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我已经和贵校的一群学生聊了几周的拉美文学了。今天，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不管在座的是学生还是大众听众——与你们的每一次课堂交流都完全超出了我来这儿之前的想象。与某些人预想的，甚至仅仅由于学术原因期望的完全相反，我和学生们的交流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文学范畴。在其他研究中心，人们只对文绉绉或学术性的书籍感兴趣，只想用与理解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德国新古典主义或是法国浪漫主义时同样的准则来理解现代文学。坦白说，一开始我也担心学生会希望我讲类似的内容，但我和他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我们要谈论的是当下的、正在进行的文学，这种文学在我们谈论的时候仍在继续发展，在瞬息万变的历史背景中不断地变化革新。今天我想在这里说的话与拉美文学和拉美现实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有关。历史现实和文学创作互相影响、彼此融合，面对这种局面，我作为拉美作家的职责就是强化这种联系，它常常被一些人忽略，那些人依然认为小说和诗歌只是虚构性作品，它们的价值只在于被出版发表、藏录于图书馆之中。这种说法连在论及经典名著的时候都不成立，因为如果对维吉尔、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的细致文本分析丝毫不提他们写作背景和动机的话，那么其作品就只有学术价值而已；我说的不仅仅是个人动机，还有他们所处的时代裹挟着他们的力量，那种力量促使他们成为一个宏大整体中的一分子，并使用自己的才能来书写甚至改变现实，而这只有最高超的文学和艺术创作能够做到。
在最近几十年里，一名有责任感的拉美作家的基本职责就是结合社会与历史背景来谈论自己和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因为这些背景正是作品的基础，也是它们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无论如何，如果我只能从审美创作带来的美妙快感出发，将文学视作孤立的存在并谈论它们的话，那么我今天就不会出现在这里。其他人可以讲得比我好得多，而那样也挺好的，且很有必要，因为文学就像一颗多面钻石，每一面都反映了现实的某一个时刻，某一束光——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肉体还是灵魂，政治上还是心理上的。但是，如今，我们这些积极参与周遭世界的写作者——有些人会把这种做法称为文学承诺，其他人则把它叫作意识形态，而我更喜欢称之为民族责任感——不能也不想只谈论书籍，我们还想谈论在创作书籍的前后与当下，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借用约翰·邓恩的诗句——那么，我们当代的重要作品也不是孤岛，正因如此，它们对读者来说才有意义，读者也很快就能将它们与更传统、更置身事外的文学作品区分开来。因此，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我对当代拉美文学的看法。在我看来，书本只不过是我们民族自我表达、自我追问、在无情的历史漩涡中自我找寻的众多方式之一。在这些历史动荡中，欠发达、不独立、受压迫的现状共同压制了在诗歌、乐曲、电影、绘画和小说中此起彼伏的反抗之音。我们很少因为幸福而发声，我们的声音中更多的是呐喊而非歌唱。从这个角度看，谈论我们的文学就是去倾听那些声音，理解它们的含义，以及——至少这是我作为作家的愿望——和它们一起为拉丁美洲的今天和明天而奋斗。
当然了，有些人会认为拉近现实与文学之间的距离这种说法是老生常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呈现现实的某一个方面。每本书都是用某种特定的语言写的，这就意味着它属于某个具体的语境，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形式相区分，书的主题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进一步加深了作品与其周围的现实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在阅读长篇或是短篇小说那样的虚构作品时，读者往往会像观赏或嗅闻鲜花那样拿起书本，而不怎么关心被摘下花朵的那株植物。就算我们关注作者的生平，就算我们对主题所反映的特定环境感兴趣，我们也总是强调虚构的创造力和作者的文风，也就是只强调作品的文学特质。我们阅读是为了获得快感，众所周知，快感无法长久地留存在记忆里，它马上就会被全新的、同样短暂的快乐替代。一般说来，读者翻开一本书，享受它的内容，而不去了解作者写书时正面临的周遭际遇，这完全符合情理。但是，如果读者不仅仅是品味书中的内容，而且能从内容出发，提出超越文学快感的问题，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情形了。这类读者在拉美国家越来越常见，这呼应了我们当代媒体传播的主要特点。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媒体不断地引导我们将关注点延伸至我们自身的语境之外，让我们置身于更复杂、更多样、更符合当前文化现状的环境当中。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机，人们就进入了向外延展的维度，当下的各个层面被依次呈现，由此，那些看似孤立的事件最终会被纳入一个无限多样的整体当中，让人们能更好地审视并理解它们；如你们所知，这一点在世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和技术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既然如此，那么文学除了讲述事实本身之外，为什么不能同样涵盖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呢？我今天收到的这本书，是五六年前在危地马拉、秘鲁或阿根廷出版的。当然，我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毫不关心促使作者写下这本书的环境与动机。但显然，越来越多的读者认为，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自足的美学产物，同时也是多种力量、张力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这种结合成就了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这类读者在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多了，他们与其他任何人一样享受小说的文学内容，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带着一种质疑的态度来审视作品：对他们来说，小说永远都是文学作品，但除此之外，它们还是历史的独特映照，就像植株上绽放的花朵，而那株植物不应再被人遗忘，因为它就是土地、国家、民族、存在的意义和命运。
就这样，在最近几十年间，不管是对大部分的拉美作家还是读者来说，文学的概念都有了些许不同。首先，在这几十年里，一种寻根文学开始涌现，它坚定地追寻我们真正的根脉，寻找我们在各个维度的真实身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如果虚构依然是虚构，如果小说一如既往地为我们呈现幻想的世界，那么在本世纪下半叶，拉美作家显然在历史层面到达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而在过去，这是极少数作家才能做到的事。他们没有模仿外国的模式，也没有信奉拿来主义或外来的审美观念，他们当中最出色的那批作家已经逐渐清醒，开始意识到他们周围的现实是他们的现实，而它还未被开垦，富有创造力的语言、文字、诗歌与虚构创作还不曾触及和探索这种现实。他们没有故步自封，而是对世界文化保持开放的态度，他们开始环顾四周，惊奇而恐惧地发现我们拥有的许多东西仍然不属于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用文字真正地呈现、解释、再创造它们。或许，在这件事上，最令人钦佩的就是巴勃罗·聂鲁达，他像同时代的其他诸多诗人那样步入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但后来，他开始细致、执拗、痴迷地探索他周围的一切：大海、石头、树木、声音、云朵、风。由此出发，聂鲁达像自然主义者那样详尽地、有条不紊地研究风景和万物，渐渐地，他的诗歌视线开始投向人，关注被所谓的高雅诗歌忽视的人民，关注上溯至西班牙征服时期之前的民族历史，这一切都促成了他从《大地上的居所》到《漫歌》的重大转变。
在进驻现实领域之前，诗歌讲述的尽是对外国的思恋和刻板的观念。随着诗歌领域的进步，小说家们也不甘落后。可以说，本世纪下半叶出版的最好的作品囊括了拉丁美洲各个领域的现实，从历史、地缘政治冲突到社会进步的历程和习俗情感的变迁，无一不有；对于那些人们有意无意提出的重要问题（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要走向哪里？），这些作品则想要找到合理的答案。
我一直认为，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解答问题——那是科学和哲学的特定任务——而是提出问题，促使人思索，让智力与感官能从新的角度感受现实。但这类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问题，它们还证实了一种缺失，一种填补精神和心理空缺的渴望。很多时候，深刻地体会问题、顺着问题为我们开辟的道路热切地向前走，比找到答案更加重要。从这个角度看，当下的拉美文学处于我们记忆当中最富质疑精神的阶段。你们这些年轻的读者很清楚这一点，你们参加文学会议或者讲座是为了向作者提问的，而不是像前几代人听老师讲课那样，仅仅是为了听作者演讲。
阅读拉美作品几乎总是意味着踏入充满内在焦虑、期望，有时，在面对大量显而易见或不言而喻的问题时，也充满着沮丧的世界。一切都扑面而来，于是我们常常想要穿越到书本纸页的另一边，想要更接近作者试图告诉或呈现给我们的东西。总之，这是我在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巴尔加斯·略萨、莱萨马·利马、富恩特斯、罗亚·巴斯托斯的作品时的个人感受。很显然，我只提了几个众所周知的名字，但是，我在读不太出名的年轻作家的小说和诗歌时，也有同样的感受。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的国家里，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有很多。
如果连那些生活远离拉丁美洲的读者都越来越多地想要通过我们的文学来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方方面面，那么不难想象，作品在自家门口诞生的拉丁美洲读者会多么渴望提问和思考啊。就是在这里，一种全新的理念，或者说一种全新的现实感，在文学领域打开了局面，不管是对作者而言还是对读者而言都是如此，最终，两者变成文字这面镜子里映射出的同一个镜像，建成了沟通两边的美妙而无尽的桥梁。文学和现实、作品与其写作背景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和深入。这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文学作品在不丧失文化特性和游戏性的前提下，以不断增强的责任感加入到我们民族的地缘政治进程中。换言之，如果说其他时期的文学就像是读者在日常生活中给自己放的假期，那么在今天的拉丁美洲，文学便成了一种探索现实、思索因由的直接方式，来质询我们身边事情发生的原因；而当我们因为环境或者某些消极元素停滞不前的时候，文学常常能帮助我们找到继续前进的道路。
在我们这些国家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政治家都类似于某种专属职业，很少有文学作家对此感兴趣，他们情愿把历史和社会问题委托给专业人士，自己则留在美学和精神的世界里。但在最近几十年间，这种责任的分工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拉美国家，这在青年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每次我给大学生或是普通青年人做演讲的时候，不管是在美国，欧洲，还是某个拉美国家，他们提出的问题总会远远超出纯文学范畴，他们向我问起作家的使命，问起那些饱受独裁政权压迫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种问题，他们从比文学作品更广阔、更历史悠久的创作背景出发，审视写作和阅读文学作品这件事。我们可以不带讽刺且不失敬意地说：要专门谈论拉美文学，就必须得营造出与手术室类似的氛围，病人躺卧在病床上，专家围在床边，而这个病人就叫作小说或诗歌。每当我不得不以观察者或病人的身份出现在那些外科手术室的时候，我都极其想要走到街上去，去酒吧喝杯酒，或是观赏公交车上的姑娘们。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觉得，不管是作为作者还是读者，我们都要像奔赴生命中最重要的相遇那样向文学走去，要像奔赴爱情甚至死亡那样向文学走去，这是应有之义，也是势必之行。我们深知，文学、爱情和死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本书在第一页被写下之前便早已开始，在最后一页被写下之后仍在继续。
我们拉丁美洲的现实如今愈发成为我们当代文学作品的基石，而它——几乎总是激荡而沉痛的，很少会有美好的时刻。拉美的现实中存有各种消极情况，充斥着压迫和耻辱，不公和残忍，整个整个的民族都被迫屈从于无法抵挡的势力，这导致人民目不识丁，国家政治经济极其落后。我现在说的正是那些臭名昭著的政府行为，少数统治者在与一些国家的合谋下——美国很清楚究竟指的是谁——在我们的领土上发现了适用于帝国主义扩张的土地，他们力图欺压多数人，以换取少数人的利益。这是一片沾满鲜血的土地，酷刑、牢狱之灾和吞噬人心的腐化堕落在这片土地上肆意横行，于是我们的文学奋起抗争，就像满怀憧憬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其他领域做的那样，他们屡次为理想献身，在许多人看来，他们的理想是乌托邦式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虽人数不多却百折不挠的尼加拉瓜人民前段时间刚刚用令人惊叹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此时此刻正在战斗的萨尔瓦多也是如此，而在不远的将来，美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也会继续战斗下去。
因此，有一点我必须明确强调：的确，在一些拉美国家中，文学能够幸运地在自由的氛围中发展，甚至能够为统治者最开明的指导方针提供支持；然而，在另一些拉美国家，文学就像是囚徒在牢房里充满愤恨和怀疑的歌声。在这些国家，别说批判性思维，就连想象力都被视为一种罪行，每当读者翻开一本书——无论是由国内还是国外作家所写——他都必须像阅读漂流瓶里一则奇迹般的信息那样读它。作家把漂流瓶扔进海里，好让它们把信息和希望带去尽可能远的地方。如果说文学中包含了现实，那么有些现实则千方百计地驱逐文学；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文学，最好的文学——它可不是当下现状的同谋，也不是受益人，更不会为它背书——接受挑战，描绘现实，揭露现实。它的信息最终总能抵达彼岸：漂流瓶被读者拾起，打开，他们不仅能看懂它的内容，往往还会表明自己的立场，对他们来说，文学不仅仅是美学情趣或心灵休憩之所。
眼下，我认为讲一些具体的事例要比继续泛泛而谈要有用得多。实际上，我们只要聊一聊阿根廷的现实和文学，就能够通过这个不幸的个例推断出许多拉美国家的切实情况，比如说，我们阿根廷的几个邻国，也就是所谓的南锥体，智利、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如今我的国家以一种非常模糊的面貌呈现，在政客和服务于邪恶目的的情报机构的操纵下，我国常常被当成正面例子展示，很多时候，这都能够诓骗那些没有充分深入地了解过事实的人。
我来简单地概括一下那段历史吧。在过去那段时间，阿根廷军人执政委员会开展了无情的镇压活动，铲除了诞生于庇隆主义盛行的混乱时期的多个解放阵营；在这段动荡波折的时期结束后，阿根廷进入了一个表面平静的时期。在此期间，政府制定并巩固了一整套经济计划，而这项计划也常常被贴上“阿根廷模式”的标签。看到这个模式取得的惊人成就，许多消息不灵通或是急于利用这一现况的阿根廷人，以及相当一部分的国际舆论，都认为阿根廷的经济和政治进入了一个积极而稳定的时期。一方面，一些调查委员会——比如隶属于美洲国家组织的调查委员会——已经证实了阿根廷的恐怖局势，仅仅是失踪人口就达到一万五千人之多，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所有的反对思想和抵御行动都遭到了暴力而野蛮的镇压，残忍得超乎想象。另一方面，在剿灭了大量的反对力量之后——成千上万的阿根廷人在欧洲、在其他拉美国家流亡，死者、失踪者和囚犯的数量难以计量——国家政权开始推行所谓的“阿根廷模式”，从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具讽刺和象征意味的成功，即世界杯足球赛的成功举办；而现在，重工业与核能领域也相继取得了成功。
为了获取巨大的利益，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苏联、联邦德国、法国、奥地利等等）毫无道德顾虑地做经济投资，他们为阿根廷提供大量贷款，向阿根廷出口修建水库、核电站和制造汽车的复杂技术，更别提他们还卖给阿根廷武器了。针对阿根廷政府违反基本人权的报告和调查结果丝毫没有改变这些资金的流向，它们要把阿根廷变成美洲大陆上的工业和核能强国。一种迥异而畸形的现实成型了，它像舞台一样被快速地搭建起来，而它的基座则被遮挡着，那基座就是工人阶层的屈从和贫困，是对思想与言论自由的鄙夷，它愤世嫉俗而功利，用爱国主义、沙文主义式的语言发纵指示，而这种语言风格在如此情况下总是卓有成效。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今天的阿根廷文学，以及同处绝望境况之中的智利文学和乌拉圭文学，它们在流亡与被迫沉默之间徘徊，在距离与死亡之间漂泊。在阿根廷最好的一批作家中，有许多人都在国外生活，但还有一些人甚至没能离开阿根廷，他们或被镇压势力绑架，或被杀害：鲁道夫·沃尔什、哈罗尔多·孔提、弗朗西斯科·乌隆多的名字一直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揭露了国家的现状，而政府却故意把这种现状粉饰为我们民族现今和未来的模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想象比这更糟糕的状况了——阿根廷的文学创作却依然维持着高产出和高质量；很显然，阿根廷的作家和读者都明白，写作和阅读不仅仅意味着时刻质问和分析现实，它还要求我们作为读者和写作者去发自内心地思索，努力改变现实。所以，那些留在国内写作的人竭尽全力地让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从审查和威胁中开辟道路，而我们这些在国外写作、演讲的人也在努力，好让我们的想法——比如我今天在这里讲的话——能通过公开或者秘密的渠道传达给我们的同胞，尽可能地抵御强权的政治鼓吹。
我想，只要说出了这些内容，即便是对此所知甚少的听众也能清楚地意识到流亡对于当今的拉美文学意味着什么，来自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和萨尔瓦多的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至今流亡海外。你们在阅读这些国家的当代文学作品时，最好先想想自己手中的长篇小说或短篇故事的作者此时正在哪里生活，以及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继续写作的。如果你们觉得自己正在阅读的内容很不错，而且对我们的文学始终怀有兴趣的话，那么，你们作为读者的责任就是思考作家创作该作品时所面临的几乎总是消极的环境，作家每天都得与沮丧、漂泊、威胁和渺茫的当下与未来对抗。这样一来，你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今天想说的话：拉美文学得以继续发展壮大这一事实——不仅在那些利于它发展的国家，还有其他任何角落，在那里，仇恨和压迫的飓风驱逐了大批作家——可以有力地证明，拉美文学构成了我们当下最深刻的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最好的文学作品就是作者对那些邪恶势力的积极、有力的回应，那些势力想要镇压这种回应，使它们流亡他乡，或是把它们变成琐碎的消遣，以此掩盖在多个拉美国家里发生的事实。流亡文学并不是非得涵盖政治内容或以意识形态活动的方式呈现，这不是它的义务，也不是强制要求。如果一个负责任的作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那么他写下的一切都将是我们用以日夜艰苦奋战的武器。一首爱情诗歌，一则纯粹的幻想故事，它们都是美丽的证据，能证明没有任何独裁和压迫可以阻碍我们最好的作家与民族现实之间建立起深刻的联系；我们民族的现实需要美的事物，正如它需要真相与公平。
在为这些简单的思考作结之前，我还想强调一件事，希望它在我刚刚讲的这些内容里已经有所显现。我认为，很显然，如今在许多拉美国家，现实和文学之间始终存在的必然联系迫于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的人民开始深切意识到自己的根，开始关注我们的土地和自然环境的真实面貌，这如今发生在拉美国家的一切，就是对邪恶势力的公然抨击，而那些邪恶势力想要做的正是篡改、遏制和腐蚀我们更为真实的存在。在所有的情况下，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现实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最关键的都是通过想象、直觉和建立精神与情感联系的能力来抵达真相，在这个过程中，启示和端倪得以显现，并融入小说或诗歌之中。作家和读者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文学是一种历史因素，一种社会力量，而且，存在着一个伟大而美妙的悖论：越是具有文学性的文学作品——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就越是具有历史视野和社会影响力。因此，我很高兴你们对我们的文学感兴趣，为我们的文学着迷，愿意研究它，审视它，并享受它；我认为，这恰恰证明，虽然在我们这片大陆上的许多地区，文学的创作环境非常艰苦，但文学依然忠于自己的使命——传递美，也忠于自己的义务——展示美背后的真相。
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