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来到韶西麻风康复村，谢伯端出来一盘盐水煮花生。他说：“你不是爱吃花生吗？这里还有，给你吃。”我感觉不太对：“怎么现在还有花生？”花生是在8月份收获的，现在已经冬天了。谢伯笑：“嗯，还有一些，留来明年做种子的。”
我哭笑不得。
谢伯喜欢到田里种东西，他种了花生、红薯、玉米、辣椒等，种出来就请人拿到外面市场去卖。自从村里有大学生志愿者来，他就卖一部分、留一部分，这样子客人来的时候，他就有东西拿出来招待了。
花生可以直接吃，有时候是放在盐水里煮。谢伯有一个烧柴火的小炉子，平时他用来给自己炒菜，或者是做油煎鱼，或者做辣椒炒肉。大学生来的时候，他就用这个炒菜锅，煮一锅番薯、芋头、花生或者玉米，煮好了，喊我们过去吃。吃花生一般在夏天，他让我们装到口袋里拿去慢慢吃；吃番薯芋头会在冬天，我们就一群人暖烘烘围着炉子吃。
在韶西康复村，一出门就能看见高高的栗子树和大樟树，树上有小松鼠跳来跳去。夏天的夜晚，有萤火虫，还有洒满整片天空的玻璃碎片似的星星。2011年的夏天我们第一次来，正好遇上那年花生大丰收，可是谢伯的腿脚出了问题，他种的好几亩花生，再不收，就要在地里发芽了。
好多天的早晨，我们都在谢伯的田里帮他拔花生。花生连枝叶一起拔回来，要先搬到有树荫的空地，然后耐心地把果实摘下来。之后再拿到太阳底下晒，晒干了，剥出来，才能拿到镇上的榨油店榨花生油。可能我一边摘花生一边偷吃被发现了，谢伯坚信我是爱吃花生的，所以每次去，他都要备一些。
他拿出来的，有时是花生，有时是旺旺雪饼，有时候是优酸乳。离村子最近的市场是枫湾市场，每次胡伯出去买菜，会有老人家托他买些东西回来。我们在村里的时候，谢伯就托胡伯帮忙买零食，老人家对零食没有想象力，他只知道可以买饼干，或者买牛奶。
买饼干牛奶的钱，是谢伯辛苦赚回来的。谢伯喜欢跟我们聊天，不过去他房间找他，他经常不在。他在田里种东西呢。他有一条腿是截了肢的，穿着假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可是这并不影响他下田种菜。每天有空的时候，他就撑他那根磨亮了的木拐杖走到屋后去，拐杖丢一边，人就一晃一晃走进菜地里，一待就要待半个下午。
康复村里不缺种菜的田地，村里老人家越来越少，荒废的地就越来越多，谁想种多少，就能占多少。谢伯有点贪心，他有点勉强自己，明明是个八十多岁又只有一条腿的老人家，种的地却是全村老人家里面最多的。种出来的菜，他自己吃一点，剩下的可以卖给公家饭堂，或者转给别人运到枫湾市场卖。
有一年我们在村里，青菜吃光了，又不方便出去买，就跟谢伯商量好要买他的大白菜。白菜一共称了61斤，本来想算一块五毛钱一斤，可谢伯坚持只收六毛钱一斤，吵来吵去，最后用一块钱的价格成交。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熟悉，后来关系再好一点，他就说什么都不肯收钱了。成为好朋友的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我就想送给你。还有，一些原本不好意思说的事情，现在也敢说了——比如他说起当初第一年我们帮他摘花生粒，选都不知道选一下，“大的、小的、好的、坏的全都摘下来扔到筐里”，害他被榨油店的老板说了一顿。
跟村里其他老人家不一样，谢伯不叫我屏屏，他叫我“姑姑”。可能在康复村很难得见到跟他同样姓氏的人，所以谢伯第一次见到我就特别高兴，好多次提醒我和他有同样的祖先。有一次无聊我跟他对了下字辈，居然发现，我的辈分比他还高，我得意忘形：“你要叫我姑姑！”
谢伯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从那之后，他就真的叫我姑姑了。
离开村子那天，谢伯用编织袋装了好大一袋花生要我带回家。他让我收下：“给你妈妈吃，你妈妈养了个好女儿。”我不想要，他假装生气：“你不拿，我就不叫你姑姑了。”无论如何都拒绝不掉，我只好抱着这个捆着红绳的编织袋过安检、坐火车，一上火车我就把它塞到座椅底下去，仿佛自己就是一个进城探亲的农民工。
那次的花生之后，他还给过我一大袋红薯，还有一大罐花生油。红薯是还没长熟的，他说等它们长熟了我就不在了，于是提前挖出来给我带走。还有一罐花生油，我不想收，可是他坚持要给，我想，既然我收下他才高兴，那就拿着吧。可是后来，我才慢慢理解到他的心意有多重——这一罐满满五升装的花生油，要他种多少棵花生苗、摘多少颗花生籽才能榨出来呢？他拄着拐杖，摇摇晃晃走到花生田里。花生种好了、摘好了、晒干了，他请人拿到镇上榨油店去榨花生油。这次，他没有把油卖给店里换钱，而是掏钱付了加工费，把榨好的油拿回来，给我带回家。
相比起来，我为他做了什么呢，我为他做的事情不值一提。雨季的一天，天空下起微微细雨，我看他不在房间，肯定是又去田里了。怕雨下大了，我撑一把伞去田里找他，果然，他在花生田中间一棵一棵拔着杂草呢。
下这么一点点小雨，他丝毫不在意。看我来了，他先是吃惊，等我走近了，他才说起埋怨的话：“姑姑，你来做什么，这里好脏的。你看，你鞋都踩脏了。”
我不理他，还是走进田里，拿伞给他挡一挡雨。心里想，啊，这是多么温馨的一个场景啊。可是当我正要开口说话，却发现情况不太对劲——伞下除了我们，还瞬间集结来无数小飞虫！这些小蚊子小虫子们本来慌慌张张在雨下飞来飞去，突然发现这里有一片伞荫，于是惊喜地嗡嗡嗡嗡聚集而来，把这里当作雨天的避难所。谢伯和我不仅没法说话，连睁开眼睛都不行了——谢伯尴尬地笑着，欲言又止。我只好识趣地收起伞。虫子们很快四处散开了。好吧，淋雨也没关系，其实只是一点微微细雨而已。
我就是想不到还能为谢伯做些什么了。他总是不让人帮他的忙，看他在田里除草，我走过去，他就赶我走：“不要过来，不要弄脏你鞋子。”站在旁边陪他，也不行：“姑姑，你快走吧，我要做事，不能陪你说话。”我只好走开，等他做完事情，我去他房间陪他看电视吃他的旺旺雪饼好了。
在谢伯房间跟他聊天，总是感觉很自在。他忙完回到房间就会脱下来假肢坐到轮椅上歇一歇，有人走进房间了，他就让我们自己到旁边端几张矮凳子坐。他把电视机开着，电视机上面的盖布是黑白印花的，这是我以前拿来给他的，不看电视的时候他用来把电视机盖住，挡挡灰尘。关系那么好了，谢伯让我们自己招待自己，他指一指墙边的某个木橱柜，让我们自己打开来拿东西吃。我们也不客气，直接告诉他这款饼干还可以、那款饼干一般般，下次别买了。吃着饼干，喝着饮料，大家一起看着电视节目，偶尔有一搭没一搭说几句话，有时候会忽然听见轻轻的呼噜声，哦，原来谢伯坐着坐着睡着了。我们关掉电视机，轻轻离开他的房间。
有一天我去找他，他变得很反常。
这一天，谢伯的堂弟来了。堂弟的儿子、儿媳，还有孙子都来了，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几乎挤满一个房间。这天谢伯有点亢奋，他一见我来就尖声说话：“这么久不来，你对得起我？”
我感觉奇怪。走进屋里，凳子全坐满了人，我只好坐到他床沿上。他又批评：“你怎么可以坐床上的！裤子上有汗！你，乱七八糟！”
接着，又命令我自己洗桃子、自己倒水喝。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是在家人面前表现呢，他想给家里人看看有个大学生跟他关系好。
看他得意的样子，我也默契地假装乖乖顺从。
谢伯的家里人一直对他好，他们一年进来康复村看他好几次。甚至，就连家族要修祠堂，家里人都会进来请他给意见。谢伯出生的时候体重是七斤半，所以大名叫谢七斤，小名叫“半半”，又因为是家里的老大，弟弟妹妹们都叫他“半半哥哥”。我翻他的电话簿，他亲人里面还有一个叫谢九斤的，还有一个叫谢兔子——一看就知道和他一样都是淳朴又简单的人。
其实当年麻风病治好以后，谢伯是回家住过几年时间的。只是后来，他自己又选择回到麻风村。
谢七斤的家乡在韶关市乐昌县，这是一个紧邻湖南郴州市的小地方。他小时候只读过三个月书，所以文化不高，不认识多少字。“大跃进”时，他在公社饭堂负责做饭，一起做事的人都很喜欢他。1959年，谢七斤24岁，他被诊断出得了麻风病。
麻风检查组的医生告诉他，他不能再去饭堂做事了，这种病很严重，会传染给别人的。结果饭堂的人都来给谢七斤求情，说他们不怕麻风，一起做事没有关系。医生严肃地讲给他们听这个病的严重性，得麻风病的人，手脚会烂掉，脸会毁容……
大家只是觉得谢七斤命运不好，很可怜。他家的房子就在整个村子中间，可是也没人说过让他搬走。在家待了两年之后，乐昌县的麻风医院正式建成，谢七斤这才被收进麻风医院隔离治病。
几个月后，在这个麻风院里，谢七斤遇见了他心仪的女子。
这名女子也是乐昌县人，入院的时候只有18岁。她家里人非常怕麻风，一知道她得病了，就马上找地方把她送走。进来麻风院，她既担心这个病没办法治好，又害怕这个病治好，因为一旦治好出院，她就没地方可以去了。有一次两个人聊天的时候，谢七斤对她说：“别的公社别的村都怕麻风，我们村不怕。我都发病了，我们村的人还让我在饭堂做饭。我们村的人，个个都对我很好的。”
女子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她鼓起勇气：“那我以后去你那里，好吗？”
谢七斤心里好激动。
其实这时候，两个年轻人正在试探对方的心意。她入院的时候，谢七斤已经在麻风院住了两个多月了，有新病人进来，麻风院组织了一场欢迎活动。谢七斤跟村口欢迎的队伍站在一起，他看见好多新病人走进来，其中，这个年轻美丽的女孩子第一眼就把他吸引住了。
乐昌麻风院当时有个医生，姓何，是美籍华人，对院里的病人们总是很关心。何医生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到美国生活，后来当上医生了，他决定回到中国，要为中国的麻风病人服务。谢七斤去问他：“以后我治好了，可以结婚吗？”
何医生说：“当然可以。”
他鼓起勇气：“我喜欢的人就是这里的。”
何医生也为谢七斤高兴。想到以后他们出院生活需要经济支撑，问过谢七斤意见之后，何医生帮他去找医务部的干部。他请求医务部的干部给谢七斤安排一份工作，让他可以有多一点收入。
谢七斤开始到山上“搞木材”。他们一共六个人，全部都是麻风院里的病人，由谢七斤带队上山做伐木的工作。这个工作十分辛苦，他们需要长期住在山上，吃饭也是在山上自己做，最长的一次，一直在山上待了半年才下来。搞木材赚到的钱，60%上交作为林业费，剩下的可以几个人自己分配。那时候女子在山下的饭堂帮忙做饭，谢七斤就在山上砍木头，他一心想快点多赚一点钱，白天跟大家一起砍树木，晚上还自己点着灯编斗篷、编箩筐。很累的时候，他也不觉得辛苦，只要想到不久的将来，他和她两个人可以一起出院回家，可以一起生活一辈子，他就感觉未来充满期待。
那时麻风院的领导已经批准了他们住在一起了。休息的日子，谢七斤就从山上下来，两人住在一起、一起吃饭，互相倾诉想念。医生说，再过两三个月，他们就彻底治好可以出院，女方的父母也同意了他们在一起，两个年轻人想好了，出院以后，他们就回谢七斤的村子，在那儿种地、编箩筐，加上在麻风院里攒下的钱，很快可以过上像正常人一样的日子的……
那天，谢七斤刚从山上下来，两个人正一起吃晚饭。
“……她说头脑不舒服，说着说着，突然弯下腰，口水一直流，一堆白沫很快卡住她的喉咙……
“一个钟头后，她就没气了，医生来打针吃药都没有用，怎么抢救她都没有醒回来。”
谢七斤到乐昌县，买了20块钱的木板，给她做了一副棺材。他把她埋葬在离房间门外不远的地方。
两个月后，谢七斤出院了。他在家里开了个代销店，卖些烟酒、糖果、酱油、洗衣粉之类的杂货，村里的大人、小孩也敢来买，大家都不怕他。从湖南进货要比广东便宜一些，他就走山路到湖南那边去，挑回来的货可以多赚几分钱差价。也曾经有人给他介绍过几个女孩子，可是见了面，他都觉得不如意。后来，他把小店关了。再后来，他又申请回到乐昌麻风院。
我认识谢七斤的时候，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乐昌麻风院解散之后，他和其他病友一起，被送来韶关市的韶西麻风院。
过去的事情他几乎不再提了。住在他隔壁房间有个廖婆婆，他对廖婆婆特别照顾，我本来猜想他们之间是不是有特别的感情，可是观察了好一段时间，发现不是的。只是因为廖婆婆的眼睛看不见，他们住得近，谢伯平时就多帮助她一些。
现在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踏踏实实过生活。生活简单，不过他并不凑合，村里物品匮乏，他却总能想到办法让自己过得便利。谢伯有一条腿截肢了，手上十个手指头都僵硬变形，生活中会遇到各种不方便的地方。比如电饭煲的盖子，若是煮好饭揭下来直接放到桌子上，水汽会滴下来把木桌子弄脏弄湿；可是倒过来放呢，谢伯僵硬的手指又不够灵活，放下去拿起来都很不方便。有一天谢伯不知道哪儿捡回来一块泡沫方块，又砍了一根竹子回来，破出来四片竹片，削尖了，插到泡沫的四个角上去——这样就做成一个可以把锅盖架起来的简单支架了，锅盖立着放进去，既不会弄脏桌子，又方便自己拿起来和放下去。有一次我们在村里给老人家放烟花，再下次去，发现谢伯把烟花剩下来的硬纸残壳捡回来了。这个纸壳是一个方形墩子的形状，中间有圆柱形的中空，谢伯捡了两个，一边各竖着立进去一根晒干的竹子，中间再横着绑一根，这就成了一个稳固的晾衣架子。谢伯把自己所有东西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别的老人家房间里的东西都是堆成一堆的，可是他不愿意，在他这里，每一个物品都有自己专属的位置。房间窄，他就在一面墙边横挂一根长竹子，再用铁丝拧出来一个一个小挂钩，锅啊、铲子啊、小水桶啊，他把它们一个一个挂起来，挂成一排，高低错落，自己方便拿，别人看了又赏心悦目。
他的裤腰带也是自己做的。市场上买的皮带他用不了，因为手不方便，皮带穿过来扣过去对他来说很麻烦。我看见他有一根厚帆布做的腰带，接口两个地方分别拧了一根铁丝，一边是钩子、另一边是铁扣，这样子的腰带他一扣就能扣上去，十分方便。我啧啧称奇，他看我喜欢，很爽快地说要送给我：“你要就送给你！我还可以做！”说着，他拿出来一捆三四厘米宽的帆布带子给我看，原来也是他不知道哪里找回来的，一捆别人用来做帆布挎包提手的帆布带。
不过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他给自己做的手机袋。谢伯的弟弟给他买了个老人手机，他想办法用碎布片缝了一个长方形的小袋子，设计成可以挂在裤腰带上的款式。手机袋怎么封口是个难题，他手指不好，拉拉链是最不方便的，于是他想到从一双旧鞋子上剪下来两张魔术贴，一侧一张地缝在袋子上，这样撕出来和粘上去都很容易。这样，他就可以把手机随身带着，下田去也不担心错过电话了。
谢伯最让人担心的地方，就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放弃种地。他都八十多岁了，有时腰痛、有时腿痛，可是拄着拐杖也要坚持下田里。夏天天气那么热，他就赶在清晨太阳出来之前，或者傍晚太阳落山之后赶紧提水到田里。村里经常干旱，每次浇水他都要走好多路，又每次只能半桶半桶水提过去。那么辛苦，我问他，一年能赚多少钱呢？他严肃地跟我说：“不赚多少钱，可是人不做事不行，我现在还能动。”
他说：“没事做的人心里很复杂的，没事做就会想些乱七八糟的。心里想来想去，好烦的，要人家说一句好话，心里才高兴。不上班也可以，现在城市地方多，家里不能耕田耕地，那至少开个小店，一定要做事情才行。这不是跟人的性格有关系，每个人都一样，人就是离不开为别人服务的。”
其实是谢伯想安慰我。那时候我刚刚从泗安康复村离开，因为工作的部门取消了，我没法继续待在村里，不能继续跟村里的老人家们待在一起了。可是，离开康复村去做别的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做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呢？谢伯告诉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
我想这就是他八十多年时间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
谢伯说，趁自己还能动，就要多做一点事情。终于有一天，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前一天，他还在给田里的生姜和芋头浇水，后一天，他就腰痛得躺在床上起不来。
李伯说起那天的情况：“那天下午，谢七斤还拿个凳子在门外坐着呢，第二天就躺在床上起不来，看他好痛啊，痛得两天两夜吃不下饭。”送去曲江人民医院，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
我坐火车去韶关看他，他看起来没有精神的样子。好像人一倒下，各种衰老的痕迹就掩盖不住了。在医院请了一个“保姆”（老人家把医院工作的护工叫“保姆”），因为如果不请，他自己连翻身都没办法。从康复村出来住院，他几乎没带什么东西，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就是他那部老人手机和一本只有几页的电话簿了。我想问他有没有打电话跟亲人说他出来住院这件事情，可是跟他说话，没说几句他就昏昏沉沉睡过去。我站在床边等了一会儿，他缓缓醒过来，劝我说：“姑姑，你回去吧。”
我就回去了。
他走的那天，是2020年9月23日。走之前不知道哪天进了ICU，只知道有人打电话去，是护工接的电话。
谢伯去世之后，我好久没有去韶西康复村。那个总坐在房间门口拼命挥手欢迎我们的人不见了，那个位置后面的房间也变得空荡荡。2011年第一次来到韶西康复村，当时村里一共有32个老人家，而写下这段字的2021年，32个老人家只剩下12个了。而我知道，最终，这个数字会变成0。
谢伯有一部电动轮椅，是省里一个机构在他85岁那年送给他的。有一天，我看见谢伯在他房门外面那片平地练习开轮椅，很欢乐的样子，于是偷偷举起手机，给他录像。谢伯看见我了，他故意把轮椅往这边开，最后稳稳停在镜头前面，招手说：“再——见——！”
谢伯是不喜欢我们说再见的。有时要从他的房间离开，随口跟他说一声：“我走啦，拜拜。”谢伯不高兴，纠正说：“不是拜拜，还没得走。”意思就是，我们还没要离开村子呢，待会还要过来的，很快还会见面的。可是这次，真的要说拜拜啦。我们再也没法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