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不再经常刷牙了。在她为数不多的开怀大笑的瞬间，牙齿上露出一片片黄斑和残余饭渣。她肯定忘记了刷牙。她记不起来什么时候该刷牙，记不起来刷牙会让人感到清爽。如果有人提醒她刷牙，她也会去做。
奶奶的牙刷曾是蓝色的，如今用的是一支浅蓝色的。牙刷毛已经向外弯曲得不成样子。我们带来了一把新牙刷，把旧的扔进垃圾筐里。她又把它捡出来，而把新的扔进垃圾筐里。谁也不能随意决定她的生活，她说。
我们承认她说得没错。但是，你也不能把我们给你买的东西随便这样扔进垃圾筐里呀，我们说。
她承认我们说得也没错，然后把新牙刷从窗子里扔出去。
另一次，我们试图说明为什么这样做。她一边急切地倾听着，一边说：“要么用我的牙刷，要么就不刷牙。”
我们不放弃。有人想出一个主意，用一把几乎完全一样的新牙刷换掉旧的。浅蓝色换浅蓝色。颜色区别让人几乎看不出来，只是牙刷把稍长些。我们给牙刷上抹一些牙膏，让它不容易显出是新的。唯独直立的牙刷毛比旧牙刷要显眼。我们觉得奶奶眼睛不好使，不会看出来。我们把旧牙刷藏起来。如果调换没引起奶奶的注意，我们就扔掉旧的。
调换立刻就被奶奶发现了。她愤怒地要把新牙刷折断，塑料把都掰弯了，但牙刷完好无损。她执意要讨回自己的牙刷。好吧。我们说，至少她还是会去刷牙。我们在浴室里和灶台上给她贴上写着“刷牙！”字样的标忘。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想要控制她。我们清理了奶奶的柜子和抽屉，扔掉了一些毫无用处的东西。这同样让她火冒三丈，因为对她来说，那些恰恰不是什么毫无用处的东西。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都不在这里，当我们来到这里时，我们就想要感觉自己有用处。我们总是几天后又离开，而奶奶又独自一人。我们想向自己证明，她可以依赖我们。
拉达是住在三楼的女邻居，也是奶奶多年的好朋友。她尽心尽力帮助奶奶。煮饭洗衣，给她注射胰岛素，陪她聊天。奶奶依然自己打扫卫生，谁都不能背着她清洁浴室。
拉达会不时地过来看看。她也无能为力，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奶奶一次又一次陷入对过去的回忆。一旦她又出现这样的情况，邻居为了随时听到对面的动静，会让自家的房门一直敞开。
2018年春天，奶奶因为肺炎休养期间，那把牙刷不见了，再也找不到了。父母买来一把新的。奶奶也不在乎了。她有时开怀大笑，牙齿便露出一片片黄斑。她不再打扫房间卫生，因为她的身子变得太虚弱，或者她忘记打扫了，或者她对打扫卫生再也不感兴趣了。她不再能自己洗澡。当奶奶久久不说话时，她耷拉着脑袋，下巴几乎贴到胸膛上。
她需要专人护理，最好是全天的。在维舍格勒找不到人，因为奶奶面对陌生人会变得很难相处。有一位女医生要给她量血压，她险些咬住人家的鼻子。
肺炎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奶奶住院期间，谁也说不出来大家心里在想什么。母亲和父亲从克罗地亚赶过来，伺候了她整整两个月。母亲硬撑着承担了大部分工作。
奶奶再也找不到她的手表了。
奶奶再也找不到家门了。
奶奶再也找不到丈夫了。
奶奶需要尿不湿。
母亲给她注射胰岛素、购物、打扫卫生、煮饭，自己却忘记吃饭。奶奶有时心里明白这个帮她洗澡和牵着她手的女人是谁。她爱抚地摸摸她的脸庞。而有时她觉得受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打扰。奶奶要自己梳头，可她找不到梳子了。
当她不愿意做梦时，父亲夜里就守在她身旁。母亲白天领着她去散步。母亲满怀疑虑地面对这座城市，母亲满怀疑虑地在这座城里忙来忙去。小心翼翼。因为她不再认识许多人。也因为她认识一些人。
奶奶恢复了健康。她要洗地毯。她一再重复这个愿望，直到父亲和母亲把地毯洗了。第二天，她要去山里看丈夫。第三天，她大发雷霆，因为有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站在她的厨房里，她不认识他们。母亲和父亲出去购物时，她吃了一板巧克力。当他们回到家里，她又要洗地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