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或许还记得我们第一第二次聊天的内容吧——也可能是第三第四次，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我给大家读了一篇有关克罗诺皮奥的文章，叫作《旅行》。这篇文章简直与现实如出一辙，因为我又得像克罗诺皮奥那样旅行了：我回法国的船昨天停在了奥克兰；今天就不在了，它昨晚开走了，但我必须乘坐那艘船，因为我和卡罗尔的行李都已经在船上了。我们昨天把它们送上了船，自己却留了下来，因为今天我得和你们道别。所以这节课不会上到四点钟：我们得连续不间断地上课，到了三点半你们就得大方地放我走，因为，就像詹姆斯·邦德的电影里演的那样，我们得从这里跳上一辆送我们去奥克兰机场的车，然后在机场跳上一架前往洛杉矶的飞机，有个朋友会在那里接我们，然后开车送我们坐上那艘已经恭候多时的船……克罗诺皮奥们就是这样旅行的，没错，就是这样的。很不幸，这件事牵扯到另一件很实际的事，你们原本应该在四点以前上交论文的。我不知道秘书处有没有通知你们得在三点半之前上交。我想应该没有人现在还在写论文吧，所以理论上来说，等到三点半我们准时互道“永别”的时候，我最好能手里提着小行李箱离开。
前几天，在上一堂课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告诉过大家，我不知道今天做点什么好，但无论如何，这都不会是一堂课。我觉得，这是朋友之间一次美妙的聚会，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们还是可以无拘无束地谈论一些我们可能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我承认，这几天我没有时间整理出一份大纲来，但我觉得没有关系。两三天前，我回忆了我们谈论过的所有内容，以及你们问过我的所有问题，我发现，有一个话题，虽然我们曾经粗浅地触及，但我们从来没有专门探讨过。在我看来，它提出了许多严肃的问题，在文学中，特别是在我们如今感兴趣的拉美文学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情色在文学中的处理。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主要出于历史性因素，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整体而言，我想告诉大家，你们在阅读古典文学的时候，很容易就能证实以下这个事实：在非基督教文学中——也就是基督教统治西方世界之前的文学，主要是古希腊文学、拉丁文学（或者说古罗马文学）——情色从来不是需要被谨慎对待的话题，无须在下笔之前反复斟酌字词用语。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看来，人类的情色活动和其他任何活动一样，处于同等地位，都是作为人类完整性的一部分；尽管有些细微的差异，但当时基本上没有任何限制，没有隐晦的表达方式，没有禁忌，没有公开的禁令。只要读读忒奥克里托斯或者阿那克里翁的作品，读读伟大的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读读他的《萨蒂利孔》，你们就会发现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是如何熟稔自如地对待情色这个话题的：他们自然而轻巧地处理这个话题，就像他们处理历史、神话、人类情感与智慧等话题那样。
基督教成为主导力量后，这个人文的时代便终结了，很显然，基督教——我在这里省略了很多内容——强制推行非基督教徒并不奉行的道德准则。在这种道德体系中，灵魂与身体、精神与肉体的概念都被赋予了道德价值。长久以来便形成了一种趋势，即与情色有关的一切，尽管不完全被纳入罪恶的范畴——虽然有时候一些教会的神父会如此认为——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个必须被极其谨慎处理的话题，不再可能像古希腊、古罗马人那样随意而无所顾忌地书写与它相关的内容。这种做法在整个中世纪靡然成风，甚至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至今：基督教——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如此，两者只有细微的差别——制定了一套道德准则体系，它迫使人们在创作与情色这一人类活动有关的内容时，只能隐晦地描写。
还有一些颇为可疑的道德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我一直都在反抗它们；这是非常虚伪的做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些拉美人都清楚得很——我们在口语表达中会非常随意、毫不掩饰地提及情色话题。我们和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会提到情色场景，但从来不会想到我们是在违反基本的道德法则；尽管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惯用词汇不同，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和朋友一起时，我们总会随心所欲地聊起情色话题。而写作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很多创作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的作家在描写情色场景的时候会有心理障碍，这种障碍源于过去，源于一种禁忌或禁令的概念；从本质上说，源于一种将其视为罪恶的观念。我们只需要想想——而且这件事没过去多久——D. H.劳伦斯出版他头几部小说时在英国发生的那些事就够了，就因为他在小说里毫无顾忌地使用了情色语言。《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之后，在英美两国被禁了好多年。就更别提在美国这儿曾发生的另一件事了：亨利·米勒写的《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彻底被禁；封禁这本书的那群人会和他们的朋友或亲人毫无顾忌与障碍地交流同样的话题，可到了作家手里，这却成了棘手而危险的领域。
在拉美，文学中的情色问题极富戏剧性，因为直到——我印象中是如此——一九五〇年，长短篇小说中的情色场景都是通过隐喻手法来描绘的，作家会使用非常明确的意象来毫不含糊地呈现自己正在讲述或描写的内容，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得不用一系列的意象或隐喻来掩饰原意。在一九五〇年以前，即便是在思想最自由、最能驾驭这类话题的作家作品中，我们还是能明显地发现，在写到情色段落的时候，作家会觉得别扭；虽然他们努力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克服描写或谈论某些事物的恐惧，但我们还是会发现，那些段落和书中其他部分有些不同：他们总是用一种稍显特殊的方式来处理情色场面，这充分地说明过往的禁忌和压抑依然有极大的分量。有趣的是，从一九五〇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积极的变化。
有些人可能对这个词存有疑问，我想说明一下：我在谈论文学中的情色时，指的绝不是色情。情色和色情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文学中，色情总是消极的、可鄙的，因为在书里、在书的场景中，它们意在营造色情氛围，好让读者兴奋起来，或是激发他们的某种情绪；与之相反，文学中的情色则意味着情色活动与人们的心理、智力和情感活动同样重要。在谈论文学中的情色元素时，我指的是一种与我们深切相关的东西，它与此时教室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所关联；而色情作品则总是以商业性为主导，偏向于引发肉体欲望，这与真正的情色没有任何关系。在我看来，这种区分非常重要，因为电影、戏剧、文学和绘画的审查官常常会把色情与情色弄混。许多年前，我曾经在我的国家见过一本被审查的裸体相册，它被归类为色情作品，但它与色情没有任何关系：里面都是极富美感的裸体照片，拍摄者想要传递的是这种美感，就像菲狄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列斯的裸体雕像一样，如果有人把这些雕像归入色情作品的范畴，那可真是够虚伪、够愚蠢的。然而，这样的作品常常在我们的国家被审查，在文学领域也是同样的情况：许多长篇和短篇小说被审查，被判定为色情作品，而它们只不过直白地描绘了情色场景，就像处理其他话题一样处理了情色这个话题。请允许我强调一下，在我看来，文学中的情色元素就和其他诸多元素一样，并无多大分别；它没什么特别之处，既不比别的元素高级，也不比它们低级。在长篇小说中，如果某个人物经历了一次情色场景，然后开始反思智力层面的问题，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场景比另一个场景特殊。我们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做这样的事：由于环境和动机不同，我们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在这些阶段里的某些特定时刻，情色场景变得重要了，而在其他时刻，生活中的其他场景——比如智力活动、学习、工作、旅行——则居于更重要的地位。
一九五〇年左右，拉美作家开始从这种禁忌和困境中解脱出来，这让我觉得非常高兴。在那些年最重要的作品中，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作者能够更加自如地处理情色描写，不再困难重重了。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胜利，我可以告诉大家，对我来说也是如此，而且现在依然如此，因为这一领域的相关规定和禁令已经存在了不知多少年，这导致作者无法直接书写某些场景，无法直接使用某些词汇，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觉得它们不该被写出来。我举个自己的例子吧，我在五六十年代写了《跳房子》，里面有不少情色场景，但没有一处是正面描绘。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写到这些场景的时候，我会感到思路受阻，心情忧虑，而且——我知道大家都很了解这本书——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使用了隐喻，一系列读者能够理解的意象，而在书里的非情色场景中，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使用那些意象的：在这种时刻，我的语言风格发生了改变，我意识到禁忌的存在，并且接受了它。这让我心烦，让我担忧，让我痛苦，但当时我无法摆脱那种困境。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经历相同的作家也都在努力为文学中这个被区别对待的话题正名。等到我写《曼努埃尔之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同样需要处理情色场面，因为它们是人物生活的一部分，在很多情况下都非常关键，因为它们决定了人物的行为：他们之间的私人情感关系甚至影响了他们的政治行为。我意识到自己又一次面临这个问题，决定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必须有直面误解的勇气。《曼努埃尔之书》里出现了一些情色场景，它们自然受到了那些“正直的公民”的强烈抨击，先是在我自己的国家，然后是在拉美其他国家，甚至某些译本也遭受批判。他们不愿接受情色场景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是人物生活的组成部分。我这么做，是为了达到两重目的：一方面，我设置这些场景是因为它们不得不出现，如果我回避它们，那么我就是个虚伪的写作者，我就否认了我无权否认的东西，因为它们是书中每一个人物的心智、精神状态和性欲的一部分；而我的第二层意图——这层意图我表达得很清楚——在《曼努埃尔之书》的几场对话中有所体现，这些对话再次涉及我们在这几次课堂中数次谈及的主题：在谈论民族解放问题时，语言和写作所面临的难题。我们不能继续使用过时的、腐朽的语言，它承受着禁忌的重负，而这一点恰好在情色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之所以写那些段落，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得不写，因为这是人物生活的一部分，而我的第二个目的是想让读者明白，他们也可以在各个维度摆脱思想的禁忌，不仅仅是在政治和历史层面，在最私密、最个人的层面也是如此，因为如果不摆脱那些禁忌，就不会出现拥有崭新面貌的人。
就算以下这些话会变成陈词滥调，我也要再重复一遍：如果变革不是从内向外开展的话，那么，它就可能会从外向内推进，而这样的结果将十分糟糕，因为思想陈腐的人领导的变革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他们只会继续推行过时而无力的语言、思想和表达模式。我相信我肯定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现在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一些拉美的短篇和长篇小说，它们的作者已经充分意识到，情色元素在故事中呈现的方式与它和前后发生的情节没有任何区别，那部分所叙述的情节和其他方面的情节同样正当合理、同样自然。
《最后一回合》里有一篇文章，我今天没法读，因为它很长，但大家或许会对这篇文章感兴趣，我也希望大家能对它感兴趣，因为不管是对于你们当中那些将要从事写作的人来说（我希望人数能多一些，不过我已经知道有很多人想要写作了；我自有我独特的方法知道），还是对于那些要从事其他行业的人来说，我都觉得这是我们目前为止讲过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因为它与左右翼政治势力的假正经、虚伪和迂腐密切相关，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都一样，因为他们真的没什么区别。由于传统原因，右翼势力一般都很虚伪，装模作样。他们认可传统，因为如果不认可的话，他们算哪门子右翼呢，但是，既不接受传统也不批判传统的左翼势力同样如此，不管是在生活还是写作中，他们也会像清教徒那样虚伪地认同与性欲和情色有关的禁忌。
现在我们集中关注写作层面吧，这是我想重点批判的领域，因为如果对右翼有偏见的话，是做不出什么了不起的事的，但如果批判左派的话，是可以做成大事的，因为左翼人士完全具备反思的能力，他们能够意识到，当他们批判或丑化被他们误认为是淫秽色情读物的作品时，他们持有的实际上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右的、完全反动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们有机会能读一读《最后一回合》里这篇文章的全文——文章很长——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今天讲的零零碎碎的内容。这篇文章叫作《／她会开门出去玩游戏》。（这个标题源自阿根廷孩子们唱的一首童谣，这首童谣和我们所有的童谣一样，都是从西班牙传来的，它是这么唱的：“米布丁，我想和这个地方的姑娘结婚，她会缝衣服，会绣花，会开门出去玩游戏。”当然了，阿根廷的孩子们很调皮，他们总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最后两句，但他们的妈妈并不会怀疑这种事。）这篇文章叫作《／她会开门出去玩游戏》，因为这是一个邀请，邀请读者参与伟大的文学游戏，而大门敞开。我给大家读一小段，好让你们能有一个更具体的概念：
殖民、贫困和独裁统治也会损伤我们的审美；如果一个民族连政治主权都无法获得，那么，他们试图主宰情色语言的想法就好比青少年在午睡时间用闲下来的一只手翻看《花花公子》杂志时产生的幻想。然后便是一个有关卫生的问题……
没错，我给大家读的是情色内容。
……一个有关卫生的问题：如果文学能够传达任何一种体验，甚至是最难描述的体验，而且不会在我们的文明城市被时刻警觉、紧跟良好风尚的市政当局抓住把柄，那我们所称的情色语言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那是一种幸运的、皆大欢喜的替代。这难道不比赤裸裸地展示各种事物更有力量吗？答案是：别虚伪了，这完全是两码事。比如说，这本书里有一些短语，比如“你最深处的皮肤”和“岛上的海难”，想要诗意地转述特定的情色场景，或许它们做到了；但是在非自觉的叙事语境中，也就是在非诗意的语境里，为什么只有情色场景非得戴上意象和拐弯抹角的面具呢？或者，让我换个说法，为什么只有它陷入了锁眼般的现实主义当中呢？人们没法想象像塞利纳那样的人……
我指的是法国长篇小说家费迪南·塞利纳，他是情色文学大师。
……人们没法想象像塞利纳那样的人会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讲述一段繁杂的过程或一场厨房里的性爱，对于他和亨利·米勒来说，禁（区）是不存在的……
“区”这个词中间加了括号，也就是说被禁止的“区域”是“性爱”[1]……
……我们欠发达的国情……
现在我讲的是拉丁美洲的情况。
……我们欠发达的国情让我们被迫接受最严苛的禁令，写作停滞不前，而我们说话时却并没有想过要负责任，每个经常参加西班牙或阿根廷的聚会的人在酒过三巡后都会对此深有感触。长久以来，拉丁美洲一直在探寻自己的道路：莱萨马·利马、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以及另外两三名作家，他们已经开始披荆斩棘、开拓新路。现在，一些年轻作家，尤其是一些不入流的作家（天赋另论），正试图夺走语言的贞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在猥亵之前勒死语言，作为一种情色行为，这是非常粗鄙的；文学恐怖主义[2]没有在这一领域产生任何效果，只带来了一阵痉挛，激发了读者的淫虐之心。古巴、哥伦比亚和拉普拉塔河流域的作家的大多数尝试只创造出了许多——恕我冒昧——粗俗的作品。
你们看到了，这篇文章相当强硬，充满了讽刺色彩，是我在大约十年前写下的。我很高兴，如今情色语言在拉丁美洲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现在，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令人惊叹：在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哥伦比亚，许许多多出色的女性小说家——她们可能不太有名，但这不重要——已经在创作第四部，甚至第五部作品了。她们在书中描写的情色场面文笔优雅，富有美感，同时写法坦率真诚、毫不虚伪，这是以往的文学并不具备的特质，我对此钦佩极了。男性作家也在沿着这条五十年代开辟的道路前行，我认为，我们正在摆脱情色领域的禁忌和许多虚伪的做法。
我想向大家提个请求，你们在阅读我们这些拉美人写的作品时得记住这一点，在读到小说中的某些场景时，不要轻易被激怒，觉得受到冒犯；相反，你们得试着分析这些场景与书中的其他内容是否同样合理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就是本色情小说，但如果它们组成了书中的关键部分，如果它们和其他内容一样重要，一样必不可少的话，那么，这就是正当合理的情色内容，而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要继续走的道路。
好了，我觉得松了口气，因为前几天，我发现我们在课上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如果我没有这么做的话，我会觉得自己很虚伪；如果我过后才想起来的话，我会因此而自责的。
好几个学生提议我讲一些话题；我没有时间了，但大家可能会对其中一个话题感兴趣：有人问我——确切地说，是要求我——能不能谈一谈拉美文学和民俗音乐之间的关系。民俗音乐自然也是文学，因为它们大多数都是被演唱的音乐，也就是说，音乐中包含着歌词，包含着诗歌，它们有好有坏，也有平庸之作，但它们都具有文学的特质。我很重视民俗音乐，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话题，不仅对于美国的同学是如此，对于来自多个拉美国家、和我一同出现在这里的同学也是如此，因为在任何一种文学研究当中，民俗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要当心那些民俗专家，因为他们是很可怕的生物。当然，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因为他们当中一些人倾尽一生研究阿根廷桑巴音乐或是墨西哥科里多音乐的发展历程，他们藏书极多，博学多识。但是，在这些民俗专家身上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当他们展示和传播民俗音乐的时候，他们缺少了谦卑的吉他手或不识字的歌手所拥有的东西，这些人家里并没有任何图书馆的借书卡，但他们却可以直接传达民俗音乐的力量。有时人们倾向于认为民俗音乐是民族的某种产物，于是把它和民族分开，剖析它，崇拜它；这是另一种危险的做法。我认识一位阿根廷的民俗专家，他冷漠地认为，巴瓜拉——也就是阿根廷北部的一种音乐——胜过贝多芬所有的四重奏。要是你听到这种荒唐的话，那就真的没必要继续谈论下去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件关于博尔赫斯的轶事：有一天，一名土著学家——也就是深入研究土著问题的民俗学家——对博尔赫斯说，必须抵制西班牙语，因为这是殖民者和征服者的语言，必须重新使用土著人的语言。于是，博尔赫斯对他说：“很好，但您已经写了三本书了；您不该写下来的，您应该用奇普结绳记事才对。”（印加人只会结绳记事。）虽然博尔赫斯的回答很坏心眼，但他明确地回应了那个土著学家，对方的价值观念完全是乱套的。
我认为，拉美的民俗音乐——北美的情况也是如此——就是我们的民族传播某种文化的方式，这种文化几乎没法以小说的形式传播。这并不意味着民俗音乐更重要或是更不重要，它只是一个不同的领域而已：民俗音乐传递了作家并不总能捕捉到的东西。有好几回，与某个外省来的人面对面交谈时，我会长久地思考他们省的音乐，想起巴瓜拉、恰卡雷拉、桑巴或是马兰博，因为正是通过这些民俗音乐，我感受到了那个民族的深层搏动：在这个层面上，它是一种与诗歌、小说拥有同等丰富价值的语言。
但是，民俗音乐不止于此。最近几年——可能一直如此，但最近几年尤为明显——民俗音乐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政治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俗音乐能在不丧失内在特性的前提下，向民众传达某种信息，那是连最精雕细琢、或者说最高雅的文学作品都不一定能传达的信息。或许你们听过阿塔瓦尔帕·尤潘基的歌曲，他是来自阿根廷萨尔塔省的歌手，唱出了萨尔塔印第安人的心声。他在歌词中提到了社会反抗、印第安人遭受雇主压迫后意识到的不公正，这些内容被编写成美丽的歌词，他还谱写并演唱了同样优美的音乐。他不是个例，许多阿根廷音乐家都在创作带有意识形态内容的民俗音乐：这是厌倦了无尽不公的民族的心声，人民通过音乐肆意尽情地唱出自己的歌声。
在美国这里，诞生于南部的蓝调音乐已经成了常谈的话题。只要听听许多蓝调歌曲的歌词就知道，它们不停地歌唱愤懑之情，歌词中包含着对压迫的反抗，这类内容显然在奴隶制时代最为盛行，后来则停留在经济层面。蓝调是美国的民俗反抗音乐——但现在我认为可能并不是了，不过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在拉美，每个国家都有表达政治诉求的民俗音乐。我不是墨西哥科里多音乐的专家（我知道在这个教室里有很多人非常了解科里多音乐），但是我听过的足以能让我感受到，墨西哥人民在其中述说他们经历过、体验过的故事，还有他们的抱负、沮丧、失望和期许。因此，民俗音乐是文学的源泉，因为它给我们这些作家提供了既有艺术性又有话题性的素材，让我们可以倾听人民内心深处的声音。
现在，我想把时间留给大家，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问我。我本来想给大家读一篇文章，让大家开心一下，但我们可以把它留到最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问题。
学生：你为什么不……？
又是你的问题，我已经认识你了。说吧。
学生：你为什么不谈谈赫伯托·帕迪亚[3]呢？你还记得在第一堂课上曾经提到过他吗？我觉得会很有趣的。
我外婆说过，只要运气好，永远都不晚。是的，没错，你已经跟我提过了，对。我不会说太多，因为还有更有意思的事可以谈……
学生：抱歉，我打断一下，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你写了一首精彩的诗歌回应古巴政府，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你提到了政治批判等等。
是的，小伙子，但是我手头没有这首诗……
学生：你不会背这首诗吗？
不会，我哪儿会啊！我连自己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这是真的，千真万确……我只能告诉你：今天，我们谈论“帕迪亚事件”，就好比有人站起来，极其忧虑地向我打探圣女贞德的消息：“那个被关进鲁昂监狱的姑娘怎么样了？她会不会被烧死啊？”没错，这件事已经彻底结束了，它很悲哀，因为它发生在古巴政府内部极其紧张的时期，后来政治学家把这种情形归结于宗派主义。这种说法是准确的：很显然，当时宗派主义盛行，人们互相猜忌，面对时刻威胁古巴革命的外部封锁，国内局势极其紧张。猪湾事件过去没多久，国内情绪使这种形势进一步加剧。
赫伯托·帕迪亚犯了一些错误，我觉得古巴政府也是如此：他使用了各种必要的手段让古巴政府认为他是个叛乱分子，而当时的古巴政府根本无法容许这种情况发生；古巴政府则使用了各种必要的手段把他变成殉道者，但当时完全没有把他关起来的必要。他被关了一个月，出来以后被迫做了自我检讨，这是件荒唐的事，因为这种自我检讨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了非常痛苦的回忆，自我检讨连“自我”都没有了，谈何“检讨”：远远拿枪指着你进行的自我检讨根本就不是自我检讨。这一切都是时任政府的愚蠢行径，最后，该结束的都结束了：赫伯托·帕迪亚重获自由，恢复工作，人们也不再谈论他的事了。奇特的是，每次我去古巴——分别在这事发生的两年、四年和六年后——我都会意识到“帕迪亚事件”已经完全结束了，但在我生活的欧洲，所有人都问我同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在问我圣女贞德的事。好了，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全部，我还想说一句，我敢肯定引发“帕迪亚事件”的内部条件在古巴已经不复存在，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了。这听起来像是一句预言，而我不是预言家，但约翰·济慈曾经说过：“你得先说出预言，然后让预言自己实现。”
学生：我接下来想提出的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我的一个观点，与你周一的讲座有关。文学评论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你提到过，鉴于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拉美作家往往面临着艰难的困境；文学评论也面临着同样的，甚至更棘手的情况：一些中心城市的图书馆、研究院和学校几乎完全没有专业的研究期刊。这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我们的经济和文化都依赖于美国，这对文学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呢？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的确有很多文学评论，但它们都是生硬机械的评论：大多出自文献学家之手，或是从事文献学工作、阅读最新文学评论的人，而这些文学评论常常也没什么意思。美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写文学论文，而这些论文通常不会触及你提到的那些问题，你觉得这类论文对文学创作能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或许你的问题能合并成一个，也就是说：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能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以及为什么美国能开展文学评论活动而我们的国家就不行。这个问题不仅很好，而且很重要，很关键。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在短时间内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告诉你，依据我的直觉，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这样的：首先，在拉丁美洲，我们的文学评论相当匮乏。我不知道你是否认同这第一点：我们缺少文学评论家。拉丁美洲有过一些评论大师，而现在，在各个国家或海外，自然也有一些非常有才能的人在从事评论工作，但是与拉美总数巨大的文学输出相比，他们的人数微乎其微。不管是长篇小说、诗歌，还是短篇小说，一个评论家连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没法应付。拉丁美洲的作家创作和出版了大量作品，我们需要的是评论的平台、杂志、能刊登大篇幅评论文章的报纸，而我们现在有的却是泛泛而谈的介绍文章；也就是说，一名偶尔以评论家自居的人只会说他读了苏珊娜·费尔南德斯小姐的长篇小说，这本小说讲述了什么样的探险故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写得很好，然后句号，没了——完全没有任何深度的评论。这是小说的介绍，它很有用，因为如果读者读到了它，对文章介绍的书籍感兴趣，是会去买书的，但它距离真正的文学评论还很远，在电影和音乐领域也是同样的情况。
我所理解的评论家是一个能够深度分析文学作品的人，他能够分解它、剖析它，而同时又不会扼杀它，这非常难，因为实际上，虽然我们都反对活体解剖，但唯一容许这么做的领域就是文学评论；我们甚至必须努力做到这一点，因为真正的文学评论家必须要在作品保持活力的情况下剖析作品，而不能像大多数介绍性文章那样死气沉沉地分析、扼杀它们。
这给拉丁美洲带来了双重障碍：首先，读者的消息不灵通；读者常常被自己的直觉牵着走，或是从朋友那里才能得到消息，他们不像法国读者或者英国读者那样能接收到关于文学批评的信息。我相信在美国也是如此，这里有那么多文学评论的期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同样严重，就是作家在继续创作的时候常常得不到真正好评论家的评价。只有当他变得很有名之后——对，这下才有！——评论才会像砖块那样砸向他：所有的评论家都开始写评论，还会撰写论文、著书，在我看来，他们实在是写得太多了。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比关于拉美最知名的作家们有趣得多、更值得写的话题，但那些不是很有名的作家还是连一条评论都得不到，许多年来，他们要么听不到任何一位评论家的鼓励，要么没有任何一个会指出他们的缺陷，而这本该也是一种鼓励，因为如果这位作家有能力的话，他肯定能克服缺陷。
关于美国现今的情况，我真的不是很清楚，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我不知道这里的评论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学生：据我了解，美国会花费数百万美元来培养一个西班牙语博士。与此同时，这里也有许多母语是西班牙语的人，但他们并不打算花费哪怕一丁点心思来保护这门语言，这是很矛盾的事，所以出现了一些“文学技工”。你刚刚谈到的那些内容非常重要，因为没有评论家、没有有分量的人也没有相关的理论提出过你说的那几个观点。我觉得你说的话对我们来说有如醍醐灌顶。
好的，很感谢你告诉我这些。除了我来这里的教学任务之外，我希望系里能多多提供让大家与作家直接接触的机会，我也不想故作谦虚，我真的认为作家可以传递自己的个人经验，建立起一种充满活力的直觉性联系，通过评论那种间接的方式是没法达到这种效果的。最博学、最专业的评论能够提供非常精彩、出色、珍贵的信息，但它肯定缺少了这种更直接、更亲密的联系。但愿如此吧。好了，很感谢你告诉我这些话，我也认为你说的是对的。
学生：我也想跟您分享一个观点。这里的每个人都会祝贺您在某些具体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我也不例外，我要祝贺您诚恳坦率地攻击了社会现实主义。关于这一点我想请您再重申、确认一下您的观点：您如何看待那场针对社会现实主义的攻击呢？
具体是指古巴的例子吗？
学生：不，您已经说过古巴的主要情况了。应该还有很多可以说的吧……
我不太关注苏联文学，近年来，我只读过一些我觉得很出色的作品；当然了，我读的都是译本。我不是很关注它，所以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根据比我稍稍更了解苏联文学的朋友的观点，即使是在社会现实主义流派诞生的地方，这个文学流派就算没有被人遗忘，也变成了越来越次要的文学活动。最近几年——我只是重述别人的观点——苏联的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中的想象色彩比斯大林时代要浓厚得多，在那个时代，社会现实主义是政府倡导的文学主流。如果连苏联的情况都是如此，那么你也可以想象在没有直接受到苏联影响，或完全不受苏联影响的国家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认为，目前在拉美并没有可以被归为社会现实主义的作品，只有一些天真质朴的书籍，不过它们自有迷人之处：我常常收到来自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或者阿根廷的年轻作家寄来的书，这些男孩女孩们直面本国的民族解放问题与民族斗争现状，写下充满美好意图的书，他们在书中讲述自己做好意识形态准备的日常经历，讲述在工作中或是在其他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他们写书几乎像是在给家人写信——他们只是传达信息，讲述事实，这让作品带有一种灰色的基调，但并不具有社会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这种风格几乎从来没有盛行过，就像缺少酵母的面包一样，那是一团完全被压扁的面团，平庸乏味。
这对拉美来说并不是危险，完全相反：我们得小心想象力的过度使用，否则我们会全然陷入另一个极端。阿莱霍·卡彭铁尔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他认为整个拉丁美洲都是巴洛克式的，有价值的拉美文学也是巴洛克式的。巴洛克是一种浮夸的艺术风格，你们肯定了解绘画、雕刻，尤其是音乐领域的巴洛克风格，充满螺旋形和夸张的线条，它是一种畏惧空虚的艺术，一旦出现空虚，它马上就会用繁复的修饰来填补。巴洛克雕塑和音乐就是这样的，它们侵占、填满空虚。在拉美，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常常堆砌辞藻，我们写作时依然常常使用俗气花哨的修辞。但这样至少能抵御社会现实主义的入侵，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我会坚持选择巴洛克。
学生：我有一个比较琐碎的问题。作为阿根廷人，您的个头相当高，我想知道您的祖先来自哪里。
没想到在这最后一天，我没和你们待在这里，反倒是去了医务室，而医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测量你的身高，询问你的体重。好吧，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没错：在我的家族里，高个子占了很大的比例；我没见过我爷爷，但是我知道他个头很高，我见过我父亲——他离家出走的时候我六岁——他比我稍微矮一点，但有一米八五左右，很高，很帅。所以，遗传的东西偷也偷不走。
学生：您的祖先会不会是英国人，英国人一般比较高。
英国人？但我没有任何英国人的基因！我的祖先……（好吧，我们在浪费时间，但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今天要找点乐子；我们不应该太严肃。）和所有的阿根廷人一样，我身上混杂了各种种族的基因，原因我们在课上已经说过了，对吧？墨西哥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阿兹特克人那里来的。秘鲁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印加人那里来的。阿根廷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船上来的。
在我们驶来的船上，最多的是西班牙人，其次是意大利人，还有很多德国人、法国人、乌克兰人、波兰人、英国人、叙利亚－黎巴嫩人、土耳其人、希腊人……各国移民随之繁衍了好几代。我父亲那边的祖先是巴斯克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据我所知，我父亲那一支的血统在可追溯的范围内非常纯正（虽然并不存在完全纯正的血统）；我母亲那边的祖先有法国人和德国人，但没有英国人。
学生：我是巴西人，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巴西文学的。
您刚刚提的这个问题让我感到非常愧疚，我很高兴您提了这个问题。我想向这里所有的巴西同学道歉，因为我在讲拉丁美洲的时候，虽然我或许偶然提到过巴西，但从来没有直接谈论过巴西文学。我明白巴西人常常抱怨——但他们抱怨的时候总是表现得善良大方，这就让我觉得更过意不去——我们这些说西班牙语的拉美国家仅仅出于语言原因，就在文化议题上忽略他们。大体上确实如此：我们这些阿根廷人、乌拉圭人、哥伦比亚人不讲葡萄牙语，更不会阅读葡萄牙语的书籍；这造成了非常糟糕的语言隔阂，隔开了两种文化、两种文明。
与此同时，每次我去巴西的时候——我去了好几次，我在巴西有很多朋友——都会发现，巴西人对待我们要比我们对待他们更加慷慨大方，因为每个巴西的大学生——更别说作家、音乐家和评论家了——都能流畅地阅读西班牙语作品；他们读的都是西班牙语原文，虽然他们翻译了很多西语书，但他们不需要译文就能读懂：我记得我有六本书被译成葡萄牙语，在巴西出版了，而且我有很多巴西朋友读过我的西语作品，或是阿斯图里亚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西语作品，他们都能读懂，而且阅读体验相当愉快。但我们并没有回报这种慷慨，在做文学分析的时候也没有充分地讲解巴西文学。巴西当然是拉美的一部分，巴西人民的斗争也是我们民族的斗争，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尤其是在最近十五年里。
这是一份自我检讨，一次致歉，但是我也希望您明白，在政治层面，当我们在为饱受独裁政权压迫的拉美人民不懈斗争时，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巴西的状况。在我曾经担任陪审员的罗素法庭上，我们密切关注着巴西的情况，就像我们关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那样。请原谅我们，原谅拉美人。
学生：胡里奥，虽然我能料到你的答案，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具体地谈一谈：如果美国军队入侵萨尔瓦多或者尼加拉瓜，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立场呢？看起来这很快就会发生……
你放心，我是不会捧着鲜花等候他们的，当然了，其他的你也能猜到。我认为，不管情况如何，不管萨尔瓦多或者其他国家的形势有多严峻，美国对任何拉美国家的武装干涉绝对是并且完全是不正当的。过去曾有一段时间，西奥多·罗斯福先生把他的海军陆战队派往各地，美国厚颜无耻地武装干涉拉美国家的内政，甚至连说得过去的借口都懒得编，在我们看来，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美国出于任何原因想要重蹈覆辙，那么，我认为我现在就知道拉美人民会给出什么样的回应，更重要的是，全世界人民会给出什么样的回应：这将远远超出拉美的范畴。
好了，就问这么多吧。
学生：按照你给自己的作品划分的三种类别——美学、形而上学和历史——你会把我手上这本卡洛斯·富恩特斯写的Nuestra tierra，《我们的土地》，归为哪一类呢？
是Terra Nostra[4]……
学生：抱歉，是Terra Nostra。您会怎么给这本书分类呢？
首先，我觉得按照我的作品分类来给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作品分类是错误的做法……
学生：对，对，对；我明白这一点……
好吧，要是你问我会如何评价富恩特斯这本书的话，我会好好想一想，然后先告诉你——你们当中读过这本书的人应该知道——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广博至极，作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历史重构工作。这是一部篇幅极长的小说，虚构、现实和历史相互交织，一方面讲述了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另一方面讲述了刚被科尔特斯征服的墨西哥。这部小说在展现新世界的自然风光的同时，还揭露了旧世界的衰败和腐化，就好比在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里久久不能咽气的菲利普二世一样。这一切都可称为大师手笔，如果我必须要给这本书分个类的话，我会说，它可以归为阿莱霍·卡彭铁尔所说的巴洛克风格：这是本描绘繁复、辞藻华丽的书。
书中有几个部分的主题是西班牙的异教，各种异教都在小说设定的时代背景中出现——多亏了富恩特斯，我才知道原来有大约五十二种异教组织，我本以为只有两三种——原来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发现了一大堆想要推翻他们的异教团体。作者用非常生动的方式讲述了这段历史，而不仅仅是一板一眼地罗列事实。他还伴随人物的脚步，用同样生动的方式讲述了墨西哥热带雨林的美丽风光和当地人的生活。这是一部伟大的巴洛克式小说。
学生：那路易斯·布努埃尔呢？您完全没有提过布努埃尔。
是这样的，我没提到的人名就和奥克兰电话簿里的人名一样多。当然了，布努埃尔……我看到最近这几天学校里会放《黄金时代》。
学生：今天晚上会放。
今天晚上？要是我今晚能留在这里就好了，因为这部电影我能再看个十回、二十回。这是我观看次数最多的电影，因为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几部影片之一。它是布努埃尔的第一部代表作，后来他还拍摄了另外几部经典之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黄金时代》是《一条安达鲁狗》之后的作品。《一条安达鲁狗》是他和萨尔瓦多·达利合作的作品，一部很短的电影，灵感源自超现实主义，是一部非常出众的电影，因为其中的隐喻和意象有着极为震撼人心的冲击力和挑逗性。《黄金时代》要更成熟一些，但同样具有挑逗性，有些画面很难理解。我问过布努埃尔：“你那个场景到底在表达什么啊？”布努埃尔会盯着我，然后说：“呃……”这和莱萨马·利马的情况有点像，我让莱萨马给我解释他的某个隐喻时，他也会说：“呃，我想表达的就是你理解的意思。”然后我们就没法再聊这个话题了。
电影的问题在于，由于技术原因，它们很容易过时。《黄金时代》应该是一九二〇年左右的作品吧，不知道你是不是布努埃尔的影迷……
学生：是三〇年的作品。
不会吧！三〇年挺晚的了！是三〇年吗，真的啊？啊，好吧。就算是这样，你们想想看，现在是一九八〇年：胶片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从技术角度看，这部电影已经过时了，但它是一部如此充满创造力的作品……我认为它孕育了当时最先锋、最具实验性的电影。在我看来，在二三十年代的电影界，有两位伟大的创造者，他们影响了后来所有的艺术和文学流派，他们是苏联的谢尔盖·爱森斯坦和西班牙的路易斯·布努埃尔；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或者说，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他们是伟大的电影创造者，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电影都只是循规蹈矩，毫无新意。
您已经问过我身高的问题了，现在……
学生：我想问为什么大部分拉美流亡作家都去了欧洲，而不是去往其他的拉美国家。是因为欧洲更舒适吗，还是有别的原因呢？这有点像以前去欧洲接受更好教育的精英阶层，对吧？后来他们很喜欢待在欧洲，于是就留了下来。
根据我最近几年了解到的情况，流亡的人是没有时间考虑教育问题的：他们之所以选择流亡，是因为本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给他们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他们想找到一个避难所。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大量的乌拉圭人、阿根廷人和智利人都会选择（他们一直并且仍然在为此努力）去西班牙，原因显而易见，无非是语言相通。他们最想去的欧洲国家是西班牙，而不是法国或者瑞典，而拉美的避难国很少，实际上只有两个可以避难的国家，也就是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其他国家的名额很少，要么是因为一些国家没有接收更多流亡者的许可，要么是因为一些国家的政府对流亡者的到来不那么情愿。所以——就像我在前几天晚上的演讲里提到的那位英国诗人那样——极少有流亡者可以成为自己灵魂的舵手，也就是说，很少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们在还能够逃走的时候便全力以赴地跳上某架飞机，或是某艘船，因为有时他们连逃跑的时间都没有。
说到时间，现在正好是三点二十分，我和你们说过，我三点半就得走，但是我不想……
学生：科塔萨尔先生……
您问吧。我本来也不打算马上就走，我还想和大家再聊一会儿……
学生：主要是您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的问题是，在《跳房子》和您的一些短篇小说里，您常常提到杰利·罗尔·莫顿、厄尔·海因斯、贝西·史密斯……您还喜欢听那个时代的爵士乐吗？
哎呀，我当然喜欢了。好吧，这位朋友提到了几位传统爵士音乐家的名字。你们还记得我在某一天给大家读的《某个卢卡斯》里的那个章节吗？我在里面特别提到了厄尔·海因斯。在我看来，他是最伟大的黑人爵士钢琴家之一，他现在将近八十岁了，所以说，我指的是一些很久以前的老音乐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故去，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贝西·史密斯。对我来说，那个时代的爵士乐——也就是初期的爵士乐——是最熟悉亲切的。我会钦佩现代爵士音乐家出色的审美、即兴的才能和高超的技巧，尤其是从查理·帕克开始——他是开山鼻祖——然后是约翰·克特兰，再到埃里克·杜菲，之后的名单就长了，但留在我的心里的——我在说“我的心”时，指的是听音乐时心中涌出的情感——都是您刚才提到的老一辈的音乐家。像贝西·史密斯那样的蓝调歌手（正说到蓝调的时候，灯光就暗下来了，这样挺好的！嘿！），像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厄尔·海因斯那样的音乐家，那群卓越的音乐家幸运地把他们的艺术留给了世人，这多亏了一位名叫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的先生。前几天晚上，我在某个电视频道上看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片子拍得很糟糕，因为制作者没有意识到爱迪生是一个怎样的天才：爱迪生发明了唱片，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奇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这么认为，但多亏了唱片，已故艺术家的声音和音乐才能被保存下来。多亏了唱片，我们才能在触手可及的拉斯普丁唱片店里找到那些已故演绎者的爵士乐曲，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离世很多年了。
没错，爵士依然是我非常喜爱的音乐；在我看来，探戈也是非常美妙的音乐。
好了，现在我得告诉大家我刚才想说的话：我没觉得自己快要走了；我感觉下周四我们还会再见。不知怎的，我觉得会是这样的，因为我将会和你们当中的许多人相互写信，我知道，你们在创作，或是有创作欲望的时候，肯定会给我写信，把你们的作品寄给我。那些已经开始写作的人——我已经读了几篇非常动人的作品——我希望你们在未来的写作生涯里继续和我保持联系。
至于我呢，我会给大家寄去回信的，由于时间有限，我唯一能写的回信就是我的书，所以，请你们收下我出版的每一本新书吧，就当那是我写给你们每个人的信。我想告诉大家，我深深地感谢你们，因为你们专注地、持之以恒地听完了我给大家讲的所有内容，我觉得这已经不再算是一堂课了，而是一场对话，一种联结。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了。我很爱你们，谢谢你们。现在，我真的得走了。
[1]科塔萨尔在这里玩了文字游戏，他把禁区写作“co(i)to vedados”。在这里，“区域”（coto）这个词和“性爱”（coito）只相差了一个字母i。
[2]文学恐怖主义为战后西班牙文坛风行一时的流派，其特点为从存在主义出发，选择日常生活最可怕、诡谲、悲苦的方面加以反映，试图以暴力粗鄙的描写达到一种震慑惊吓的效果。
[3]埃韦尔托·帕迪亚（Heberto Padilla, 1932—2000），古巴诗人，1971年因批评政府入狱，最终被释放。此次事件后来被称作“帕迪亚事件”。
[4]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土地》的标题使用的是拉丁语Terra Nostra，而学生说的Nuestra tierra是西班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