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段更幸福，也更单纯的时期，它既遥不可溯，又触手可及，就像在我们短暂的拉美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那样，在那段日子里，诗人和小说家走上讲台，只谈文学：没人期望他们谈论别的东西，连他们自己也这么想，只有极少数的作家例外。与此同时，当时的历史学家同样专攻自己的领域，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如此。今天所谓的交叉科学——也就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启发——在当时并不存在，出于权宜与便利的考量，那时的知识界分工很明确。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那个阶段称为人文时期，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渐至尾声，它被日渐严峻、愈发紧迫的混乱和失调的现况搅乱；从那个时候开始，只有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同时又极其虚伪之人才会坚持自己的阵地，死守自己的地位和专长。大约在五十年代，这些发生在知识界的惊天动地的变化愈发明确地显现在拉美文学的叙事中。这些变化引人瞩目，作家们不仅更新了作品的形式或风格，甚至还明确了自己在地缘政治上的立场；那些年里，许多拉美作家就像柯勒律治笔下的老水手那样，在觉醒之后变得“更智慧、更忧伤”，这种觉醒召唤他们直接而有意识地对抗拉美各国超越文学之外的现实。
在那十年里，许多作家都是如此，纷纷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两位伟大的诗人——塞萨尔·巴列霍和巴勃罗·聂鲁达——在他们的作品中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当我们分析他们不同的作品时，便能明显察觉他们内在的飞跃：从巴列霍的《黑色的使者》到《特里尔塞》和《人类的诗》，从聂鲁达的《大地上的居所》到《漫歌》。在小说领域，这种新的创作维度已经在马里亚诺·阿苏埃拉、西罗·阿莱格里亚、豪尔赫·伊卡萨等作家的作品里有所体现，小说逐渐变成探索拉美现实的美学手段，以一种直觉性的、有所助益的方式追寻我们的根和深层的身份认同。从那时起，就没有任何一位小说家——只要他不是书呆子——走上讲台以后，会像大多法国或者美国作家今天仍能做到的那样，只谈论与文学有关的话题了。当然了，由于显而易见且必不可少的原因，在大学课堂上，专谈文学依旧相对可行（虽然在大学里，各个学科领域也像被打碎了的镜子那样分崩离析），但热爱拉美文学的读者和听众已经无法再接受文学和现实的割裂了，因为他们意识到，文学是定义自我、重获自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屡次被掩盖、被伪装的拉美本质的重要部分。
我知道，在这里，我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听众，就像我在拉美国家的众多礼堂里所面对的那样；因此，我今天告诉大家的一切都源自一位作家的痛苦、烦恼，以及希望。他的创作基于一种超越文学本身的语境，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那么他的作品——让我们引用一下那句著名的诗句——“就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1]。
在拉丁美洲，不论是意识清醒的读者还是作家，他们都感觉到了现实无情的入侵，我几乎不需要指明这种入侵显而易见的表现。此时此刻，在这里，阅读和书写文学作品印证了历史与地缘政治的确切存在，因为阅读和写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实现的；它们见证了无数作家与读者的悲惨流亡；目睹了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科学家几乎全部的重要成果不得不离散在外的困境。我们经历着日常生活中的悖论：我们相当一部分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斯德哥尔摩、米兰、柏林和纽约诞生的；而在拉美的避难国，比如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人们几乎每天都能见到许多作品在当地出版，但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书本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地亚哥或亚松森寄来。一整个保障知识安全的体系和基准坍塌了，它被难以预料和掌控的随机游戏取代了。几乎没有人能主宰自己流亡的命运，也无法挑选最适宜继续工作、生活的庇护所。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文学作品的内容和视角都开始聚焦于作者的写作环境；过去，这是一种选择，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常常如此，而现在，它却变成一项必要的责任。眼下，所有这些新元素都愈发势不可挡，每个试图看清自己职业前景的作家都会铭记并重视它们；我们必须谈论与写作背景有关的一切，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在真正地谈论我们当下的现实和文学。
显然，在流亡发生前后，残忍的政权镇压粉碎了我国和其他许多拉美国家的自由和尊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宣布，如果皮诺切特不下台，他就不会再发表任何文学作品——幸好他已经开始改变主意了，因为正是为了要让皮诺切特下台，我们才必须继续书写、继续阅读文学作品，而此时此刻，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恰恰是那些加入到各种精神、道德和政治运动中去的文学，它们同黑暗势力作战，那黑暗势力想让阿里曼再次击败奥姆兹德，实现最高统治[2]。当我在谈论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时，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因为我绝对不会偏心承诺文学，的确，在合宜的语境中，“承诺”这个词很准确，也很美好，但它常常包含了很多误解和模棱两可的概念，就和“民主”这个词一样，甚至很多时候，“革命”这个词也是如此。我指的是切合当下的文学作品，一种极富张力和迫切性、富有实验性、大胆且充满冒险精神的文学，而与此同时，书写这类文学的作家也有很强的民族责任感，为自己的民族做出了许多个人努力，他们参与到这场全面而激烈的拉美鏖战之中。我当然知道，在实用主义主导的那些领域中，知识分子的真挚承诺常常不被看好。对这些领域来说，文学就是社会政治的传播工具，充其量只是一种政治宣传的手段。我在写《曼努埃尔之书》的时候，不得不忍受过的最糟糕、最痛苦的攻击，就来自我的战友，在他们看来，用文学手段揭露阿根廷拉努塞将军的血腥政权，并不如他们的宣传手册和檄文来得严肃、详实。我举自己的例子是因为时间——它具体表现在读者身上，他们认同我关于知识分子的真正承诺的观点——终将馈赠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以意义及存在的价值，正如它也终将馈赠那些既不为美丽而牺牲真实，也不为真实而牺牲美丽的作家的一样。
我们必须坦然地向我们自己，特别是向我们的读者承认，拉美的许多地区都处于内外敌人的剥削和暴力统治之中，许多作家每天都在自己的国家或是在流亡中承受着压力醒来，那是让我们疲惫不堪、心怀自责的现实的重荷。我们见证了许多国家（比如我的国家）目前的情况，目睹了那些被伪装成狂欢节和世界杯足球赛的集中营，一切重要的智性活动看上去都是那么卑微可笑，甚至毫无价值。所有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似乎都只是为了与理性和质疑开展旷日持久的斗争，它们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奢侈，是对迫在眉睫的具体责任的逃避。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必须做我们正在做的事，但是，做这种事又会让我们感到很痛苦。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在完成我们最真诚的使命时，我们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在许多国家，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渠道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连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感受，那我们又该如何描绘智利、玻利维亚、乌拉圭或者萨尔瓦多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呢？他们面对着各种限制和困境，却依旧奋力在国内或流亡中继续写作。
和许多作家一样，我在写作的时候也会突然感到沮丧，觉得自己无依无靠，身心都离开了祖国，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反应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都完全合乎情理。以往我从来没有过那么深刻的感受，直到那一天，我得知我的一本书无法在阿根廷出版（这种事常常发生在流亡作家身上），由此，我痛心地意识到，我和我的同胞之间的桥梁被切断了，而那座无形的桥梁曾跨越时间和距离，把我们连在一起。让人最难以忍受的真正的流亡从那时开始了，读者与作家被迫分离的孤独开始了。就在这时，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却在我的心中占据上风，那是一种冲动，一种召唤，一种几近疯狂的信念：除非我认栽，除非我愚蠢地接受敌人的游戏规则，除非我给自己贴上“长期流亡”的标签，除非我想要改变我生活的方向，否则，这一切都不会成真。我意识到我的责任是要去做完全相反的事，也就是说，我要写出更多的作品，要对自己有更高的写作要求，更重要的是，只要我还有力气，我就会竭尽全力地向我的拉美同胞们展示并提议一种积极的、有意义的流放，这种态度和责任感与那些把我们驱逐出国的人的预期完全相悖，他们不仅想把我们摆到独裁政权的对立面、以此诋毁我们，还想让我们逐渐坠入忧郁和愁苦的陷阱之中，直至完全沉寂，这是他们唯一欣赏我们的一点。
我所说的并未远离文学领域，情况恰恰相反。今天，各种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在这种背景下，我想要展现流亡文学能够具有的价值，而不是像敌人希望的那样屈服于文学的流亡。我们要积极地肯定那些被旧观念、甚至是被浪漫主义思想否定的观念，而这种积极的态度、这种决心要求我们向许多陈词滥调提出质疑，要求我们在顾影自怜大行其道的环境中有自我批判的勇气。几天前，有一位先生走到我面前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流亡的阿根廷人。”我在内心深处觉得很遗憾，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流亡状态，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而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在潜意识中承认自己的失败、接受自己被驱逐出国的表现，在他的陈述中，祖国退居次位。这看起来像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心理状态，但当它呈现出更复杂的样态时——比如，当它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文学主题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在文学领域中，对流亡消极而普遍的态度融入诗歌、乐曲或小说，最终只不过是滋养了自己和他人的怀旧之情。关于流亡，我记得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说过一句话：“怀念过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保持希望更好。”在文学中，在生活中，怀旧当然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对消逝事物忧伤的忠诚；但在我们生活中缺席的事物并没有消亡，它们离消亡还很远，因此，唯有保持希望才能够改变流亡的意义，赋予它力量和价值，抹去它的消极色彩，我们应当团结一致，奋力争取回我们念念不忘的事物，而不是仅仅沉溺在怀旧的情绪中。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做到（我觉得今天在国外发表的一部分文学作品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那么，这其中的积极影响将为我们的文学发展及我们的民族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各个国家生活或进修所习得的国际文化是一码事，被迫每日都得体验的异国生活则是另一码事，无论这种生活是如意的，还是不幸的，对于流亡者来说，它都会给他们带来心灵的创伤，因为这不是他们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说到这儿，我们可别忘了，各种各样的精神创伤一直是文学存在的主要动因，只有真正的作家能够把创伤转化为富有创造力的作品，从而克服它。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目睹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漂泊与驱逐对在自己国家已经有所成就的男男女女们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但也有另外一群截然不同的人，他们能够转化这种心理和精神状态，使其强化并丰富自己的创作体验，他们在流亡的悲惨黑夜中沉入海底，但又能重新浮出水面，获得巴黎的休闲之旅或马德里、伦敦的文化进修永远无法带给他们的东西。这一点已经开始在远离故土的作家们创作的作品中有所反映，这是第一场艰巨而美好的胜利。
之所以说它美好，是因为其中的困难时常看似无法克服。我想起了那些四散在美洲和欧洲各个角落的阿根廷同胞，想起了那些作家，他们执着地写作，以写作与死亡抗争，那同样也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了继续前行每日在内心深处进行的抗争，而在我们身边，那些不再写作、不再言说真相的人们正偷偷阅读我们的作品，用影子般的声音同我们说话，他们一边催促我们前行，一边让我们停滞不前，他们恳请我们全力以赴地投入生活和战斗，完成他们本想完成的事，可与此同时，我们也被他们的痛苦和不幸羁绊。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像过去那样写作了，不管我将视线投向何方，我都会看见哈罗尔多·孔提的模样、鲁道夫·沃尔什的眼睛、帕科·乌隆多[3]亲切的微笑、米格尔·安赫尔·布斯托斯[4]转瞬即逝的身影。我指的不仅仅是精英，让我难以忘怀、无限怀念的并不只有他们，但是作家需要从其他写作者的作品中获取养分，只要这位作家不是住在象牙塔里，只要他不信奉自由主义，不践行智识逃避主义，那么他就一定会感受到，那些不公正的、声名狼藉的死亡就像是挂在他脖子上的信天翁，他会意识到自己必须再次赋予他们生命，肯定他们死亡的价值，不让他们真正地消亡，并在面对巴勃罗·聂鲁达曾经预见的那位“身穿海军将领军服”的死神时，替他们狠狠啐上一口。
如果这一切最终没有在拉美流亡作家的作品中有所反映，那么，魏地拉[5]们、皮诺切特们和斯特罗斯纳[6]们将取得超越短暂的物质胜利之外的胜利，尽管有些人对此会不太乐意，而这些人依然认为，要在文化层面上与敌人对抗，就应该使用与对方同样肤浅的词汇，就应该以某种方式与敌人交流，将对方视为可以沟通的对话者，而对话的内容和方式仅限于宣传手册、政治口号，以及主题紧跟政治现状的文章。如果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那些试图围攻我们、镇压我们的邪恶势力，那么我们就无法成功完成自己的任务、实现自己的初衷，我们就只能是从小说和诗歌中获得安慰的流亡作家，只能继续向世界介绍自己是“流亡的阿根廷人”或“流亡的巴拉圭人”，以求别人回赠自己以一个同情的微笑或一处庇护所。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所居住的城市每天都能收到从其他地区寄来的作品，我知道，等到评论家和学者们开始绘制我们当代拉美文学的全景图时，流亡文学会成为其中别具一格的章节，并与我们的现实紧密相连。这个章节将会呈现各种新力量、各种道路的诞生与发展，讲述我们为增进身份认同感所付出的诸多不懈的努力。这就好比我们那被压迫、暴力与耻辱摧残的国家孕育出了一个全新的精神国度，就好比我们南锥体地区那饱受折磨的母体分娩出了一位继承真理与正义的后代婴儿，他是未来的孩子。正如许多神话和童话故事里写的那样，这个孩子被扔进了兽群，或被丢进了河里，但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他一定会和自己的人民一同奋斗的，就像历史曾经见证的何塞·马蒂那样，就像我期待我的小曼努埃尔会做的那样。
我坚定地相信，这个独特的拉美国度的文学——也就是流亡国度的文学——将继续为我们创造各种文化产品，这些作品将与那些能够留在本国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一起，推动全世界的读者和作家——也即全世界的民族——共同前进。这种进步将带来最强烈、最大胆的语言创新，通达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就像妙不可言的酵母那样，丰富和滋养人们的精神与心灵。这是一场朦胧的、无名的行动，但它清晰地体现在所有文明的进程中。正是在这场行动中，那些在艰难条件下诞生的文学，即便其主题或初衷与政治现状无关，也会有巨大的政治价值。正是在这场行动中，那些从痛苦、愤怒和伤痛中诞生的文学向我们传达了作家的体验，让我们沿着那条流亡作家曾踽踽独行的路，与他们一同前行，那是通往我们内心深处的身份认同之路，这种身份最终会向我们展示拉美大陆的历史命运，我们这些说着同一门语言的人的历史命运，我们这些具有“友好的相似性”的——引用保尔·瓦莱里的诗句——多样民族的历史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最近几十年中，国内外最清醒的文学都在以散文、小说和诗歌等形式表明，即便拉美中最自由的国家也远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几乎所有的拉美作家——不管是否身处国内——都是流亡作家。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中，仍然有一些人对自己依凭而立的地缘政治感到绝对地安心，或者认为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相对更加稳定，因为其他地区此刻混乱不堪，山崩地裂。对这类知识分子来说，读者只有在涉及销售量或文学奖项时才是一种积极的因素，自己的作品有人编辑和评论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充分证明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拉美大陆现实的角度出发——尤其是南锥体地区，不过这在许多拉美国家同样适用——我们知识分子依然是缺乏稳定和保障的群体。权力或用野蛮的方式，或利用我们不曾参与制定的法令控制我们，打压我们，抨击我们，驱逐我们，在近几年间，只要我们在因循守旧或谨慎发声的合唱中唱出了不和谐的音符，权力就会直接把我们斩草除根。这让我再次想起了鲁道夫·沃尔什，他之所以被厚颜无耻地除掉，就是因为他敢当着魏地拉将军的面说真话；我想起了马塞洛·基罗加·圣克鲁斯[7]，他在玻利维亚被杀，因为他的影子就像班柯的鬼魂缠扰着麦克白的良心那样，让参与军事政变的阴谋家们无法安宁。如果我们不能坚定地打破这耻辱的循环，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无论是在流亡中还是在受摧残较少的国家中，我们的文学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它们就只会成为纯粹的智力活动——就和我们所知的一些欧洲国家的文学一样，但我们不比欧洲人，他们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奋斗，有权利享受纯粹的写作快感；只会成为许多读者与作家可悲的自我欺骗，因为他们混淆了小众文化和民族尊严；成为一种精英游戏，不是因为那些真诚的作家认同精英主义，而是因为他们的外部环境给他们设置了封闭的界限，就像古罗马竞技场，所有能买得起门票的人都在为角斗士和小丑鼓掌，而场外却仍有庞大的人群，禁卫军既不让他们拥有粮食，也不让他们入场。我使用各种意象和场景是为了说明我切身的感受和经历：我感到羞愧，我总会读到一些只谈书籍印量的访谈，仿佛那些数字能证明文化的繁荣，而每当读到这些采访，我都会觉得自己应该为这种现状负责；我感到羞愧，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依然在回避赤裸裸的可怕现实，那就是我们周围生活着数百万文盲，他们最重要的文化生活仅限于漫画书和电视剧，而且只有其中足够幸运的人才能接触到这些东西。很显然，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帝国主义的“后院”政策，许多维护寡头政府的国家势力也参与其中，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可以不计代价地做出任何事情，萨尔瓦多就是一个例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星星点点的篝火闪耀，我们这些作家又有什么可吹嘘的呢？我们的书就像是漂流瓶，瓶中的消息被扔进了广袤无际的无知和悲苦中；但是，偶尔会有某些瓶子抵达目的地，而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些瓶子里的消息应当显示自己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应当给那些正在阅读或是将会阅读的读者带去启蒙和希望。我们无法直接对抗那些把我们和数百万读者隔开的势力；我们不是扫盲员，也不是社会工作者，我们没有土地可以分给流离失所的穷人，也没有药可以治疗病人；但是我们有能力以另一种方式抨击相互勾结的国内外势力，正是这些国内势力造成并维持着拉美的现状，更准确地说，是维持拉美停滞的现状。在结束今天的演讲之前，我想再强调一遍：我谈论的不仅仅是所有知识分子在政治领域开展的抗争，我指的还有文学，特别是文学，关于写作者和阅读者的良知观念，关于某种文学和某些读者之间有时难以言喻却永远不容置疑的联系，那种文学不会对周遭的现实避而不谈，而那些读者也会在文学的引导下走出自我，反观自己的良知，拥有更广博的历史、政治和美学视野。只有能建立起这种联系的作家——在我看来，这才是这个时代的作家真正的承诺和存在的意义——才能够使他的作品产生意义，他那丰富的经验才能被接纳、吸收，才能让那些信任他的读者在情感和文化上与他产生共鸣。因此我认为，那些在灾难中选择纯粹的智力游戏的人，那些回避建立联系、拒绝承担每日都在召唤他的使命的人，他们这些拉美作家与比利时、丹麦的作家没什么分别：他们只是因为基因的偶然，而非深思熟虑的选择，才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在最近这几年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成为一名拉美作家，而是成为书写拉美的写作者。
[1]此句引自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朱生豪译本。——编者注
[2]奥姆兹德和阿里曼皆为古代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中的神，前者为善，后者为恶。
[3]即弗朗西斯科·乌隆多。在西语中，帕科是弗朗西斯科的爱称。
[4]米格尔·安赫尔·布斯托斯（Miguel Ángel Bustos，1932—1976），阿根廷记者、作家。1976年，他被军事独裁政府绑架，随即“失踪”。
[5]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él Videla，1925—2013），阿根廷独裁者。
[6]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马蒂奥达（Alfredo Stroessner Matiauda，1912—2006），巴拉圭独裁者。
[7]马塞洛·基罗加·圣克鲁斯（Marcelo Quiroga Santa Cruz，1931—1980），玻利维亚作家、政治评论家。