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六岁上学，但只读了一个学期。跟村里别的女孩不同，她的父兄都支持她上学。他们班基本全是男生，她是唯一的女生。她骄傲地背着书包来到学校，宣称自己比那些男生都要聪明。但她的表姐妹整天待在家里玩耍，她看得眼红。如果上了学，将来也只能洒扫做饭、生儿育女，那上学好像就没什么必要。所以有一天，她卖掉了教材，换来九个安那，买了几颗硬糖，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学校。她父亲什么也没说。她说他其实根本没注意到这件事，因为他每天一大早吃了玉米面包和奶油就出门，腋下绑着他的德制手枪，终日埋头处理本地政务，忙着疏解家族纠纷。再说，除了我母亲，他还有七个孩子要操心呢。
直到遇见父亲，母亲才开始后悔。这个男人博览群书，给她写她读不懂的信，还立志要创办自己的学校。作为妻子，她想帮他实现这个理想。办学是我父亲从小到大的愿望，但由于缺乏人脉和资金，这个梦想很难实现。他认为世上没有什么比知识更重要。他还记得自己曾对村里那条河有过许多困惑，想知道河水来自哪里、去向何方。直到学习了从降雨到海水的循环过程，他才找到答案。
村里那所学校只有一栋教学楼，还十分低矮。他有许多课都是在树荫下上的，坐在光秃秃的地上听讲。学校没有厕所，学生们得去农田里方便。但他还是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他的姐妹——也就是我那几位姑姑——也像千百万巴基斯坦女孩一样，没上过一天学。有机会接受教育，是父亲的福分。他认为，巴基斯坦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教育的匮乏。民众的无知使得政客能轻易愚弄百姓，也使得糟糕的官员能在选举中连任。他认为学校应该向所有人开放，无论贫富，不分性别。父亲梦想中的学校不但要有课桌课椅，还得配备图书室和电脑，墙上得挂着鲜艳的海报，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自己的卫生间。
祖父却对小儿子另有一番指望——他希望父亲从医——祖父只有这两个儿子，他盼着父亲能早日赚钱，贴补家用。父亲的哥哥赛义德·拉姆赞在本地一所学校已经当了好几年老师。他带着妻儿与祖父住在一起，把薪水积攒起来，等攒够了钱就在房子一侧用水泥盖起一间小胡吉拉，用来招待客人。赛义德会从山里带木柴回来生火，下班后还会下地干活儿，照顾家里那几头水牛。他还会帮巴巴干些重活儿，比如清除屋顶的积雪之类的。
父亲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被杰汉泽布大学录取，这是斯瓦特最好的继续教育机构，祖父却不肯负担他的生活费。祖父当年在德里接受的是免费教育——像塔利布一样，他也住在清真寺，吃穿都靠当地人捐助。杰汉泽布大学不收学费，但生活费需要父亲自己解决。巴基斯坦没有助学贷款，父亲也从没进过银行。杰汉泽布大学位于塞杜沙里夫——明戈拉的姊妹城——父亲在那里举目无亲，没有亲戚能让他借住。整个香格拉县就只有这么一所大学，而要是不能上大学，父亲就永远无法走出山村，实现梦想。
父亲走投无路，在绝望中痛哭。就在他毕业前不久，他挚爱的母亲也与世长辞。他知道她要是还在，一定会全力支持他读书。他苦苦恳求祖父，却一无所获。他唯一能指望的只有在卡拉奇的姐夫。祖父曾暗示这位姐夫也许会收留父亲，让他去那里上大学。而这位姐夫不久就要携姐姐回村里吊唁我祖母了。
父亲暗暗祈祷他们会同意。他们前脚刚到村里，祖父后脚就提出了这个请求，要知道他们才刚刚赶了三天的路，旅途劳顿、筋疲力尽，所以这位姐夫当场就拒绝了祖父。祖父大怒，整个治丧期间没再跟他们说过一句话。父亲痛感错失良机，觉得自己将来恐怕也只能像哥哥一样，在本地当个教书匠。汗伯伯工作的学校位于一个叫色雾的山村，从祖父家到那里大约要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学校没有校舍，老师们得借用清真寺的大殿为百余名五到十五岁的学童上课。
色雾村居住着古吉尔人、科希斯坦人和米安人。在我们的观念中，米安人是贵族或地主，古吉尔人和科希斯坦人则是照料水牛的农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山民”。他们的孩子总是邋里邋遢。普什图人尽管自己也不富裕，却对他们嗤之以鼻。“这些人又黑又脏，还笨得要命。”人们会说，“不识字就不识字吧。”据说老师们都不肯去这些山沟里的学校教书，会跟同事约好，每天只抽一个人去学校授课。如果学校有两位老师，他们就一人上三天课，互相帮对方签到。如果有三位老师，那么每个人只上两天课就行。而即使去了学校，他们也只是手持长棍震慑学生，让他们保持安静而已，因为他们一致认定让这些孩子读书毫无用处。
我伯伯不像他们这么敷衍。他喜欢这些山民，敬重他们活得顽强。所以，他一般都会到校上课，试着认真教这些学生。父亲中学毕业后无事可做，就主动提出去学校帮哥哥上课。这个决定，让他交了好运。我的另一位姑姑嫁到了色雾村，当时有个名叫纳西尔·帕查的亲戚正好在她家做客，看到了父亲在课堂上的表现。帕查在沙特阿拉伯一处建筑工地务工，挣钱寄给家人。父亲告诉他自己刚刚从高中毕业，有资格进入杰汉泽布大学深造。但他没说自己上不起大学，怕祖父脸上无光。
“要不你来我家住吧？”纳西尔·帕查提议。
“啊，安拉在上，我真是求之不得。”父亲连忙说。就这样，帕查和他的妻子巴赫米娜·佳雅给了父亲第二个家。他们的两个儿子也成了他的第二家人。他们住在斯帕班迪，通往白色宫殿那条路上的一座美丽的山村，父亲说那地方有种浪漫的气质，能带给人无限遐想。父亲乘大巴来到这里，发现这里比老家的村子大多了，简直像进了城一样。作为客人，他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佳雅填补了他母亲去世留下的空缺，成为父亲生活中最重要的女性。当时有位村民来向她告状，说我父亲跟对街的一个女孩眉来眼去，但佳雅坚决维护父亲。“齐亚丁干净得就像一张白纸。”她说，“你还是管好自己的女儿吧。”
到了斯帕班迪，父亲才知道女性也可以活得自由自在，不必像老家的女人那样终日闭门不出。斯帕班迪的女人有个据点，地处山顶，风景绝佳，只有女人才有资格聚在那里闲话家常。女性在家门之外有个聚会地点，这相当少见。也正是在斯帕班迪，父亲结识了他的导师阿克巴尔·汗。阿克巴尔自己从没上过什么学，却借钱给父亲读书。阿克巴尔·汗也像我母亲一样，虽然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拥有另一种智慧。父亲常对我讲起阿克巴尔·汗和纳西尔·帕查的友善与慷慨，想借此告诉我一个道理：助人者，人恒助之。
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1953—2007），巴基斯坦著名政治家，曾两度出任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之女。2007年在拉瓦尔品第参加竞选集会时遇刺身亡。父亲上大学那年，恰逢巴基斯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年夏天，正当他行走在群山之间时，齐亚将军死于一场神秘的空难。许多人都说飞机是被一枚藏在杧果箱里的炸弹炸毁的。父亲大一时，巴基斯坦举行了全国大选，贝娜齐尔·布托最终获胜，她父亲就是那位在我父亲小时候被处决的总理。贝娜齐尔·布托是巴基斯坦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第一位女总理。一夜之间，人人都对未来充满期待。
巴克图学生联盟（Pakhtoon Students Federation，简称“PSF”），巴基斯坦学生组织，成立于1957年，代表普什图族学生的利益。巴克图是普什图的别称。指旁遮普省，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省份。曾在齐亚统治时期屡遭禁止的学生组织开始重焕活力。父亲很快参与到学生政治活动当中，逐渐凭借出众的演讲与辩才崭露头角。他被推举为巴克图学生联盟（PSF）的秘书长，这个组织把为普什图人争取平等权益视为己任。当时军队、官僚体系和政府中的主要职位均由旁遮普人把持，因为他们背靠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省份。
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 Party），一个在南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伊斯兰政党，成立于1941年，在英属印度时期作为一个伊斯兰运动组织开始活动。1947年印度分治后，伊斯兰大会党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为两个独立的组织，即孟加拉国伊斯兰大会党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大会党。另一个主要学生组织是“伊斯兰学生组织”（IJT），这是宗教政党伊斯兰大会党下设的学生团体，该党在各大高校都很有势力。他们免费为学生提供教科书，还设立了奖学金，但他们的政治理念十分保守，还喜欢派人在校园里巡逻，热衷于破坏音乐演出。这个政党与齐亚将军关系密切，在选举中屡战屡败。当时在杰汉泽布大学，这个组织的主席由伊赫桑·乌尔哈克·哈卡尼担任。他跟我父亲既是劲敌又互相欣赏，后来真的成了莫逆之交。哈卡尼说，他毫不怀疑，假如父亲生在一个富裕的汗家庭，一定能当上巴克图学生联盟的主席，并成为一位政治家。学生社团活动最看重辩论水平和个人魅力，政党政治却离不开金钱。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 ），印度裔英国作家，2022年8月在美国纽约州的一场演讲上遇刺受伤。霍梅尼（Khomeini，1900—1989），伊朗前最高领袖，早年教授什叶派神学。20世纪60年代初成为伊朗六位大阿亚图拉之一，领导反对国王巴列维实行的社会经济改革，长期流亡土耳其和伊拉克。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返国，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亚图拉是伊斯兰教什叶派高级宗教学术职衔，其中最著名、最有声望的称“大阿亚图拉”，有权对宗教问题做最终法律裁决。法特瓦（Fatwa），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法令。大一那年，他们最激烈的一场辩论围绕萨尔曼·拉什迪的一部小说展开。大多数穆斯林视之为渎神之作，它引起了强烈的公愤，几乎成了人们唯一谈论的话题。令人费解的是，这本书刚出版时几乎无人问津——其实它并没在巴基斯坦发售——但没过多久，一位与我国情报部门关系密切的毛拉开始在各大乌尔都语报纸上连续刊发文章，谴责这本书亵渎先知，宣称好穆斯林都应该站出来反对这本书。很快，全巴基斯坦的毛拉都开始谴责这部小说，要求将它列为禁书。各地都爆发了愤怒的示威游行。其中最暴力的一次发生在1989年2月12日的伊斯兰堡，抗议者在美国文化中心门口焚烧美国国旗——尽管鲁西迪及其出版人都是英国公民。警察向人群开枪，造成五人丧生。愤怒的浪潮所席卷的不只是巴基斯坦。两天后，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霍梅尼签发了一项法特瓦，悬赏刺杀鲁西迪。
在父亲他们大学，学生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现场座无虚席。不少学生都主张将这本书封禁、焚毁，支持执行法特瓦。父亲也认为这本书冒犯了伊斯兰教，但他坚决支持言论自由。“我们应该先把这本书读完再说。况且，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写一本书去反击它呢？”他这样提议。最后，他用令祖父引以为傲的洪亮嗓音质问：“难道伊斯兰教脆弱到经不起一本书的批评？这绝不是我心中的伊斯兰教！”
刚从杰汉泽布大学毕业那几年，父亲在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教英语。但这份工作薪水微薄，每个月只能挣一千六百卢比（约合十九美元）。祖父怪他不往家里寄钱。而这点工资也不足以让他像梦想的那样，为心爱的托尔·佩凯办一场婚礼。
父亲的好友穆罕默德·纳伊姆·汗也是他在学校的同事，他慷慨解囊，摔碎装满存款的陶土钱罐资助我父亲。他跟父亲是大学同学，一起拿到了英语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两个人都对教育事业充满热忱，也都烦透了这所学校的严苛与死板。父亲向往自主办学的自由，看不惯学校鼓励服从、对开放的心态与创造性思维百般打压的做法，希望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纳伊姆跟学校行政部门起了摩擦，丢掉了工作，于是他俩决定着手创办自己的学校。
他们起初想把学校设在父亲的老家沙阿布尔村，因为那里学校紧缺。“相当于在没有商店的地方开店。”父亲评论道。但去村里勘查校舍时，他们发现村里到处都挂着一所新学校的横幅广告——有人捷足先登了。两人索性决定去明戈拉办一所英语培训学校。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堪忧，私立机构能提供更优质的英语培训。
父亲还在学校教书，抽不开身，所以纳伊姆平时就走街串巷，寻找能租的校舍。一天，他兴冲冲地打来电话，说找到了理想的地点。那栋楼房位于一处名叫兰蒂卡斯的富人区，一共两层，一楼正在招租，环绕建筑的围墙圈出一座庭院，可供学生活动。上一任房客办的也是一所学校——华美达学校。创始人给学校起这么个名字，居然是因为他去土耳其旅游时见过一家华美达酒店！但后来这所学校关门歇业，这本该为父亲他们敲响警钟。而且这栋楼就在河边，人们会向河里倾倒垃圾，天气一热就臭气熏天。
下班后，父亲去看房。那晚夜空晴朗，一轮明月高挂树梢，这被父亲视为大吉之兆。“我心花怒放，”他回忆道，“觉得自己就要梦想成真了。”
纳伊姆和父亲动用了全部积蓄，投入了六万卢比，又借来三万卢比粉刷校舍。两人住进学校对面的一座棚屋，开始挨家挨户上门招生。只可惜这里没几个人想学英语，而额外的支出也耗尽了他们的收入。父亲毕业后依然积极参与政治讨论，每天都有他的同道中人来家里或学校吃午餐。“我们可没钱招待这么多人！”纳伊姆抱怨道。他们渐渐意识到，好朋友并不一定适合一起做生意。
雪上加霜的是，香格拉县的亲友得知父亲有了住处，一茬又一茬地来访。我们普什图人有个规矩，无论多不方便都不能拒绝接待亲友。我们不在乎隐私，拜访某人之前也没有预约这一说。客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不请自来，待到他们想走为止。对创业者而言，这不啻为一场噩梦，差点儿把纳伊姆逼疯。他跟父亲开玩笑说谁家再有亲戚来住，谁就得支付罚款。所以，父亲总劝纳伊姆的亲戚留下来过夜，好让他也受罚！
过了三个月，纳伊姆的忍耐达到了极限。“我们早该开始收学费了。可现在倒好，只有要饭的来咱们家敲门！咱们根本不可能成功。”他又加了一句，“我受够了！”
这时，两位昔日的好友已经不说话了，还得请本地长老出面调解。父亲实在不想失去学校，只好答应偿还纳伊姆的投资。但他并不知道上哪儿去弄这笔钱。好在这时他的另一位大学同学希达亚图拉伸出了援手，答应出资，接替纳伊姆的位子。两位新搭档又开始挨家挨户地招生，号称他们办的是一种新式的学校。父亲这个人很有魅力，希达亚图拉说他属于那种去你家做客就能跟你朋友混熟的人。不过人们虽然喜欢跟他聊天，却依然想送孩子去名校就读。
他俩把学校命名为“胡什哈尔学校”，灵感来自父亲崇拜的一位英雄。他叫胡什哈尔·汗·哈塔克，来自斯瓦特南部的阿卡拉，既是战士，也是诗人。17世纪时，他试图团结所有的普什图部落，共同对抗莫卧儿帝国的入侵。纳伊姆·汗为学校拟了一句座右铭，父亲和希达亚图拉用油漆把它写在校门边上：“我们致力于为您构建新时代的召唤。”父亲还设计了一枚徽章，上面以普什图语铭刻着哈塔克的名言：“我以阿富汗的荣耀之名，系上我的宝剑。”父亲希望人们能受到伟大民族英雄的感召，但必须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方式作战——用笔，而不是宝剑。我们必须携手对抗愚昧，正如哈塔克想联合全体普什图人共同抗击外敌一样。
只可惜没几个人买他们的账。等到开学那天，他们只招到三个学生。但父亲依然坚持上课前要先唱国歌，好让这一天有个像样的开始。父亲的侄子阿齐兹来学校帮忙，国歌一唱完，他就会升起巴基斯坦国旗。
招到的学生实在太少，他们没钱为学校添置设备，信用也濒临破产。亲戚们都不肯再借钱给他们，而且希达亚图拉不满地发现，父亲还欠了许多大学同学的钱，所以他们才会三天两头收到催款的信件。
更糟的情况出现在父亲去为学校办注册手续的时候。他苦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被领进了教育官员的办公室。那位官员坐在屋里，面前是堆积如山的文件，周围坐着几个溜须拍马的家伙，正在喝茶。“这算哪门子学校？”官员瞟了一眼父亲的申请表，不屑地问，“你们有几个老师？才三个而已！你们的老师都没接受过正规培训。现在真是什么人都觉得自己能办学校！”
办公室里的人哄堂大笑，对父亲冷嘲热讽。父亲愤怒不已，这名官员显然是想索取贿赂。普什图人最受不了被人看扁，父亲也不打算为自己应得的权利额外付钱。再说他跟希达亚图拉都快揭不开锅了，遑论行贿。当时学校的注册费大概是一万三千卢比，要是那些官员觉得你兜里有钱，价格还会水涨船高。学校还必须定期请官员享用丰盛的午餐，吃的不是全鸡宴就是刚从河里打上来的新鲜鳟鱼。官员们会打电话来预约巡视时间，顺便列出菜单。“我们办的是学校，不是养鸡场。”父亲曾这样抱怨。
因此，面对这名索贿的官员，父亲使出多年来在辩论中蓄积的力气，对他反唇相讥。“你问这些干吗？”他质问对方，“这里到底是办事处、警察局还是法庭？难道我是罪犯？”他决意挑战这名官员的权威，让办学者免受欺侮和腐败困扰。他知道要做到这一点，自己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于是加入了一个名叫斯瓦特私立学校协会的组织。当时这个组织规模很小，只有十五名成员，父亲很快当上了协会的副主席。
别的办学者早就对索贿习以为常，父亲却坚信只要所有学校联合起来，就能抵制腐败。“办学又不是犯罪。”他告诉大家，“你们凭什么给他们好处？你们这是要教育下一代啊，不是要开妓院！政府官员不是老板，而是公仆。”他提醒众人，“他们领了薪水，就该为你们服务。你们才是教育他们子女的人。”
他很快当上了协会的主席，不断扩大协会规模，最终吸纳了四百位校长。突然间，校长们形成了一股力量。但父亲一直是个浪漫主义者，从来都没什么商业头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和希达亚图拉山穷水尽，甚至没法继续在本地的商店赊账，连茶叶或糖都买不起了。为了创收，他们在学校开了一间糖果铺，每天一大早就出去买点心来卖给孩子们吃。有一次父亲甚至进了一批玉米粒，连夜做成一袋袋爆米花供糖果铺出售。
“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我有时会绝望甚至濒临崩溃。”希达亚图拉说，“但齐亚丁始终坚强不屈，斗志昂扬。”
父亲坚信他们必须有远大的目标。一天，希达亚图拉招生回来，恰好撞见父亲在办公室里跟巴基斯坦电视台驻明戈拉的负责人洽谈广告合作。那人走后，希达亚图拉哑然失笑。“齐亚丁，我们连电视都没有。”他指出，“就算做了广告我们也看不到啊。”但父亲是个乐天派，从不向现实低头。
有一天，父亲告诉希达亚图拉他要回村待几天。其实他是结婚去了，但他没向明戈拉的朋友走漏半点风声，因为他没钱请他们赴宴。依照我们普什图人的习俗，婚宴要连办几天几夜。后来母亲常常提醒父亲，婚礼当天他其实根本不在现场。他直到最后一天才赶到，家人把一本《古兰经》和一块披巾举过他们头顶，又拿出一面镜子，让他们看镜中的彼此。许多普什图夫妻都是包办婚姻，对他们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对方的模样。有人抱来一个小男孩放在他们膝头，祝他们早生贵子。
依照我们的传统，娘家要为新娘准备家具或冰箱，婆家得送她黄金首饰。祖父不肯花那么多钱买黄金，早已债务缠身的父亲只好又去借钱给母亲买手镯。完婚之后，母亲搬到祖父和伯父家中。父亲每隔两三周回村探望她一次。当时，他计划等学校一办起来就把母亲接到明戈拉去住。但巴巴不断抱怨母亲住在家中，增加了他的开销。母亲的日子过得非常煎熬。她自己存了点钱，就用这笔积蓄雇了辆面包车，把她送到了明戈拉。他们根本不知道该靠什么生活。“我们只知道爸爸不想让我们住在家里。”父亲说，“那时我对家里意见很大，但后来我却很感激他们，因为他们迫使我自立自强。”
可他忘了告诉合伙人自己结婚的事。见我父亲带着妻子回到明戈拉，希达亚图拉惊掉了下巴。“我们根本没能力赚钱养家。”他告诉父亲，“这儿哪有地方给她住啊？”
“没事的。”父亲回答，“她可以帮我们洗衣做饭。”
能搬到明戈拉生活，母亲兴奋极了。这里在她眼中是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小时候，她曾跟朋友们坐在河边聊未来的梦想，大多数女孩子都说她们梦想结婚生子，为丈夫做饭。轮到母亲时，她说：“我想住到城里，饿了就从外面买烤肉串和馕饼吃，不用自己做饭。”但来到明戈拉之后，她并没过上那种生活。我家的棚屋只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希达亚图拉跟父亲的卧室，另一间是个小办公室。家里没有厨房，也没有下水管道，母亲搬来之后，希达亚图拉就只能住进办公室，睡在一张硬木椅上。
父亲事事都征求母亲的意见。他会说：“佩凯，这个我不懂，快来帮我看看。”甚至在他们为学校粉刷墙壁时，她也会去帮忙，提着灯笼给他们照明，好让他们在断电之后继续干活儿。
“齐亚丁是个顾家的好男人，他俩感情好得不得了。”希达亚图拉说，“我们所有人都受不了妻子，他却跟妻子如胶似漆。”
没过几个月，母亲就怀孕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995年出生，是个女孩，但生下来就已经死去。“我们住的地方满是污泥，卫生状况堪忧。”父亲说，“我一直以为女人不去医院也能生孩子，像我们村里的母亲和姐妹那样。母亲就是那样生了十个孩子。”
学校不断亏损。他们有好几个月都发不出教师工资，也交不起校舍的房租。金匠不断上门讨债，索要为母亲做结婚手镯的费用。父亲会沏上一壶好茶，给他一些饼干，指望这能让他满意而归。希达亚图拉笑道：“你以为他喝点茶就满意了？他要的是钱。”
当时他们已经陷入绝境，父亲不得不把金手镯当掉。在我们的文化中，结婚首饰是夫妻感情的象征。女人们往往会卖掉首饰支持丈夫创业，或是帮他们支付出国的费用。之前父亲随口就答应要资助侄子上大学，当时母亲已经拿出了手镯——幸好那次有父亲的表亲杰汉·谢尔出手相助——而且她并不知道父亲其实连买手镯的钱都没付清。得知父亲贱卖了手镯，母亲大发雷霆。
情况似乎已经糟到了极点，没想到这时明戈拉地区居然又暴发洪水。雨下了整整一天，临近傍晚，他们接到了洪水警报，所有居民必须紧急撤离。当时母亲不在家中，希达亚图拉见水位涨得太快，想让父亲帮他把东西搬到二楼，免得被淹。他却怎么也找不到父亲。他冲到门口大喊：“齐亚丁，齐亚丁！”为了寻找父亲，希达亚图拉险些丧命。校外狭窄的街道已经被洪水淹没，水很快漫过他的脖颈。电缆垂下来，随风摆荡。眼看它们就要碰到水面，希达亚图拉吓得僵在原地。电缆一旦碰到洪水，他就会触电。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父亲，父亲说他听见一个女人高声哭喊着她丈夫还被困在家中，于是立刻冲进屋里救人，接着又抢救了他们家的冰箱。希达亚图拉听得火冒三丈。他怒斥父亲：“你宁可去救那个女人的丈夫，也不顾自己家的房子！就因为听见有女人在哭？”
等到洪水退去，他们发现家园和校园全都毁了：他们的家具、地毯、书籍、衣物和音箱上都裹着厚厚一层污泥，恶臭熏天。他们没地方睡觉，也没有干净衣服可穿。好在邻居阿曼·乌丁先生收留他们过了一夜。他们足足花了一周时间才清理干净。而仅仅十天后，他们又遇上了第二场洪水，当时他俩都不在家，污泥再次涌入房间。没过多久，一位来自巴基斯坦水利水电开发署（WAPDA）——也就是水电公司——的官员来到家里，声称他们对水电表动了手脚，想让他们花钱摆平。父亲严词拒绝，结果收到一张巨额罚单。他们根本付不起罚款，父亲只得托一位政界的朋友出面平息此事。
办学的梦想越来越遥不可及，但父亲不愿就这样放弃。再说他现在还有一家人要养呢。1997年7月12日，我来到这个世界。一位有经验的邻居来帮母亲接生，父亲则在学校等待消息，一得到通知就飞奔回家。母亲原本还有些惴惴不安，不敢说生的是女儿而不是儿子。但父亲说他凝望着我的眼睛，心中洋溢着欢乐。
“马拉拉是个小福星。”希达亚图拉说，“她出生之后，我们就交了好运。”
但好运并没有立刻降临。1997年8月14日是巴基斯坦建国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全国都举行了游行和纪念活动。父亲的朋友伊赫桑·乌尔哈克·哈卡尼却发起了一场静坐示威，想告诉人们这个日子并不值得庆祝，因为斯瓦特从并入巴基斯坦那天起就民不聊生。他们戴上黑色的袖章表示抗议，指责那些庆典毫无意义。最终，他们遭到逮捕，得付一大笔罚款才能重获自由，而他们无力支付。
我出生几个月后，学校楼上空出三个房间，我们所有人都搬了进去。这栋房子有水泥墙和自来水，条件比泥糊的棚屋改善了许多，但里面依然拥挤不堪，因为我们还跟希达亚图拉住在一起，而且家里几乎每天都有客人来住。父亲最早创办的是所小学，男女同校，规模很小。到我出生时，学校已经有了五六位教师和百名学生，每人每月缴纳学费一百卢比。父亲既是老师，也是会计和校长，还负责扫地、刷墙和打扫厕所。他会爬上电线杆张贴招生广告，尽管他有恐高症，每次爬梯子都会双腿打战。水泵坏了，他也得亲自下井去修。每次看见他消失在井里，我总会号啕大哭，以为他再也不回来了。每个月付完房租和工资，我们就没剩多少钱吃饭了。由于喝不起奶茶，我们一向只喝绿茶。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学校逐渐实现了收支平衡，父亲开始着手创办第二所学校，打算把它命名为“马拉拉教育学院”。
学校是我的乐园，任我自由来去。父亲说，我还没学会说话，就已经摇摇晃晃地走进教室，学老师的样子咿咿呀呀了。一些女老师，像乌尔法特老师，会把我抱在膝头，就像我是她们的小宠物似的，她们有时甚至会把我带回家玩一阵子。我三四岁时就被放在大孩子班上。我坐在教室里，好奇地听他们上的每一节课，有时还会学老师讲课。可以说，我从小就是在学校里长大的。
与纳伊姆合伙办学的经历让父亲认识到，好朋友不一定适合一起做生意。希达亚图拉最终也离开了学校，开始自己办学。他们把学生分成两拨，一人掌管两个年级。他们并没向学生透露这些安排，想让大家觉得学校只是扩大了规模，有了两栋校舍。希达亚图拉尽管已经不再跟父亲说话，却特别挂念我，还会专程赶来看我。
2001年9月某天下午，希达亚图拉又来看我，这时现场一片骚动，不断有人赶来我家。人们说纽约有栋高楼遭遇了严重的袭击，两架飞机撞了上去。那时我才四岁，还什么都不懂。其实这件事就连大人都很难想象——斯瓦特最高的建筑是一座医院和一家旅店，只有两三层楼高。这件事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纽约、什么是美国。学校就是我的世界，我的世界就是学校。那时我们不会想到，“9·11”事件也会颠覆我们的世界，并将战争带进我们的河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