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阿妹和她的张健民

第一次去张健民那里，他送给我一罐五香黄花鱼罐头。第二次去，他又送我麻辣象拔蚌和麻辣鲜蛤罐头。他挺自豪的，推荐我吃吃看：“你拿回去试，我从网上买的。”

其实他搞错了，他不会上网，他是看购物杂志打电话买的。自从看了购物杂志，他什么都打电话去买，POLO衫、老人鞋、保健品、罐头鱼，买满666块钱还能减免166块钱。杂志公司时不时给他送礼物，端午节送10个粽子、中秋节送12个月饼，新冠肺炎开始那年，还送过来电子温度计和免洗洗手液。

张健民把不要的纸裁成小方块，再用铁夹子把它们一叠一叠夹成记事簿。他在上面登记：三九旦（蛋）白肽口服液价款，两个月一箱，2653元。

这是他天天吃的保健品，也是从购物杂志买回来的。张健民以前是医生，对身体健康很重视：“我们快90岁的人，一定要吃的，不吃不行的。”

他说的“我们”，指的是他和他的老婆新妹婆婆。一盒口服液一个人吃，可以吃五天，他们两个人分着吃，一盒只能吃两天半。

张健民头发灰白灰白的，方方的肉脸，很慈祥的样子，总是眯着眼睛露出银色假牙笑。新妹婆婆把齐耳短发梳得整整齐齐，她矮矮小小的，长得秀气，很有大家闺秀的气质。

每次从梁叶芬那个堆满杂物的邋遢房子走出来，再来到张健民这里，简直感觉心旷神怡——这里实在太整洁了。张健民天天要把房间外面的灰尘扫干净，屋里一摞一摞整整齐齐堆着杂志和书，电视机两边都装饰上假花，头顶一台蓝色大吊扇悠悠转着，客厅中间放一张木床，他们就盘腿坐在床上看电视。跟我聊几句天，张健民就转过头去跟婆婆说两句话：“阿妹，猫仔来了没有？”“阿妹，饭煮熟了，你去炒菜啦。”

“阿妹”“阿妹”，虽然我知道婆婆名字就叫李新妹，可还是忍不住觉得这声“阿妹”很有宠溺的意思。新妹婆婆不怎么说话，她把两支拐杖靠在一边，坐在竹子躺椅上听张健民讲话，偶尔点点头应两句。张健民喜欢看新闻频道，尤其喜欢看澳亚卫视，他跟我分析国际形势，告诉我奥巴马支持哪一派，分析说美国大选可能拜登会赢。

新妹婆婆就静静听我们讲话，偶尔翻一翻手边的老人杂志。

张健民不是一个简单的麻风康复者，他以前还做过麻风院的医生，有省皮防所发的正式聘书那种。相比起来，新妹婆婆就显得有点普通了，她也说自己以前只是个“拿锄头”的，“没有文化，没有本事”。我故意问张健民：“你那时候为什么喜欢新妹婆婆？”张健民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还是想了想回答我：“我喜欢她为人老实，老实是一个人最好的品质。”

新妹婆婆也不好意思，低头下去笑。他们是1968年相识的，至今已经在一起五十多年时间了。

那时候，金菊福利院还不叫金菊福利院，叫“金菊农场”。东莞市当时一共有四个麻风医院，一个是金菊农场，另外三个分别是泗安医院、稍潭医院和新洲医院。张健民最开始是在新洲医院治病的。他是潮州意溪人，从小在伯父家长大，爸爸早在他出生之后的第12天便离开了人世，妈妈也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胃病去世了。可能因为家境不差，即使被送到伯父家生活，他还是接受了不错的教育。

二十多岁的时候，他被检查出来得了麻风病。知道他得这种可怕的病，伯父家也为难了，堂兄弟更是害怕他。张健民离开家乡，独自来到离家几百公里的东莞市新洲医院。反正，他早就没有家了。

新洲医院是1907年由天主教的神父创办的，位于东莞石龙镇一座小岛上。解放之前，这里还不叫新洲医院，而是叫“圣约瑟夫麻风病院”，岛上的病人们把这里叫“约瑟洲”。张健民入院那年，这里已经改名为新洲了，新洲这个名字来源于所在小岛新洲岛。他还记得入院时岛上有不少医生，两个是中医，其余都是西医，都是省卫生厅派过来的。每周的周一到周六，医生坐船进来岛上上班，接触病人时一定会紧紧实实穿上防护服，有白帽子，有手套，有口罩。

在新洲医院，医生每个月会发给病人麻风药，这种药名字叫“DDS（氨苯砜）”，每天需要吃两粒。张健民听别人说，解放之前这里给病人治病的方法是打“大枫子油”，可是没什么作用。DDS陆陆续续治好不少人，张健民也是吃这种药治好的，可是它效果并不绝对，一些病人吃了好几年都没有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洲医院开始使用“联合药物疗法(MDT)”治疗麻风病，病人们把这些药叫成“外国人拿来的药”，有这种疗法之后，麻风病才有了真正可靠的治疗方法。后来，社会上再发现得麻风的人，只要吃几天联合疗法的药就没传染性了，所以后来查到有菌的人都不用进麻风院。

而那些早期得病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从新洲医院出院的人并不多，那些症状轻、治疗及时、治好依然手脚好的人才容易回到社会。大多数治好的麻风病人，他们已经坏掉手脚，有家难归。再早一点时间，在解放前，被收进麻风院的病人甚至没有出院这一说。

判断麻风病治好与否的标准就是看病人身上还有没有麻风菌。新洲医院一个季度会组织病人查一次菌，院里八百多个病人一次性没办法查完，只好分批次轮流来查。病人们隔离在这里，除了吃药和等待查菌，还有很多闲余的时间。于是，新洲医院在岛上设了一个制砖厂，病人们一边治病可以一边到砖厂参加劳动，烧砖、挑泥或者做杂工，赚一点工分补贴自己的生活。可是张健民不愿意到砖厂出卖力气，他认识一位病友，这位病友也是潮汕人，当时在医院的检验室工作，张健民问他：“我能不能也到检验室工作？”

医院的检验室，就是查麻风菌的地方。病友把他带到检验室，他看见这里摆了很多书籍和显微镜。张健民以前一次都没见过显微镜，可是他没有露怯。医生看了看他的手，确定没有残疾，然后问他：“你识字吗，会读报纸吗？”

到检验室才两三天，张健民开始学习看显微镜。他在显微镜里面看到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小小世界——麻风菌、红血球，他看得入了迷。“那时候医生只要教我一次，我就记得了。他们都赞我叻仔（聪明）、叻仔，又教我看其他菌。”张健民矜持地夸了夸年轻时候的自己。

张健民不是聪明，而是比任何人都要勤奋。有医生看他好学，送给他一本检验学的书，他就天天拿到检验室去看，工作一做完，就坐到一边去翻书学习。新知识越学越多，他准备了一本笔记本，仔仔细细把学到的记进去——他细致地手绘那些细胞的形态，并记录下自己的观察。本子的第一页，他用蓝色墨水工工整整写下：

临床检验学笔记

张健民，1963年2月11日

学习地：广东省新洲医院检验室

老师：梁庞开同志、刘道正同志

一个一开始连显微镜都没见过的人，很快就成为检验室医生的得力助手。梁医生很为自己这个学生骄傲，他把张健民的笔记本借走，带到“上面”去开会，给大家炫耀新洲医院有一个多么厉害的病人。张健民的优秀还不小心让检验室一个年轻医生挨了批评，检验室的头头批评他：“你看看人家阿张！你怎么这么没用，学了几年什么都学不会？”

有医生求张健民帮忙，请张健民抄一本一样的笔记本送给他，张健民没有答应。这时候他的病几乎已经治好了，他在心里默默计划着离开，他想出院回家。

“我那时候都准备走回潮州了，哪有时间帮他搞呢。”或许最开始张健民就已经计划好未来，他想在新洲医院学一门技术，治好病，出院了，出去也可以自谋出路。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家，他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了。

他打算的，就是学好检验技术，然后回家乡那边的麻风院找份工作。作为曾经的麻风病人，他必须要比“健康人”更努力、更出色才有可能。他尝试给潮州民政局写信，请求民政局写介绍信介绍自己到潮州古巷的岭后麻风院工作。先找民政局，再找卫生局，卫生局回信告诉他，现在麻风院处处都在精简人员，如果真的想去，就先回家等消息吧，“我们如果需要，会通知你的”。

而新洲麻风院这边，医生们都不愿意张健民走。梁医生劝他留下来，他承诺再教他多学一年知识，培养他做一个真正的医生。可是，张健民打定主意一定要走，因为留在这里，他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个曾经的麻风病人的身份。

张健民决定回家慢慢等卫生局的消息。回到潮州伯父家，虽然亲人们表面上客客气气维持着礼貌，可是亲情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住过麻风病院的人，去到哪里都会被人指指点点，何况他这时候已经33岁，33岁的人哪里还有理由再依赖亲戚呢？他渐渐灰了心。半年时间过去，他终于相信，期待的好消息，是再也等不来的了。

他给梁医生写了封信。梁医生把他介绍到东莞的金菊农场，那边的检验室正好需要人手。

张健民来到金菊农场这一年，是1965年。三年后，新妹也从新洲医院来到金菊农场。新妹的经历更加让人叹息，她从不抗争，只是随波逐流。新妹原本家在江门新会，她还记得小时候，妈妈每天把弟弟背在背上，一手牵着她，一手拿饭碗，沿着街一家店一家店去乞食。要是看见地上有黄菜叶，新妹就捡起来，捡回家全家人吃。爸爸是在码头做苦力的，看见有船靠岸就要抢着上前去排队，搬到货、赚到钱，全家人才有一顿饭吃。九岁那年，爸爸把新妹卖给附近一户人家。可是，没过几天，新妹哭着自己跑回来了——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路的，就自己找回来了。爸爸狠狠心，再把她卖得更远，这一次，她被卖到香港九龙的西贡。新妹还记得，她被卖走的时候，弟弟还不会走路。

那时候的西贡是个农村，一点都看不出来繁华的样子。新家庭姓温，这边是把新妹买来做女儿的，养母一共买回来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新妹是年龄第二大的。三个孩子跟着养母一起生活，可是他们一次都没有见过养父，听说，养父坐船出去美国了，一直没有回来的消息。一来到西贡，新妹就负责放牛，从九岁开始，一直放到13岁。1948年，新妹13岁，她发现自己身上长出一点一点奇怪的红色疹子，东华医院诊断说她得的是麻风病。

那时候，香港是没有专门隔离麻风病人的医疗机构的，解放以前，香港政府每年资助东莞新洲麻风院一部分日常开销，作为交换，若是在香港发现麻风病人，也可以送到新洲医院来。香港东华医院有间小房子，查出麻风病的人会先安置在里面，一个星期一次统一把病人送去新洲。养母把新妹送到那里，对她说：“你改回跟你自己老豆姓吧，不要跟我们姓了，你发这种病，影响我们不好的。”后来，新妹独自一人被送上船，一直送到新洲医院，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不过有一点幸运的是，因为香港人的身份，新妹不用交入院费，还可以拿到比别人多一些的生活补助。

我们以前介绍过的阿崧，入院之后就被分配住进新妹那个宿舍。当时新洲医院的宿舍一间要住四十多个病人，新妹、阿崧、阿崧的姐姐都住在同一间。新妹还记得阿崧这个人，她年纪比自己小几岁，是跟华仔拍拖的，或许那时阿崧和华仔从商场拍拖回来，打包回去的食物也分过给新妹一些。可我去问阿崧，阿崧完全想不起来新妹这个人了，她抱怨：“我天天早早出去担泥，夜晚回来冲完凉马上就睡着了，哪有时间同人聊天，哪有时间认识那么多人？”

那个时候，阿崧跟很多病友一样，几乎每天都要到砖厂做工。可是新妹不需要像别人一样辛苦做工，她的生活补贴拿得比别人多，平时只是自己种种菜消遣消遣，比别的女孩子都轻松一些。后来医院开了扫盲班，新妹就在那儿跟着老师学识字，她学着别人看报纸，不懂的就问人，慢慢也能看懂几页书。日子在她身边像流水一样一天一天流过去——她似乎没有挂念的人，也没有什么期望。麻风病治好以后，她没有出院，依然留在新洲麻风院里。就这样，20年慢慢过去。

新妹在新洲医院住了正好20年。1968年，她被安排从新洲医院搬到金菊农场。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熟悉起来的，慢慢地，张健民和新妹走到了一起。张健民在检验室做检验，新妹在农地里种田，新妹喜欢张健民有学识，张健民说新妹为人老实。他们在这里领了结婚证明。在大多数麻风院还禁止康复者结婚的时候，金菊农场首先允许了康复者自由结婚，要求只有一个，就是不生养小孩。新妹把他们的家布置得很温馨，她在书柜旁边装饰上塑料花，每天要把地拖一遍。盐勺子用一次就洗一次，每天洗完碗，抹布还要拧干净，挂到太阳底下晒。新妹和张健民都没有家了——幸运的是，他们还可以在这里给自己组一个家。

张健民把那本《临床检验学笔记》带在身边，他每天到检验室上班，一边温习，一边记进去新的观察。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新机会来到他的身边。

那个时候，麻风院是很难有医生主动进去的，老的医生开始退休，新的医生不情愿来。金菊农场决定培养自己的医生。张健民被选中了——其实一点也不意外，他最有上进心，一直比别人更努力。党支部为张健民交了学费，让他参加一个由北京乡村医生进修学院开办的中西医结合专业课程，这是一个函授课程，为期三年。学校先从北京寄来中药学和西药学的书，张健民就在这边自己看书，自己学。有时候遇到问题，张健民就写信过去问，老师也会隔一段时间寄信过来指导学生。就这样，张健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半年一次的考试，他都认真对待。三年后，张健民顺利毕业。

1985年，由东莞卫生局批准，张健民有了处方权。后来，他又被任命为金菊福利院的医疗组组长。在麻风院里二十多年，张健民真真正正从一位病人，成为一位医生。

张健民给我说这些旧事的时候，新妹婆婆就坐在门边的躺椅，静静笑着听他说。有护士来量体温，量完新妹婆婆，张健民就问一句：“多少度？”护士看一眼：“36.7度。”张健民点一下头：“嗯，没问题。”

这是2020年，新冠疫情正在流行的时候。福利院的护士每天上门两次给老人家量体温，张健民也留意着出门戴口罩、常常洗手消毒。现在这里不叫金菊农场了，叫金菊福利院，现在的人也不怕麻风了，福利院常驻有专门的医生和护士，张健民好多年前就退休了。闲在家里，他就每天看看电视、看看书，他把那时候上函授课的书本一本一本送出去，自己只留一本中药的书，偶尔翻翻看。现在，他更喜欢看的是购物杂志，看看又出了什么新口味的罐头或者新泡面，再看看常买的保健品有没有打折活动。张健民和阿妹很注重身体健康，他们坚信，要想长寿就要多吃保健品——可我觉得，他们身体那么好，是因为他们心态乐观、积极生活。

不过，管它呢，想买就买，想吃就吃，只要他们快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