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父亲第一次坐在观众席里观看了一场我参加的篮球赛。我获得了七个罚球，只罚中了三个，有三个篮板球，其中没有进攻篮板。比赛结束时，我只得了可怜巴巴的八分。我们赢得很险。
比赛结束后，父亲站在场馆前等着。当我出来时，还有三个男人在那里聊天。父亲孤零零地在一旁抽烟。我看到了那个场景。我当然看到了。
在回家路上，父亲和我聊了聊比赛中的几处危局。上半场结束前一次失败的穿越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前进的动作太冒险。他笑我随意出手，神奇地投了个三分球。我当然不会每次都这么走运。
我为什么以前没邀请他来观看比赛呢？他应该会喜欢来的。我承认，这或许是我做得不对。我说，要是他在现场观看，我会更紧张。实际上是我不愿意听到他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呼喊为我加油，就像今天我错失了一次简单的上篮后那样。我也不想让他看到我错失一次简单的上篮。但比赛期间，这两种情形并没有给我造成什么困扰。我只是为自己的失误感到懊恼。我不再为我的母语感到羞愧。
父亲问我们下一场对阵哪个队。
客场对阵拉登堡，我说，星期六。
父亲没去看。我们输得很惨。
上十年级时，有一次，我上课走神被德语老师当场抓住。我在写诗歌，而他正好在讲诗歌。他告诫我：安心去写吧，可别在课堂上。接着又说：你就用德语写吧！这样我也能帮帮你。
我们约好午休时见面。我们坐在生物学系的一个人体骨架旁谈论起隐喻。他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也是我在德国遇到的第一位认为我所做的事情值得鼓励的人。他也舍得为我花时间。
我先是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翻译过来，然后在他的鼓励下，直接用德语写出了最初的诗句。他建议让全班来解读其中的一首诗。我要选用一个笔名，于是我整天寻思着这事。我们正在学习希尔德·多明和罗泽·奥斯伦德尔的诗。(1)主题是逃亡和失去家乡。这就是说，我的诗很契合。为了提高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只要老师一提出问题，我就急不可待地举手回答。我的笔名是：斯坦·波斯尼。
这个故事到此结束。我把它讲过数百遍，听者总是会心一笑。我没说话。我全神贯注，比谈论别的话题时更为留心。我听到我们班的同学、我的朋友们谈论着一首诗，而这首诗就是我写的。
这天走在奥尔滕瑙大街回家的路上，我突然产生了写一篇小说的想法。我要立刻把它写下来，于是坐在行人道上，把书包夹在两腿之间，摊开纸写起来。几个星期后，我让德语老师看看这篇小说。我们谈论着里面的一场场对话和一个个比喻。我们对面有一个架子，上面摆放着肾脏、心脏、肺叶和大脑，按照我不明白的顺序分门别类排列着，或许也没什么顺序。
在这篇小说里，父亲第一次坐在观众席上，观看着一场我们球队的篮球比赛。
母亲和父亲参加我的中学毕业舞会。我在一支小乐队里演奏吉他。乐队是由我们年级专门为这次舞会组织的。我们演奏歌唱祖国的乐曲。母亲眼含泪水。母亲这天病得很厉害，尽管如此，她还是来到了现场，她当然不愿错失这个机会。
也许母亲之所以眼含泪水，是因为她第一次在公众场合看到我有所作为。不是在家里。不是在一堆南斯拉夫人之中。也许她之所以眼含泪水，是因为我相信自己有某些能力，会干出一些事情，并且能获得赞许的掌声。因为我第一次西装革履。抑或更简单，因为她十分悲伤，我们的生存中自然而然地缺少了这样的东西。这一切真的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带来希望。
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张圆桌前。父母、里克和我。有三道菜。奥利吃完饭后甜点也加入我们的队伍中。我向父母介绍了他。
我和里克一边跳舞，一边望着父母，希望他们也会随着舞曲翩翩起舞。可他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和德多聊了聊，大家怎样和德多聊我就怎样和他聊：我说话，他清清嗓子，一声不吭。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聊天，但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
我和埃米尔聊了聊。埃米尔要去一家养老院服务，代替服兵役。
我说：你是在开玩笑吧？
他说：不是开玩笑。
我问他爷爷身体怎样。
他说：还行吧。
我和拉希姆聊了聊。他打算去读斯拉夫语文学。学俄语，去俄国旅行。学波兰语，去波兰旅行。我们短暂地梦想着我们也许可以合写一本书，有关所有我们可能会去实现的旅行。
不知什么时候，父母离开了，我没注意到。他们第二天一早说，他们不愿意打扰我。六个月后，对他们来说，德国这一章彻底画上了句号。
(1) Hilde Domin（1909—2006），德国抒情诗人；Rose Ausländer（1901—1988），犹太诗人，用德语和英语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