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父母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度。时至今日，海德堡仍是他们所钟爱的城市之一，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要是他们有可能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海德堡似乎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这个世界充满南斯拉夫的碎片，就像他们或者我一样。流亡者的孩子们早就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是瑞典人，或者新西兰人，或者土耳其人。我是一个自私的碎片。我更多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家庭和团聚。
文学是一种力量微弱的黏合剂。我写这本书时也意识到这一点。我要唤起那完美无缺的东西；我要在那支离破碎的事物之间架起桥梁；我要描写那动荡岁月前后的生存状态。可实际上，我忘记了一个个生日，也没能应邀去参加一次次婚礼。我要沉思良久，才能说出表妹们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在外婆外公的坟墓上，我从来没点过一根蜡烛。
我疏远了我的家庭，但没有把责任推卸给那场战争和遥远的距离。我要让一个个故事行动起来，跨越我们之间的一切障碍。
其实，我能书写和愿意书写这些故事，并非由于一条条边界，而是得益于穿透它们的东西，得益于一些并非闭关自守，而愿意倾听的人。
1998年，我没有被遣返，因为那个移民局办事员对我并未完全公事公办。他倾听了我说的话。当我说到我多么喜欢在海德堡上大学时，他听得很专注。他核查了我的种种选项。“把你的入学许可拿来让我看看，”他说，“然后我们再考虑之后怎么办。”
我获准继续留在德国。起先，只要我上大学就能待在这里。之后我需要得到一个与我的学业紧密相关的工作。我想成为作家。这就是说，我必须出具证明，文学与作家息息相关。接下来还需要证明，作家真的是一个职业。最终要证明的是，这个职业可以养活一个成年人。
莱比锡移民局一位女办事员直言不讳地向我说明，自由职业艺术家，尤其是作家和小丑，几乎不可能持续地养家糊口。为了表达对这些信息的谢意，第二次见面时，我给她带了一篇短篇小说。它刊登在一本文学杂志上，为此我得到了45欧元稿酬。
她说，她不能接受任何礼物。
我问：“或许你愿意买它看看？”
她说：“我不怎么读书。”
我说：“没关系，我也一样。”
她满怀同情地注视着我。之所以这样，或许因为我把这篇小说印在了背面已经有字的纸上。然后她还是接受了，但分文未付。“合同，”她说，“你把合同拿给我看看。法律需要证据，要证明有人愿意为你所做的事向你支付报酬。报酬越多越好。”
一个月后，我为第一部小说签订了合同。我打电话给女办事员，向她通报了约定的稿酬数额。她笑了。
我说：“你现在这样笑会让人心里不好受。”
她说：“或许这是一个月的稿酬？”
“如果大家都买这本书的话，那我就会很有钱了！”我说。
“移民法，”她说，“可不认如果啊。”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啊，你顺便把它带过来让我瞧瞧吧。”
就是这声“啊”！几个星期后，我可以去取签证了。
居留许可
在作家这个自由职业以及相关活动结束时自动失效。
除此之外，我不能够干任何别的工作。这也正中我意。我本来也不想干任何别的工作。
奥利亚，来自克拉伊纳(1)的奥利亚，奥利亚，来自施瓦茨海德、一个爱讲笑话的人，在克罗地亚克宁县附近的一片树林里，一天内失去了两个兄弟。他自己幸运地活了下来。
我很少与生活在海德堡的南斯拉夫人谈论我们断裂的人生经历。我和德多见过多少次面啊！有一次，他只是提了提在埋着地雷的田野上开拖拉机的事，对逃过劫难的事一笑置之。有些人则压根儿什么都不说。这两种情形已然足矣。
德国是话题。当下是话题。如愿以偿的事。也有一些伤害。一些屈辱。讲述会让那些糟糕透顶的事情变得更荒诞，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可以忍受。或许吧，我对此知之甚少，我很少有切身的感受。我们积累着被歧视的经历，如同徒步旅行者收集徒步戳记一样。只是在我们的路途终点，没有可以遮风避雨的歇脚处，没有圣母像，也无法眺望一座可爱的德国山崖，只有种族主义者肆无忌惮地挥舞着托尔的锤子(2)，只有咽进肚子里的愤怒和对煎熬的未来的惶恐不安。
绝大多数人更随大流，但我不一样。在巴尔干半岛或库尔普法尔茨都是如此。我可以忍受昔日战争的暴力场景。在德国，没人打我嘴巴。奥尔滕瑙大街看上去一如既往。在31路车终点站如约迎接里克。有一次，我把她领到树林里，让她看看平日我独自看书的地方。我读书。学习。在吉他上弹奏巴赫，也练习甩头摇滚乐。有时候，我干脆久久地闭上眼睛，去想象另一个自己。
不知什么时候，来自波黑比耶利纳的伊内斯和来自波兰别拉瓦的沃伊泰克走到了一起，结了婚。他们想要孩子，打算给他们取国际化的名字，但起初未能如愿。医生说：沃伊泰克，你大麻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多，你的精子太少，而且质量太差，所以总是要不上孩子。
于是，沃伊泰克去疗养。在奥登林山。我们说，他是那里唯一一个不到60岁的病人。我去看望他。乘火车，然后坐汽车，背包里装了一公斤杏子。在我走进他的疗养病房那天，沃伊泰克已经连续三个星期没喝过一滴酒，连续两个星期没吸过大麻了。
他看到我很是惊讶。我们的关系并不那么亲密，但还算好。他很兴奋。看到杏子也很高兴：“这杏子长得就跟个女同性恋似的，太棒了！”
我们去散步。两人吃掉了一公斤杏子。聊来聊去。聊到南方水果，聊到穿白外套的护理女工，聊到阿拉尔加油站。“伙伴们想念我吗？”
“谁会想念你呢？”我说，“你走了，大家都很高兴。”
沃伊泰克边笑边说：“你知道吗，浑蛋。你是个好西里西亚人。有点心软，但是我们还能忍受你。”
“沃伊泰克，我压根儿就不想当西里西亚人。”
“浑蛋，我压根儿就没问你愿不愿意。”
沃伊泰克、皮耶罗、拉希姆、里克、奥利和埃米尔。在埃默茨格伦德和海德堡，正是和他们在一起，也正是因为有他们，我才没有迷失方向。在这段日子里，在这个地方，我们干成了一些事，尽管常常只是瞎折腾罢了。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我的德国朋友中，有搞Mülltrennung（垃圾分类）的、有做Mohnkuchen（罂粟蛋糕）的，有在奥登林山树林里采Maronenröhrling（蘑菇）的——为了让这句话听起来更押韵，有一瞬间我寻思着，哪种蘑菇是以M开头的——有争夺监护权的，有负债的，也有星期天看《犯罪现场》连续剧的。在昔日的南斯拉夫人中，这一切或多或少大同小异，只是少些罂粟，多些李子。我当然也可以找到一个看过并喜欢《犯罪现场》连续剧的南斯拉夫人，但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写作中，我要总结我那一段不协调的经历。有一次，我和阿拉尔伙伴们一起，带着一只皮筏子进入一个露天游泳池，为了夜里能在那里划皮筏子。第二天早上，奥利和他父亲带着我一起去逛一个中世纪市场。我们在那里观看了钉马掌。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其中一句话是“我的反抗就是适应”。不是适应一种在德国作为移民必须要怎样的期待，但也不是自觉地与之对抗。我反抗的是对出身起源的神化和民族认同的幻象。我赞成其中的归属感。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愿意待在哪儿，那里都应该让人有归属感。找到最低限度的共同点，这就足够了。
太奶奶和太爷爷出生于奥斯克鲁沙，不是移民。与从西里西亚来的沃伊泰克的父母不同。皮耶罗的父母来自阿普利亚。里克和父母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卡德里耶和法提赫来自土耳其。埃米尔的爷爷来自但泽。德多来自一个地雷陷阱的噩梦中。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其中，不知怎的，我又不得不沿着这条曲折坎坷的道路走向奥斯克鲁沙。
我回想起九年前在那里告别的情景。奶奶和我已经穿好衣服站在加夫里洛家的客厅里。这时，加夫里洛老人突然又想起最后一件事。他跑出屋子，抓着一头猪崽回来了。他自豪地高举着这个小家伙，猪崽也为加夫里洛把它高高举起而感到自豪。加夫里洛要把它送给我。我拒绝了，于是他问我是不是更喜欢要一只鸡。“你把它带去让施瓦本人看看！”他说。我相信他是在开玩笑。尽管如此，我还是严肃而伤感地回应道：“我要过海关，既不许带猪崽，也不许带小鸡。”
加夫里洛并不觉得这是玩笑，他大声说：“可以的，没什么可以不可以。我们只需要好好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在克罗地亚寻求从南斯拉夫独立的过程中，“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曾短暂存在，首府为克宁县。
(2) 托尔是早期日耳曼民族共有的神，他的锤子是雷霆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