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一些抱着巴尔干的陈规俗套不放的南斯拉夫人，他们容易产生攻击性，容易不合群，容易受到刺激。他们混淆了好斗与自信，侮辱性言辞与言论自由。他们带着一个个与生俱来的旧时代的烙印。他们是克罗地亚人，他们就想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我们第一次相遇时，他们也要弄清我是什么人：只要不是塞尔维亚人。进一步的细节无关紧要。他们便不打扰我了。我躲开了他们。这样的人来阿拉尔加油站，只是为了加油而已。阿拉尔加油站周围的南斯拉夫人，没人会看重出身。大家只是这儿讲一个笑话，那儿讲一个笑话，谈笑风生，不绝于耳。要是佐基想在我们之中列出一个出身清单来，阿迪尔会让他连笔一起吞下去。
阿迪尔脸颊上横着一道伤疤，就像是第二张嘴。那里还有喜欢苦思冥想的杜莱和他敏捷的妹妹伊内斯。德多时而也来看看，好久都不说一句话，然后又无声无息地走开。人们认为阿拉尔加油站的南斯拉夫人机智而灵巧，但有点散漫。他们很早就创建了一套关于汽车的惯用话题。有一个传奇说，杜莱绝对能在瞬间修好任何一辆汽车。另一个传奇说，阿迪尔能在瞬间撬开任何一辆车。第三个传奇说，伊内斯在比尔赫尔德霍夫开任何一辆车都比你开自己的车要快。
一切都不是真的。然而，当一个传奇的主人公，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也就是说，没人去纠正什么。我被排除在外了，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我甚至弄不明白一辆车是怎样跑起来的。
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亲密无间。我们的父母彼此认识。我们共同庆祝一个个生日，如今都有对方最新的邮箱地址（阿迪尔的邮箱不灵，我刚试过了）。
我不愿意和某些南斯拉夫人打交道，他们来自让我不舒服的环境。在埃默茨格伦德不愿意，在学校里同样如此。我回避与他们见面，只要他们不找上门来，我也不会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要闲逛，我宁可去找阿拉尔的伙伴们；要学习，我宁可去找德国人。我意识到逃亡并不能抹去社会差别，认为自己要比那帮人强。为了谴责我们作为难民在德国毫无差别地遭受不公平对待，我以投机的方式分配我的信任，这样做的确不太光彩。
无论你来自巴尔干，来自西里西亚，是住在莱门的土耳其人，还是来自荷兰的米歇尔，所有这些从阿拉尔停车场观看太阳越过法国上方落山的人都有一段我们喜欢讲述的传奇。一群没有手机的年轻人聚集在蓝色霓虹灯下，期待着下一个故事。谁会讲故事，谁就属于圈里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难以置信地侃侃而谈。
阿拉尔文学是一种略有夸张的文学。除此以外都是现实主义的，绝对如此。英雄们的动机就是证明自己，或者向他人证明什么。为了引起特别的关注，什么样的恶作剧都有。有讲险些逃不掉的故事。有讲胜之不武的故事。有讲学校、培训和瞎折腾的故事。有讲打赌、违法乱纪和交通肇事的故事。尽管没有悲剧英雄，大家依然会来这里讲述。失败比比皆是，有些带有悲剧性。
第一人称视角，很少进入叙述者的内心世界。简洁扼要，没有不必要的修饰，高潮迭起。德语混杂母语，十分美妙。我多么希望也能这样讲述，但是从来都没能像当时的伊内斯或者在联邦国防军服役的沃伊泰克那样如愿以偿。
或者像“求你可别用脚踹我”的克日什托夫。他偷走了法提赫的自行车车轮。大家很快就知道是他干的。法提赫也知道，他的邻居克日什托夫偷走了他的车轮。可谁也不说什么，法提赫也一样。克日什托夫完全受不了这样的压力，绝对受不了——人人都知道这事是他干的，人人也知道他本人心明如镜，这件事无人不晓，但大家都守口如瓶。
不知什么时候，这种无人不晓但都守口如瓶的压力折磨得克日什托夫实在无法忍受了。于是他把自行车车轮给法提赫送了回去。也就是说，不是偷偷地或者怎样，而是直接按了法提赫的门铃，并且随身就带着那玩意儿。跆拳道选手法提赫喜出望外地表示感谢，还问克日什托夫有没有时间待会儿。然后，他和克日什托夫一起走了几米远，问了问对方的家庭情况及诸如此类的话。他突然间停住步子说：“可我现在得让你尝一尝厉害。你瞎闹什么呢，当邻居的，谁会干得出这样的缺德事？”
克日什托夫当然无话可说，叉开两腿站在那儿，只是一再低声下气地说：“法提赫，求你可别用脚踹我。”
伊内斯在查票员面前溜下公交车。她一溜烟似的直接奔进火车站里。他们在后面追赶。她一下子跳上一列城际快车，车门随之关闭。她直接撞到列车员怀里，抱歉，老人家，来不及买票了。
“你要去哪儿？”
“是的，我们去哪儿呢？”
她笑了，他也笑了，去本斯海姆这段路程几乎变得浪漫了起来。尽管如此，她依然得付车票钱。
她在本斯海姆下了车，等了一个钟头回程，耽误了她的面试。
“伊内斯，你要去哪儿？”
“去莱茵–内卡运输协会。他们那里招聘查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