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希姆的父母是法兰克地区的无神论者和人文科学家。他们家有四个孩子。屋里有一座螺旋楼梯。
我一直没弄明白拉希姆母亲的专业领域具体是什么。或许她压根儿就不是人文科学家。我们从来没谈过这事。她说完她的话，好像她事先就知道她说的话该怎样结束。
与她不同，拉希姆的父亲经常谈论他的职业。他是闪米特语言文学教授，经常奔波在一些地区，那里有一些重要的方言几乎无声无息地趋于消亡。他要把这些方言带回来作为研讨会的材料。
我在拉希姆家里度过了许多时光，常常会见到他父母。有时候我会留下来吃饭。不说别的，他家饭菜摆放的样子都非同一般！盘子里的调味汁简直就是一道精美的装饰。一切都美味可口，仿佛那是一位外星厨师用魔法变来的。要是真的有人从厨房里走出来，彬彬有礼地鞠躬致意，用阿拉姆语(1)祝我们好胃口，随之消失在一片藏红花云雾里，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我享受阿拉尔团伙的放荡无忌、时而为之的冒险行为和友谊。我也享受拉希姆家按照主题分门别类的书架、宽敞而令人舒适的客厅和彼此让对方说完话的氛围。
有一次吃晚饭时，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位热情的同性恋女士在场，坐在我旁边那位名叫安德烈娅。两人在普法尔茨从事兽医工作，一个搞实践，另一个搞研究。人家问我是哪儿的口音时，我回答得含糊不清，不管怎么说，那个从事研究的安德烈娅把“波斯尼亚”听成了“波士顿”，笑得乐开了怀，仿佛我正好送给她一个礼物。她开始讲起她在麻省理工学院委托任教的经历和在波士顿度过的一段美好的时光。她说英语，非常纯正的英国腔，这是我从电影《英国斗牛士》里那个摔跤手的言语中听来的。尽管她听到我说德语，但她依然说英语。或许她觉得，在交谈中说母语会让我觉得舒服些。
我任凭她一个劲儿地说下去，不时地点点头。当我听懂一些问话时，便如实回答她的一个个问题——我在德国干什么，school（上学）；我住在哪儿，close to the river（离那条河不远）；我什么时候又会返回家园，soon，I hope（不久吧，我希望如此）。我说英语时拖着我的布鲁斯·威利斯腔。她非常自然地接受了我的一个个回答。这太神奇了。
闪米特语言文学专家会心地微微一笑。拉希姆给自己盛上肉丸子。这个令人喜爱的畜牧专家每说一句话，我都觉得不知为何……越来越有身临其境之感。一个误会让我从出身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了。当一个来自波士顿的交换生，可比当一个只有临时居留许可的波斯尼亚人简单多了——Have you ever been to a Celtics game？（你看过凯尔特人队的现场比赛吗？）
这时，我甚至敢于提出反问来：No，you？（没看过，你呢？）
Yes，indeed！It was fantastic！（看过，当然看过！简直太棒了！）后来，拉希姆的母亲端着沙拉过来，我们的谈话遗憾地暂停了。这时，我们的东道主把手搭在安德烈娅的胳膊上低声说“不是波士顿，而是波斯尼亚”。
“噢！”研究者说。
“噢！”行医的兽医也说。她关注的重点是家畜的群体行为。
令人垂涎的美味佳肴在纵横交错的误解中被分到一个个盘子里。扮演另一个自我的游戏结束了。大家自然而然地笑声不断。安德烈娅当然说了对不起。我也表达了歉意。我们碰杯（拉希姆和我喝冰茶）。拉希姆的父亲大声说——转向两位兽医专家，仿佛他不是在提问题，而是在讲一个笑话：“凯撒斯劳滕(2)的生活怎么样？”
大约15年后，也就是2010年，我自己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教授德国文学和创意写作课，住在离查理斯河不远的地方。如果有人问我来自哪里，我时而说“维舍格勒”，时而说“欧洲”，时而又说“库尔普法尔茨”。库尔普法尔茨最受欢迎。要是你在国外说“库尔普法尔茨”，你的对话伙伴肯定不会知道这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语言错误。
我说，我父母是人文科学家。我说，我爷爷是猎人，是从但泽移民过来的。我说，我母亲和岳母是同性恋。我总是说，出身是偶然，也不管人家问不问，总会说这句话。
在NBA半决赛中，凯尔特人队对阵奥兰多魔术队。我在现场观看了第三场比赛。我的凯尔特人队大获全胜。
(1) 中东古语，起源于古叙利亚，属于闪米特语族。
(2)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