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伯再一次打电话来，让我给他一个快递地址。他想送给我两罐茶叶，我不想收，可是他一次一次打电话来，让人实在没办法拒绝。不想让他失望，我只好松了口，再三跟他说谢谢。
佘伯那时候快90岁了，拄着两支拐杖，独自一人住在汕头一个偏僻的麻风康复村里。我们想帮他搬到条件更好的泗安麻风村去，后来却因为种种问题没有搬成功。可佘伯还是坚持表示谢意，他说：“好人应该要有好报的。”
等快递收到，我才知道佘伯是骗人的。寄来的茶叶有一麻袋这么多，有铁罐装的、有礼盒装的，是潮汕地区有名的凤凰单枞。佘伯有些得意：“你拿着，没关系，我侄子在南京做茶叶生意的。”退也退不回去，我只好列一个表，把佘伯想感谢的人名字写下来，替他一个一个送过去。
有懂茶的人喝了，惊叹道：“哪里找来这么好的茶叶？”过一会儿又强调：“这个真的是好茶！”
我好后悔告诉了佘伯地址。明明我们什么都没帮到他。
知道浔洄这个麻风康复村的人并不多，来过的人就更少了。佘伯几乎记得每一个来过的人，他在他们留的每一张照片后面都写上年月日期，把照片收进相册里。
浔洄麻风村是1954年建立的。要想找到这里，先要出汕头市区，沿着礐石大桥方向找到浔洄山，再沿着山边走一段坑坑洼洼的泥巴路，佘伯住的房子，就在这段路左手边的一个小山坡上。
2011年，村里另一个老人去世以后，整个村子就只剩下佘伯一个人了。佘伯说，这里最多的时候住过一百多个麻风病人，住不下，山上又建了新房子。20世纪80年代开始，麻风病有了彻底治愈的方法，没有新的麻风病人需要隔离了，曾经的康复者一个一个老去。人一年比一年少，房间一间一间空置下来，野草把没有人迹的小路埋没，房屋倒塌，曾经明黄色的鲜艳墙壁脱得斑驳，像落日的余晖。唯一热闹的是村子中央两棵高高的白玉兰树，这是佘伯三十年前坐船从汕头市区买回来的，如今，它们安安静静陪伴着他，树叶和花瓣密密落满一地。
佘伯的语气平静：“这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啦，不知道什么原因，到现在还不死。人家都死了。”
汕头皮防站的医生一个月来一次，给佘伯带来生活费和一些药。又出钱请了附近村子一个农民叔叔，叔叔每天骑摩托车过来，给佘伯买菜，还有做两顿饭。大部分时间，佘伯都是一个人在这儿的。他的脚上有残疾，走路要用两个拐杖，手指因为麻风病而扭曲畸形。他年纪大了，眼睛模模糊糊的，报纸和电视都看不成，听力也差，买了个助听器，平时就打开收音机听一听，“这样才可以过时，一天一天才能过去”。
佘伯出生在1932年，是八岁那年患上麻风病的。1937年日本人打到潮州，大人带他从潮州枫溪区逃难来到汕头外婆家。八岁开始上学，可是下半年还没读完，麻风病就很严重了。他不得不离开学堂，回到家里。
佘伯家是做生意的，条件不差，离开学堂以后他可以每天待在家里。闲着的时候，他就学写字，一个字一个字学着慢慢写。一起住在外婆家的表兄弟表姐妹们都在上学，佘伯有不认识的字就去问他们，“他们都是爱好文字的人，有搞不懂的我就去问”。
“什么人都是我的老师，比我小的妹妹也是我的老师。”佘伯说。
佘伯有一个亲妹妹，尤其聪明，在汕头读完高中以后，她考上武汉大学，选的是微生物专业。妹妹跟佘伯感情很好，大学毕业以后她去了北京的工程院工作，工作很忙，可她依然不停给佘伯写信来，先是写到家里，后来写到麻风院去。我想，妹妹选微生物做自己的专业，是不是跟哥哥得麻风病有关系呢？妹妹是不是想靠自己的力量，为哥哥做些事情？
答案已经问不到了。妹妹在40岁那年得了肺炎离开人世。
妹妹离世的时候，麻风病还没有发明出来真正有效的治疗药物。更早一点，在佘伯刚刚患上麻风病的时候，家人为他请了一个“青草医生”上门，这是潮汕地区对赤脚医生的叫法。青草医生什么也不懂，只说要看看佘伯的血，就拿一根针往佘伯手指头扎进去，血流了出来，医生假模假样看了一会儿。开的草药也毫无作用，后来有人建议佘伯去看专门的麻风医生，可看了，医生也表示无能为力。
带着病，佘伯在家住了16年。亲人们尽力表现得不介意，可佘伯还是没法装作看不见他们举止背后微妙的谨慎。麻风病那么可怕，风病菌的侵害让佘伯的双手一年一年坏下去，手指弯曲变形，左脚脚板也变形得不能走路。没有治疗的方法，也不知道传染性多强，别人害怕，再正常不过了。
解放后，汕头市成立了一个麻风管理所。又过了几年，听说管理所在郊外的浔洄山下建了座浔洄麻风院，佘伯终于下了决心：“好吧，最好去了就在那里病死掉，不要死在家里影响人。”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结果竟是自己活到了最后。
在麻风院的经历，对佘伯而言好多年都是不愉快的。“文革”的影响也蔓延到了麻风村，村里有一个叫“群英”的组织，把佘伯举报到了汕头市公安局。他们是这么说的：佘伯和另外一个病人正在谋划，计划把麻风村的几十个病人带着逃到香港去。他们振振有词：“你认识那么多字，不是农民出身也不是工人出身，你就是资产阶级！”
批斗大会开了一个星期。佘伯的听力受损，就是这个时候被扇巴掌扇的。
带头批斗的人，是当时麻风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佘伯的好朋友。他没有跟佘伯见面，只是叫三个小兵来斗他。他从前是一个部队的副连长，得麻风病以后，就被派来麻风院，当上这里的副院长。1956年佘伯刚入院时，这个副院长跟佘伯很谈得来，他们两个人经常坐在床上“促膝谈心”，说话说好久都不累。副院长是山东人，讲普通话；佘伯是本地人，讲潮汕话，他们互相讲自己的语言，却没有一点沟通的障碍。那个时候，他给佘伯讲了好多部队的故事，他怀念，但也清楚自己回不去了。两个人关系好了，佘伯也不喊他“院长”了，而是亲切地称他作“大主任”，而他就喊佘伯作“老师”，意思是佘伯读过好多书，是有文化的人。
批斗过去的好长时间里，他们只见了一次面。他对佘伯说：“你好好检查。”之后就什么也不再说了。只有下面的三个小兵日日夜夜守着佘伯让他承认罪名，他们大声喝斥他：“你当时在这里做什么？！”
佘伯绞尽脑汁，就像猜谜语一样，要猜出他们想要的答案。答不出来，对方开始提示：“你做什么领导？是这里什么站长？”佘伯想来想去，想到这里是个医院，那我就是医院的站长吧，他回答：“我是浔洄医院的站长。”
“不对！这是什么地方？”
佘伯又想，说：“是浔洄山的站长。”
“不对！”
“浔洄村的站长？”
“不对！”
佘伯好像猜到了：“我是汕头麻风住院部的站长！”
“不对！你住在哪个地方？”
佘伯又想，我住在浔洄山，浔洄山也叫怪头山。他尝试回答：“怪头山的站长？”
“对对对，就是这里！不对，还差一个字，你应该是副站长。”
佘伯就这样子写下来，自己是“怪头山的副站长”。
承认了，他觉得可笑。
更可笑的是，很多年后，他在别人的桌子上看到一包烟，烟的名字就叫“群英”。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那个批斗组织的名字“群英”，就是从这个香烟上来的。
承认之后，佘伯被关进离麻风院不远的一个平房里。这个地方本来是个妈祖宫，破除迷信的时候被改建成了平房，一共五个房间，关了三个人。几个小兵在门外负责监视，佘伯就这么陆陆续续被关了一年多，直到1969年，汕头遭遇了“728”超强台风。
台风来的时候，佘伯就被锁在平房里面。幸好，麻风院马上有人跑来开锁，刚逃出来不久，大水就把石头房子冲垮了。这次台风过后，佘伯他们几个人才被允许住回麻风村里，只是其他病人，没有一个敢跟他们说话了。
直到最后，他们也没能从佘伯身上查到什么“反革命”的证据。一天一天过去，一年一年过去，佘伯依然没有等到一句道歉。院里的病人偶尔聚集起来一起学习、开会，有开会的消息他们会互相通知，可不会有人来通知佘伯。佘伯还记得，林彪1971年开飞机逃跑的消息，他也是隔了好长时间才知道的，他只记得有一个晚上，所有病人都集中到上面的病区开了好久好久的会。
直到“文革”结束，佘伯才慢慢重新参与麻风院的事务。他原本是图书室的管理员，还兼做院里的财务。佘伯识字多，当初一入院，就负责写墙上的标语和主席语录，后来院里要建图书室，领导就把买书的任务交付给他。书是坐船出去市区的新华书店买的，麻风院外面有一条通向汕头市区的水路，每个月病人需要的大米、猪肉和鱼，都由一条医院的船载进来。买了书也用这条船载回来，领导一次给他20块钱，那时候的书一本几毛钱，最贵的也只是一块钱两块钱，他选《三国演义》《水浒传》，也选连环画小人书，他考虑着其他病人的喜好，慢慢地将图书室充实了起来。
佘伯喜欢书，从小到大，好多难熬的时光，佘伯都是读着书度过的。他上学少，认的字不多，可是他喜欢一个一个字慢慢学。沉浸学习的时候，沉醉读书的时候，就好像眼前的苦和难会消失不见，让他仿佛觉得，自己没有真的被困在麻风村里。
2016年，我第一次来到浔洄麻风康复村，第一次见到了佘伯。
这个快90岁的潮汕老人家，普通话说得出奇地好。他独自一个人住在遥远偏僻的小村子里，思想却一点没有落伍，他每天听收音机，这个观点的新闻也听一听，那个观点的新闻也听一听，然后自己斟酌有没有道理。
虽说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可是佘伯看起来并不凄苦，也不孤独。佘伯自己没有儿女，可侄子和侄孙都非常孝顺他，侄子常常从南京给他寄来最好的茶叶，侄孙上大学的时候，好多次踩单车来看望他。担心佘伯无聊，他们买来一台好大的电视机，这样视力不好的佘伯也能看清电视了；后来，又买来一个智能手机，学会用微信的佘伯，开始在手机上浏览社会新闻。嫌村里网络不好，佘伯自己给电信公司打了个电话，给这个只有一个人的麻风村装上了宽带网络，每个月139块钱网费，就由佘伯侄孙帮忙交。
明明年龄那么大了，可是佘伯这个老人家，仿佛从来没有真的老去。我跟佘伯聊天，总是感觉他身上没有年龄的痕迹，我当然知道他的岁数，可是他没有因为年纪大而有居高临下的说教，也没有因为隔离而与社会脱节，他开明、谦逊，倾听别人、理解别人，跟佘伯说话，既不用担心被评价，也不需要特意迁就什么。
开始写康复村故事的第三个月，有一天我收到佘伯发来的微信。
「翠屏姑娘是天下第一个寫麻疯病康复者故事的偉大作家，寫得太生动，读之动容，感触颇深。，」（此处为佘伯发来的原文。）
说不出有多惊讶多感动。佘伯的视力那么坏，是怎么看完文章的？他可以打字吗，还有人过来的时候帮忙打的字吗？
打电话过去，他只轻轻回答：“我就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看呀。”
原来，遥远的佘伯一直在静悄悄看我写的故事。
“看的时候太触动，好像写到我心里去一样。”
又问他留言怎么写的，他有点自豪：“我就一划一划慢慢写，只是很慢，一个字要写好久。现在眼睛不好了，好久不看报，很多字忘记怎么写。”
佘伯的手是残疾的，是典型的麻风病后遗症的畸形手指。他用不完整的手指，一笔一笔在手机屏幕上划，认认真真给我写下鼓励的话。
有时候我想，絮絮叨叨把这些过去的故事写下来，真的有价值吗，对谁有价值呢？可是我知道的，至少对佘伯来说，它们有价值。我想象作为麻风康复者的佘伯怎么在字里看到自己，看到那些曾经相似的经历，看到不公平，看到温暖，看到羡慕，看到惋惜。没有谁的鼓励比他的鼓励更沉甸甸了，没有谁的认同比他的认同更重要了。佘伯说动人，那就是真的动人，佘伯说我伟大，那我一定就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