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待在麻风康复村，是因为老人家太喜欢夸我了。
比如有一天路过食堂，里面有人在表扬我。“什么事情找翠屏就可以了，跟她讲一次就搞定！”原来是这天早上，周伯让我帮他打印食堂买菜用的表格，我五分钟就印好给他，他觉得我做事很可靠。
比如看我打着电脑，他们又开始夸：“打电脑好难的，要读过书的人才能做的！”
他们相信我是修手机的高手，手机有问题都拿来找我修，其实我的秘诀只有一个：重启。
我要出去考试，他们就坚信：“你肯定第一名的啦！”
反正，我做什么都是厉害的，做什么都是最棒的。他们有多盲目呢，有一次杨伯到处找我，想找我帮他充话费。他说：“我感觉找你充的特别耐打，我自己到洪梅镇充的，好快就打完了！”
有点天真，又有点好笑。可是听多了，我好像也被说服了，哇，原来我是这么厉害的人。
第一次来到泗安麻风康复村，我就知道我喜欢这里的人。
那是2010年的5月，我作为“家工作营”的一个大学生志愿者来到这里。从学校出发，要先坐五块钱的公交车，再转两块钱的公交车，最后坐两块钱的渡船，才能到达这个康复村所在的泗安岛。下船以后，先穿过一片香蕉林，再穿过一片竹林，路过麻将房和小卖部，才终于来到村子里面。一进来，我就看见好多老人家坐在一棵大樟树下面等着，看我们来了，他们欢呼：“到了！”
进来之前，我上网查了下“麻风康复村”和“麻风康复者”。网上看到的，大多是一些特写的手脚残疾的图片，色调是黑白的，强调一种令人恐惧的气氛。我默默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是，真的走进村里，这里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有玫瑰花和惬意的风，还有高高的大樟树下坐着的欢乐的老人家。有老人赶紧把自己的三轮车推过来，要帮我们载行李；有老人家扶着年轻人的肩膀，说说笑笑。过了好一阵子，我才反应过来：啊，他们是残疾人啊，他们就是麻风病康复者。
奇怪的是，明明他们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在轮椅上，可第一眼看见他们，却只会看见他们的笑容。
来到这里才知道，这里的老人家，跟外面的老人家没什么不同。他们一样整天无所事事，“吃饱就训（睡）”，或是听听收音机，或是守着房间看那部收不到几个频道的电视。有人喜欢下象棋，有人喜欢打麻将，我看见他们打麻将算钱用的筹码有些特别，那是一个个薄薄的蓝色小圆片，一问，这些都是以前从药水吊瓶上揭下来的，刚好合适，就一直用着了。
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就是喜欢跟老人家们待在一起。那次之后，我又陆陆续续来了好多次，就在这棵大樟树下，我和刘大见，和张献伯伯，还有其他老人家一起度过了好多时间。张献伯伯喜欢恶作剧，他坐着无聊了，就到地里摘回来一些五彩小辣椒，再走到柚子树那边把它们扎到树枝的尖刺上面，等有大学生路过他就假装很吃惊：“哎呀那个树上长了什么？”骗倒一个人，他就哈哈大笑。轻风吹过，樟树顶上掉下来一根一根小小的枯树枝，张献伯伯告诉我这个捡回去可以防虫的，因为虫子最怕樟木的味道。他随手捡起一根，开始在泥土地上画画，有人走近了，他就抹掉。可是我看见了，他画的是一间有屋顶的小房子，有窗户，有烟囱。
大樟树周围的空地，刘大见占了来种玫瑰花。他种了好多玫瑰花，还种百合花、桂花、甘蔗、胡萝卜，还有柠檬树、橘子树和柚子树……有什么他就种什么，他只是想浇水而已。每天浇完两桶水，他就过来坐在张献旁边继续打发时间。有时我也在那里，我说起有一天我妈给了我一个16元的红包，可是16元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等全部想了一遍，最后得出结论：“16蚊刚好是华莱士一只烧鸡的钱，你妈让你买只烧鸡回来吃。”有时刘大见对我讲起旧事，说当年好多来麻风院工作的护士都是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她们只能选择来这里，或是去海南。他说那时有个护士，来到这里就天天哭，哭了好久，刘大见去给她做思想工作，劝了好久她才接受。有时候又怀念起童年的时光，刘大见和张献一起给我朗诵他们小时候唱的东莞话版《人之初》：人之初，初之人，先生少我几百银，我问先生拿，先生唔比仲要打我（不给还要打我）……
一起吹风，一起消磨时间，人和人就慢慢熟悉起来。村里叫得出我名字的老人家越来越多，也有老人家把好吃的零食藏在抽屉里，等我来了拿出来给我吃。我想要玫瑰花，就可以随时到刘大见田里摘，摘了用报纸包起来带走。看到刘大见树上的柠檬果快成熟了，我叮嘱他：“不要让人摘光了，留几个给我。”刘大见说好。过几个月我再来，树上的柠檬果却一颗都不见了。刘大见也很生气：“柠檬熟了你还不来，等你好久都不来，我怕给人偷走，就摘下来拿盐水泡着。前几日有义工来，居然说我那罐是垃圾，给我扔了！”
看着刘大见生气的样子，我却有点感动。哎呀，原来我是这么重要的人。
但我没办法经常到康复村里来。跟老人家熟悉起来，也到了我从学校毕业的时间，毕业，就意味着工作，工作，就意味着可能很长时间没办法来找老人家一起玩了。
我没办法轻轻松松跟他们说句再见，然后就心安理得离他们越来越远。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了，人是一天一天会老的，如果好久不来跟他见面，就突然有一天，再也没办法见面了。
我开始胡思乱想可以留在村里的方法。或许可以跟着刘大见种玫瑰花，等过节日了，就摘下来抱出去卖。又想到可以在这里开小卖部，不过村里都是些老人家，小卖部最大的顾客肯定是我自己。正在我东想西想的时候，突然，一个正经的工作机会突然出现。
这一年，大众社工机构准备要在村里做一个叫“莞香青年农舍”的项目，具体是准备一块农地，把外面的青少年带到麻风岛上来，给他们体验农耕生活。项目需要两个社工助理，要求是要住进岛上的。这么偏僻的地方，自然几乎没人愿意来。我甚至没有竞争对手。
我马上给张献伯伯打电话。
我跟张献说，以后可以每天跟他一起吃饭了。以前每次来康复村，我都会在镇上的菜市场先下车，给他打个电话：“喂！张献，要买什么？”他抱怨：“别人打电话来都是‘张献伯伯’‘张献伯伯’的，你每次都‘张献’‘张献’地叫！”接着，他报给我听要买的食材清单，准备中午大家一起煮饭吃。村里有不少自己做饭的老人家，可是张献伯伯做的最好吃，也最讲究。收到我的好消息，他果断决定，第二天做一盘三丝炒米粉、一碟姜葱炒花甲和一煲猪脚姜，一起庆祝庆祝。
做莞香青年农舍这个项目，首先要种出一块菜地。我们去请教老人家，他们纷纷分享自己的种菜经验。有人教我们第一年应该先种一季土豆，种好翻到地里去，这样可以增加肥力；有人帮我们给小鸡房拉一根电线，因为夜里要给小鸡开一盏黄色灯泡，用于保温。还有的老人家，他们比较实际，只是提出建议：“要不你们就种南瓜，其他东西你们可能种不出来，南瓜粗生，一定能长出来的。而且好看，别人看了，黄黄的，觉得你们挺厉害。”
这下，我算真正住进村里了。住在村里，就有更多时间跟老人家待在一起了，没有事情忙的时候，我就在村里逛来逛去，看到老人家需要帮忙，就随手帮一下。越来越多人参加农舍的活动，越来越多人走进麻风岛来，越来越多人认识这里的老人家。有一次，一个来过一回的阿叔问我要地址，他想寄东西来，请我帮忙收。原来，他在岛上那天偶然认识了村里的康复者林叔，天气冷了，他想送给他一件棉马甲。而林叔，对这位萍水相逢的好心人其实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有人进来岛上，老人家自然好高兴。麻风岛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个别人避之不及的地方了。常常有人进来做活动，也会顺便带给老人家礼物，他们会提前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清楚老人家需要什么东西。不过老人家不是每次都等着收礼物的，有一次残联的朋友进来做活动，其中还有两个聋哑的小孩子。刘大见知道了，托人买回来美乐多，他说：“儿童节嘛！”那一天是6月3日，儿童节刚刚过去两天。
对这些来过的人来说，麻风病自然就不再是一种神秘的可怕的病了。电视上、报纸上越来越多能看见这些老人家的消息，再在网上搜索“麻风病”，看到的就不只是那些让人心惊胆战的特写残疾手脚的照片了，一张一张老人家欢笑的脸也在里面。
而我呢，也不小心变成别人眼中“了不起”“不简单”的年轻人。
确实挺了不起的，我也觉得。因为住在岛上，外卖送不进来、快递送不进来，就连手机网络也总是连接不上。进岛出岛只能靠一条小渡船，而这条渡船每天不到太阳落山就停开，具体几点钟，由开船的人看心情决定。就这样，一年时间慢慢过去。终于有一天，船停开了。岛里和岛外，终于通了桥。
这一年，我也从社工机构转到泗安医院做事。泗安麻风康复村由省泗安医院管理，也是在这一年，医院来了一位新院长，院长在麻风康复村内设立了个新部门，专门为康复老人们服务。部门的办公室，就设在大樟树和刘大见的玫瑰花园旁边。办公室里面有医生、有护士、有主任，还有我。老人家不理解，你既不是主任，也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那你是什么呢？虽然不理解，不过老人家知道，有什么事情他们都可以来找我，就跟以前一样。
比如有老人家想买一个武打片的DVD，菜市场买不到，可以来找我用手机上网买。想充话费也可以找我充，想到银行存钱也可以找我存，想找一个20年没见的亲人也可以找我帮忙想办法。做得最多的事情可能就是查话费了，老人家把他们的老人手机拿给我，很快我就能查到里面还剩多少钱。可是，有的老人家明明昨天查过一次了，今天还要查……我想，他们或许不是真的想知道还剩多少话费，只是借机会找我帮忙而已。
我整天在村里游来荡去，看看老人家需要帮什么忙，或者到他们房间聊天。罗佩珍婆婆观察我很久了，最后判断说：“你都不做事的，整天像个老鼠窜来窜去！”有时候我忙着在办公室做电脑上的工作，又有老人家批评：“你都不下楼来工作，只知道在楼上偷懒打电脑。”郭伯郭增添是后来从大坪康复村搬来的，他也观察了我好久，有一天他终于宣布：“我知道了，你是女的，你帮阿婆做事，你是妇联主席！”
反正，我也说不清我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我只是待在他们身边，一天过去，仿佛没有做什么事，又仿佛做了好多事。我到彭伯画室里看他画画，帮他找他需要的风景图片；我到龙眼树下的四妹婆婆旁边劝她别再拔草，又每次每次地劝说失败。我到刘大见的床边看他，突然想起来问他一句：“哎，听说摸老人家的头顶会有好运气的，越长寿越好，是不是啊？”刘大见大大方方批准我摸他头顶一下，我就真的摸了一下。
住在村里时间久了，跟老人家待久了，好处也有一些。比如有一次有群志愿者把烧烤炉搬进村里请老人家吃烧烤，他们就在广场那儿烤，烤好了送进老人家房间里去，我一间一间房间去找老人家聊天，最后吃撑了。有时节日聚餐，一张桌上两个鸡腿都是我的，这还不够，隔壁桌的鸡腿有时也会给过来：“你吃多一点啦！”
更熟悉了以后，他们好吃的零食就舍不得给我了。老人家收到有人送来好吃的零食，比如费列罗巧克力啊、韩国紫菜啊、向日葵饼干啊，就悄悄藏在抽屉里，等喜欢的大学生来了，再拿出来请他们吃。不过也会有人进来村子之前，商量好这次送给老人家的礼品之后，多问我一句：“要给你带什么？”
我吓一跳，可是又好开心。对的，我也是村里的一个村民呢。
后来有一天，村里一只大狗咬了块鱼干过来，放在我脚下，又走了。我想，我真的成为这个村里的一员了。
在这里，我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一开始只是觉得跟老人家待在一起开心而已，可是，慢慢地，我看见更多的东西。
有记者进来康复村里，让我用两三个词语概括这里的老人家。我感到莫名的不高兴。老人家怎么可以概括呢？怎么可以把那么多老人家，统一包含进几个单薄可怜的形容词里面呢？我这才意识到，对于不认识他们的人来说，他们就是这么面目单薄的“一群人”。唯有认识了，才有机会知道，他们原来是一个一个生动的、独一无二的、让人喜欢的、各自有各自故事的人。
大多麻风康复老人身上都有残疾，同样是手指的残疾，彭伯的手是在新洲医院撑船划伤的，那时候他在新洲医院运送砂石，每天要撑船来来回回好多趟，手用力过度受伤了，也不得不继续工作；刘大见的手，是他在生产队养鹅，要把玉米粒做成爆米花喂给鹅吃，被滚烫的锅盖烫伤的。他们讲给我听好多以前的事情，我才理解，“残疾”“偏见”“希望”“亲人”这样的词语，它们不仅是简单的一个个词，在词语背后，还有好多好多总结不过来的辛酸。
这些事情，是没办法概括起来的。聊天的时候，有老人家给我讲他们的事情，我听在心里，就舍不得忘记——
比如彭伯说，以前麻风院附近有个“渔民村”，那里有几个小孩子跟彭伯关系好。小孩子是一些违反病区规定结婚生子的“麻风人”的后代，彭伯有几次带他们出去玩，带到隔壁道滘镇上一个游乐场去玩。有个小女孩特别好奇，她问彭伯为什么只有一只脚，又问他为什么没有手指头，跟自己的不一样。彭伯教育她：“我小时候家里穷，没有饭吃，好惨的，不吃饭所以手指长不出来。你记得多吃一点饭！”
又比如张献抱怨说，有一次他儿子来，他吩咐他买一碗粥、一条鲈鱼。结果第二天，儿子来了，不但买了一盆粥，还有三个粽子、两条鲈鱼、一斤排骨、几个苦瓜、一把豆角和一大把葱！
还有刘大见回忆说：“二十多岁的时候，一条巷有八个女仔中意我呢！不是骗你们的，就是道滘人民医院外面那条巷嘛。”
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重要还是不重要，也不知道它们有用还是没有用。只是，当我再次路过道滘人民医院，就不得不想念一下刘大见了。我想，即使将来这些老人家全部去世，在我这里，他们还会活下去吧，这里还有一点点他们活过的痕迹没有消失。
是啊，我的朋友们一个一个离开了。坐在刘大见的玫瑰园那儿我突然想到，跟一朵玫瑰花交朋友，总是要面对它的凋谢的。
庄伯去世了、钟伯去世了、池婆婆去世了，还有马伯、德妹婆婆……我的好朋友们，一个一个离开了。也不知道下一个是谁，就像抽签一样，也不知道怎么样做心理准备。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在村子里逛来逛去，张献伯伯不在了、刘大见不在了，大樟树下面是其他老人家围在那里下象棋。有一天我在大樟树下，心血来潮想做一份本地蔬菜种植时间表，老人家说，这个问李亚帝最清楚。我拿着笔和本子准备问李亚帝，可是旁边的老人家七嘴八舌：“南瓜怎么是二月？七月种了才好！”这人说一句、那人说一句，乱七八糟的，我记不下去了。我有点苦恼，收起纸笔，对李亚帝说：“过几天我去你房间专门采访你啊。”他像往常一样呵呵笑：“好啊。”
第二天夜里，他急病去世。
我想，对他们来说，死亡是什么呢？死亡就是张献伯伯把他泡了好多年的蛇酒倒掉。张献有好几瓶珍藏的蛇酒，是他几十年前去抓了蛇回来泡成的，他一直摆在桌子最显眼的地方，引以为傲。有一天，我看见瓶子空了，里面的酒全倒去了。那时候，张献的胃癌已经到了晚期，做了手术也没有用，他把房间里的东西整理干净，所有钱收拾出来让儿子拿回家里去。
选择跟老人家交朋友，总要习惯这些遗憾、悲伤、不舍和怀念的。李亚帝走了以后，别的老人家都好羡慕：“是心脏的病，很快的，没什么痛苦的！”又说：“如果到我的时候，也这么幸运就好咯。”面对死亡这个事情，老人家早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期待。他们更担心的是不能顺利死去。可我还是没有习惯，刘大见走了以后，我总是故意躲开他门前那条走廊，就是不想看见那个空空荡荡的、收拾干净的房间。
这些麻风康复村里的老人家，好多人走了以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甚至连骨灰都不会留下。华仔和阿崧是村里的一对老夫妻，华仔走了以后，阿崧来找我商量要不要把华仔的骨灰留下来。她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不要了。阿崧说：“过几年我也死的啦，我死了，谁还去拜他！不要了，算啦，我和他一起都不要了。”
我也不能说什么。很多时候，安慰的话那么轻飘飘，越是理解他们，越是说不出安慰的话。我只是默默对自己承诺，我会把他们记在心里的。
我常常会想起他们，在看见泡椒鸡爪的时候，或是洗一个杯子的时候。洗杯子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张献伯伯，以前我在他房间放了一个杯子，乳白色的，是饮料的赠品陶瓷马克杯。有一天我坐着看电视喝茶呢，感觉张献伯伯一直在偷偷瞄我。终于，他忍不住了：“喂，你没看到哪里不同啊？”我仔细看了又看，哦，原来张献把我的杯子洗了，杯子里沉积好久的茶渍刷得干干净净。又有一次，我躲在他房间偷偷吃一包泡椒鸡爪，突然有人喊我做事情，我只好把剩下的半包先藏在他一个空饭锅里，并且叮嘱他，不要偷吃。他答应了。回来再看，鸡爪确实没有变少，可怎么感觉怪怪的呢？认真再看，原来，他把里面的泡椒全挑出来偷吃了。他不好意思地偷偷笑。还有一次，他一边吃饭一边把右脸朝向我，好像努力在展示些什么，努力得都有点太过刻意了……我这才发现他耳朵上夹着一颗带壳的花生呢，夹在上面做成一个耳环吊坠的模样。
可是又有点难过，这么好玩的张献，他已经不在了。他再有趣，我也没办法带别人进去村里认识他了。我这么想着，突然又反驳自己——不对的，还有机会的。我可以向好多人介绍他，我可以把他留下来。因为，我一直记着他的可爱。
然后，我好像做到了。
老人家说得对，我想，我确实是个值得表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