫，向河谷两侧延伸。我们村坐落在河谷中段的东侧。村庄在卡纳谷内，河谷两侧都是悬崖峭壁，窄得连一座板球场都装不下。我们村名叫巴卡纳村，但这片河谷里其实有个由三座村庄组成的聚落——沙阿布尔村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巴卡纳村就是父亲的老家，卡尔沙特村是母亲家所在的村庄。河谷两端各有一座大山——南面那座是托加尔，意思是黑山；北面的是斯平加尔，也就是白山。
我们一般会去巴卡纳村的祖父家过节，住在父亲从小长大的房子里。它也像这里的大多数房屋一样，由岩石和泥浆垒砌而成，有着平坦的屋顶。不过我更喜欢住在卡尔沙特村，跟母亲那边的表亲待在一起，他们住的是水泥房，还带洗手间，而且我还会有好多玩伴。母亲和我住在楼下，那是女眷的住处。女人们整天都在带孩子，还得给待在楼上胡吉拉的男人们做饭。我跟表姐阿妮萨和松布尔住一个房间，里面有个清真寺形状的时钟，还有一个壁橱，里面存放着一把步枪和几包染发剂。
在村子里，一天开始得很早。听到公鸡打鸣和女人们给男人做早餐时叮叮当当的杯盘碰撞的声音，就连我这个爱赖床的人也不得不早早起床。清晨，阳光从黑山的顶峰反射下来；当我们在做每日五次礼拜中的第一次——晨礼（fajr）时，我们会向左望去，看见白山的顶峰被第一缕阳光染成金色，如一位白皙的淑女额前垂挂着一道金链。
接着，山中往往会降下小雨，万物被涤荡一新。山间鲜绿的台地上云朵飘浮，人们在地里栽种了萝卜与核桃树。蜂箱星散四周。我爱那些浓稠的蜂蜜，喜欢用核桃蘸它吃。卡尔沙特村一头的小河中有水牛栖息。那里有一间棚屋，里面有一架木制的水车，能带动巨大的石磨，把小麦和玉米磨成面粉，再由几位少年装袋打包。旁边还有间更小的棚屋，里面有控制面板，上面密布着错综的电线。村里没有政府供电，村民们只得靠这种简易水利装置自己发电。
时间推移，日头升高，白山上渐渐金光普照。日暮时分，白山没入阴影，阳光一点点爬上黑山。我们依照山峰上阴影的位置确定做礼拜的时间。当阳光爬上某块岩石，我们就知道行晡礼（asr）的时间到了。而每到傍晚，当白山的雪顶比清晨更加摄人心魄，我们就知道该行昏礼（makkam）了。在村里任何地方都能看见白山。父亲告诉我，在小时候的他眼里，白山就是和平的象征，像一面白色的旗帜飘扬在我们河谷的尽头。那时，他还以为这片小小的河谷就是整个世界，人只要越过接天的山际线，就会跌到世界之外。
我虽然生在城市，却也继承了父亲对大自然的热爱。我喜欢肥沃的土壤和葱茏的草木，喜欢庄稼与水牛，还喜欢走在路上，看金灿灿的蝴蝶绕着我翩翩起舞。村里很穷，但我们每次回乡，亲戚们总会为我们奉上一桌盛宴，摆上一碗又一碗女人们亲手烹煮的鸡肉、米饭、菠菜和辣羊肉。餐后还有一碟碟脆苹果、黄蛋糕和一大壶奶茶。孩子们没有玩具，也无书可读。男孩们只能在河谷里打板球，而就连那颗球都常常是一团用皮筋捆着的塑料袋做的。
我们村是个被遗忘的角落。喝水得到山泉去挑。村里为数不多的几栋水泥房屋，都属于有男人在矿上或波斯湾务工的家庭，那些男人会给家里寄钱。我们普什图族有四千万人口，其中有一千万人离乡背井，在外务工。父亲说，可悲的是，这些人很难回到家乡，因为他们必须不停地工作，确保家人能维持新式的生活。村里有许多人家都没有男人。男人们每年只回来一次，九个月后，家里一般都会添丁。
山坡上零星散落着用篱笆条和灰泥搭成的房屋，就像我祖父家的房子那样。这些房屋常被山洪冲毁。到了冬天，住在里面的孩子有时会被冻死。村里没有医院，只有沙阿布尔村有间诊所。另外两个村要是有人病了，亲戚们就得用木担架把病人抬到沙阿布尔村去。我们开玩笑说，木担架就是香格拉县的救护车。如果病人病情严重，村民们就只能乘长途汽车把病人送到明戈拉去，除非他们运气够好，认识家里有车的朋友。
政客们通常只会在大选期间来村里走访，承诺会修路、架电缆、接水管、办学校，还会给本地的头面人物塞钱、捐发电机，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关系人”，他们会指导本地人投票。当然，这些事都只跟男人有关，村里的女人没资格投票。这些政客一旦成功当选，进入国会，就会彻底消失在伊斯兰堡。如果当选为省议员，则会消失在白沙瓦，从此音讯全无，那些承诺也没了下文。
村里的表亲会取笑我的城里人做派。我不爱打赤脚，还喜欢看书，说话带城里口音，总说明戈拉俚语。我的衣服基本都是在商店里买的，不像他们都是自家做的。亲戚们有时会问：“你能帮我们煮鸡肉吗？”我则会回答：“不能。鸡是无辜的，我们不应该宰杀它们。”他们觉得我是城里人，很时髦。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伊斯兰堡人和白沙瓦人会觉得我土得掉渣。
有时，家里人会一起去山上或河边远足。那条溪流水面开阔，在积雪消融的夏季，溪水会变得深而湍急，无法直接蹚过。男孩们会用蚯蚓钓鱼，用线把它们像穿项链一样穿成一串，挂到长杆一头。有人会吹起口哨，相信这样能引鱼上钩。那种鱼并不怎么美味，鱼嘴粗糙而坚硬，我们管它叫洽克笛（chaqwartee）。有时，女孩们会带上一罐罐米饭和果子露，结伴去河边野餐。我们最喜欢玩“结婚”游戏。所有人分成两拨，代表两个家庭，每家都得嫁出一个女儿，这样我们就能办一场婚礼。两拨人都想拉我入伙，因为我是明戈拉来的，时髦得很。所有女孩中最漂亮的是坦泽拉，我们一般会把她分到对方那组，让她嫁过来当我们的新娘。
珠宝首饰是结婚游戏的重头戏。我们会给新娘戴上耳坠、手镯和项链，边唱宝莱坞歌曲边为她梳妆打扮。然后我们会用从母亲那儿要来的化妆品给她化妆，用热石灰和苏打粉为她染白双手，再用海娜花为她染红指甲。装扮完毕，新娘就开始哭泣，我们会摸摸她的头，劝她不要担心。“人都是要结婚的。”我们会说，“善待你的公婆，这样他们才会好好对你。细心照料你的丈夫，祝你幸福。”
有时村里会有真正的婚礼。持续数日的盛大婚宴常常弄得主人倾家荡产或债台高筑。新娘会穿上华美的嫁衣，浑身缀满黄金，再戴上双方父母赠送的项链和手镯。而在另一些时候，人们会从矿区运回一副胶合板棺材。女人们会到死者的妻子或母亲家中陪她们哭泣，凄厉的哭声响彻河谷，令我不寒而栗。
村里晚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山上人家忽明忽灭的油灯透出点点微光。村里年老的妇人们没读过书，肚子里却装满故事，还会背普什图对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塔帕”。背塔帕是我祖母的强项。这些对句的题材通常是爱情故事或普什图人的生活。“没有一个普什图人情愿离乡背井，”祖母会这样唱道，“除非是因为贫穷，抑或爱情。”姑姑们则会拿鬼故事吓唬我们，其中就有萧谷帝的故事。她们说他有二十根指头，会爬到我们床上睡觉，我们被吓得嗷嗷叫。但在普什图语中，“脚趾”和“手指”都叫指头，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二十根指头，但我们谁也没转过这个弯来。为了让我们早早洗漱，姑姑们还会讲恐怖女人莎莎卡的故事，她满手污泥，满嘴臭气，要是你没有洗头洗澡，她就会来追你，把你变得肮脏不堪，头发脏得像老鼠的尾巴，里面爬满虫子。她甚至可能会取你性命。到了冬天，要是大人不想让孩子去雪地里玩，就会讲那只一定要第一个踏上雪地的狮子或老虎的故事。只有等它先在雪地上留下脚印，我们才能去外面玩雪。
我们一天天长大，村里的生活开始显得乏味。我们村只有一台电视，摆在村里一个大户人家的胡吉拉里，而且全村上下没有一台电脑。
村里的女人出门必须遮起面容，也不能跟亲戚以外的男人见面或交谈。我穿戴比较时髦，而且到了十几岁都不戴头巾。有个表哥看不惯我这样，就跑去质问父亲：“她为什么不遮起面容？”父亲则回答说：“她是我的女儿。你少管闲事。”但亲戚中还是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们，说我们不守普什图瓦里。
我为身为普什图人而自豪，但有时我也觉得我们似乎有太多的清规戒律，对女性尤其如此。我们家有个女工叫沙希达，独自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她告诉我，她十岁就被父亲卖给一个年长男人，那人是有家室的，却还想娶个年轻姑娘。不过女孩们消失倒也不全是因为嫁人。我们村有个十五岁的美丽少女，名叫希玛。大家都知道她爱上了一位少年。那少年有时会从她家门前经过，她总会默默凝望着他，那双每个女孩都羡慕的眼睛上黑长的睫毛轻轻颤动着。在普什图人的观念中，女子向男子眉目传情是家族的耻辱，男人却没有这样的禁忌。她最终死于非命，据说是自杀身亡，但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其实是被家里人毒死的。
我们这里有个习俗，叫作“斯瓦拉”（swara）。根据这项习俗，人们可以把一个女孩送给敌对的部落，以此解决争端。这种做法虽然已被政府禁止，但在民间依然盛行。我们村有个寡妇叫索拉娅，嫁给了一个来自敌对家族的鳏夫。寡妇没有家族的首肯是不能再婚的。索拉娅的族人发现她擅自嫁了人，怒不可遏。他们不断对鳏夫的家族发出威胁，村里的长老只得专门召开支尔格（jirga）大会，解决这起纠纷。根据支尔格的裁决，鳏夫的家族必须接受惩罚：他们得交出家族中最美丽的女孩，嫁给对方最差劲的男子。那位新郎一无是处，而且一文不名，新娘的父亲还得负担他们所有的开销。为了平息一场与她无关的纠纷而毁掉一个女孩的一生，这究竟有什么道理？
我向父亲抨击这种现象时，父亲告诉我阿富汗的女性更不容易。我出生前一年，一个名叫塔利班的组织在一名毛拉的带领下占领了阿富汗，开始焚烧女子学校。他们强迫男性蓄灯笼似的长须，还规定女性必须穿罩袍。那就像被一只巨大的布制羽毛球罩着走路似的，只能透过眼前那扇带格栅的小窗往外瞧。天气一热，里面就热得像火炉。我起码不必穿那种东西。父亲还说，塔利班甚至不允许女性大笑，也禁止她们穿白色的鞋子，因为白色是“属于男人的颜色”；妇女会被关起来殴打，仅仅因为她们涂了指甲。听到这些，我不寒而栗。
我读的是《安娜·卡列尼娜》、简·奥斯丁作品这类书籍，我对父亲那句“马拉拉将来会像鸟儿一样自由”深信不疑。得知阿富汗女性的悲惨遭遇，我庆幸自己是斯瓦特人。我曾说过：“在我们这里，女孩子可以上学。”但其实塔利班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而且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普什图人。我眼中的河谷是个阳光普照的明媚之地，但我不知道的是，在群山背后，阴云正在悄然聚集。那时，父亲总对我说：“马拉拉，我会捍卫你的自由。你只管去追逐你的梦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